张琼方、王洪涛：译秉虔诚，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王洪涛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下午，地点为王洪涛教授位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办公室。访谈时间约1小时，主要围绕王教授的翻译和教学经历，以及对翻译行业的看法而展开。
一、言译者生涯
张琼方：王老师好，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今天主要想聊聊您作为译者及教师的一些故事。回忆过往，您是如何走上翻译道路的呢?
王洪涛：谢谢琼方，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我与翻译结缘，主要是出于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喜爱。上小学时，我特别喜欢语文，语文成绩很突出，中学开始学英文，又喜欢上了英文，对英汉两种语言都特别感兴趣。大学本科读了英语专业，发现翻译能把我一直以来所喜欢的两种语言结合在一起，于是就萌发出了学习翻译的想法。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对我走上翻译的道路也有所影响。大一那年，我读了钱锺书的《围城》。这部小说虽然是用汉语写成，但同时大量引用了英语及其他一些欧洲语言。学贯中西的钱先生在作品中将英汉两种语言甚至更多语言融合在一起，他对语言的熟练运用令我钦佩不已。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学习翻译，那么就可以将钱先生作为榜样，朝着他这种融通中外的境界迈进。于是我下定了决心，读研时便选择了天津外国语学院(现天津外国语大学，简称“天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后来又去南开大学攻读翻译学博士，从此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琼方：您还是学生的时候，您的老师是如何教翻译的?有没有让您觉得记忆深刻的学习经历呢?
王洪涛：说实话，当年的学习经历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想分几个阶段来谈。读本科时，我的汉英翻译老师是孙迎春教授，英汉翻译老师是孙德玉教授，另外杨玉林教授也在文体学课上讲授一些与翻译相关的东西。当时用的教材是传统的英汉、汉英翻译教程，老师们主要讲解词汇翻译和句法翻译，教的大多是微观的翻译技巧，我总听得津津有味。我在天外读研时，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有林克难教授和甄春亮教授两位硕导，其中林教授是我的导师。两位教授主要讲授中西方译论，尤其以西方译论为重，我们读了大量西方译论的英文原著。此外学校还开设了不少翻译实践课程，林教授开设的英汉翻译实践课程不再拘泥于微观的词句层面，而是更多聚焦于语篇层面，或者说对翻译作更宏观的考量。我们每周的翻译实践练习是英汉、汉英各一篇。周末基本上都是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做翻译，想出去遛遛都没时间，大家学得很苦，但也乐在其中，现在想来真是美好的回忆。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林教授把自己当年读研时在金隄教授指导下翻译过的一篇小说“Young Archimedes”(《小阿基米德》)拿到课上让我们练习，然后把自己的翻译原稿、金教授的批改稿一起发给我们看，让我们受益匪浅。我在南开大学读博期间，我的导师王宏印教授以及刘士聪教授、崔永禄教授和罗选民教授等都给我们开课。到了博士阶段，翻译理论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但课程也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几位教授分工明确，所开设的课程各有侧重：王宏印教授侧重诗歌翻译研究与翻译批评，刘士聪教授侧重散文翻译研究，崔永禄教授侧重小说翻译研究，罗选民教授侧重互文性与翻译研究。记得当时王宏印教授在课上为我们评析了许多中外文学翻译经典作品，刘士聪教授每周都亲自批改我们的散文翻译习作，我们从中获益良多。
张琼方：谢谢王老师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趣的学习经历。您有汉英译著出版，也有英汉译作发表，在翻译实践方面一定有着丰富的积累。作为一名译者，您是如何练习翻译、提升翻译能力的呢?
王洪涛：应该说，练习翻译、提升翻译能力的方法有很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首先要广泛阅读英汉两种语言的原创作品、翻译作品，提升双语能力和鉴赏能力。其次就是要勤于翻译实践。我读硕士的时候，在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杂志上读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My Unwedding Day”，我把这篇文章译成汉语，题目是《没有新娘的婚礼》，投到《英语世界》杂志，很快就在2001年第12期上发表了。之后，我领到了人生第一笔翻译稿费，50元钱，钱虽不多但对我是个莫大的鼓励。后来，我也在翻译公司做过兼职，做过各种文体的翻译。2008年，我参与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总结报告》第一卷《百年圆梦—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报告》的英译工作。2012年，我出版了英文译著The Tiger of Majesty and Power。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对一名译者而言，翻译实践自然也不能停歇，要持之以恒，不断积累。
张琼方：您刚刚提到译者需具备双语能力，那么您平时会专门阅读英语或汉语的翻译作品吗?有没有比较欣赏的?
王洪涛：有的。在读过的英译汉作品中，我比较推崇杨必翻译的《名利场》，经常把其中一些篇章拿来给学生做练习，课上和大家一起讨论。杨必毕业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英汉双语的功底都非常出色，她的译作《名利场》对原文信息传达充分，译文语言流畅，文采斐然。要说汉译英作品，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译的《红楼梦》非常不错，此外我还非常欣赏英国一位年轻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译作，经常推荐学生去读。她翻译过中国许多文学作品，比较有名的是《鲁迅小说全集》。蓝诗玲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中英文功底都很好，她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深受西方英文读者的喜爱。蓝诗玲秉承了一种她自己称为“faithful recreation”(忠实性再创造)的翻译观，兼顾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其译文非常出色。
张琼方：归化和异化策略是翻译中常提及的一对概念，您是否倾向于其中一种呢?
王洪涛：不能一概而论。归化和异化的确能体现译者的一些倾向性，但从理论上来讲，翻译中纯粹的归化或彻底的异化都是不存在的。翻译处于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处于一种中间地带，其属性更多的是一种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谓的“杂合”(hybridity)。当然，如果从文化立场的角度考虑，比如像韦努蒂说的那样，为了反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而倡导“阻抗式”的翻译策略，可能就会提倡异化；反之，假如译者希望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接受译本，就会想方设法地使译本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令读者感到熟悉，从而倾向于使用归化的策略。
张琼方：您在翻译实践方面有没有什么计划?将来是否打算翻译什么作品呢?
王洪涛：我喜欢做翻译，也非常希望译出更多作品。现在由于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的原因，很难腾出太多时间。不过，我最近的确做过一些事情，也有一些计划。一方面，就文学翻译而言，2011年前后，刘士聪教授曾受一家出版社委托，让我翻译海明威的小说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常升起》)，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翻译，但初稿差不多完成时，就去了牛津大学访学，译稿没来得及修改和润饰，在我书桌的电脑里一放就是六七年。如果将来有时间，我会对它进行仔细修订，找家合适的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如果时间允许，我希望近几年能做一些学术翻译，把西方的一些翻译学、文学、文化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著作译成汉语。更长远来说，我希望选一些中国文学、文化经典作品来翻译，我最近做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涉及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我初步的想法是，找西方汉学界的朋友跟我合作，把中国的文学、文化经典作品译成英文，使其走向西方英语世界。
二、述教学经历
张琼方：聊完您作为译者的过往，还想听听您作为一位翻译教师的故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教翻译实践的?教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呢?
王洪涛：正式走上翻译教学岗位，是在我博士毕业以后。教学对象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教的课程既有翻译实践，也有翻译批评、翻译理论。就本科生而言，我一般是每学年的上学期教翻译实践，下学期教翻译理论。如果是研究生，除了翻译实践之外，我主要讲授中西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等。
张琼方：您觉得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的翻译教学是否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洪涛：应该是不同的。本科应该以实践为主，以理论为辅，我把约80%的时间用在翻译实践的训练和讲解上；硕士层面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然，现在翻译方向的硕士又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这两者又有区别。很多人认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学生只做翻译实践就可以了，在我看来也不妥当，他们毕竟也要拿硕士学位，和本科生应该有所区别，也就是说MTI同学也应具备一些翻译理论基础，尤其要懂一些应用翻译理论，当然也要掌握翻译技术，会用各种翻译软件等。学术型研究生，要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并重，同时也要懂一些翻译技术。博士研究生以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为主，当然其理论研究最好建立在翻译实践基础之上或指向翻译实践。
张琼方：假如以硕士研究生为例，您主要会讲哪些理论?
王洪涛：对于学术型的研究生，我会系统地讲语文学翻译理论、语言学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社会翻译学理论以及机器翻译的原理等，尽可能地系统全面，同时深入浅出，突出重点。而对于MTI同学，我会讲一些应用性较强的理论，包括功能学派的理论，比如文本类型理论、目的论等。同时也讲一些语言学派、文化学派的理论，比如奈达与纽马克的翻译理论、篇章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改写翻译理论等。另外，我也会讲一些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基础理论。我认为这些理论对于翻译实践很有帮助，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指导翻译实践。从今年起，我给硕士讲课时会有意地涉及机器翻译与翻译技术，虽然我本人不是技术专业出身，但我觉得一些基础知识和原理必须讲清楚，比如说机器翻译走过了哪些历程?计算机辅助翻译如何来做?译后编辑如何来做?人工智能翻译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这些也属于翻译理论的一部分，应该让学生有所了解。
张琼方：似乎可以认为，您上课讲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既着眼于提升学生的实践水平，又注意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修养，同时您保持与时俱进，给学生讲一些与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翻译相关的最前沿的知识。
王洪涛：可以这么理解。
张琼方：您认为您教学的特色是什么?是否秉持着一些特定的教学理念呢?
王洪涛：教学特色是由教学理念来决定。我秉持的教学理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相结合，传统技能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我希望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着重帮助他们习得和发展批判创新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
张琼方：您教翻译实践是自己挑选教材吗?
王洪涛：教材不固定，由我自己来组织。每门课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来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同时我会根据翻译研究的拓展、翻译产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翻译领域的最新样态不断更新授课内容，每门课的教材都不同，每一届学生使用的教材也有所不同。我不使用单一的教材，以免限制学生的视野和思路。
张琼方：所以在授课方面，您不仅强调因材施教，还坚持走在前沿。
王洪涛：可以这么说。当然，如果我觉得某本教材不错，也会推荐学生去读，但不会把它当作唯一的教材，只是把它当作课后阅读书目推荐给学生。
张琼方：您在翻译教学中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有没有比较推崇的教学方法?
王洪涛：我认为不同层次的教学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总体上来讲，翻译教学应该是知识讲授和技能培养相结合，学生之间的讨论互动和教师的点评相结合，课上教师组织引导的教学活动和课下学生独立开展的学习活动相结合。具体来说，形式很多，比如说本科生，主要由我来讲理论知识，包括翻译概念、翻译原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同时给学生一些翻译实践材料，让学生课后自行练习，课堂上大家一起来讨论。此外还有其他形式，比如每一讲都给学生一个话题，让学生课下做一些研究，阅读相关文献，课堂上做汇报，我来点评。有时我也会在课上即时给学生一个话题让大家当堂讨论，最后我来点评和总结。总之，翻译教学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应该拘泥于任何一种模式，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翻译教学的策略和方法。
张琼方：在平时作业或一些测试中，您如何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呢?
王洪涛：学习效果的检测，也应该避免形式上的单一。一次考试就决定学生成绩，是不合理的。我会让学生在课堂上做主题汇报，对学生随机提问，开展小组讨论，布置课后练习，组织期末考试或布置期末论文，综合考量以上各个方面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另外，不同课程也有不同的测试形式，实践型课程可以通过考试对学生的翻译能力进行检测，理论型课程则需要通过课程论文来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创新能力。
张琼方：在您的翻译教学生涯中，有没有令自己难忘的人或事?
王洪涛：我教书十几年了，每年都会有一些学生令我难忘。比如，有的学生临近期末会写上一张小卡片放在我信箱里，告诉我一年学习的收获和感悟；有的学生会和我单独约个时间聊聊自己的职业规划，向我倾吐疑惑，寻求建议；还有一些学生学业有成，走上了理想的工作岗位，令我感到很欣慰。
张琼方：现在有很多高校开设了翻译专业，有些学校把翻译与某一个具体领域相结合，比如法律、商务、海事等，您觉得这是否有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还是说应当继续关注通用领域?
王洪涛：我觉得通用领域是基础，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和某一个专业领域相结合，但这一结合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做好通用领域。基础夯实了，再考虑与某一个或者多个领域相结合。这种结合是翻译专业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但不能流于形式，不能为了结合而结合，要考虑各种条件和因素。如果要开设与某一个专业领域相关的翻译课程，必须考虑学校的教师是否具备相关资质，这个领域在市场上的发展前景如何，学生毕业后能不能符合市场需求，等等。还有，学生是否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知识，其本身是否有兴趣，总之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如果要开设这样有针对性的课程，一般情况下建议设为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这样更利于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挖掘、培养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专长。
张琼方：您曾经前往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大学进行访学，在此期间关于翻译实践和教学这两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
王洪涛：我于2012年至2013年在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访学，参加过不少与翻译相关的活动，选修过一些课程，参加过一些研讨会等。我参加过马修·雷诺兹(Matthew Reynolds)教授主持的“牛津对比批评与翻译”(Oxford Comparative 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系列学术研讨会，这个系列研讨活动主要是面向研究生和博士生，集中进行作品分析和理论研究，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我在牛津大学的汉学系也听过一门汉学专业的课程，内容是《庄子》的英译，该课程主要是做文本的细读、诠释和翻译。
张琼方：他们的教学和国内的教学相比，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王洪涛：与国内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并没有专门的翻译系，但不少教师对翻译感兴趣，开设的许多课程也与翻译相关。记得牛津英文系有一门面向本科生的翻译课，由两位年轻的女教师合作开设，讲的是翻译的隐喻，比如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把翻译比作什么?其背后的寓意是什么?她们在学理层面上的考量比较多，强调的是研究能力。而在中国，本科生的翻译课还是以翻译技能的培养为主。
张琼方：例如国内做翻译批评，有时候会拿多个译本进行对比，评判高下。在牛津，会不会这样?
王洪涛：一般情况下可能不会。当然，参加“牛津对比批评与翻译”研讨会的师生主要来自牛津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系，他们更多的是从文学层面来做翻译的描述、阐释和批评，比如将某种文学文本译介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去，对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引发了什么新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新的文学思想等。因此他们主要是从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角度开展翻译批评。
张琼方：人们常说“教学相长”，通过多年的翻译教学，和您自己作为学生的时代相比，您对翻译有没有产生什么新的感悟?有没有发生过观念上的一些变化?
王洪涛：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学生时代，尤其是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基本上是把翻译看成一种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语言转换活动，重点关注的是词汇、句法、篇章等层面上的语际转换问题。到后来，随着自己翻译研究的深入和翻译教学的积累，对翻译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是译者参与社会建构、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社会活动。
三、谈翻译行业
张琼方：最后希望向您请教有关翻译行业的一些问题。外行人常常低估译者的劳动，认为翻译就靠翻词典，人人都能做翻译。您觉得翻译的功能是什么?
王洪涛：翻译的功能是多元的，大家对它的认识也是多元的。学界对翻译的界定很多，比较经典的有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严格意义上讲，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或行为。从不同角度来看，它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从语言转换的角度来看，翻译可以传达意义，传递信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翻译可以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翻译可以帮助译者参与社会建构，促进社会发展；从文明互动的角度来看，翻译可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文化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张琼方：放眼当下，您认为如今的翻译活动和过去相比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王洪涛：当前的翻译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翻译的主体来看，之前的翻译活动依赖的是人类译者，但现在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译者可以是人类译者，也可以是人工智能译者(AI translator)或机器译者；就翻译客体而言，传统上的笔译以纸质文本为主，同传和交传处理的是即时性的话语，而现在的翻译客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电子文本，话语也可能是跨时空的、跨媒介的。另外，翻译的原理也与之前不完全相同了。以前的翻译原理依靠的主要是语际转换的规律，但机器翻译的兴起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机器翻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其所依靠的原理也不尽相同，早先主要是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之后是基于语料、基于算法的机器翻译，现在又出现了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因此可以说，翻译的样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张琼方：近年来，中国学界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构建中国形象”等目标。在您看来，中国文化典籍应该由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翻译?
王洪涛：这个问题很好，也很复杂。我最近做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研究”中有一部分内容也讨论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学界有几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文化典籍，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中国译者对它的理解更加充分深刻，同时，我们立足本土文化，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地传达中国文化的精髓，所以中国文化典籍应当由中国人来翻译。另一种声音说，我们要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到国外去，传播到外国文化中去，自然要考虑译本在这些国家和文化中的接受情况，也就是要考虑译本的可接受性，外国译者在这方面更具优势，所以中国文化典籍应当由外国人来翻译。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的确各有所长。在我看来，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是中外译者携手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即充分利用中国译者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外国译者对其母语和本国文化市场的精准把握，形成中外译者相互协作的翻译模式，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翻译活动采取了这样的模式。我在英、美、澳三国做过问卷调查，涉及十几所高校，收回有效问卷251份，其统计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英语读者都认为中外译者合作是最理想的模式。当然，要推行这一模式，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让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除了狭义的翻译活动本身外，还要考虑到传播和接受问题，比如选择什么样的出版机构，用何种方式对译作进行推介等。
张琼方：甚至包括文本的选择也要认真考虑，译哪些?按什么顺序来译?其中也有讲究。
王洪涛：当然有讲究。
张琼方：如今，翻译研究以描写为主，那么您认为传统的翻译对比和批评的价值如何体现?体现在哪里?
王洪涛：自从以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发展了描写翻译理论之后，不少人都在采用这种模式来研究翻译，但是翻译批评活动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简单来说，翻译批评的功能是规约，是评估，是监测，是引导。对质量低下的一些翻译作品，可以指出其问题，而对质量上乘的翻译作品，则可以予以肯定和推介，从而引导读者、引导市场。现有的翻译批评以文学翻译批评为主，比较注重语言文字层面、文学艺术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基本上是一种人文主义路径的批评研究。人文主义路径的翻译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高端需求，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广义上来说是为了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翻译批评的概念将会拓展，翻译批评的对象也会发生变化，就像我上面所讲的那样，翻译的样态已经发生了变化，翻译批评自然会随之而变。传统上，学界的讨论多集中于文学翻译批评，然而当前应用翻译不断发展，机器翻译迅速兴起，应用型文本的翻译批评显得也很重要。再者，翻译批评不能完全拘泥于对翻译文本的批评，还要对翻译过程、译者、翻译技术等进行批评，因此将来可能会有翻译过程批评、译者批评、翻译技术批评等。另外，翻译学界所谓的翻译批评，在翻译公司可能会代之以其他名称，表现为其他形式，比如翻译质量控制、翻译质量评估等，而翻译质量控制中的质量评估在性质上也是一种翻译批评。
张琼方：当前，机器翻译已经引发了非常广泛的关注，您认为人工翻译未来存在的空间在哪里?
王洪涛：人工翻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翻译活动的性质决定的。早前，翻译界曾经出现过关于“翻译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辩论，尤金·奈达(Eugene Nida)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但后来又说翻译不仅仅是科学，同时还是艺术。翻译活动不仅具有科学性，同时也具有艺术性、人文性和社会性。我前面讲过，翻译除信息传递的功能之外，还有文化交际的功能、社会建构的功能、文明互动的功能等。翻译的上述各种功能单凭机器本身并不能完全实现。简言之，机器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是机器的主宰。从翻译的实践层面来说，一些低层次的翻译活动可以由机器来完成，或主要由机器来完成，但中等层次和高层次的翻译活动，如外事翻译、外交翻译、文学翻译、文化翻译等，主要还是依靠人类译者来完成。如果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我们使用机器来做翻译，源语文本的选择仍然是由人类来决定的。不仅如此，机器翻译开始之前，我们还要对源语文本做一些处理。比如，为了让机器能更好地识别人类的“自然语言”(natural language)，人类译者需要通过译前编辑把机器不能识别的某些自然语言转换成它可以识别的机器语言，转换成所谓的“受限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而在翻译过程中，人类译者也可以对机器进行操控。举一个例子，假如要翻译一个上百万字的文本，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选择其中的一万字，让机器先做一个测试性的翻译，看一下机器翻译的效果如何，再根据测试效果对机器做一些调整，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机器译完以后，还需要人类译者对机器翻译的文本进行译后编辑，从语法、逻辑、修辞等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换句话说，机器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人类译者的介入才能使最终的译本在质量上达到预期效果。另外，翻译文本生成以后，还要开展出版、发行、推广等方面的工作，其中也需要人类译者的参与和协作。因此，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机器所做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中间很多环节还是要靠人类译者来完成，或者说要靠人类译者与机器相互协作完成，即所谓的“人机耦合”。
张琼方：所以，人类译者至少在短期内不会被机器取代，但角色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吗?
王洪涛：是的，即使长远看来，人类译者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很多翻译工作或其中的某些环节始终需要人类译者来完成。当然，人类译者的角色较之以前会发生很多变化。
张琼方：感谢王老师谈到这么多与翻译相关的知识。最后，您能不能对青年翻译学者或学子说几句勉励的话?
王洪涛：好的。在我看来，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有趣的语言转换活动，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和社会活动，它可以促进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帮助译者参与社会的建构，实现译者个人的社会价值，把译者个人和世界连接在一起，所以翻译活动的意义非常重要。翻译产业是语言产业的一部分，在当今全球化和本地化这两股浪潮中，语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不仅在西方国家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如果将翻译作为自己的专业或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大的。就学术研究而言，翻译学作为跨越古今、融通中西的大学问，更有很大的空间等待我们去探索。因此可以说，翻译有助于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投身其中将会大有作为。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王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著作有学术专著《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文学翻译研究：从文本批评到理论思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学术编著《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英文译著The Tiger of Majesty and Power(Global ePress LLC，2012)等多部。在外语类CSSCI期刊、翻译类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10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研究”及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视阈下翻译的文化建构功能研究”等。曾获中国翻译事业优秀贡献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翻译批评、中西文学与文化经典翻译研究，兼及西方汉学、中西比较诗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访谈者简介
张琼方，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研究兴趣包括社会翻译学和重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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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175-189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