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红、万耀兰、吴刚：译来译趣——吴刚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3月6日，访谈者在访谈前半个月整理出访谈题目，之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高级翻译学院会议室对吴刚教授展开了约1小时10分钟的访谈。吴刚教授自1993年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任教，同时也承担大量的文学翻译项目。在将近30年的实践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翻译经验。吴刚教授的课堂教学也深受学生们的好评，有学生形容吴刚教授的课堂在俏皮幽默之际常常使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本次访谈内容形成四大议题：译者生涯、传道授业、教学相长、展望未来。相信通过阅读本访谈，大家可以了解到吴刚教授的文学翻译心得、翻译教学方法和其对未来翻译实践和教学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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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生涯
徐红：吴老师，请问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始从事翻译实践的?
吴刚：初中时候，我首次接触翻译是去参加上海《青年报》举办的一个翻译竞赛。当时这类活动很少，翻的时候对翻译有了最早的感觉，对翻译的认知就是“难”。这是一篇美国短篇小说，文章中的词查字典都查得到，但是凑在一起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感觉很受挫。当时，我从来没想过翻译。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上精读课，精读课里面有课后的翻译。当时翻译的时候觉得翻译有所进步。老师给的作业反馈也很好。所以自己就有了信心。之前的翻译是毫无控制的感觉，这次感觉有掌控的能力。我大学也接触了英译汉和汉译英的课程，觉得课上老师分析的翻译大师的作品的确非同凡响。但是，我感觉这些作品离自己还很遥远，那个时候就是打破头也想不到为什么这样翻。研究生阶段选修了谢天振老师的“世界文学”课，课上谢老师讲了列夫维尔的操控理论，也布置了作业让我们翻一翻这些翻译理论。谢老师不是让我们全篇都翻译，其实当时已经有译文了，他不是为了出版或发表，而是为了加深我们对翻译理论的了解，同时提高我们的翻译能力。那个时候，我觉得理论文章非常佶屈聱牙，我还记得当时面对很多文论中的专业术语也是无从下手，不过好在得到谢老师的点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做了很多翻译，当时谢老师介绍我们给台湾的出版社翻译一些成功励志的书。虽然这些书现在看起来并不算太难翻译，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而且当时还是手写翻译稿。我感觉翻译的时候心里还是挺没底的，翻译会卡壳，但是翻到后来，觉得越来越顺利。
当时，我在上外英语学院就职，英语学院在上海比较有名，曾看到旧书摊上很多文学作品都是上外英语学院翻译的。当时，很多作品需要翻译时都会找上外。我承接了上外英语学院的一些翻译项目，比如《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不过，这个阶段有时也会因为翻译作品最终没有付梓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没有拿到稿费，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虽然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但是这也不失为一个自我成长和提高的机会。我听说，很多老一辈的翻译家很多时候翻译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比如方平先生。翻译应该要有这样的承受力。
徐红：请问吴老师，到现在为止主要翻译了哪些作品?有没有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翻译趣事可以分享?
吴刚：我目前一直从事文学翻译，到现在为止共计出版了40多部译著。在此当中，有应出版社要求而翻译的《远离芝加哥的地方》(A Long Way from Chicago)(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滑稽爆笑的风格。我比较善于在翻译中展现幽默感。这些出版社比较看重译者的风格，他们希望翻译的文本能够比较生动、诙谐、幽默。这些译本的风格也成为我的特色，因为我平时比较关注幽默的表达和艺术形式。
目前的翻译状态是一年一本书。我比较喜欢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作品，所以我会跟出版社沟通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和王尔德的作品我之前有翻译过，比如《美与孽》(The Beautiful and Damned)和《莎乐美》(Salome)。我本来也是有机会出版毛姆作品的译著的。有次，一个出版社希望我翻译《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这部作品是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15年。该作品通过对主人公菲利普30年生活经历的描写，来呼唤人性能够得到全面自由的解放。该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至今从未绝版。我在翻看了原有的翻译版本之后，发现原来译者的译作从各个方面来看都相当不错。语言风格跟现在没有太多的差异。我觉得一本原本90分的译作，重译之后即便达到94或95分，意义也不大，因为其本来就是很好的译作。我本身也很尊重好的译本。除非我看到翻译质量不过关的作品，那我觉得有必要为原作正名。之前有人曾说，还有那么多书本没有被翻译。
现在在翻译的时候，我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前段时间，我翻译儿童文学比较多。从绝对的翻译难度上来说，儿童文学不是最具挑战性的。我现在想翻译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比如，最近看到我的好友冯涛翻译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觉得翻译相当到位，因为之前我看过原版。在译本中，他对于一些复杂的句式采取一种还原的译法。现在有的译者按照以往的译法，可能会对作品的复合句式进行断句处理。他们可能觉得断句断得明明白白就很生动，但是其实未必。我觉得翻译发展到现在，越来越注重对原来风格的还原了。首先，在有了以往译本的铺垫之后，我们不缺非常忠实的译本。其次，读者对翻译的态度也在改变，有的时候读者不仅仅满足于意思明了。更多的时候，读者想了解原文的句式和文体风格。再者，异化的翻译对中文语言的发展也有帮助。中文也可以从中汲取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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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授业
徐红：据我所知，您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研究和教学有将近30年。请问您在文学翻译课堂上会采用哪些教学方法?
吴刚：我研究生时期的翻译老师是聂振雄。他教翻译的方法很朴实，不花哨，就是文本的翻译和讲评。但是，我觉得他的功力都展现在他的讲评上，他讲得很深很透，对每个词的讲解头头是道。他的翻译理念和翻译观都体现他的讲评之中，上课的时候都是娓娓而谈。聂振雄老师的课堂教学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现在的翻译课都是这种漫谈式的。鲁迅先生以前上课，就是坐在藤椅上，不大会照本宣科的。我喜欢讲文学文本，不会刻意地安排，基本上是大家做文本翻译练习。但是，关键是把一个人翻的错误讲出道理来，让别人信服。有时，并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美感。
徐红：您刚才提到给学生做文本翻译练习，那请问您在上课的时候会选用哪本书作为翻译练习对象呢?
吴刚：以前给本科生上翻译课的时候，用的是张培基的《英汉翻译教程》。该书是199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书共分六章。各章后配有单句练习，书后有大量短文翻译材料，以便学生通过实践提高翻译能力。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教学开始脱离书本，以块面的形式来讲授翻译，比如被动句、复合句等的翻译。再后来，翻译教材慢慢地全部被摆脱掉了，因为有的翻译教程会附上答案。这些答案会让学生丧失主观能动性。现在，基本上就是翻译最新的文章或者经典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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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相长
徐红：您长期处于翻译教学和实践的一线，那么请问您认为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此我感触颇多。我以前教学生各种各样的翻译技巧，比如长短句或加词减词的技巧。我跟学生讲起这些技巧来头头是道，但是实际上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需要学习的。在我教了学生四五遍之后，我觉得我完全掌握了这些技巧。这是需要时间积累的。虽然我记熟了这些技巧，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有所扬弃的。自己要根据不同的语篇有所调整。翻译是很活的，语言也是很活的。语言在不断地进步，语法也是。年轻人的网络语言正在普及化，比如形容词或名词被用作动词等。所以，你必须要用开放的心态来使用技巧才可行。
徐红：您翻译的文学作品数量颇丰，那么这些丰富的翻译实践对您的翻译教学有哪些影响呢?
吴刚：现在，很多上课用的材料都是我自己翻译的作品。自己翻译的作品感受比较深。用别人的作品要去揣测别人的翻译动机。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我自己翻译的书，只要拿去给学生做练习，总会发现学生中有更好的翻译版本。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一对一教学的话，我相较某个学生比较强。但是如果把文本发给三四十个专业学生的话，那就相当于把文本放在显微镜下面，而且任何时候单个人的智慧都是比不过集体智慧的。我觉得这也需要一定的勇气。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可以克服这种恐惧。我觉得老师就是希望学生超过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什么比把自己犯过的错误告诉他们更有价值。有的时候，我会告诉学生我是怎么想偏了或想多了，这在翻译时是很常见的。我觉得跟学生分享自己犯过的错误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对他们的帮助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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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徐红：在AI(人工智能)或者科技的蓬勃发展下，大量的非文学文本翻译都尝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但是，对于文学翻译来说，科技的参与并不明显。您认为文学翻译有什么特殊性?您作为文学翻译的大师，对于AI的发展是如何看待的呢?
吴刚：对于高级翻译学院的学生来讲，他们对翻译技术是跟得非常紧的。我长期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研究和教学。我认为，首先，文学翻译非常强调主观性，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译者自己审美能力的体现。我一直觉得审美能力在具体的语言之上。如果你看不到美，那谈何翻译?你的所有表现技巧都可能是假的。有的时候是大巧若拙，有的时候以拙的方式表现巧。比如说，鲁迅先生1924年创作的一首叙事兼抒情的散文诗《秋夜》中，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这句话里有特殊的韵味。作为译者不能合并同类项，翻译成“我家的后院有两株枣树”。这就是文学的审美能力会影响到译文效果的最好例证。
其次，文学翻译是追求差异的，因为技术成功的关键是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和规律。技术的本质是求同，一次翻译和另一次翻译相似点和重复率越高，机器的优势就越明显。所以，机器要翻译重复的报表，肯定比人要好。人抄写一遍，第二遍跟第一遍不一样，但是机器不同。
再次，文学是反语法的，文学要突破语法对它的限制。要是没有文学的话，语法可能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正是因为文学作品的作家运用了新的表达方式，所以语法在不断扩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好的文学写作有一定的超前性，必然不符合当时的语法。机器很难突破现有的东西，因为机器擅长学习现有的知识。
你要让机器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将来可能机器也可以发明创造，因为机器可以把它文本中的语言分成不同的要素。然后，机器可以创新排列不同的要素，可以采取穷句法。一个句子可以多样写，都可以试一试。但是，关键还是人来配合他，比如评判机器的表达是错误的，但是美的。机器不一定能评判自己，不知道自己创造了一个很美的东西。机器只能是根据指标来产出语言，主要是擅长于定量。你要说朦胧的美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机器现阶段做不到。
文学翻译是对翻译者的个人要求最高，因为他面对的是最开放的一种词汇表达的可能性。你这个都能应付，再面对有平行文本的翻译就轻松了。我有时跟学生讲，我们不要把搜索的能力当作是自己的翻译能力。这个词怎么翻，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谷歌(Google)或者百度，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人帮我翻，你也搜不到，你该怎么翻。严复先生曾讲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难在哪里?一个词都要翻译一个月，那是因为没有参照，当时是没有中国英汉大词典的。他要翻一个西方学科的名称，西方有中国没有，现代科学的名称该怎么命名，真的很困难。但是这才是真正的翻译能力。我们虽然学会用机器、软件、数据库、审校系统等技术工具，技术肯定是要用的，但是翻译真正的核心不在于此。翻译应该是创造性翻译的能力。
不过，我觉得文学翻译者也可以对机器翻译或人工智能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现在，电子词典提升了翻译速度，而且现在的词典可以用到他人的翻译数据。我发现，机器现在呈现出来的译句越来越好，甚至对文学翻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机器也在不断地学习，它知道这些词句如何实现最优的意义。我们不能因为机器翻译不能够达到最好，就把它一棍子打死，就好比0到59都是不及格，但是0和59是不一样的。机器翻译比过去已经进步很大了，这个进步必须要承认。不能因为它还没有达到90或100分，就把它一棍子打死。我觉得作为一个翻译老师和实践者，我对新生的事物比较包容。我觉得对机器翻译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甚至要帮助机器或人工智能，看看最后能不能让机器产生一种创造的力量。
后 记
访谈者特此表达对吴刚教授的感激。吴教授费时费力地接受此次访谈。从最初联系，经面对面访谈，到访后多次请教，以及后期访谈稿件的多次审核润色，访谈者特别感谢吴教授的精辟建议与悉心帮助。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吴刚，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文学与翻译学方面的研究。写有专著《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另发表有《走出文论研究中的误区》(《外国文学》，1999年第5期)等多篇论文；参与编著《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简明英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和《文体翻译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从事文学翻译近30年，译作有《霍比特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美与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莎乐美》(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我们的村庄》(漓江出版社，2016)、《勇敢的船长》(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野性的呼唤》(译林出版社，2016)等近40部，逾400万字。
访谈者简介
徐红，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翻译技术和翻译教学。万耀兰，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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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190-198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