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深线】“北欧战神”雷夫的临冬城之战

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周远征  北京报道

1951年8月，雷夫·约翰森（Leif Johansson）出生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这一年，伴随着紧张对峙的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枪炮声，雷夫·约翰森父亲Lennart Johansson任职的公司瑞典SKF（全球著名轴承公司）黯然退出了中国市场。

“有沉沦的痛苦，亦有苏醒的欢欣。”慢慢修补了二战创伤，斯堪尼亚半岛在1951年慢慢步入了好时光。这一年，总部设在瑞典第一大城市斯德哥尔摩的爱立信55岁；瑞典第一大工业制造企业沃尔沃集团24岁；斯堪尼亚半岛最大的制药企业瑞典阿斯特拉公司38岁（1999年与英国捷利康重组，更名为阿斯利康公司）；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公司伊莱克斯42岁。

谁能想到呢？世界少了一个吉他手，多了一个最强悍CEO。数十年后，曾经想当一名吉他手，也喜欢风高浪急中航行的哥德堡人雷夫，先后执掌了四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并执着地实施着中国攻略。

2011年8月，沃尔沃集团中国投资公司副总裁蒋岚收到了雷夫发来的邮件。这是雷夫担任沃尔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4年来发出的第57份报告，他在这封邮件中饱含深情进行着告别：“Now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final report, I feel mixed emotions（现在是最后报告的时刻了，我百感交集）。”

告别了沃尔沃集团之后，“工作狂”雷夫并没有选择回到不冻港哥德堡去享受阳光和风。有着瑞典“血统”的两家世界五百强阿斯利康和爱立信，正等待着他去迎接更激烈的挑战。2011年，对于陷入专利战的阿斯利康和全球市场下滑的爱立信而言，都不是一个平凡的年份。阿斯利康和爱立信都亟待富有经验的老将出马。喜欢冒险的雷夫，相继出任了爱立信（2011年）和阿斯利康（2012年）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董事长。

不管是在沃尔沃时期，还是在爱立信以及阿斯利康任上，雷夫都尽量会腾出时间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博鳌论坛。3月24日，雷夫连轴转的间隙中，《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他对等深线记者说：“我的确在这几家公司工作过，我们都是在中国市场进行了投资，事实上整个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北欧的传说中，奥丁是北欧阿斯神族的至高神，既是战神也是魔法之神。征战全球，领导多个世界五百强企业的雷夫也如同战神一般，似乎从不会倦怠。紧凑的时间里，身材高大又面色红润的雷夫依然不紧不慢地讲述着那些岁月和展望。

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68岁的“战神”掷出的“永恒之枪”，还能延续百发百中的奇迹吗？

长城出击

雷夫在每年的夏天，都会与家人在哥德堡的一个海岛上度过，与家人驾驶游艇乘风破浪。然而，冬天的哥德堡，严寒和大雪却又如同《权力的游戏》里的北境长城，深夜里街上偶有穿着灰暗衣服疾步行走的人，恍如北境长城那些守夜人。

现实中的长城所在地中国， 雷夫和其父亲Lennart Johansson都曾奋力出击。

1907年，Sven Wingquist创立了Svenska Kullarger－ Fabriken（瑞典滚珠轴承公司，简称 SKF)。SKF成立五年之后，就打入了尚处于军阀混战的中国。老牌瑞典企业爱立信则比SKF还要早二十年进入神秘中国。然而，时代变幻中，SKF以及爱立信等瑞典企业都在中国市场数十年耕耘之后，以泪别告终。1951年，Lennart Johansson与SKF的同事们，不得不彻底放弃中国市场。

坚冰总会消融。中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艰难之后，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迈进了改革时代。喜欢探寻的雷夫·约翰森在改革元年的1978年来到了千年古都北京。他看到了一个刚刚洗去尘埃，正在酝酿着巨大改变的古老国家。多少年回忆，他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满大街的自行车和灰色中山装。此时，从未放弃重返中国市场之梦的SKF人，也在时任总经理 Lennart Johansson（1971～1980年，担任总经理）带领下筹备着重返中国。上世纪80年代，SKF回到了逐步开放的中国。

1978年到访中国的经历，以及抑或还有父亲所在的SKF在中国进退的启示，雷夫对拥有东方长城的中国拥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水到渠成”，几十年来，他许多次来到中国，率领着旗下企业在中国布局深耕。他也被视为瑞典最了解中国的企业家，2018年他还受聘为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1994年1月27日，沃尔沃集团进入中国设立了办事处。这时，雷夫尚在全球知名电器设备公司伊莱克斯担任总裁。3年之后，雷夫担任了沃尔沃集团CEO。瑞典商界最具权威的《每日工业报》用大幅标题写道，“沃尔沃找到了最佳人选”。

这一次进入沃尔沃，雷夫算回归，22岁时，雷夫就曾进入沃尔沃集团担任学徒工，为沃尔沃164型轿车安装消音器。沃尔沃集团与雷夫父亲所在的SKF渊源颇深，沃尔沃集团的创始人瑞典人古斯塔夫·拉尔森（Gustaf Larson）和阿瑟·格布里森（Assar Gabrielsson）  原本都服务于SKF,沃尔沃集团直到1935年之前都是SKF的子公司。

他在沃尔沃集团CEO任上，一方面断然将沃尔沃轿车板块出售，集中在沃尔沃集团最具价值的商用车和工程机械等领域发力；另一方面实施了激进的中国投资策略。等深线记者整理沃尔沃集团在华设立的十多家公司中，雷夫任职期间设立的占一大半。这一时间段，人均收入，GDP都在高速增长中，中国加速融入世界，外资也大举进入助推中国成就经济奇迹。上任后不久，他就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提出：“在新兴市场实施以目标为导向的扩展计划。”1998年1月9日，他来到中国看到了与多年前完全不一样的情景，各类鲜艳的衣服替代了灰色中山装，街道也一天天被各类品牌的轿车填满。

从封闭走向开放，过程并不容易。外资进入中国也会经历一番挑战。沃尔沃集团与中国重汽早在1994年就已经在国家相关部门推动下，进行合资事宜谈判。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谈判会足足持续九年之久。终于在2003年长跑结束，双方正式组建了济南华沃卡车有限公司。苦恋的果实，往往苦涩。时任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蒋岚，正是那段时间里的主要协调者，她也记不清与时任中国重汽董事长马纯济发生过多少次争吵。沃尔沃在华众多布局的公司中，与中国重汽的合作是让其最为焦虑的。

中国重汽婚后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研发自主发动机上。2005年,沃尔沃集团得知中国重汽背着自己做发动机项目时，改变了想与中国重汽再成立一家合资发动机公司的想法。另外，由于中国重汽多年来引进斯太尔技术已经消化吸收良好，加上与沃尔沃集团的合资，更加如虎添翼，进而推出了自有品牌“豪沃”。但此时，沃尔沃集团认为“豪沃”名字在销售中借了合资品牌华沃的光，是中国重汽“感情不专一”的表现，为此曾大为光火。

在华“妻妾成群”的沃尔沃又想找新的伙伴，然而又难以短时间抛掉中国重汽这个“老妻”。双方又折腾到了2009年11月，合作终于算是结束了。还在与中国重汽合作期间，他就已经在实施一项秘密的“暗度陈仓”计划，沃尔沃集团早在2006年就与东风汽车展开谈判，谋求建立商用车合资公司。该项合作直到他离任前也未能完成。那一段坎坷的经历，也给雷夫带来了一些阴影。等深线记者就此向其提问，他说：“这都过去了。”

即使遇到了中国重汽这番折腾，雷夫依然笃定的实施长城出击，亦为沃尔沃集团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根据2018年年报显示，沃尔沃集团在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上的营收占比为12%。这一比例并不高，在沃尔沃五大市场中排在最末一位。然而，雷夫当年推进的加大在中国挖掘机等业务，已经发挥出效果。雷夫对山东临工（沃尔沃持股70%，生产挖掘机）颇为重视，他将山东临工融入沃尔沃集团视为“我们更好的融入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2018年年报显示，沃尔沃全球挖掘机营收中，中国市场占据了超过35%的份额。

爱立信时期的遗憾

1892年，瑞典Gustaf Öberg（古斯塔夫）船长穿针引线，古老中国采购了2000部来自“北境”的爱立信电话（1894年正式在上海交付）。至今，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了古斯塔夫船长代理的如同“咖啡研磨机”般的电话。

爱立信与中国伙伴的合作，也在1949年后中断。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爱立信回到了中国。1981年，中国订购的第一部数字交换机就来自于爱立信。经历了数十年的蜜月期之后，华为的崛起已经成为爱立信在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挑战。面对华为强有力的挑战，雷夫及其团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雷夫曾经说：“我有点喜欢冒险，而且我来者不拒。如果有公司觉得需要我，我就会接受邀请。”2011年，从沃尔沃集团退休的他接手正处于高光时刻的爱立信。2011年，爱立信营收336亿美元，继续雄踞世界电信设备商老大位置。然而，华为正在疯狂追赶，同年营收为324亿美元，紧紧咬住爱立信。

2013年的春天，他又来到了中国。博鳌论坛期间他其实还颇为乐观。他认为2013年电信设备市场整体需求，“将趋于稳定，前景稍微令人乐观一些”。他还表示：“中国运营商也在加大对移动服务升级的投入，将有助于推动全球电信设备的需求增长，我们也不会从欧洲听到更多坏消息。”然而，这一年却是百年爱立信的一个关键转折点。2013年，华为全球攻势发挥效力，营收达到395亿美元，超过了爱立信353亿美元。

百战百胜的“奥丁大神”，遇到了更拼搏的“草根”任正非。雷夫任上，面对业绩的压力，以及对手的超越，只有将曾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将进行调整。2016年7月，担任近7年爱立信CEO的卫翰思离任时，雷夫表示：“卫翰思带领公司走过了7个年头，经历了行业以及公司转型。同时与全球主要客户建立了牢固可靠的关系纽带。他的领导能力和精神激励了所有爱立信员工。然而，在当前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加速战略执行力的特殊时期，董事会决定爱立信是时候需要一名新的领导人才引领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

从数据看，那几年爱立信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然而，个位数的增速，无法抗衡华为这样的竞争对手两位数的快速奔跑。曾经担任沃尔沃中国副总裁宁述勇对等深线记者说：“瑞典企业经营上比较求稳，相对保守。”

彼时，对于新CEO埃克霍姆,雷夫寄予了厚望。他说： “埃克霍姆对电信、IT和媒体的持续融合及其对技术和业务发展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过去十年一直担任爱立信董事会成员的经历亦赋予他对爱立信目前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全面认识。”他也坦言，爱立信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

2017年1月16日，埃克霍姆正式上任之后，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在了他和以雷夫为首的董事会面前。竭尽全能的爱立信，依然抵挡不住华为的进攻。营收早在2013年就超越了爱立信的华为，又在2017年在全球移动基础设施市场份额上领先于爱立信，从而实现了全面超越，正式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

调整CEO后，面对充满梦幻般美好的5G市场，爱立信拼命发力，意图谋求在5G时代重回领先位置。然而，他也到了告别时刻。2018年3月，雷夫卸任爱立信董事长。当年6月发布的财富五百强榜单中，爱立信排位第500位，处于跌落边缘。

当然，倔强的爱立信似乎也在“转危为安”，2018年爱立信在全球移动基础设施市场份额中重回第一。另外经历了2018财年巨额亏损之后，2019年第一季业绩报告显示出企稳回升势头。

财报显示，第一季度爱立信的净销售额为489亿瑞典克朗（约52.9亿美元），较2018年第一季度的434亿瑞典克朗同比增长13%，营业收益达到了49亿瑞典克朗（上一年同期亏损3.123亿瑞典克朗）。能够经历利润大幅下滑，但却始终坚持投入研发，这与雷夫执掌爱立信时的风格密切联系。具有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身份的雷夫，无论在哪家企业任职，对于研发都格外注重。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华为在全球拓展也面临着重重压力，爱立信似乎会成为一个意外获利者。资深电信人士肖波对等深线记者表示：“当然不能与巅峰时期相比，但是现在华为被限制了，日子还行。”近日，爱立信CEO埃克霍姆透露，已经与18家运营商客户达成了5G商用合作交易，这比其他任何运营商都会更多。然而，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技术不断突破的中国企业都将与爱立信展开更为激烈的白刃战。华为任正非认为2019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之时，却给出营收增长20%实现1250亿美元的目标。任正非如此谨慎的增速预期，也远远超出了爱立信对于增速的企望。

今年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爱立信中国地区则由4%提升至5%。份额虽然有所回升，但是与雷夫才接手时依然低了几个百分点。 4月12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突击检查爱立信公司的北京办事处。 据悉，这次被突击检查，是因为有人投诉爱立信存在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5G全球大战之际，爱立信在华势必会迎接进一步的考验。

《权力的游戏》第八季，还在继续上演，“Valar Morghulis”（高等瓦雷利亚语 凡人皆有一死）。百年爱立信的命运，已经不在雷夫的掌控之中。喜欢带领管理层锻炼的他，也不会再出现在走廊里，大喊“把那些企图偷懒的家伙一个个揪出来”。

临冬城之战

“I want to fight for Winterfell。”踏着灰烬，七国骑士汇聚到了临冬城守卫。      

卸任了爱立信董事长，雷夫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的最后一份工作或许就是阿斯利康。商场征伐数十年，他的最后一战将在阿斯利康度过。

今年3月底一场北京的会议中，主持人念了冗长的一串并没有多大分量的官员名单后，坐在第一排靠边位置的雷夫才被主持人提及。西装革履、上衣口袋随时都插着一支钢笔的雷夫并没有不愠，他太明白中国市场对于阿斯利康未来的重要性。这位老牌而又格外自律的北欧的“王”懂得去用礼貌和谦卑去迎合，他起身微笑着示意。

时光拉回到数十年前的“北境”瑞典，曾经想当一名吉他手的雷夫，被工程师父亲引入了工程师的道路上。工程师的道路上，雷夫却脱颖而出。28岁，他出任了伊莱克斯集团下属胡斯瓦纳摩托车公司总裁。他自言，其主要的管理经验形成于这一时期。他曾对媒体透露了管理的三条经验：第一， 要学会掌舵，并准备好承受巨大的压力，哪怕血压升高也要达到最终目标 ；第二，要不断地解释与沟通，增加企业运作的透明度，真正做到上情下达；第三，要坚韧不拔，相信自己，不怕被孤立 。

数十年来，他总是执着投入每一项工作，一段时间里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和推进多个企业的发展。他不断上演商业传奇，并屡屡入选瑞典最有影响力人物榜。面对媒体的好奇，他说：“你知道有句老话说的好 —— 如果你想做成事，去问问大忙人，我精力非常集中，过着有条不紊且自律的生活。”

当年出售沃尔沃轿车，他就曾备受各方质疑。但是，沃尔沃集团稳住了阵脚，也扛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收购了沃尔沃轿车的福特汽车，最终只有在金融危机来临后将沃尔沃汽车低价出售。福特收购沃尔沃汽车花了65亿美元，吉利收购沃尔沃只花了不到18亿美元。

更严峻的挑战，也在其执掌阿斯利康时发生了。2014年，阿斯利康多个药品进入了专利悬崖危险期，其中Nexium（埃索美拉唑）专利年内到期。而该产品为其贡献了阿斯利康 15% 的销售额。“专利悬崖”是对药品专利保护期届满带来的专利药品销售和利润的大幅下降的形象比喻，将专利保护期届满时的情形比喻为坠下悬崖。“The man who fears losing has already lost。”（《权力的游戏》人害怕失去，就将变得脆弱）。强大的对手已经嗅到了一丝脆弱，力图将阿斯利康斩获。早在2013年底，辉瑞就对阿斯利康动了心思。进入2014年1月，如同服用了自家产万艾可后充满收购狂躁激情的巨无霸公司辉瑞，就开始了一次次疯狂的出价收购，最终报价达到了近1200亿美元的天价。

资本市场和全球药企都屏住气息等待着阿斯利康将会被纳入辉瑞旗下之时，雷夫一方面与辉瑞正面接触，一方面又警告辉瑞不要采取敌意收购。并且，面对辉瑞看似疯狂的报价，雷夫为首的董事会一次次拒绝。最关键的时刻，他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了会谈。他告诫卡梅伦：“英国政府积极接触辉瑞的做法可能会让这家美国药企以为，英国政府支持这笔收购。”

明争暗斗下，2014年5月26日，辉瑞宣布正式放弃收购阿斯利康。最失望的除了辉瑞之外，莫过于企图在这场收购中获得盛宴的华尔街和英国金融城的机构。

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战过去了近五年之后，雷夫对等深线记者谈及此亦有些动容，他说：“做出这个决定不仅不容易，而且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阿斯利康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壮大。”他说：“当时的报价来说，我们也认为阿斯利康被低估了。”

拒绝了辉瑞之后，阿斯利康为了稳定投资者信心也发布了一个宏大的目标，2023年实现销售额450亿美元（2014年销售额261亿美元）。2018年，阿斯利康全年的总销售额达221亿美元，同比下滑2%。这似乎让2023年目标450亿美元越来越遥不可及。然而，雷夫依然充满自信地对等深线记者说：“确实，  2023年阿斯利康全球是450亿美元这样一个目标，我坚信中国将会在450亿美元中占到非常大的比例。”随后在助手的提示下，他补充说：“因为外汇汇率的影响，我们精确来说，大概是410亿美元。”

2018年业绩报告中显示，阿斯利康中国区2018年全年收入达到37.95亿美元，相比2017年的29.55亿美元增长了28%，占阿斯利康全球总收入的比重也从2017年的13.2%进一步提升到17.2%，占新兴市场总销售额的55％。从中国区收入看，跨国医药企业中，阿斯利康在中国市场已经超越了辉瑞。雷夫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多年耕耘积累的资源，无疑也是阿斯利康进一步在华拓展的重要砝码。

他对等深线记者说：“我对于中国市场的增长是非常乐观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我们中国在过往做得非常好，增速也很快，而且我们产品线引入到中国也会非常丰富。另外大环境也是非常利好的。”

尽管，中国市场对于阿斯利康充满了利好。然而，雷夫带领的阿斯利康团队要在2023年完成任务依然非常艰难。2017年，阿斯利康一项备受关注的临床试验（两种新肿瘤治疗药物的组合未能使肺癌肿瘤缩小）失败，已经给该公司宏大增长目标蒙上了阴影。2019年，阿斯利康与众多跨国医药企业一样，也在进行着裁员。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诸多跨国公司的目标似乎都越来越遥不可及。许多曾经创造过商业奇迹的跨国公司领袖，也在种种不确定性下陨落。诠释着：Valar Morghulis。

“临冬城之战”，七国骑士们与恐怖的异鬼军团厮杀，血流成河。68岁的雷夫，也面临着职业生涯里最后一战：推进阿斯利康2023年营收410亿美元目标。这些困难和挑战，对于喜欢冒险从不屈服的他而言，或许并不会让他退缩，他信奉： “要么做到最强，要么就别干。”

（编辑：郝成 校对：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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