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阿城：跨越十年的感动
我们生活在两种历史观里，几乎等同于生活在两种历史时间里。一种是课本上的、由上及下的标明确切时间、地点与事件的历史观，还有一种是潜藏在个人记忆中（或许有意被要求遗忘）、从未标注明确的历史记忆。
再读阿城：跨越十年的感动
顾文豪 | 文
汉唐阳光出品的阿城文集，包括《文化不是味精》《闲话闲说》《遍地风流》《尝识与通识》《棋王·树王·孩子王》《脱腔》《威尼斯日记》七本
我记得自己最初读到的阿城作品是他的两部随笔集——《闲话闲说》和《常识与通识》。如今想来，那时尚在念高中的我根本不可能读懂这两部作品的深意——不论是内容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但至少它们给我少年的阅读生活保留或者说打开了一个美好的缺口，让我得以避免完全陷入刻板的考试阅读与矫揉造作的余秋雨式散文的双重泥沼之中。
我同样记得自己之后读到“三王”系列时的震撼与感动。《棋王》里王一生吃饭时的凶相，那唯一能帮他“解不痛快”的象棋，还有他赢棋之后的嚎啕大哭，“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树王》里肖疙瘩对大树的默默守护，那矮小的身躯里蓄藏着的惊人能量，“肖疙瘩缓缓地松下来，脸上有一道亮亮的痕，喉咙提上去，久久不下来。我们都呆了，眼睛干干地定着，想不起眨。原来护着树根的这个矮小汉子，才是树王！”而当我读到《孩子王》里王福在作文里的那句“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我确信自己忍不住哽咽流泪了。
是的，我流泪了。为阿城所描写的事物与感情——那些最普通不过的中国人艰辛的日常生活与最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的良善真诚——也为经由阿城的作品使我得以真切了解我那与阿城同龄的父亲多年来不停念叨的早年上山下乡的生活。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经历，它们交织纠缠在一起，眼泪是为双倍的感动而流。
一套齐整的白色封面的新版《阿城文集》现在就在我手边。而在不远处的书橱里，正是我多年收集的各种版本的阿城作品。现在，它们相遇了。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非常沮丧地认为很难会有一套新版的阿城作品出现。因此，但凡在旧书店看到阿城的旧作，我几乎都会买下（不管我此前的收藏情况），我心里明白这是一种假想的替代，一种通过不断收集旧作而获得新鲜快感的替代。现在，当七卷本的“阿城文集”摆在我面前，我意识到当初的沮丧终于可以消泯了，而过去的感动则有机会得到延续。
确实得到了延续。
新版文集最引人瞩目的部分即是几乎收录了所有至今能搜觅到的阿城文字，从杂文、序言到随笔、访谈——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话题与主题又是如此驳杂丰富。文学的、电影的、艺术的、历史的、文化的——即便早先已读过这些文字中的绝大多数，但我仍然为它们所深深吸引。
也就是说，吸引我的不再只是故事、情节和一切表面的设计，这种吸引力更多地来自阿城的历史意识、洞察力以及他不可仿效的叙述风度。
借用黑塞的说法，某种意义上，阿城也正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缝隙中的人。他出生于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一个传统的余晖时刻，而他的成长则是目送传统的全面更迭以及维持这种传统的具体生活方式的破碎与消亡。
但非凡的父辈所给予的历史启蒙，已经悄然植入阿城的思维程序中了，与此同时，时代人世的巨变则以另一种更现实也更残酷的方式，无形中促迫他以自己的眼光去消化现实，融冶历史。
因此，在我眼里，“三王”与“遍地风流”系列从来不止于一次所谓“寻根”的尝试。在更大的意义上，这些精简的小说其实是一部“史记”，是对一个黯黑的历史时刻的记录，是对一段野史无文的生活状况的记录，也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个人命运被播弄（或许至今也未曾停止）的无数不幸事件的记录：初一学生王树林被挤丢了的新布鞋，插队的小玉扔了的钢琴，整日钻在地底挖煤的北大毕业生，以勾引腐蚀红卫兵之名被毒打致死的晓霞，一边焚尸一边烤花生黄豆吃的知青，还有那上山下乡回京后成为建筑工人的王建国面对天安门的一泡尿与两行泪，那随风飞扬的酷似肉松的粪便……
我们生活在两种历史观里，几乎等同于生活在两种历史时间里。一种是课本上的、由上及下的标明确切时间、地点。与事件的历史观，还有一种是潜藏在个人记忆中（或许有意被要求遗忘）、从未标注明确的历史记忆。
我无意对这两种历史观作出价值判断，我只知道，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几乎不可能同时出现，但当我读到阿城的作品——不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我立即确信两种历史观，两种对于我们过往生活的探索方式最终相遇了。
毫不回避现实中的残酷事件，直击荒败无根的文化虚空，描述一个那时从未被好好描述过的历史处境，借用奈保尔的说法，这些都“需要非同寻常的知识和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对黯黑的历史记忆的深入，并没有使阿城的作品沾染上同样黯黑的色彩与声调，恰恰相反，即便在最匪夷所思、动人心魄的叙述时刻，阿城的小说仍会升腾起一种暖意与喜剧性的声调。是的，我眼里的阿城是一位杰出的喜剧作家，他有自己的声音，而在这背后，是他那躲在圆框眼镜之后的柔情目光与写作时的悲悯之心。
写作不仅是编故事，也是对于知识的一种整合。小说也不全是无垠的幻想——抱歉，又要借用奈保尔的观点——小说其实“来自对虚构的部分抛弃”，是透过虚构重新观察现实。因此，一部虚构作品，既依赖创作者个人的天赋与能力，同时也与他身处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完整性息息相关。小说是对周围处境最直接的接触，而非虚构写作则是对历史潮流的深入探索，是对造成当下现实的各种历史力量的一次质疑与研究。
本质上，虚构与非虚构写作并不矛盾，相反，它们互为支撑和补充——任何一种对于现实与过去的了解方式都是有限的。
观念需要包裹上人与叙事才有魅力，同样，故事也需要观念的支撑来获得持久的力量。因此，如果说阿城的小说给予我们别样的阅读快感，那么在他的创作中更占分量的非虚构写作，则是关于思考与洞察之魅的最佳示范。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久负盛名的《威尼斯日记》、《闲话闲说》、《常识与通识》以及新版文集中的《脱腔》、《文化不是味精》，但我相信造成这些作品无与伦比的吸引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则在于阿城独特的观察历史与现实的方式。
阿城的小说里有人，有风景，但转换到非虚构写作，他必须以另一种形式去驱动主题：惊人的阅读量与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相结合，最终形成一种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的精神性描摹。
这种描摹立足于对中国人世俗生活的把握，以此为主线，阿城闲话中国，闲说历史。虽然阿城的叙述向来举重若轻，镇定自若，但明眼人都知道世俗生活与民间自为空间的渐次失落将导致积重难返的危机——既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就文化景观而言，失去活泼泼的传统，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将失去整合与适应时代的能力；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我们一方面深感不安，竭力模仿，另一方面却从来不曾真正接纳过现代事物背后的现代性价值观；表面上文化在延续，在繁荣，实际却并不完整，整个创造性与智识都陷入危机。
同样的，每一种文学模式都有与其相配合的社会知识。当阿城将世俗精神与中国小说互为勾连，他所做的不仅是阐释两者间的关联，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观察方式，揭示习焉不察的真理——失去了特定的生活语境也就意味着破坏了文化的自足与完整，而那些原本诞生其中的虚构作品将一如宇宙中四处漂流的星辰，悬浮在虚无中，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最初阅读阿城的起点。也就是说，对那时尚没有足够的知识（现在依然没有，至多比那时好一点），也并未开启观察方式上的自觉的我来说，阿城吸引我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应该是语言。
语言本应是真诚的产物，但往往也可能是虚荣心的表现，是自言自语的玩物，是掩饰自己的工具。但阿城的语言不是这样。“鹰在天上移来移去”，“只见三四个女的，穿着蓝线衣裤，胸撅得不能再高，一扭一扭走过来”，“这时已近傍晚，太阳垂在两山之间，江面上便金子一般滚动，岸边石头也如热铁般红起来”。准确、劲健、有诗意，它们源于对生活的细密观察，更源于对生活和他人的真切感情，一个个字词就像一个个精灵，在合适的位置，它们召唤出真诚的魔力，释放出语言的快乐。而我，有幸在那时感受到这种魔力和快乐。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一家家让我寻获阿城著作的小书店，全都毫不起眼，甚至有点破败，其中一家的主营业务甚至不是卖书，而是卖鞋。但我怀念这些偶遇——在你始料未及的地方给你惊喜。一如多年来阅读阿城的经历，每每翻读那些不知读过多少遍的篇章，他却仍能不断给我以惊喜和感动。
是的，又是惊喜和感动，跨越十年的惊喜和感动，我在成长，我的阅读在成长，我的惊喜和感动也在成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今天拿到新版《阿城文集》，重新开始那早已熟悉的阅读之旅时，我仍然止不住流泪了。
阿城
原名钟阿城。当代寻根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其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除小说外，还创作和改编剧本。代表作是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迷路》
王安忆
“阿城是一个有清谈风格的人。现在作家里面其实很少有清谈风格的，生活很功用，但是他是有清谈风格的，他就觉得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东西，海阔天空地聊天。法国人也有清谈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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