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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仍不过时
然而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认识仅止于这两部小说
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被认为是迄今最权威的奥威尔传记
奥威尔本人的信件和日记以及他在《动物农场》和《1984》之前的诸多作品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
《奥威尔日记》、《奥威尔信件集》及迈耶斯的《奥威尔传》今年都出了中译本就让我们围绕这几本书再来谈一谈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并且说他自己“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看重的”。而大部分读者对他的印象也不外如是：《动物农场》和《1984》的作者，先知与圣徒，毕生坚持人道主义、揭露极权统治之恶。或者如杰弗里·迈耶斯为他所作传记的书名所推许的：“一代人的冷峻良心”——这出自V·S·普里切特对他的评价。
总之，他的写作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联，其声誉并非纯文学意义上的，即便他已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文体大师”。
这样的印象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稍嫌简单化。
奥威尔并非生来就是先知与圣徒，正如奥威尔并非生来就叫奥威尔。他原本名叫埃里克·布莱尔，直到1933年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将要出版，“由于不愿令家人难堪，并想为自己确立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形象”，他才决定以笔名出版这本书。几经斟酌之后，他最终选定了“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并使用终生。
奥威尔1940年4月17日为《二十世纪作家》撰写过一篇《我的简历》（确实非常简短），在其中他写道：
而1946年《流浪汉》第四期夏季号刊登了他的《我为什么要写作》，他在文中说：“西班牙内战和1936至1937年之间的其他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
参加西班牙内战无疑是导致奥威尔思想转变并在后来写出《动物农场》与《1984》的关键，因此关于这场内战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就成为理解奥威尔的重要线索。
1936年底，新婚不久的奥威尔作为“几千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加入共和军一方，与佛朗哥的国民军交战。当时他的《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刚刚交稿并将于次年出版。
这本书记录了他为“调查大萧条时期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工人状况”所作的自愿的体验生活的艰苦旅行的所见所闻，这次旅行中与“社会不公和人间苦难的直接接触”使他成为他所自认为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他的“社会主义”显然有别于通常的教条。
然而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海明威、聂鲁达、奥登或“斯大林的朋友爱伦堡”等众多作家不同，他既不是“在西班牙漫游几周就平安回家”，也不是作为同情共和国一方的战争观察者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也并未加入“吸引了绝大部分外国战士”的国际纵队，而是经由英国的左翼旁系小党——独立工党介绍，参加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异端”派别——马统工党（P.O.U.M）的游击队。
这个小党被斯大林一派称为“托派”（托洛茨基一派则对此加以否认并严厉抨击马统工党）和遭到清洗，因此在“内战中的内战”中，在前线受伤而从医院拿到退伍文件的奥威尔，与妻子一起目睹了同志被关、被杀，他们自己也险遭逮捕和处决。
离开西班牙之后，幻灭与觉醒的奥威尔认识到“政治的恐怖”并至死反对极权主义，无论它以何为名。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想要更好地理解奥威尔，除了维冈码头和西班牙内战的极端体验，还有另外一条线索。
1917至1921年他在伊顿公学就读，虽然他在《我的简历》中说“我在那里没有用功读书，学到的东西很少，我并不认为伊顿对我的一生成长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正如西蒙·黎斯所说，奥威尔这位“伊顿公学的校友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毫不突出地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
他改变不了自己“上层阶级的口音”，也改变不了自己被出身与教育所潜移默化的审美。
他喜欢英式烹调（并写有《为英国式烹调一辩》）和英国茶（写了《泡一杯好茶》并归纳了十一条所谓“最佳泡茶方法”）；
在他落魄伦敦的时期，1935年春天，他邀请两位年轻的作家朋友到租住的公寓吃饭，他会做“很好吃的牛排”、“会点红酒”并且颇为在行，他的厨艺和红酒知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即便与妻子在乡下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但当（妻子）爱琳要把一罐果酱拿上桌时，他“坚持要把果酱倒进盘子再体面地端上桌”，除此之外，他“讲究的礼数还真不少”，包括用家传的银器奉茶。
1931年9月4日在肯特郡采摘啤酒花（打零工）时，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他在乡间听到了原以为差不多消失了的“同韵俚语”。
凡此种种，即便他再怎么以苦行僧般的自我折磨来体验无产者的底层生活，但他从未丢弃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敏感。而真、善、美从来都是一体的，也正因此，他才能更敏锐地感知（并且同情）他人的苦难。
正如人们常举的一个例子，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一书中，他曾写过一个在寒冷的冬天跪在屋外“用一根棍子在捅屋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的贫民窟姑娘，从她脸上，他看到“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并认识到“他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不会不一样，“她很清楚地知道她的遭遇是什么”。
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清醒洞察和本能反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审美上的、或者说是对于形式的敏感。
在其1940年6月2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前面提到，奥威尔认为“现代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毛姆，我极其钦佩毛姆“直截了当地讲故事而不加修饰的本领”。
在我看来，《动物农场》与其说是一部通常认为的预言（和寓言）小说，毋宁说是一部推理小说。毕竟它开始创作于1943年11月，距离莫斯科审判已有一些年头，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所做的，其实只不过是“重建现场”。这部小说的情节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高度相符，并不是作者擅长未卜先知的“预言”，而是他具有善于捕捉蛛丝马迹的观察能力和无所畏惧的道德勇气。
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1948年竣稿的《1984》才是他的洞见与想象力的真正体现。可以说，他之前的小说创作都是在为这部小说做准备。
早在1941年，他就指出，“提到极权主义，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俄国、意大利，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文学和极权主义》）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他才杜撰出一个“老大哥”和“英社”领导的、使用“新话”的大洋国，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他写出来，恰是为了阻止人类社会滑向那样的未来。
不过，即便如此，奥威尔仍然不是一位凭空而出的先知。被同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部，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都写在《1984》之前，小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而他读过这两部小说，并在1949年3月30日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这本书“揭示了乌托邦的超理性和享乐主义”，而且认为“《美丽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抄袭了这本书（即《我们》）”。
文学批评家D·麦卡锡评价奥威尔是“这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位重要作家之一”，这并非过誉。
但是把奥威尔放在人类文学和良心的伟大传统中，我们应该承认，他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否则，我们人类的处境只会更加危险。
恰如西蒙·黎斯在《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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