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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華訪談錄
Cairo, Egypt, 1998，Harry Gruyaert
◇原文刊登於《新大陸》詩刊
《新大陸詩刊》自1990年在美國南加州創辦以來，走過了風風雨雨十三年。在進入第十四週年的前夕，作為新同仁的我對主編陳銘華進行了在線採訪，現經雙方整理成文。有些問題是“明知故問”，有些回答“欲說還休”。 ──非非。
陳銘華訪談錄
非非
陳銘華：1989年後，我在業餘時間與朋友們合辦的一份政論性刊物《我們月刊》，因種種原因宣告停刊。在那份刊物裡，我雖掛名為總編輯，但除了社論外，其他時事、評論都由別的同仁們負責，倒是其中佔篇幅頗重的文藝版則仍由我兼顧。《我們》停刊後的一年裡，我常有戚戚然的感覺，很想找一個適當的時機，再來辦一份不那麼複雜、同仁們能妥善掌控的純文學刊物。我這個意見，雖然一直與西雅圖的原《我們》同仁千瀑有所交流，但直到1990年歲末在洛杉磯一個聚會裡巧遇剛移民來美的詩人陳本銘，情況才告落實。那時候，中文電腦剛開始普及，打字、編輯、排版等等以前要交給別人完成而費用不菲的事情，都可以由自己用一部電腦來解決，而這些工作多少都和我個人的專業有關，容易上手。我們三人皆是寫詩和性格衝動的，一經決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在同年的十二月正式推出了自編、自印和自行裝訂的《新大陸詩刊》第一期。
詩刊一向受冷落是我們早已知曉的事實，但在所謂發揚中華文化的前提下，對海外華文詩人存在的那種漠視更令我們憂慮，作品無適當園地可發的情形直到今天仍然持續。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當時（其實現在仍是）所謂的海外華文詩人，指的皆不外是台灣、大陸旅外的早已成名的詩人。對於像我們創刊三人──在海外成長和受教育的創作者，是鮮有人理會的！鑒於過去越南戰亂以及其他東南亞各國華人的情況和經驗，我們知道再沒有固定的園地與有系統的整理和出版，就算在美國這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裡，這種海外華文的文學類型雖已掙扎了好幾個世代，但最終亦免不了會灰飛煙滅的命運。所以當時我們除了創辦《新大陸詩刊》，也同時決定了《新大陸叢書》的出版計劃。
新大陸詩刊於1992年初進行改組，來自大陸的兩位詩人達文和遠方正式進入編委會，而來自台灣的三位詩人紀弦、非馬和秦松也接受我們的邀請成為詩刊顧問。同一時間，為了詩刊的長期生存計，又開始吸收各地的詩人和愛詩者為同仁。
《新大陸》之所以能堅持出版十多年、而仍然“朝氣蓬勃”的原因，說穿了只有一個：我們都是愛詩的人！我個人每每在低潮時，都得到來自詩刊內外的詩友的鼓勵。這兩種動力的巨大，有時甚至令我吃驚：莫非真的要“至死方休”？
非非：常聽說要害一個人就讓他去辦刊物，一旦陷進去之後便欲罷不能、痛苦不堪。你是否常碰到這種境況？創刊十多年以來，《新大陸》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麼？你打過退堂鼓沒有？
陳銘華：說起來難以置信，你說的境況在以前辦《我們月刊》的時候確是常有的！但這麼多年的《新大陸》編輯生涯，過得倒是淡淡然、坦坦然的。1997年底陳本銘因故退出，以及有時候家庭和詩刊不能兼顧之際，“疲倦感”倒有過，幸而都是一閃而逝。
《新大陸》目前面臨的最大阻力，在表面上看來當然是經濟問題，要定期出版一份刊物，就算是像《新大陸》這樣簡陋的詩刊，所費仍然不菲。但詩刊同仁若能維持現時的數目不減的話，則以這樣的形式出版下去仍然是可能的。我比較擔心的是人力資源和核心人物接替的問題，我個人雖然暫時沒有“倦勤”的意思，但也不排除隨時有別的因素使我不得不放棄的時刻。而我擔心愛詩人雖多，寫詩、讀詩雖然可能是一輩子的事，但辦詩刊對大多數人來說則不必是那麼須要堅持的。有沒有人願意付出更多，目前看來是不樂觀的！
非非：這麼多年來你的長期付出是有目共睹的。你提到“放棄”，是指“放棄”紙刊嗎？如果只保留網刊則可以節省不少時間和精力，但那樣一來《新大陸》就和眾多的網絡詩刊無所區別了，當然《新大陸》的特質也許不會在“網”洋大海中被淹沒或取代吧。
陳銘華：《新大陸》最初是傳統形式的平面刊物，從1996年開始同時發行網路版和印刷版。剛開始主要是將印刷版的電腦檔案送上國際網絡而已，在大量的編輯、打字和排版工作之後，這項工作於我而言變得是舉手之勞。後來增設的詩庫等項目，則要感謝詩刊的編委達文在工餘和課餘的付出。雖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出網路版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事；雖然網絡之於我是更容易掌握的，但我個人一向認為網絡只是一個傳播工具，而目前很多有水準、有作為、有成就的詩人仍然沒有接觸到電腦，況且網絡上排山倒海難以過濾的作品，很可能會把一份純詩刊淹沒掉。如果印刷版不能繼續下去的話，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堅持網路版的必要？
非非：嗯，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反問。你擔任《新大陸》主編十幾年了，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辦詩刊對你的個人寫作、家庭生活及工作有無負面影響？
陳銘華：成就感？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這個！不過，看到電腦裡新朋舊友的來稿如雪片雲集，而每期詩刊出版後，回想到自己剛起步時作品獲得發表的那種感覺，卻真的是喜悅莫名！
從越南到大陸、再從香港到美國，這些年來我無論有沒有作品發表，詩創作好像或多或少從未間斷過，多的時候，一天或得數首；少的時候，曾經試過一年、甚至兩年才成一首。辦詩刊不但強迫我去讀不同風格的好詩，也強迫我去讀壞詩以及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不一定是壞詩的詩。從這些閱讀過程中，我當然得到了不少益處，就個人創作這點而言，視界和胸懷都增廣了，忍受和接納的程度也增加了，處理詩的素材比以前得心應手，越忙碌時好像越能剌激創作。不好的一點是：因為看別人的東西多了，下筆比以前謹慎，得常常提醒自己用字遣句不能太“世故”，有失詩人的“灑脫”。
對於家庭生活和工作來說，我只希望時間分配得宜，不至於有太大的影響！不過我想這畢竟是不可能的，幸而妻很能諒解，作為一種嗜好，如果要我放棄詩，那可能會使我染上另一種更“可怕”的嗜好，所以家事方面她都獨當一面，處理得非常好；工作方面，我想我算得上是個稱職的僱員吧，我常常會從一份藍圖或一個設計中悟出一首詩的結構，也常常從詩的“異想天開”中得到設計上的一些新構思，我覺得我的工作和愛好一直是相輔相成的。
當然，我也希望有人在北美辦好一份海外華文詩刊，而我光是創作、投稿，時不時樂助一點也行。 非非：呵呵，到時候你恐怕會手癢心癢而又自己幹起來了吧。請問你怎樣給《新大陸》定位？你選稿的標準是什麼？原創詩、譯介、評論所佔篇幅比例如何？
陳銘華：從創刊的第一天起，陳本銘和我就抱定了一個宗旨：“不拘於某一界限、不承認主流支流的問題，只服膺於詩在某種時空下有其特殊的脈搏及呼吸，有其獨特呈現的狀態之真理。”具體而簡單一點來說，我們選稿的原則是只問作品的真偽和好壞，不問其個人背景和政治取向。本銘離開後，這個宗旨仍是不變的，不過我個人更重於作品的真偽，好壞則不是那麼嚴格。因為我想，好詩畢竟是少數的，壞詩是比較多數的，就算是好詩人、名詩人的創作也是如此，一份詩刊又怎能避免作品好壞參半（甚或壞多於好）的情形呢？只要不是偽詩，只要我能看出作者創作的誠意，一般來說除非發覺到同一個作者長期如此因循苟且，否則我還是願意適當地發表一些壞詩，或者說不成熟的詩的。至於好壞的標準，其實也隨每個作者而定，這其中還必須顧及每個地方和國家不同的華文程度。舉例來說：台灣和大陸是華文的母語地域，詩創作者人數比例大，我取稿的準則自然比其他非母語地域的來稿要高一些。而且，《新大陸》是一份企圖要代表海外華文詩人的刊物，取稿自然盡量以北美和其它海外區域的為主。
對於一個詩人來說，創作是最重要的；對於一份詩刊來說，我認為創作也是最重要的，翻譯和評論都只能是創作的一個借鏡，對某些詩人來說是養分，對某些詩人來說則不是那麼重要，他們不讀翻譯和評介，同樣創作出非常出色的作品。我個人無疑是偏向後者的，因此，翻譯和評介一直都是《新大陸》較弱的環節。 非非：其實每期《新大陸》譯介和評論都沒少過，以後是否加個“詩人素描”不固定欄目？
陳銘華：《新大陸》上譯介和評論確實每期皆有（而且翻譯的來稿也相當出色，評論則較為欠缺），但我總覺得無論質或量似乎都應該能加以改善，不像詩創作方面能與台港大陸的同類刊物相較而毫不遜色。不過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個人不懂翻譯和評論，對此常有無能為力之感。至於增加諸如“詩人素描”這樣的項目，我一向採取順其自然的態度，有人願意寫，寫得好的話，那會豐富詩刊的內容，趣味也大些，當然最好。話說回來，這既然是你提出來的意見，有沒有興趣寫些？說真的，你這篇訪問記是否拿我來當這個項目的試驗品？ 非非﹕不完全是。還是“順其自然”吧。《新大陸》的詩作和詩論部份（尤其是前者）質量很可觀，作品來自老一輩的知名海外詩人、中年一代移民詩人、新一代留學生詩人、以及中國大陸各個流派的代表詩人。與其它文學刊物或非文學刊物相比較，無固定資助的純詩刊無論是在母語國還是非母語國都很難長期堅持下去，你用什麼方式來吸引作者、讀者和同仁？你今後的辦刊方向會改變嗎？
陳銘華：《新大陸》是一份同仁詩刊，長期以來，同仁也是來去自如的。我深知，詩發展至今天，乃是小眾的精緻文化，一份詩刊所能吸引到的作者和讀者必然都只是愛詩人──對詩有一份崇敬仰慕之心的人。缺乏了對詩的這種情感，無論詩刊如何去遷就改變，也吸引不了他們。我想，或許由於各地詩壇都有一些浮誇、不實的現象，新大陸只要能維持上面提到的創刊宗旨，老老實實的給北美愛詩者一個公平、開放的園地，以及提供全世界華文愛詩者一個交流的機會，那麼她的存在仍然會是大家所支持的。也許她要的改變是在經濟許可的情形下，印得漂亮些、篇幅增多些、稿選得更精些而已。 非非：談了半天詩刊，再談談你自己吧。有時候我覺得你有點“專橫”，有時候又覺得你挺寬厚的，你在家裡一定是一位嚴厲的慈父吧？請問你在生活中轉變角色時感到困難嗎？父親、丈夫、兒子、詩人、主編、工程師，你都做的很成功嗎？
陳銘華：哈，不知什麼時候給了你“專橫”的印象，我自己覺得只是“擇善固執”而已！打從小時候起，父親給我的印象就是嚴厲霸道的，雖然這常見於傳統華人家庭，但我覺得這很不好，因此自己對孩子非常開放和自由，希望做到像朋友那樣無話不談，不過孩子們對我還是有點害怕，不像對媽媽那麼親近，或許這是人類的天性吧！作為一個兒子或丈夫，我想我是不夠孝順和體貼的。有的只是我在工作不順暢和心情煩躁時對她們發的牢騷。
人總是有多面世界的，我也是！上班的時候，我雖然不求有功，也從來不立於危牆之下，但份內的工作總算能令上級滿意（如果這能算作成功）！作為一個詩人，創作的時候，我是全心全意的，也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對詩的誠意，不論我寫出來的東西是好是壞，自問都沒有“弄虛作假”！我希望這也是一個詩人對自己的起碼要求！作為一個編輯，有人曾經反映過，我很少給作者回信。這倒是事實，除了電郵我能即時回覆外，普通信件一經擱置，不是因事忙而忘記，就是湮沒在文件堆裡了。這真是一個不太好的習慣。
非非：其實這是難免的，相信大家會諒解。“專橫”也許是措辭不當，我的意思是你有時很偏激、也很好辯，已領教多次了，呵呵。銘華，你認為人為什麼要寫詩？寫詩的樂趣在哪裡？這種樂趣是隱私還是可以分享的？你還有什麼別的愛好？
陳銘華：我的確好辯，“擇善固執”嘛！告訴你一件糗事，中學時上天主教學校，就常因與神父辯論而給“請”出課堂去。
人為什麼要寫詩？這是一個能作博士論文的題目。我只能談談自己為什麼要寫詩？答案很簡單，就是有話要說，又不願說得太直接，張口見喉的；有感情要表達，又不想表達得粗糙不雅；精神上有一種要定時填補的養分，能透過寫詩而獲得。所以我常想，如果不寫詩，我或許比很多迷信宗教的人更迷信宗教。
寫詩的樂趣在哪裡，很難說得清楚。不過，就我自己經驗歸納有三：醞釀期的、創作期的和完成期的。醞釀期的，與其說是樂趣，毋寧說是痛苦來得恰當，但在心理學上，痛苦許多時候也是一種樂趣！在尋求、摸索、鑽研、琢磨的過程中，創作期間的樂趣是最長久和最令人回味的。至於完成一首詩時的那種喜悅，說得“僭越”一點，則隱隱然有一種造物主的經驗和感覺。這三種寫詩的樂趣，有人說唯造愛能差堪比擬，若然如是，則這自然是隱私的也是可以分享的了。隱私的部份在於每個人創作的手法不同，由此而決定讀者能探索到幾分作者的內心世界；可以分享的部份，則不論是透過何種方法，得到的樂趣和效果都是一個創作者曾經有過的體驗。
除了詩，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只是對各類體育運動都很有興趣，最喜歡看的就是美式足球和籃球了。勉強要說其它的，旅行吧，行萬里路我是不會厭倦的！ 非非：你什麼時候開始寫詩？寫作靈感通常來自何處？你已出版了五、六本詩集，你自己對哪一本最滿意？如果不辦《新大陸》你個人的作品一定會更多，你對辦詩刊後悔嗎？如果停刊你會幹些什麼？
陳銘華：我大約是在十六歲時寫第一首詩，是“強說愁”的那類，幸而這種少年情懷，因離亂緣故，擺脫得很快。後來的作品除了少數仍能算是“純粹”的“情詩”外，素材皆來自日常生活。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有時都進入詩中。我的數本詩集，都是自費出版的，沒有那一本特別滿意。要說最不滿意的則是我的第一本詩集──《河傳》，其中收錄的作品跨越的時間、空間都太長、太廣，內容題材也處理得不夠成熟，創作手法則仍在變幻不定期間，落差太大。其餘者，每一本都有一些寫得比較滿意，更多一些是不滿意的！但也許就因為這些不滿意，我才能繼續創作下去吧。
如果不辦新大陸，我的答案與你所說的適得其反，創作的時間無疑是多了，但作品不一定會更多。詩刊畢竟是能讓詩人們相濡以沫的，況且我往往工作越忙創作慾越強，太空閒時反而會耽於“安逸”寫不出什麼東西來。
我做事情很少會後悔，就算後悔也很少對人承認！說真話，辦詩刊是我不曾後悔過的事，同樣，有朝一日非得停辦新大陸時，我也不會後悔的，我相信到了那時候必定是新大陸已完成了她歷史性階段的時刻。如果真的不幸停刊，我想我會休息一陣子，到一些想去還沒去過的地方，然後，然後可能再辦另外一份詩刊吧！ 非非：真是“本性難移”，呵呵。你認為詩人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的？詩人與其它職業（如畫家、音樂家、商人、政客等）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如果你可以選擇的話，下輩子願意幹什麼？
陳銘華：成為好詩人的元素大多是天生的，後天的培養，僅限於學問的增進、識見的洞澈、技巧的精煉。我不認為一個教人怎樣寫詩的課堂，從一群沒有寫詩天份的學生中，真能教出一兩個詩人來，充其量只是一些會玩文字遊戲的、或是會讀詩、解詩的人而已。
詩人本質上就不是一種職業，除了這“職業”不能謀生的“反證”外（如果一個詩人寫詩是為了“賺錢”的話，那他的詩是否還算是詩就很成疑問），也因為詩是我上面提到的一些人“精神上的養分”之緣故。人的身體需要養分來維持生命，故而有各行各業來提供，但不是人人都需要精神上的養分才能生存，沒有了供求關係，就構成不了職業的條件。音樂家和畫家又怎樣呢？他們不也是和詩人相同命運的藝術家嗎？不是的，飽暖而求聲色之娛，乃人之常情。故而音樂有人花錢去聽，畫有人花錢去買。但詩是一種更高級、更隱秘的心靈追求，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利益，有點像西藏的密宗修練者一輩子在追尋神秘的人生道理一樣，在沒達到一定的境界時，一般人根本沒有那種需要。
我但願生死可以輪迴。下輩子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還是會做一個詩人，不過是一個有錢的詩人！ 非非：哈哈，你下輩子的詩一定沒有這輩子寫的好。如果不是生活在美國、不必謀生，你會做專職詩人嗎？你認為專職詩人與業餘詩人根本區別在哪裡？
陳銘華：如果不必謀生，我當然會將多出來的時間去寫詩！但在這裡，我要聲明的一點是，如果你指的專職的意思是專業或者是全職的話，我不認為詩人有什麼專業和業餘之分。以這裡的標準來說吧，我每周工作40小時，是一個全職的工程師，但我無時無刻都生活在詩中，讀詩、寫詩、編詩刊、企圖詩化自己（道家說，羽化登仙？），甚至線路圖都挪來作詩，我花在詩上面的時間是難以計算的，我算不算是一個專職詩人呢？反之，一個不用做其它事情、領有詩人頭銜和生活費用的詩人，一年寫上千首詩或一首詩也寫不上，這些人是不是也算專業詩人呢？ 非非：這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只當我沒問吧。問一個個人問題，作為一個手持藍皮護照的越南華裔，你最大的困惑是什麼？你從小受過越式和法式教育，也受過傳統的中國文學教育，在大陸上過學，來美已二十多年，並在美國完成了高等教育，哪一種文化對你影響最大？你在國外出差旅行時是否感覺自己是一個無國籍的流浪詩人？
陳銘華：在經歷了這麼多年戰亂和流浪的生活後，我對於自己是一個什麼國籍的人，好像已不那麼在乎了。說得高尚一點，既然定居在美國，這裡就是我的家，愛護自己的家園是天經地義的事；既然父母都是華人，那麼我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說得功利一點，當初作為難民的時候，只有美國願意收容我，而美國護照給我通行無阻的方便，我也別無選擇的去持有美國護照；而“中國人”雖然“醜陋”，但中華文化仍然給我一份自傲和自信的時候，我也是別無選擇的做一個華人。事實上，在人類長期互相殘殺的歷史（於今猶烈）教訓中，人們是否早該放棄彼此的一些堅持，大家和平共處，都來做所謂的“地球人”呢？因此，當我有機會到國外時，總是帶著一份平淡的喜悅，沒有特別的選擇，但對別人的友善也都願意接受。所以在我的詩中，很少會見到那些漂泊、流浪的感慨，偶而有的也僅僅是那種浪漫式的、詩人式的“漂流”罷了。
越南雖曾經過法國的殖民統治，而我也讀過幾年法文，但到了我那一代，美軍已正式介入越戰，英文才是現實所需，法文在那時已全部還給老師了。我受的正規教育，嚴格來說是台灣的中文教育，那時候越南南方有完善的中文教育系統，在西貢和堤岸華人聚居的地方，我和我同輩的人受教育的過程是痛苦的：一方面，父母要我們不忘祖宗上正規的華文學校，一方面政府要我們接受完整的越文課程（這些中、越文的課程大部份是重複的），再一方面我們也在毫無防範之下全盤接受美國的嬉皮文化。在我個人有限的認識中，中華文化雖然渣滓很多、包袱很大，卻也是最悠長厚重的，對我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非非：讀你的散文詩集《天梯》時感覺出一種無奈甚至憤慨，你對大陸、台灣、美國以及越南的政治現狀都不滿，但你又不完全是個激憤的政治詩人，你的詩總體來說是抒情、幽默的。很欣賞你詩中的反諷和隱喻。《童話世界》和《春天的遊戲》兩本詩集裡也都有不少耐人尋味的作品，尤其是後者。
陳銘華：或許詩人大多是不滿現實的吧！我的無奈是因為，較之於政客，一個詩人的力量是太渺小了，雖然許多詩人都自我安慰的認為：現實是短暫的，作品是永恆的。但政客可以焚書坑儒，那些如恆河沙數的詩卻有多少能夠留下？憤慨其實是不必要的，但有時總難免“恨鐵不成鋼”。不過，一個詩人如果不知道要過濾這些情緒、將之藝術化，那麼，他寫的東西還算不算是詩也就很成疑問了。 非非：你說的這個“過濾”是個很有趣的過程。你認為寫詩更需要激情還是技巧？你似乎很喜歡修改作品，你覺得通常是越改越好還是越修改越失去最初的感覺？
陳銘華：廣東話裡有“攤凍” 一詞，意思有點像“冷卻”，原意可能只是烹飪中常用的一種技巧：將滾燙的食物冷卻後等待處理，後來才引伸至其他事情。我覺得這也適用於創作，詩既需要激情，也需要技巧，但“攤凍”是更重要的，沒有經過“攤凍”再處理的過程，一些很可能成為好詩的原始構想，結果都只流於吶喊式的激情文字。許多人都以為我的詩很短，一定是靈機一動時產生的，其實只有一半正確。我通常會將靈機一動時想到的東西，存入電腦先擱上一陣子，在發表前早已修改了好幾回；但也有些在寫好後便有馬上要拿給別人看的衝動，這類詩通常等到收入詩集時都會改得面目全非。你說的情形兩者皆有，大多時候我認為是越改越能令自己滿意的，不過也有改來改去改不好，最終或是放棄，或是保留原稿的情形。 非非：請問你自己認為你的代表作品是哪些？在什麼背景下寫成？
陳銘華：這是一個令我深感慚愧的問題，寫詩這麼多年了，我想我還是沒有寫出自己的代表作來。勉強要說有，出門在外時寫的如：〈滬杭線上〉、〈秦淮河五行〉、〈登山記〉、〈流星雨〉等；社會寫實的如：〈越戰退伍軍人〉、〈假釋犯〉、〈印第安人〉等；生活上的如：〈宛在水中央〉、〈時間〉、〈清明二題〉、〈慾望〉等；異想天開的如：〈我的複製品〉、〈春天的遊戲〉、〈Sensor〉等；散文詩如：〈錦鯉〉、〈樹〉、〈夢〉、〈天梯〉等……也只能說是自己比較滿意的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首給自己定位的散文詩〈有一個中國〉，詩雖然是實話實說，也是許多海外華人的心聲，不過寫得那樣坦率的，在詩中，或者是第一首吧！這首詩發表後，我聽到了許多不以為然的意見，但如果不是針對作品的藝術性來討論的，我都不加理會，也不在乎人們那樣的誤解！ 非非：可惜我沒聽到那些意見，我倒是挺欣賞那首的，典型的銘華式幽默。要想了解你必讀那一首以及〈祖國〉。散文詩是你的強項，另找個時間專門和你討論散文詩吧。你上面提到你的少數作品仍屬於純粹的“情詩”，請問你的“情詩”靈感源於何處？
陳銘華：香草美人，俱為寄托，中國文學自古皆然。況且，知好色而慕少艾，乃人之天性。人是有多面世界的，詩人的世界更是繁複，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是莊周夢蝶抑或蝶夢莊周？在詩人的虛擬世界裡，偶然出現一些逾越道德範疇的意象，我想那是可以接受的。我希望別人在讀我的詩時，也能有這樣的理解！ 非非：但願如此。你會說國語、粵語、越南語、英語、法語，你的姓氏拼寫道出你的背景，Tchan 是越南華人陳姓的法式拼法嗎？你的名字“銘華”取得不錯，比“念祖”更有詩意，呵呵。
陳銘華：我在上面說過我的法語早還給老師了，雖然在讀法文詩時，我是多麼希望我沒有還給他啊！“銘華”這名字是父母所賜，我不敢妄議、擅改；我的英文姓氏是我自己的“傑作”，“陳”的越文拼音是Tran，廣東話的拼法則應該是Chan，在歸化美籍的時候，我既保留母語的拼法，又加上一個T在前面表示不忘生長的地方。剛好據老一輩的人說，當年法國殖民政府給在越南的華人辦身份證時，“陳”的拼法就是Tchan 或 Tchen 的，我便順理成章地決定用前者了。你有興趣的話，去查查美國的人口紀錄，Tchan這個姓氏應該是僅我一家的。不過，我現在有點後悔，應該沿用Chan就好了，這樣在辦理什麼手續時，除了姓氏字母是A和B的人排在前面外，很快就輪到C，不像以T 開頭的人輪到時通常都已燈火闌珊。 非非：T開頭已經不錯了，排到Z時黃花菜都涼了。說到姓名又想起語言。語言可以把人類分成不同的群類。我本人習慣於把我們現在敲出來的文字稱為中文，如果說出來就是漢語；而你好像更習慣於稱之為華文、華語，你認為有什麼區別嗎？你認為不同的方言會影響詩人間的溝通嗎？
陳銘華：我個人認為，“華人”、“華語”事實上都是政治辭語。口語上，在海外生長的我們大多時候會說是“唐人”、“唐話”，有時候也說是“中國人”、“中國話”或“中文”。於我們來說，“唐人”和“中國人”是沒有分別的，指的都不是國籍而是血統。但當長期以來許多別有用心的人士一定要將“中國人”分成是國籍上的“中華民國人”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時，我們為了保護自己，不再被左右利用，在書面上和正式公開的場合下就必須謹而慎之的稱自己為“華人”，說的話也變成是“華語”了。
語言和文字的基本功用就是作為人和人之間的溝通。在一個全是美國人的場合裡，我不會堅持說“華語”，突然遇上一位剛移民來的同胞，我也不會板起假洋鬼子的臉孔說“美語”。在偉大的“中華民族”裡，方言多不勝數！我說“廣東話”時，來自台灣的同事以為是“越南話”；他說“台語”時，我則堅持那是“閩南話”。幸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就偉大於我們還有統一的文字！方言的適當運用很多時候在詩中都會帶來新鮮的感覺，增加“中文”的活力。但過份的矯枉過正，難免就會出現以羅馬字母來拼古越南語（有點接近廣東話、潮州話）的越南話，或者類似變了臉的韓文，這和以“雞腸”來拼北京話的“中文”大概有異曲同工之“愚”吧。不過，這或許就是許多人的根本目的，創一種新的文字來提高方言的地位。這裡有詩為證：“去中國化”而獨立兮，“阮”上下而求索，求之不得兮“目屎”長流！ 非非：最後請你簡單談談你個人對大陸、港臺以及海外詩壇的看法。
陳銘華：越南變色前的華文現代詩深受台灣現代詩的影響，我個人也不例外，《新大陸》創刊後與他們的幾份主要詩刊也一直保持交流，其中一些前行代的詩人對我的創作更時加勉勵，有師長的情誼，我對他們的詩藝和開拓精神都倍加欽佩。台灣詩壇不但人材輩出，而且出版蓬勃，報紙副刊和其他種類詩獎的項目頗多，獎金豐厚；另外各大專院校近年來都設有新詩教學，對新人的扶植及詩的持續發展應該說是華文詩壇中最有潛力、也最有成績的一個，這從紀弦赴台後到現在的發展過程中都得到見證。我感到迷惘的是，近年來由於政治因素，許多詩人都捨棄純正的“中文”來大搞方言創作，卻忽略許多方言沒有相應的文字可以正確表達，出現了許多矯枉過正的“亂象”。我這裡不是菲薄方言，只是覺得一個民族的共同語言（文字）得來不易（不管當初“書同文”的過程是多麼不公平、不合理），其實廣東話也是中國方言的一大系，保留的古字古音比閩南語只有過而無不及，更重要的是廣東話除了少數的口語和助語詞（例如國語裡的“的”、“了”、“嗎”、“呢”）外，都有相應的中文文字可以書寫出來，歧義不是很多。但我並不主張用廣東話來寫詩（前面說過的一些可以鮮活中文的方言詞彙則不妨），最主要的原因是語言文字是溝通的工具，何必捨大多數人所懂的這個而就少數人劃地為牢的那個呢？
啊，說了許多題外話，還是回到正題吧！香港詩壇在整個華文詩壇裡長期起著兩岸詩壇的溝通和交流作用，現在這個作用雖然已經不大，但在那個特殊時期和環境裡產生的優秀詩人也很多。他們雖是一個商業社會，但固定的詩刊和詩活動也不少，今後在海外詩壇上應該會起一定的關鍵作用。
大陸詩壇涵蓋的範圍廣闊，這不但是地域上的，也是好幾個世代的。由於種種原因，大陸的民辦詩刊，大多維持不久，很難有一個總的看法。我接觸到的詩人多半是中青年一代，看到的作品大部份都是從國際網絡上來的，雖然蕪雜，倒經常能讀到一些令人驚喜的作品。覺得奇怪的是，以這樣一個詩人口眾多的詩壇，我也常常聽到詩沒有讀者的感歎！另外，有一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過敏感的感覺，就是他們將詩人的年代分得太細了（往往一個年代的特性尚未完全發揮，代表性詩作尚未完全成熟，所謂的另一代就自以為超越了），而一代與一代之間的代溝非常嚴重。你也是大陸來的，不知道這個看法對嗎？
至於海外詩壇，我想你指的也包括美洲吧！這是一個值得詳談的題目，不過我們都身處其中，可否留待他日有機會再說？ 非非：好，下次再談。謝謝你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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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陳銘華 編委： 陳銘華，遠方，達文
顧問：非馬，鄭愁予，葉維廉，張錯，羅青
公眾號編輯：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