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蒂利逝世十周年|Sewell：写《旺代》的那位Tilly

荐读：Sewell, William H. Jr. 2010. ‘Charles Tilly’s Vendee as a Model for Social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3(2):307–15.

Charles Tilly (May 27, 1929 – April 29, 2008) 

Note: 虽以第一人称来整理/翻译，但并非逐字对照的翻译。

1962年，我还在伯克利读博。但那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要研究社会史。要知道，当时连《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这书还没有出版，历史学的主流还只是政治史、思想史，以及精英研究。但是，我就是想研究普通人。

因此，我明白，我得要向其它学科“借经”了。

——社会学？

NONONO。当时的社会学还是挺“反—历史”的，沉迷于技术与量化。他们缺乏历史感，尤其是对叙事缺乏敏感，对偶连性、脉络、能动性的关注远远不够，更不用提在档案研究上的投入了。

但是在1964年，Tilly出版了《旺代》（The Vendee）——它开示了我（It was this context that made Charles Tilly’s Vendée such a revelation to me ）。

颇为讽刺的是，我接触到Tilly的这本书，却是来自于Neil Smelser。

帕森斯的这位爱徒当时正在伯克利教书。当然，他也是历史社会学家。Smelser对英国工业革命中纺织工人的研究颇有洞见。但是，他更感兴趣的其实是自己的理论模型——失衡、社会系统，而非“劳工”。因此，尽管我从Smelser那学到很多，但这并不是作为博士生的我所想要的历史社会学。

但我得感谢Smelser，因为他推荐我去阅读Tilly的新书《旺代》。

对了，顺带一说的是，Tilly和Smelser是哈佛的同学，但他们并非朋友。为什么呢？我说过，Smelser可是帕森斯的明星爱徒（a star student），而那时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系（the Harvard Social Relations Department）还是帕森斯的天下呢！Tilly当然是不喜欢帕森斯的路数。他更亲近Barrington Moore and George Homans这些系里的边缘人。你们从Smelser和Tilly毕业找工作经历就看得出来。Smelser毕业后先在哈佛工作，后到伯克利工作，而Tilly呢？要从Delaware大学的助理教授开始爬起。

还想顺带一提的是，在1960年代初，伯克利的书店还没有那么多专著现货，我不得不预订。

言归正传。

我为什么喜欢Tilly的《旺代》呢？因为它和1960s初的、我接触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中的历史取向，都不一样！

在劳工史里，大家习惯地认为工业化生产带来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带来城市中工人的贫困化，城市贫困导致工人联合起来变得更激进。这个“无产阶级化”的命题是那么想当然地假定。但Tilly不喜欢这样的supposed论述——他要看的是variations。

因此，尽管Tilly的《旺代》关注的时段、地区和我的博士论文兴趣都不一样，但是，这本书连同当时的E. P. Thompso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was published in 1963. Stephan Thernstrom’s Poverty and Progress and E. J. Hobsbawm’s Labouring Men were published in 1964，带来了我当时所关注的社会史的glory years。

而在这样的variations的背后，是《旺代》也同时弥补了历史学当时重叙事和描述而轻解释的问题。

对于当时社会学来说呢？

要知道，当时的历史社会学家还关注的是大历史、大理论，他们不太会用一手档案（比如Moore的宏著），或者只是为了直接用历史学家的材料来完成自己的grand syntheses。

因此，我想说：It helped inaugurate a new style of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that has changed both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 Vendée offered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deeply sociological questions, pursued by a systematic but flexible methodology, based on detailed archival research,  and held together by an unfailing sen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s and the whole.

还是具体说说这本书吧——1793年的地方事件：旺代的反革命

在问题意识上，Tilly认为，尽管在历史学里对于旺代的反革命研究已经很多了，但这些研究的提问方式往往在社会学来看是naive。历史学者问了太多的motives方面的问题：宗教、忠诚等因素导致的叛乱。Tilly则换一种方式问：让我们看看当地农村的social relations上的differences吧。

His first question, then, was: How di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bellious regions differ from that of regions that stayed loyal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He also noted that even within  the  rebellious  areas,  different  towns  or  villages  and  different  classes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the  revolution.  Again,  he asked  how  these  classes and settlements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在方法论上，Tilly很清楚，更重要的不是the object to be explained。因此，他的方法论看似松散，实则非常灵活，一路服务于他的inquiry。相较于只是展现过去社会的那些书，你更能从这本书中能学到的是how  to  go  about  social-historical research and how sociological reasoning works.

不过，我还是要说说Tilly的坏话了。过了这么些年，我确实看出了《旺代》一书的弊端了。

Tilly把书中展示的诸种差异性归为“城市化”的levels and timing上去，但这个“城市化”概念并没有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更不用提，Tilly在当时对rituals and symbols的关注不够。也难怪，他后来在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一书中写下了那个著名的“误导判断”:Useless Durkheim。

要是再说点坏话的话，可能就更致命了。Tilly在1964年之后的作品，都没有再超越这本《旺代》了。毕竟，Tilly越来越关注的是宏观历史进程、概括化，而失去处理the general and the particular之间the creative tensions的精彩。

为什么Tilly会“退步”了呢？

也许是因为他太能写了吧！平均三年出一本书！Thereafter, Tilly published a major book about  every three years。

——1970s-1990s中期，Tilly出了五本独著，2本合著，5本编著，以及大量的articles and chapters。

——在2001年到2008年，Tilly出版了13本书呢！

不信？那就比较一下Tilly的两本书：The Contentious French and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以及三本同主题并受到Tilly启发的作品：

Sidney Tarrow’s Democracy and Disorder; 

John Markoff’s  Abolition of Feudalism; 

and Mark Beissinger’s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Tilly在那两本书中，放弃了他在《旺代》一书里随着自己的inquiry的推进而逐步展开和及时修正的韵律（“反革命”直到此书的最后一章才正式登场！As Tilly had done in the case of The Vendée,  they kept drilling down to more detailed levels of analysis, continually  revising their arguments as they worked.），而是开篇第一章就指明自己的结论，并在随后的篇章中推进这一结论的论证。

最后，我想说：

The Vendée is the best and the most original book Tilly ever wrote. Although he never ceased to prowl the archives, his later work was much more in the mold of previous historical sociology: it reached for broad generalizations about macrohistorical trends, and its archival finds generally served as illustrations of those trends rather than as means of drilling ever more deeply into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systems ...

But I, for one, have been missing something of that unique and thrilling voice I  discovered back in 1964 for a much longer time.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95期）

链接：【历史社会学】已推送

专题：

人物：

方法：

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