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重性别文化的夹缝中：乌克兰普遍女性的家庭角色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2年3月9日

3月8日妇女节刚过。

记得十几年前，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才知道有个“女生节”；等到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变成了“女神节”。

就像昨天的朋友圈，相信你能看到了

我们在重新谈“妇女节”而非女生节或女神节。

谈到女性与平等议题，我有感触的一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确实会有不同的脉络与进程阶段。

比如我们看到王力宏等中国台湾明星的离婚等事件，会惊讶于中国台湾的性别观念怎么挺落后的。但我们为什么会惊讶呢？因为中国大陆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扮演劳动者与政治运动者的角色，要“撑起半边天”，所以对于性别与劳动、私人家庭与公共参与的观念，确实会有些不同于同属华人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台湾。

如果到西方国家，会发现性别议题的讨论，远远不同于中国的主流讨论。比如，我在苏格兰这边，最近twitter上趋势排名较高的一个，是关于《性别承认改革法案》，焦点在于跨性别问题——16岁还是多少岁就能自主改性别呢？要以新性别生活2个月还是多久才能被承认呢？

不同的国家脉络，会让当前关于性别平等的焦点非常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被当作焦点讨论的方面就不重要。

我们不妨再把目光拉到正在战火之中的乌克兰。

如果你是乌克兰的一位普通女性，你会经历怎样的性别不平等生活呢？

在家庭里，你会是怎样的地位呢？

在夫妻互动时，你会得到平等尊重吗？

- 1 - 三种性别意识形态：苏联共产化、西方市场化和哥萨克保守传统

毕业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在美国军方机构做了博士后，但后来转到承担国防安全等方面的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工作的Nadina L. Anderson，在《性别与社会》（Gender and Society）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研究的就是乌克兰女性在家庭的金钱支出与分配问题，访谈了34 对同居至少两年的异性恋夫妇。

文献信息见页底。

乌克兰和中国有点像：同样经历了共产主义阶段，保留了一定的遗产影响。同样面临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冲击，迎来了市场导向的性别平等观。但是，乌克兰自身文化的一支——哥萨克文化，也会有点像中国传统文化一样讲究男尊女卑。

简单地讲：乌克兰和中国一样，性别文化呈现三种意识形态的交叉：

第一，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哥萨克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性别不平等观念。

第二，西方式性别意识形态：强调女性参与劳动力和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工资权利，以及男性在家庭中要承担家务劳动。但是，“劳动”面向背后，也涉及到对于市场价值的承认。

第三，苏联式性别意识形态：女性也走出家庭，参与劳动，撑起半边天，不被视为男性的温暖和无私的依赖者，但是却依然支持男性作为主要的养家糊口者。这种共产主义式安排赋予女性在家庭中一定的程度，是意在通过降低了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压制了私人父权制，实现面向组织单位或政党体制的共产主义团结。

那么，乌克兰女性经历了什么呢？这三方面的交叉会不会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启示呢？

我们不妨以看似细微但颇有意味的方面来观察。家庭的钱，如何支出？如何分配？如何讨论？

- 2 - 看似信任女性，却逼她们成为“家庭预算精算师”

受苏联遗产的影响，乌克兰普通男性习惯表达自己的诚实与道德，所以会将金钱收入直接给妻子管理。这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他们想将自己与虽然富有但却臭名昭著甚至腐败贪婪的市场改革得益者或寡头划清界限。给自己的妻子钱，这是在向社会表明一个人不贪婪。

但是，这种看似大方或高尚的意识形态追求，其实背后也交叉着市场改革的失败。太多人没有在市场改革中获益，因此面对市场劳动参与的挫败，这种家庭内部的金钱转移——虽然收入未必很多，但却保持了男性在家中的权威（作为收来源），又给予女性一定的家庭权威（符合苏联遗产的传统）。

女性可能自己没有收入，却要承担“家庭预算管理师”，花好了没奖励，花不好又会被丈夫臭骂。精打细算的劳动都落在了妻子的身上。乌克兰一家汽车公司的 27 岁文员，结婚 6 年，他说自己“只是在购物方面听老婆的，因为妻子可以专业地管理它，所以在这方面她就像是我的权威。”但是，这种家庭预算管理师，究竟是个苦差事、负担还是特权呢？毕竟，这会金钱转移，不是为了直接为自己消费。

- 3 - 不可见的女性日常消费与显眼的男性大件消费

在访谈中，13 对夫妇明确讨论了丈夫的钱如何指定用于租金或水电费等公共领域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苏联传统下对男性的期待。同时，他们也花在更显眼的东西——电视、电话、汽车，表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所得。这些耐用+有形的物品，保障了男性在家庭权威中的可见性。

女性呢？女性通过将自己的工资花在家庭食品、孩子教育、回家探亲的火车票等方面，让人觉得女人的钱似乎消失了。但其实，你懂的。

其结果是给人一种印象：男性的金钱视为重要的，而女性的金钱则是辅助的，——不管花了金额是多少，进一步强化了男性作为养家糊口者的哥萨克传统意识形态。

最后值得一说，在所有 34 对夫妇中，只有两名女性表示对西方女权主义理想感兴趣。

文献来源：

Anderson, Nadina L. 2017. “To Provide and Protect: Gendering Money in Ukrainian Households.” Gender & Society 31(3):359–82.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633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