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的起源以及它究竟义还是不义

正文开始于此

自俄乌战争伊始，舆论场上便出现了关于对战争反思的观点。这便牵扯出了对于战争正义不正义的问题。

归根结底而言，战争是没有正义与不正义之分的。更准确的讲，战争的正义性并非客观的自然界所能够决定的。就如客观的道德不存在（一切的道德标准都是人类社会主观决定的）一样，客观的正义也并不存在。虽然一些信仰宗教的人认为客观的道德与正义已由一位至高无上的超自然体（俗称神）所决定，但是因为神的存在无法被科学证实，进而这个神所决定的，客观的道德与正义也同样无法得到科学的证实。

自然而然的宇宙没有客观的正义，即无正义。正义与否是人类社会主观定义的。因此，笔者也只能通过主观的正义来探讨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解答方向。一种针对是具体的战争，另一种针对的则是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现象本身。除此之外，战争对于社会的影响又可以分为微观的（即短期的、局部的）与宏观的（即长期的、整体的）。

人类社会由许许多多的个人，以及许许多多由人所组成的群体所构成。作为有着独立思维与意识的生物，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群组与群组之间不可能在思维与思想上保持完全的一致。这就使得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之间有着相异，甚至相左的利益追求。这就形成了社会中的矛盾。政治是试图在诸多相左的利益矛盾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方式、一种程序。这传承于我们作为群居动物的猿类先祖所进化而得来的政治性，目的在于不让群体内部利益的矛盾破坏团结，进而损害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毕竟大自然是残酷的；团结在一起的，比单打独斗的猿类动物能够守望相助，并因此而获得更大的生存机率。

自然界充满了暴力

残酷的大自然也造就了动物们的暴力性，一个确保拥有它的生物得以更有可能存活下去的特征。它既能让捕猎动物博倒猎物进而不被饿死，也能让被猎动物自卫进而不被猎杀。它是自然选择的必然产物。人类的猿类先祖也毫不例外的拥有着暴力性。我们当今的人类自然也传承了先祖的暴力性，并将其运用在了解决社会中与他人的矛盾上。个人与个人之间会发生斗殴；群体与群体之间会发生群殴，而国家与国家之间自然也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而暴力相向。只不过国家所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远高于个人或社会中的小群体，所以国与国之间的暴力远远高于个人或小群体之间的殴斗，其破坏程度也相应的更为惨烈。这便是战争之所以存在的自然原因。从自然的客观角度来讲，战争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一切都只是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而已。

我们一般都希望能通过政治来解决矛盾，毕竟战争的伤害实在太大。这就如同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矛盾时能动口就不会动手一样。然而政治是复杂的过程。双方的矛盾要得到化解就必须让双方都有所让步，在取与舍之间做出抉择。但是现实中并非所有人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与他人的矛盾。或许是因为暴力的方式更加的简单了当，对于不想要参与复杂的政治方式的人来说显得更加的“容易”（针对那些觉得用肌力比用脑力更容易之人）。亦或许是因为有着矛盾的双方中的其中一方已到了舍无可舍的地步，所以不得不放弃政治解决方式，而必须付诸于武力。

暴力（战争）比政治往往更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矛盾（要么消灭掉矛盾的另一方，进而消灭矛盾。要么彻底打到对方屈服而向己方妥协。）政治方式解决矛盾是建立在双方对彼此的信任之上的。然而出尔反尔，阳奉阴违之事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与其把解决矛盾的成果建立在不牢靠的信任之上，不如把它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理层面（如在物理上把对方消灭，或是摧毁对方能够与己方争夺利益的能力）。而这种情况会发生的条件则是一方对另一方拥有绝对的碾压性实力，而对方却依然不屈服不妥协。

北约各成员国面和心不和

当然以上这些只限于只有两个利益矛盾方的情况下，而现实中却不止两个矛盾冲突方。这就为现实中的国际博弈与战争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好比物理学中如果只有两个物体，那么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好判断，而三个或更多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则难判断。此次俄乌战争也绝不只是俄乌两方的矛盾冲突。比方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虽为同盟体，然而成员国之间却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立场与诉求并非完全一致，甚至相互违背。

孟轲（孟子）

战争作为一种利益矛盾的博弈与斗争形态是非常残忍的。它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对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民而言无疑是悲剧。然而将战争放在宏观层面上，它并非完全是消极负面的事件。孟子于《孟子·尽心下》中言道“春秋无义战”。他所要表达是春秋时期的所有战争皆无正义性。然而春秋战国的乱世也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并为后来中国从分封制进步为中央集权制创造了条件。战争在不经意间推动着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进步。虽然战争的策源方发动战争的目的并非为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进步却是确确实实的意外后果。

春秋战国虽然是悲惨的乱世，但是却让中华文明脱胎换骨，进入帝国时代。

孟子“春秋无义战”的论述并非不正确。它针对的是那些发动战争的诸侯；他们没安好心。但是数百年后的客观后果却是积极的。这就是《恶的根源是什么？》一文中笔者所指出过的恶行不一定就带来恶果。虽说如此，但是战争所导致的社会与文明长远的进步并不能自然的就归功于战争的策源方，也不能因此就洗清他们发动战争的责任与罪孽，除非发动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实现某些积极性正面的进步，如秦始皇嬴政发动统一战争是为了终结分裂战乱的战国乱世，进而实现国家统一与和平那般。具体分析的话，战争不只包括发动的一方，也包括被打击的一方，以及旁观的其他方。战争所带来的进步也可能是被打击方（如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因为在14年抗战中反抗侵略而导致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觉醒）或旁观方（如观察春秋乱世的诸子百家应对那乱世而创建了各个试图终结它的思想学派）所带来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以免落入战争长远会带来进步，所以发动战争的策源方就自然有功的错误思想。

早期贵格会的聚会

战争就长远宏观层面而言并不一定就完完全全是消极负面的。但是它在短期微观层面所带来的破坏还是会让不少人感到反感。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绝对的和平主义分子，反对一切的战争，例如基督教新教的贵格会派别（又名教友派）。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笔者便听说了声称反对一切战争的舆论。起初笔者以为这是类似于贵格会成员的人所表达的立场，不过后来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些大部分是美西方反俄的舆论宣传。既然如此，那么笔者便就此讨论一下此次俄乌战争的正义性问题。

2014年“麦丹广场革命”

从微观的角度而言，这场战争对于俄乌双方都是悲剧，毕竟他们本为同一个民族，即东斯拉夫。两国从基辅罗斯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为一国，与白俄罗斯一起组成东斯拉夫三姐妹。而双方交恶，以致发生战争自然是其中一方，即乌克兰，发生了消极的变化。这一消极变化的直接原因是2014年乌克兰“麦丹广场革命”（一场另类的政变，即颜色革命）以来乌克兰越来越仇视邻国俄罗斯，以及国内的俄罗斯族裔，并愈发纳粹化，对国内的俄裔暴力相向。虽然这也是乌克兰为了维持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而对乌东俄裔聚居区的分离主义发动的内战，但是这场内战本可以避免，甚至可以说是乌克兰当局的不义才催生了乌东地区的分离主义。这便引出了乌克兰消极变化的间接原因：西式民主制（中国互联网民俗称的皿煮）所导致的民粹。

皿煮是异化后的民主。即便是没有被异化的民主，它也容易造成社会中矛盾的不可调和，乃至分裂，例如古雅典（请参考文章《为什么人们老是要民主，却往往只会收获皿煮？》）。这就如同中国古时朝廷中恶劣的党争一样；为了巩固己方的权利，就必须强调与对方的差异，进而导致己方与对方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冲突。而美西方反俄势力出于自私的利益（请参考文章《另类的被侵略；俄罗斯是如何看待对乌克兰战争的？》），则自然会在其中挑拨离间，再利用乌克兰愈发严重的反俄民粹拉拢乌克兰成为围堵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目的中关键的一环。

俄乌战争

乌克兰的消极变化只是西方阵营为了围堵、削弱、灭亡、分裂，并最终控制与奴役俄罗斯的其中一环。它与对苏冷战、北约东扩、车臣战争、原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等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事件是一体的。乌克兰与俄罗斯近在咫尺。如果俄罗斯任由纳粹化后的乌克兰与反俄的西方阵营继续在战略上勾结以破坏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环境，那么俄罗斯的前途则必然朝着西方阵营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即俄罗斯被灭国与奴役。或许俄罗斯的领导层判定局势已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而政治外交层面的解决措施又无法奏效，于是便发动了这场战争。

这便是俄罗斯对乌发动战争的理由。这个理由对于世人而言是否正当合理，即这场战争正义与否，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客观的正义与客观的道德一样，是不存在的；一切正义与道德都是主观判断。笔者在此所谓的主观并非个别人所持有的偏见下的主观，而是人类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整套系统性的是非对错标准下的主观。这一标准既然是关于是非对错，自然也就有违马基雅维利政治、斗争、博弈皆无道德的哲学理论，毕竟马基雅维利的哲学只考虑胜败利害得失，而不考虑正义不正义的问题。

人类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整套系统性的是非对错标准错综复杂，既有国家主权，又有公民权与人权等概念。这些概念在现实中时而相得益彰，时而却又相互矛盾。简单拿个别的概念去判断此次俄乌战争中谁是谁非便自然存在偏颇。除此之外，正如战争本身存在短期微观上的消极负面影响却也存在着长期宏观上的积极正面影响一样，任何战争也绝非只有义而没有不义，反之也是如此；大义背后存在着小不义，大不义背后也存在着小义。正因如此，在面对着此次俄乌战争义不义，这一如此错综复杂的一个问题时，笔者还是要提倡运用辩证法来解答。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约时的情况

国家主权的概念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于1648年问世以来便一直受到世人的肯定与尊重，即便各霸权主义国家几百年来不断的违背它。作为主权国家，乌克兰的主权理应受到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尊重，然而它却不顾强邻俄罗斯的主权30多年来一直受到西方阵营的觊觎（文章《另类的被侵略；俄罗斯是如何看待对乌克兰战争的？》中所解释的那样），沦落为美西方打击俄罗斯的一枚地缘战略棋子。既然乌克兰配合伤害俄罗斯主权在前，那么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后以反击美西方的地缘战略围堵与打压便顺理成章了。

讲完乌克兰对外的错误政策，再论述一下它对内的失当策略，即搞内部分裂，打压俄裔与亲俄人士。这是民主国家最终导致的民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民生状况越糟，社会越不稳定，从民主化初始到民粹抬头的时间就越短。乌克兰便是如此，短短三十年时间不到就到了民粹泛滥的地步。政客为了自私的政治利益不断煽动仇恨，导致社会的分裂。这便是2014年以来乌克兰内战的成因。而这也是美西方的刻意为之；通过对乌克兰政府与社会的渗透与舆论宣传让主流乌裔仇视邻国俄罗斯，以及国内的俄裔。

所谓的乌裔与俄裔其实都是同一民族，即东斯拉夫族。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语言上的。而就是两者语言上的区别也如同一个语言中所存在的不同方言。换句话说，乌裔与俄裔之间的区别放在中国不过就是河南人与山东人之间的区别。两者今日发展到如今水火不容的地步固然有着美西方挑拨离间的因素，然而乌克兰这几十年来对于本国民粹的纵容也脱不了关系。从基辅当局不断推出排斥与打压，甚至迫害乌东俄裔的政策，到纵容，甚至支持国内新纳粹分子在内战期间杀害俄裔平民，乌克兰当局站到了人类社会所普遍定义的正义的反面。

虽然保护乌东俄裔的分离主义武装也迫害过乌裔与其他族裔的民众，但是这正如笔者之前提到的：大义背后存在着小不义。更何况乌克兰内战与其所造成的诸多悲剧和不幸事件，若不是乌克兰当局对内的错误政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可惜民主变成了皿煮与民粹，使得本可避免的事情变得不可避免。乌裔对俄裔的迫害带来了俄裔对乌裔的报复，进而又招致乌裔再报复俄裔，俄裔再报复乌裔，循环往复，冤冤相报，到头来还不是同民族中的双方鹬蚌相争，西方阵营渔翁得利？

普京于2005年宣称“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乌克兰内部乌裔与俄裔两个群体之间最终恶化的关系又何尝不是俄乌两国之间关系交恶，以致这场俄乌战争的缩影？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没有实行全盘西化（皿煮化）的“改革和开放”（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政策，原文名称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与гласность），那么就不会有今天这场东斯拉夫姐妹之间，亲痛仇快的战争。这正印证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所宣称的“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发动战争或侵略的一方并非就自然是不正义的一方，被侵略的一方也并非就自然是正义的一方。希望读者们也能够辩证出这一结论。然而即便如此，笔者的这一结论也只是根据战争所发展到的现阶段所得出的暂时结论，而非对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的最终结论，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随着战局的变化（如果接下来的战事发生改变其战争本质的变化），最终结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笔者将于下一篇文章谈论一下自己所推测的战局走向，敬请期待。

正文结束于此

相关文章：

更多原创好文章尽在微信公众号，请点击关注。

如果大家喜欢笔者的文章，可以点赞，转发到好友圈，或是打个赏支持一下。

谢谢读者们的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