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点丨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强制力量研究（六）海上拦截+进攻性网络战

Original 2017-02-18 计宏亮 信息与电子前沿

海上拦截

实际上，美国海军可在任何地区击败其他任何国家的海军，发起近岸作战，实施海上控制或海上拒止（尽管中国的反海军能力可使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控制备受压力）。通过炫耀其开战决心和战斗能力，美国的航空母舰成为管控或解决危机的一种尤其有用的手段；不过，这些警示需要基于武力（即：硬实力军事装备）的使用。通过配备基于空间的传感器，具备数据处理能力，美国的舰队可向美国提供独一无二的全球海上态势感知信息，这些军事装备能力还具备软实力效用，例如表达承诺、展示美国技术、对自然灾害做出响应。其中与本文所述有关的一个方面是使用海军军力限制敌军进入全球海洋、市场、获取全球资源，从而缩短战争进程，达到强制作用。

限制进入的一个方法是海上拦截作战（MIO），在执行海上拦截任务时，美国海军（或美国海岸警卫队）作战人员将阻截运载被禁运违法货物或其他危险货物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改变航向，并进行登船检查，还可扣押这些船只。这种方式已成功拦截了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需的药剂、材料、设备，最近还成功拦截了向恐怖分子的供给。然而，虽然美国海军实力很强，但它仍无法随时随地出现在可疑船只可能行经的路线上。

因此，在过去十年内，美国开展了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有多国海军共同参与巡逻。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北约的“积极努力作战”行动，其在地中海进行反恐任务巡逻。由美国领导的多边合作可长期进行，可选择在途经敌方港口的狭窄航道或水域上集中进行，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能阻截它想要阻止的大量航运货物运抵特定目的地。由于处于地理劣势，俄罗斯、伊朗、中国都有可能受美国及其伙伴国海军力量的摆布。从理论上来说，海军军力似乎是获得强制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同时，执行长期广泛的海上巡逻及阻截任务所产生的费用可以达到非常庞大的规模，当考虑到按比例承担相关舰船的费用时尤其如此。另外，当实际使用美国海军军力阻截敌方的船只时，这种情况可被视为硬实力的运用或甚至是战争行为。虽然海上阻截可能具有强制价值，但也会带来武装冲突，这意味着应避免P2C而不是导致P2C。例如，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听任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而伊朗则可通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对美国进行封锁。另外，如果美国使用海军军力作为一种强制手段，这会背离美国对国际水域航行自由原则的承诺。

总之，美国的海上控制能力相当突出，结合其伙伴国的海上控制能力后更是如此。不过，如果在包括最紧急情况的所有情况下将这种能力用作强制手段，则相关的费用和先例表明，应谨慎使用。海上作战不能被视为实施经济制裁的一个独立的强制性选项，或是武装冲突的延伸。

进攻性网络战

美国是网络超级大国。其发明了网络的大多数技术、硬件、软件，从而形成了这个域，使这个域活跃并发展。美国提供了很多内容：信息、应用、娱乐、新闻、讨论、社交网络、创意。美国通常乐于使网络空间的核心 – 互联网 – 保持开放和安全。美国在这个领域进行监控、防御、攻击的能力也非常卓越。美国的网络实力不受制于政府及其控制，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有相当高的技术及操作能力，这些包括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及方法、采取进攻行动的能力。

尽管有这些能力，但美国政府在发动网络战方面仍十分谨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易受计算机网络的干扰。在军事战术水平上，网络战被视为而且通常被策划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战略层面上，美国十分厌恶网络战，因为在网络战中，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经济会受到很大损害——即使只是暂时的。人们普遍赞成一种观点，即：在全面爆发的网络战争中没有赢家。由于美国在防止打击报复方面以及控制网络战从战术级升级到战略级方面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这种观念的分歧加剧了。通过将情报和技术的进步与有效的指挥控制协议相结合，美国可能能够在网络战争升级阶梯中建立“防火线”。到那时，美国可能必须借“防火线”恐吓战略性网络攻击，以制止他人发起此类攻击。当然，这种强制态度与P2C等网络作战中的观念是相抵触的。

从战术级或强制级升级到战略级只是网络战的其中一种风险。另一种风险是网络攻击会触发正规战争。网络攻击可解释为在为实质性攻击“准备战场”，或者在敌人看来足以证明应当做出实质性的回应了。总之，网络战可能成为军事力量的一种实施途径，而不能替代军事力量的使用。这意味着存在一种普遍性危险，即足以改变敌人行动路线的严厉强制措施会让敌人更有可能（而不是不太可能）使用武力或使战事升级，然后使得美国也需要使用武力。

如果网络战报复和升级的风险可降低，那么美国就可以采用一种强大的强制性手段。进攻性网络作战不如实体军队那样暴力，但比金融制裁更具破坏性，它可以让美国针对那些挑战美国利益和责任的敌手削弱其军事力量、情报系统和重要的政府信息网络和民间信息网络。在最让美国担心的三个国家中，中国最易受网络作战的攻击，其次是俄罗斯和伊朗。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较弱）将有能力通过攻击美国的重要网络对美国进行报复——假使这些国家还没有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攻击美国网络。甚至连陷入信息黑暗时代的北朝鲜据说也已在索尼黑客攻击中起了作用，意味着北朝鲜也拥有一定的报复能力。在对前苏联国家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起的网络战中，俄罗斯有最大嫌疑。中国虽然在网络间谍和窃取世界中已达到“校队队员”水平，但更加克制。中国和俄罗斯可能——或正在——在战略性网络战中与美国处于相互强制状态。

即使有能力控制网络作战升级，美国要发起攻势，也将不得不为至少相称的网络攻击做好准备（即使不发起攻势也可能要做此准备）。作为P2C组合方案的一部分，美国应当制定一整套攻击性的网络作战方案，应对升级控制中的挑战，同时继续在网络安全方面投资。在逐案例决定是否采用这些方案时，美国需要考虑间接危害（或者甚至是滥伤）、报复和战事升级的风险。

也许当军事力量可作为替代方案时进行针对性的网络作战是最有效的。震网病毒（Stuxnet）攻击伊朗铀浓缩离心机的案例——不管病毒来源于哪里——与军事打击相比都无可争议地是使伊朗计划受挫的一种更聪明的办法（至少暂时是这样）。与此同时，那次攻击对伊朗离心机之外的系统也产生了不可预见的、令人遗憾的间接影响，突出了人类在控制网络影响方面的能力极限。

虽然发起攻击性网络作战的成本微不足道，但造成经济影响的成本可能很高，而且敌人实施报复的成本也可能很庞大。中国和俄罗斯已有能力以牙还牙地反击美国的网络攻击，伊朗预计也会获得这种能力。虽然美国不大可能发誓放弃对网络武器的强制性使用，但美国可能会发现网络武器越来越危险。社会上的一种观点是美国最好将网络战与实际战争等同对待——不管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并设法提高（而不是降低）门槛。不管怎样，美国大规模使用网络武器或利用网络武器应对危险网络都是与实际战争接界的一种极端的强制性作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