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 汤维祺：加快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对全球的“制度引领”

鲁政委 汤维祺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提升到了“总体布局”的高度；而作为2035年将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也由此成为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并列而不可或缺的五大特征之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未来还将继续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环境友好”，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绿色发展成效卓著。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发展绿色金融也成为了国家战略性优先事项。2015年12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35项发展绿色金融的具体措施，成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法”，开启了系统性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建设进程。银行、证券、保险，以及环境产权等各领域的制度体系加快成型。部分金融机构也对绿色金融业务管理和创新的不同领域，展开了深入的探索。截至2017年2月，国内21家银行业机构绿色信贷余额7.5万亿元，占所有信贷余额的9%；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也从2015年的几乎空白，一跃而起到2016年的2400亿元，占全球总量近40%，2017年上半年发行量占比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全球占比超过20%；截至2017年一季度，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约90只，规模接近800亿元。除此之外，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绿色信托、绿色保险等也获得长足发展。

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张，带来了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2016年7月，新开发银行在中国发行了国际金融机构首单绿色债券；而当月，中国银行开启了中资银行在海外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的进程；多家国外基金会组织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先后进入中国绿色金融市场。2016年杭州G20峰会，我国推动了绿色金融首次进入了核心议题，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共同主持主导编制了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向世界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的七项具体可落实的政策建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赞赏。

中国的绿色金融市场已经完成了“规模赶超”，并具备了向“制度引领”角色转型的基础和条件。

截至2016年底，全球已有近60个国家和城市建立了碳市场，覆盖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0%以上，并催生了年交易总额超过万亿美元的市场，为碳减排提供经济激励。然而，碳市场只是绿色金融体系中的一个方面，要全面地推动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还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探索制度创新与设计。

遗憾的是，反观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在环境治理和金融治理之间严重割裂：关注环境保护的机构与关注金融监管的机构之间，根本没有建立起任何正式沟通渠道、似乎也没有任何共同工作语言，由此也就导致环境问题影响金融、环保离不开金融，但在正式的金融治理架构中却从未考虑过将环境纳入其中。由此也就导致“绿色金融”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本质上仍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如，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核心——巴塞尔协议，及其他相关规则、标准和制度中，均没有对环境风险给予明确专门的关注和考虑。是否考虑环境问题，风险迥然不同，但绿色与非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却完全一样。根据我国市场实践，截至2016年6月绿色信贷不良率0.41%，远低于同期贷款的总体不良率水平1.75%。巴塞尔协议甚至都愿意单独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设定更低的风险，在环境问题依然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却至今仍然没有考虑明确地绿色金融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可以考虑推动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调整，适当调低绿色金融资产的风险资本占用，这对于扩大全球绿色金融业务规模、提升市场吸引力，都将带来直接的影响，也将提升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由此将会彻底改变目前绿色融资更多需要依托财政补贴的状态。除了直接调整风险资本占用比例外，由于绿色带来的环境改善、资源节约等效应造福了全社会，因此，我国也可以在未来《破产法》的修订中，将绿色债权的受偿顺序提前，明确绿色债权优先受偿地位，以此进一步降低绿色投资风险。

绿色金融关乎我国乃至全球永续发展，而我国在相关领域已经走在了全球前列，并逐渐显现出对全球的引领作用。加快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对全球的“制度引领”，不仅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也能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落实千年发展目标，贡献中国的智慧。

(鲁政委系兴业银行、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汤维祺系兴业研究公司绿色金融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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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金融 建设美丽中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在以前党的文件中，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曾均被提及，但十九大报告以如此大的篇幅讲述生态文明建设还是第一次，并且被列为‘千年大计’。”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记者注意到，十九大报告约15次提到“绿色”一词、43次提到“生态”一词，并在报告第九部分特别提到“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那么，未来我国将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充分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将是重要内容之一，而发展绿色金融也已被写入十九大报告中。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绿色金融支持

“十九大报告确立了我国绿色金融在国际上的引领地位。”鲁政委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建设、G20峰会、亚投行创立等全球命题和重要议程中，中国通过有力实践和开放态度，引领全球发展绿色金融，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多位专家表示，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实现绿色发展理念的代表性实践。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罗谭晓思认为，绿色金融从多方面呼应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一方面，通过各类绿色金融工具与相关政策，绿色金融将从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解决绿色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并抑制污染性投资，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与绿色技术革新的同时，助力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发展任务;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体系将有效推动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的投融资机制改革，并为环境风险管理体系提供金融服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值得关注的是，在看到绿色金融巨大潜在成长性的同时，绿色金融的发展仍面临一些瓶颈。“绿色金融的发展不能光靠‘情怀’，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绿色项目具有公共物品特征，而国家提供财政补贴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从制度层面激励绿色金融的发展将是今后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创新政策机制和手段，引导市场力量自发投入绿色金融，推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值得期待。”鲁政委对记者表示。

“可建议让绿色债券获得优先受偿权，类似于资产证券化的优先级，降低银行发行绿色债的成本。此外，还可以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绿色融资业务设定更低的风险权重。”鲁政委认为，通过这些措施，能够提高绿色资产的吸引力，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标准化建设”稳步推进

自今年6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来，在4个月的时间内，各试验区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正逐步由分散化、试验性的探索，向系统化、规模化推进转变。

“在此背景下，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鲁政委表示，建立、完善并推行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是确保市场健康平稳运行、减少市场风险的重要前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绿色金融所涉的标准体系，不仅包括产品和业务的设计和管理标准，还包括一系列配套的基础标准，如信息披露标准、绿色评级标准等。目前，我国已针对部分绿色金融产品推出了一些独立的绿色金融标准，但离形成完整的体系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不过，今年6月，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将“绿色金融标准化建设”工作列为了“十三五”时期金融业标准化的重点工程。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化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绿”与“不绿”的标准化计量，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而这方面研究目前仍显不足。”鲁政委认为。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将依循党中央指引，充分发挥研究院作为绿色金融领域的创新型研究智库作用，推动成果创新和转化，打通由科研成果向创新金融产品转化的道路。

银行业攻坚克难致力创新

毋庸置疑，银行业是绿色金融领域的主力军。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2月，全国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7.5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8%。党的十八大以来，银监会先后出台了《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能效信贷指引》等绿色信贷政策，推动绿色信贷整体规模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那么，党的十九大之后，银行业将在哪些方面发力绿色金融?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绿色信贷只是支持绿色发展的方式之一，而除了融资以外，还有全方位的绿色配套服务需要银行去探索。例如支付结算方面、上下游产业链方面的服务以及咨询顾问，尤其是对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创新类产品提供咨询服务十分重要。“未来，银行如何提高对整个绿色经济产业链的支持和服务力度，根据上下游产业链需求提供综合化金融产品，值得期待。”曾刚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绿色金融成为各家银行业务的主要发展方向，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在机构设置层面进行一些积极的探索。未来会有更多银行在其绿色金融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组织架构方面的优化，以事业部或专营部门的方式，更好地促进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

“实际上，绿色信贷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方面，未来支持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在于绿色金融产品的广度，这在创新方面对银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曾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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