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四川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溯源

四川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溯源

文/桑宜川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是我读大学的地方，创建于1960年，办学37年之后，于1997年更名为外国语学院，也是学校首批成立的学院之一。如今回顾她的早期历史发展沿革，缅怀前辈学者所经历的人生磨难，做出的学术成就，其间的故事可歌可泣，留存史册，激励后学，薪火传承，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亦是本文起笔的初衷。

回望历史，四川师范大学曾有过一段凄美而又悲壮的校史，脱胎于抗战结束时留在四川三台的原东北大学校本部。上世纪50年代初，原东大的部分师生习惯了天府之国的闲适生活，未返回东北，遂流寓到南充，充实到初建的川北大学（后为南充师范学院），构成了该校最早的师生群体。1953年后全国院校调整，学校本部被陆续整合到了成都，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学兄开伦出道于那一方热土，在南充教院任教多年，他说起盖有“川北大学藏书”老印章的图书如今多散见于南充教育学院（今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本部图书馆，诚如斯言，佐证了这所蜀中学府的文脉传承及历史发展沿革。

早期的四川师范学院虽有外语学科课程，但师资奇缺，主要以民国过来的先生们为教学中坚，教材也不统一，以自编的油印课本为主。时光流转，直到1960年和1963年才分别正式设立俄语和英语二个本科专业，从此走上了办学规范化之路。李安宅先生（1900-1985）即是原外语系的拓荒者之一。他不仅是当时国内知名学者，更是有事业心的教育家。（右下图：民国时期的李安宅先生）

高山仰止，李安宅先生

民国时期，李先生曾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边疆研究所所长，国立拉萨学校第一任校长，即如今拉萨大学前身，以及南京总统府西藏问题特别顾问。还记得一则老成都的坊间传说，文革初期，李安宅先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国民党特务的帽子，红卫兵揪斗他，质问他为什么要为蒋介石作幕僚而效力？他倔强地反唇相讥，回复说：“不是我找上门去，而是蒋介石自己找上门来，逼着我去帮着解决西藏问题”。于此可见在那疯狂而又荒诞的岁月里，一位前辈学者的士者风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气概，永远令我辈后学敬佩。

1949年后他为新生政权服务，先后任解放军进藏部队副师级高级顾问，西南民族学院教务长，四川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早期的外语系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筚路蓝缕，不断发展起来的。那年月的大学教务长是一个特殊的称谓，从民国教育沿袭下来，即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

李安宅先生乃是河北迁安县人。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常在校园里散步，穿着一袭洗得发灰了的蓝色中山装，顶着一头花白的须发，谦恭而又儒雅的身影。我辈七七级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他晚间常来班级里辅导我班同学们的自习，一口河北话讲得字正腔圆，指导同学们如何使用英汉双解大辞典，增加词汇量的妙法。那年那月，他是国内知名大学者，虽早已退休，然却不辞辛苦，礼贤下士，扶掖后学。学兄陈朴回忆到，当年他曾拜李先生为师，李先生也尊旧规，正式收他为私塾弟子。学兄王爰飞也回忆到，李先生“他谦恭的姿态和卑微的笑容令人心痛。”这一句极为传神，寥寥几字，道尽了李老先生一生的境遇。文革浩劫之后，李先生应是看到重振教育有了希望，心情舒畅，脸上总是挂着会心的微笑。这是我记忆里的李先生，只可惜时间不长，到了第一学年的下半期，就再也无从受惠于他了。据说那时他的身体已有不适，但至今同学们仍不时说起，当年晚自习时来到教室的那位老先生，对他的怀念与景仰依然如故。

学问方面，李安宅先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藏学家、翻译家、人类文化学的先行者。他曾兼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研究会顾问等职，彰显了他的学术地位。他于1926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随即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他于1938年赴甘肃拉楞寺，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调查。后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1947年到1949年在美英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进藏任教。1960年到四川师范学院教书，1961年任四川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兼任外语系主任。他一生专治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藏学的研究，成就斐然。我细读过李先生的早期著作《意义学》，其出版于战乱时期的中国，对近代西方的语言学，翻译学，符号学，以及语用学理论之嬗变作了精妙的解读与阐释，从而构建了自己的意义学理论，可谓一部里程碑式的中国语言学著作，对于今天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仍有开惑之效，高山仰止，令我感佩！

如今，李安宅先生被后学称为现代中国人类学的燕京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华西学派人类学领军人物。其实，这位学贯中西、涉猎广泛的学者更是一位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的学术思想形成于他所处的战乱时代，超越了时空，经世致用，惠及厚生，而他本人却淡泊名利，随缘而器，是为后学楷模。他的早期学术专著有1931年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34年的《美学》和《意义学》，1938年的《社会学论文集》及《李安宅藏学论文选》等。除此之外，他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的经典文论，1931年的《交感巫术的心理学》，1936年的《巫术与语言》及《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1944年的《知识社会学》，《两性社会学》，《五智喇嘛弥伴传奇》以及《英汉对照社会学辞汇》等，谨此举偶。

李先生在宗教方面亦有杰出的学术成就，《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宗教与边疆建设》即是他的代表作。那年月，社会学与人类学已是欧美的显学，然而在国内却鲜有中国学者涉及，极少从事这类专题研究，他的同辈学人中仅有吴文藻、费孝通、罗忠恕等几位比较有成就。就是这样一位前辈大学者，曾给我辈青葱岁月的心田里悄悄地埋下了何为学问的种子，不着痕迹，但从此生根发芽，今生都受益无穷。

民国文化大使，罗忠恕先生

与李先生同辈的外语系知名学者还有罗忠恕（1903—1985）教授。他是四川定远（今武胜）人。1931年，获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1937年至1940年，留学英国。民国时期，他曾任华西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哲学顾问等职。1949年后，他不再兼职校务行政，但仍为华西大学教授，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教学与科研之中。罗忠恕先生于1962年加盟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授，为教学与科研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海洋空气。

在上世纪1966年仲夏，现代中国的政治再次与读书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文革的造反派狂飙席卷全国。罗忠恕先生在狮子山上一夜之间被打成牛鬼蛇神，与李安宅先生一道被关进“牛棚”。据原外语系的老教师回忆，红卫兵在游斗或开批判会时，勒令他穿劣质西服，歪系领带，挂上“反动学术权威、洋奴、卖国贼”的黑牌示众，强迫他低头认罪，有一次被狂热的红卫兵一脚踢下高台，顿时满脸鲜血直流。如今回忆起那一幕幕与折腾知识分子的荒诞场景，仍然不胜唏嘘。（下图：罗忠恕与爱因斯坦合影 ）

民国后期，罗忠恕先生任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多次游学欧洲，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从不穿洋装。晚年钱穆写道：“忠恕留学英国，闻即终年御长袍不穿西装。漫游欧美归后，仍穿长袍。”即是同辈学人的见证。1939年11月底，牛津大学英中文化交流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消息在《牛津日刊》发表时，配发过一张照片：罗忠恕一袭长袍马褂、温文尔雅，不矜不伐，从容自信，跻身于一群西装革履的洋人中，这是何等引以自豪的中国学者气派！

在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四川教育史上，罗先生已成为重要的一个篇章。其一生的学术成就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教会大学中国化进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三是20世纪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和思考者。目前国内学界对其尚无专题研究，需要我们秉承知人论世的态度，梳理其人生脉络及学术思想，纪念这位曾在母校外语系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兼教育家。

罗先生还是一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哲学和心理学学者，他熟悉英语、还懂法语、德语。对实验心理学、希腊哲学、荀子哲学、哲学与现代教育等均有较深研究。他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写有较多的论文，曾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其中有《孟子的心理学思想》、《荀子的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英国的教育概况》、《中国古典心理学》、《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道家哲学老子和庄子》、《王充及其评论》、《墨子与墨家哲学》、《孔子——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的人权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孟子”、“荀子”等条目。他写的《康德》一书，收入《万有文库》，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

罗先生的重要译著有《世界各国基本情况手册》、《希腊哲学译述》、《成都画册》、《中文译英文》。他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工作期间，撰写了《学习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体会》、《中国人口思想概述》、《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的心理学问题》、《怎样提高我国人口质量》、《加强人口研究、普及人口教育、注意心理因素》等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在历年四川人口学会《论文集》上。罗先生晚年还撰有论文《哲学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希腊哲学》等，可谓学富五车。

罗先生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也有较大贡献。他少年时代，就热爱祖国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出国期间，深感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他认为“文化是推动社会前进，为人类谋福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能实现东西方文化交流，就更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1939年11月，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倡议成立“中英大学文化合作委员会”，得到该校校长、院长、教授的热情赞助。后来又在剑桥大学由李约瑟博士约他会见剑桥大学的校长、院长、教授多人，成立了“剑桥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委员会”，传为美谈，造福后学，功德无量，至今这一委员会仍在发挥作用，惠及当代莘莘学子。

1941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携夫人鲁桂珍到访中国，专程到宜宾李庄，拜望他的中国学者朋友们。罗先生特意约请他来成都华西坝讲学，并为李约瑟撰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专题收购中国古籍数千册。嗣后，李约瑟已在剑桥大学修建了一个中国科技史图书馆，其中的许多藏书，即为罗先生捐赠。1942年罗先生与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成都组织“东西文化学社”，他被推选为第一任社长。任职期间，他约请国内学者张东荪、冯友兰、梁漱溟、邵子力诸人，以及国外学者泰戈尔、罗素、杜威、爱因斯坦参加“东西文化学社”并来华讲学，他亲自主持学术讲座，推动东西文化交流。

甫久，这一举措又得到四川军阀刘文辉和其亲属刘文彩的善款捐助，在成都华西后坝购置了学社社址，成立东西文化交流所。并以该地为中心，经常聚会讨论有关世界学术和文化交流问题。那年那月，大后方成都的海派文化活动，大多与罗先生有关联，可圈可点。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时，“东西文化学社”起草了有关联合国文化交流意见书，提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规划。意见书由我国代表团散发给出席该会的各国代表，其主要建议在联合国宪章中都得到了体现，永远载入史册。

1949年以后，罗忠恕仍有机会参加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先后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加拿大一大学校长苏维廉，加中友好协会会长云从龙，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文幼章等人。1979年，他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担任教学及研究工作，有更多的机会接待外国来访的学者，交流有关学术、教育、文化及人口问题的意见。（下图左起：李约瑟、鲁桂珍、罗忠恕、华大校秘书）

罗先生的家庭可谓教授之家，妻杨质先教授，女罗义蕴教授，均为蜀中才女。1980年以后，美国戈申学院每年选派22名在校学生到当时的四川师范学院学习，他每年都为这些留华学生讲授中国古典哲学和心理学，这一项目课程持续了多年，深受欢迎。当年罗先生的女儿罗义蕴教授常从川大过来，到川师为七七级同学讲授英美诗歌，导读莎士比亚戏剧，并指导我辈的毕业论文，同学们受益匪浅。

或许是因缘巧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毕业后不久，调入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教书，后来学姐王宗元也调入，与罗义蕴教授的夫婿黄鼎业教授共事，每周同在一个教研室备课，安排教学内容，前后长达十余年，有过诸多交往。他们虽为师辈，然礼贤下士，我亦尊之，常登门罗府，请益问学，彼此交情甚笃。几年前回故乡过春节，在川大九三学社的团拜会上见面，罗义蕴教授特地回家取书，赠我一本她撰写的回忆录《掬水映月》，内有不少文字述及其父早年与加拿大学界的友好交往，后来我把这本书带到加拿大，推介给加拿大的华文读者分享，受到佳评。

近日，原外语系七七级老同学，现美国西来大学教授龙达瑞兄告知，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出席佛学文献会议，抽空去校园里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参观，进门便看到了民国时期罗忠恕教授与李约瑟在华西大学的照片，由此可见罗忠恕教授在剑桥大学受到的至高学术礼遇。可叹的是，“文革”浩劫时期，罗忠恕教授受到残酷迫害而终，川师对此知之甚少，实在应该为罗先生大书一笔，光耀历史。

谌志远先生，弃甲归田的民国文人将军

虽然近40年过去了，我家书柜里至今保存着的《英语中国成语辞典》及《英语介词手册》二本书，购于1978年初春的成都“万岁展览馆”书展，作者即是当年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谌志远先生，是我入学后最早读过的英文参考书。

谌志远先生（1904-1988）是贵州织金人，他的人生不可谓不丰富，不可谓不精彩。少年时代就获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大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代主任，南京国立音专教务长、总务长、教授；重庆大学、四川师范学院教授，著有《英语中国成语辞典》、《英语介词手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的专著《国际政治经济概况》上下二册，是当年的多所大学读本。在他的人生晚年，1987 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1988 年去世。

民国时期，谌志远先生还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和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长何应欣将军的英文秘书，不同与四川各路军阀诸侯，他的名声在外，因为工作之便，坐阵国防部，见证过抗战岁月里川军出川打过的几场惨烈国仗。然而谌先生毕竟是读书人，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无法在行伍里混下去，遂心生去意。从1946年起，谌志远先生弃甲归田。甫久，接受民国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任命，出任贵阳大学校长，回到了他心仪的校园生活。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谌志远先生举家迁移到成都，任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生活在狮子山上，偏安一隅，淡泊明志，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旧事。谌志远先生的夫人宋子霞，巾帼不让须眉，曾是四川大学外语系的名教授，诲人不倦，有口皆碑，夫妇俩珠联璧合，堪称蜀中学界佳侣。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就是从民国走过来的那些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老先生们的传奇人生。

刘之介先生，出色的英语教育家

刘之介先生（1896—1986）乃是四川资中人。民国时期，先生曾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后来转入四川师范学院，任外语系公共外语教研组组长。他是成都外语教学界的闻人。他自幼家境清贫。六岁丧父，母黄氏26岁居孀，小时即信基督教，幼年与弟就读于县城福音堂华美小学。1913年毕业，去成都华西协会中学学习。1915-1922 年在资阳华美小学、资中华美中学任教及成都华西教育会作书记。1922年先后报考成都讲武堂和留法勤工俭学，都因身体瘦弱落选。转而立志“教育救国”，改名“之介”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名列考生之首，后转入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1925 年毕业，获文学士，受聘为成都高琦中学校长。1928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进修，获文学硕士。

1930年，他回国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并代理过教务主任，授教育学。1937-1939年借聘到四川省教育厅秘书室任主任兼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后兼任金陵大学教授。1944年兼任华西协合中学校长。1948年兼四川大学教授。1953— 1956 年在西南高等学校教师进修部和四川省干校任教，1957 年后在四川师范学院教育系、外语系任教授，是四川省教育界的老前辈。1986年病逝，享年91岁。

刘之介青年时代深受我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参加过进步组织“读书会”、“学生励志会”。常读《新青年》、《新潮》等激进书刊，大力主张“教育救国”。1925年华大毕业后任华美模范高小改为新学制高琦初中首任校长。他秉承了高琦博士捐建校时的原则：学校规模宜小不宜大。应为实验性质，把实验的效果提供给其他学校参考。1928年刘先生出国深造，由张辅岭先生继任校长。1931年高琦火灾之后，张校长去职。适值刘之介先生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硕士。学成归国，再度出任高琦中学校长。

1937年刘校长赴省教厅供职，当时高琦的教导主任杨德富（立云）先生继续主持校政达十二年。1944年上学期，刘之介继吴先忧之后任华西协中校长。当年招新生两班150人，连同旧班七个班520人，在校生总数达670人。1949年，刘之介先生第三次主持校政直到1951年高琦与华西协中合并。他把高琦实验班作为华大教育系的基地，倡导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思想。

刘先生曾在华大《华西教育季刊》上发表题为《我们今后的觉悟》的评论。对反对教会教育的声浪评论说：我们一天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天不能配做中国的国民，我们一天不负起这种责任，就一天不配做上帝的儿女”。表现出一个教育先行者的明智；经过他的努力，把原来的教会学校办成了独树一帜的慈善学校。抗战时期他以身作责，铅印抗日传单，散发亲友与民众，动员长子和亲友参加抗日运输队，运输石油、药品及抗战物资，奔驰于西北的玉门和滇缅路上，直到抗战胜利，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凌均吉先生，国民党国大代表

凌均吉先生祖籍是四川宜宾人，曾任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与海内外知名的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唐君毅教授同乡，亦是同辈学者。他的学业与人生非常精彩。他是归国留学生，于1931年获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据说后来还获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前后，曾先后在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政治系任教，并在《城市史研究》上发表“近百年来欧美市行政之新动向”，在《党义研究月刊》上发表“美日战争之预测”（1940）等文章。抗战后，曾任今西南财经大学前身，上海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该校分部留在四川，更名私立成华大学，凌先生任教务长。据外语系的老教师回忆，他还曾担任过成华大学校长。

抗战时期，凌均吉先生在重庆，即与谌志远先生有过诸多交集。当年他们都在重庆大学任教，从事政治学研究，1949年后，因缘际会，又不约而同地落户在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共事多年，直到在狮子山上退休，安度晚年。如此人生结局，虽说历尽沧桑，还是值得庆幸的。

重庆岁月，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侯外庐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沈有鼎的《意指分析》等也都是在当时颇具新颖见解的著作。这一时期也开始对西方哲学名著进行系统的翻译介绍。当时由贺麟主持，以在渝的哲学专家为主体成立了“西洋哲学著作编译委员会”，凌均吉先生，谌志远先生均是编译委员会委员，为战乱年代的中国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于凌先生在四川文教界的影响很大，1947年底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的四川省代表。遂于次年3月底前往南京，参加了第一届国民大会。凌先生还担任过省参议员，写过议案，提请省议会审议，例如“保障县长任期内稳定民生策略。”他认为：“县长任期应依县长任用法第四条之规定，切实予以保障，并依同法第九条之规定，在任期内除自请辞职或遇县治合并外，非依法执行。”其兄凌均彪先生曾任民国时期的四川昭化县县长，亦有许多扶持地方教育发展的故事，可圈可点。

除以上介绍的几位前辈学者外，川师外语系的早期教师名录里还有王仲哲先生，他是晏阳初的同窗旧友，曾任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晏阳初是乃早期中国平民教育的拓荒者，今天的校园里还竖有他的雕像，为一代宗师楷模。他曾与爱因斯坦、杜威一起被膺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杨念熙先生也曾任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同学，后来做了冯玉祥的女婿，先后担任过民国政府南京国防部新闻局上校俄语翻译官，少将文化专员。邵秀峰先生是原外语系唯一的女教授，据说她与国民党中统有点交集，但文革中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以上专家均为留美归国学者。按照龚登墉教授的评述，上世纪五十年代，川师外语学科的师资，就整体水平而言，当为蜀中最优，超过了成都和重庆的几所外语教学机构。恰如其分，绝非妄语。（上图：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

他们是原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前辈学者，儒雅谦恭，学养深厚，知性达观，曾是时代思想的弄潮儿，主流意识的引领者，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过浓重的痕迹，经历过大半个世纪的血雨风霜。但如今你去向校园里的路人询问他们的事迹，大概十有八九一无所获，因为这些人和事在1949年之后被主流话语遗弃，成为了昨天的历史。在当代学术思想的话语中，他们的名字已几乎不见经传，在学术史册里被严重疏漏与缺席。如今，误读的历史比比皆是。其实，他们才是开先河，继绝学的一代睿智学者，更是一代从民国走来的真正教育家。

回望历史，四川师范学院在1960年之前仅有外语学科，尚无外语系建制。1960年成立俄语专业，1963年成立英语专业。在建系之前，俄语专业，有上海俄专毕业的黄达明，于1958年调入四川师范学院，应是1949年后较早调入川师外语教学中的年轻骨干师资之一。1962年，四川外语学院毕业的陈云扶和莫若立夫妇，在四川冶金工业学院拆分后也调入川师外语系俄语教研室，充实了当时的俄语教学师资队伍。当年俄语教研室的师资还有石慧英（黄达明夫人），徐启慧，叶华屏，北师大毕业的文传芳，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付开明和沈世云夫妇等教学骨干力量，可谓一时精英荟萃，人才济济。

英语专业方面，1963年，有三位师资加盟，他们是龚登墉，李章贵和陆露，由重庆调入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其中龚登墉，李章贵来自西南师范学院，陆露来自四川外语学院，为当年的外语系英语专业增添了最早的一批青年教师。那一年（1963年），外语系英语专业课程已有曾正森，邓君敏等几位中年骨干教师。其间，由于工作需要，黄达明受学校委派，返回上海，进修英语，后由俄语转入英语教学。1964年，外语系还迎来了四位教师，吴忠恩，刘宗周，刘太祥，欧效梅。1965年也有四位，卢嘉林，佘万成，李显明，储卫容。1978年初，黄新渠从四川外语学院调入。他曾于1948年入华西协合大学外文系学习，1951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过朝鲜战争中的随军翻译，资历较深，学术成果也较为丰富。《史记》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们共同构成了共和国时期，1980年以前的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群体，为培养蜀中外语师范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以为志。

尾声

据几位原外语系老教授回忆，“文革”之后的1981年，教育部考虑到外语系的师资配备较强，学术大家尚健在，且完全符合条件，指示系上申报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点。但时任四川师范学院院长苏黎声称，“我们不要搞那些花样，与综合大学攀比，师范学院应做些本分工作。”错过了天赐良机。试想当年若以李安宅，罗忠恕等学术大家的名义开设博士点与硕士点，应毫无问题，将是西南地区乃至中国西部地区外语教学领域的首家，足可光耀母校历史，只是这一错，错过了足足三十年的光阴。

那年月，我辈外语系七七级同学在四年读书期间，有幸得到美国戈申学院派来的师资授课，开设英美文学与诗歌课程，从大二开始，长达三年之久，受益匪浅。除此而外，还与戈申学院的美国留学生们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互动，据说是当年国家教育部批复的，最早开展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之一。生逢其时，何其幸也！

毕业前夕，有一位男生还与美国女留学生结下了秦晋之好。彼时，改革开放大潮尚未来临，申办在校学生的跨国婚姻手续，无疑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事，因此这对新人之申请材料，经层层上报，四川省委省府不敢怠慢，也无法解决，最后报到北京，再由外交部转呈中共中央办公厅，据说此事惊动了最高层领导，最后拍板，方才终成眷属，当事人或许有所不知，这极有可能是“文革”浩劫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例在校学生的跨国婚姻登记。如今想起来，已是匪夷所思之事，然而确是那年月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一幕。

（全文完）2018年8月31日星期五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图片：来源作者及网络

 桑宜川专辑：（可上下滑动浏览）

桑宜川｜纽约法拉盛的校友情桑宜川｜河南电抱鸡之历史咏叹调桑宜川｜贲园，老成都的百年藏书楼（下篇）桑宜川｜贲园，老成都的百年藏书楼（上篇）
桑宜川｜寻访上海四明邨的民国遗韵桑宜川｜上海四明邨的周建人家事桑宜川｜聆听民国骁将胡宗南之女侃父亲桑宜川｜揭开尘封的历史——陈独秀客死四川江津的民间记忆桑宜川｜那座城，那碗面——宜宾燃面的前世今生桑宜川｜漫谈民国时期的成都青楼桑宜川｜那年那月------ 赠开伦学兄桑宜川｜辛亥革命元老，川军将领熊克武纪事桑宜川｜1901年，一个加拿大年轻女性，来四川自贡竟然是为……
桑宜川｜石经寺钟声 ----龙泉山佛门探秘

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商务合作及投稿请加微信号：sczgch03  

---

【版权声明】图文及视听资料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为传播而发，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会第一时间处理，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