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为何热爱摄像机?
“无论我拥有什么天赋,我都很谦逊,
但我对我所做的工作并不谦虚。
我非常努力地工作,而且一直很努力。”
——伯恩斯坦
莱尼和我丨回忆伯恩斯坦
伦纳德·伯恩斯坦因《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而成名,但他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教师之一。他的朋友兼同事汉弗莱·伯顿(Humphrey Burton)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遗产。今天我们来读这篇回忆录。
他像对待朋友一样与摄像机交流。
半个世纪前,在1959年5月,位于伦敦的莱姆园摄影棚(Lime Grove Studio)十分嘈杂。当晚,伦纳德·伯恩斯坦将携其新音乐剧《坎迪德(老实人)》(Candide)一起亮相。英国广播公司的艺术旗舰系列活动正值第二季,我当时是制作团队的初级主管,作为唯一一个受过音乐训练的人,我被指派去照顾已是一代传奇的莱尼(编者按:伯恩斯坦的昵称)。
我曾看过他早期在美国电视节目上的综合秀录影,对他可以将朴实的谈话与音乐洞察力完美结合的技巧感到十分惊讶。此时的他已负责纽约爱乐乐团一年,但他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爵士乐风格的《西区故事》的作曲者,去年秋天,这曾在伦敦掀起过一场风暴。
广播与转播——就像在那些遥远日子里发生的一切——《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戏剧评论家哈罗德·霍布森(Harold Hobson)曾在那天早上鲁莽地写道,《坎迪德(老实人)》的合著者,剧作家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缺少一种讽刺的感觉,伯恩斯坦对他感到异常愤怒。伯恩斯坦冷酷无情地对其表示嘲讽,“花边小报”,他很愤怒。即使当采访者暗示他音乐剧演出很容易获得成功时,他也并不开心。他回答说,“无论我拥有什么天赋,我都很谦逊,但我对我所做的工作并不谦虚。我非常努力地工作,而且一直很努力。”
我可以担保那件事的真相。尽管他像一个单口相声演员一样,讲了一些犹太笑话,但他从未停止过关于音乐的思考:演奏、创作和教授音乐。这对他而言是同一件事,是成为音乐家的全部——他在护照上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
也许是因为伯恩斯坦喜欢我与他争论的方式,我被邀请去纽约拜访他、他的妻子和他们年幼的孩子。在接下来的30年里,当我余下的职业生涯在英国独立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之间转换时,我和他一起导播了超过200个电视节目,从圣保罗大教堂的威尔第《安魂曲》(Requiem)到1989年在柏林举行的庆祝德国统一的自由音乐会。
伯恩斯坦的祖父是一个拉比(犹太人的学者),因此教导的欲望流淌在他的血液中:他称之为“潜藏的说教”,偶尔这种渴望也会占据舞台中心,就像在著名的《年轻人的音乐会》()和哈佛的诺顿讲座那样。他的父亲希望他能继承家族的美发(hairdressing)事业,甚至拒绝为他支付昂贵的钢琴课费用,因此年轻的莱尼通过教授邻居家小孩钢琴的方式,以每小时一美元的价格筹得自己所需的学费。但是他不会满足于将教学作为职业,在哈佛,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事业:作曲和指挥。
20世纪40年代起,他便领导着坦格伍德的音乐指挥学校,同时在波士顿新建的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研究生班。他曾为月份俱乐部(the Month club)的唱片提供音乐分析,有时甚至以小组辩论的形式出现在电台问答节目中。然而,1954年,当一个每周定期的文化系列节目(编者按:名叫Omnibus,并不是太容易翻译成中文,这档节目在演播室中配有交响乐团),聘请他来负责一个关于贝多芬小品集中显现出的创造性处理的电视讲座时,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开始戏剧性地扩大。
“我们要做一个奇妙且困难的实验。”他告诉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因为当时这里只有三台网络电视。“我们将会重写《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现在不要害怕,我们只会用贝多芬自己写的音符。”演播室的地板上绘有第一页谱子。摄影机转向代表胜利主题的V,当时伯恩斯坦正用一只优雅的黑鞋指向这里。“三个Gs和一个降E!”他喊道,“几乎每一条都是这些音符的直接发展。”
电视是他天生的媒介,这不仅仅是为了表演。莱尼像对待朋友一样与摄像机交流。对于孩子们的音乐会,有时他会用甲壳虫乐队的歌曲作为例子来展示诸如模式的音乐理念。而对于一篇关于音乐、风格和语言的成熟文章,他则以莫扎特、威尔第和瓦格纳的风格即兴创作关于鸡肉价格上升的宣叙调。我从未见过一个比他更能启发人们灵感的老师。
1958年,当伯恩斯坦接手纽约爱乐乐团时,为了涵盖更多基础的音乐教育,他用《年轻人的音乐会》的形式扩充了电视演出内容,他重新赋予了这种枯燥的形式以新的活力。作为一名电视专家,伯恩斯坦的名气让他可以以音乐导演的身份把这些音乐会写进合同:在卡耐基音乐厅每年举办四次现场演出,时间是星期六早晨,并且要通过网络电视向全国展示。在接下来的13年里,他从最基本的开始,通过介绍奏鸣曲式、调性、模式、编曲处理了一系列的主题,第一个主题便是“音乐表达的着什么?”。
伯恩斯坦显现出的生动、谦逊的语言天赋和他自己有小孩儿有关。1952年,仅在他与费莉希亚·蒙特亚莱格雷(Felicia Montealegre)结婚后一年,他们的女儿杰米出生了,随即在1955年,亚历山大也出生了,霓娜则出生在1962年。而她关于父亲的亲密又极具启发性的电影《全情拥抱》(A Total Embrace),将于星期日在伦敦南岸中心作为伯恩斯坦项目的一部分进行放映。
50岁那年,伯恩斯坦从交响乐团退休,打算集中精力作曲,但是教学的想法仍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每年都回坦格伍德和年轻的指挥家、作曲家一起工作。他还与德国电视台签约拍摄完成所有马勒的交响曲,每部作品都包含了排练的录像以供研究和分析。他最伟大的教育选择则出现在1973年,当时哈佛邀请他去做艾略特·诺顿(Eliot Norton)的演讲,在此之前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亨德米特(Hindemith)、艾略特(Eliot)和奥登(Auden)等杰出人物都曾出席过此项活动。
受到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著作《语言与心灵》(Language and Mind)的启发,伯恩斯坦又回到了他第一次《年轻人的音乐会》的主题:音乐意味着什么?六场讲座都是持续整晚的华丽独角戏,在舞台上,他用一架大钢琴演奏、演唱、指挥。他告诉大学生们(以及全世界的电视观众),“一生中,我一直被这样的观念所困扰:世界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音乐语法,可以与乔姆斯基(Chomsky)那一套天生的创造和回应语言的规则相媲美。”用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的话来说就是,他把关于音乐语义学的讨论称为尚未回答的问题。
有时,莱尼也是个令人愤怒的合作者,直到传送前最后一分钟,他依然会坚持重写。我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他总是突发奇想,却又总能在最后时刻找到最贴切的字眼。或许所有关于他的纪录片中,最感人的是最后一部《分享》(Sharing),这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在札幌(Sapporo)太平洋音乐节揭幕时拍摄的。他告诉观众:“我已经决定把上帝赐予我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教育中,尽可能多地与年轻人分享。”他的声音苍白而颤抖,他说教育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方式,“认识你自己,并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knowing who you are and doing the best possible job",编者按:这一点让我想到了苏格拉底,说伯恩斯坦是20世纪的苏格拉底,或许也不为过,伯恩斯坦告诉年轻人:“不要试图成为别人,而要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对一位伟大的老师而言是个不错的墓志铭。(本文译者九如,一米阳光校对)
音乐之光&伯恩斯坦《年轻人的音乐会》
上线时间:2018年4月16日开始
课程将持续三个月,共60次
每日课程推送时间:17:00
每日助教导赏时间:20:30
音乐之光微信号:muse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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