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校师德建设中两个典型问题的伦理思考
近几年来，社会普遍关注的高校师德问题集中于两个显著方面：其一是校园性侵，其二是学术造假。2018年里，自媒体爆出了某长江学者在多年前的疑似性侵，官媒也揭露了某青年长江学者的学术造假，这两起典型案例更是加剧了社会对于师德问题的高度关注。今天，师德问题的凸现，从一定程度表明了我们加强教师道德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师德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校园问题，而与社会大环境紧密相关，背后机理深刻而复杂，此处无法详细剖析，只能将高校师德问题尽可能从社会大环境中孤立简化出来，做些单纯战术层面的分析。下面就围绕当前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两个突出问题即“校园性侵”和“学术剽窃”，谈点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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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里某位长江学者多年前的性侵嫌疑被自媒体曝光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风暴。这起事件以及近年来多起高校教师性侵丑闻，成为了大学校园的耻辱，也为社会大众所侧目。校园性侵案频发，虽说也只是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状之一，但却因为严重违背教师这一职业本身的职业道德，而令人无法容忍。2018年里影响很大的米兔运动，矛头也明确指向高校教师。但要想根治校园性侵这一问题，却不是光去要求教师洁身自好就能够奏效的，更需要在校园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认真做文章才行。具体说来有两点：
其一，校园要实行民主管理，让一切教学管理过程都公开透明、照章办事，这样校园里权力才不集中于个别人之手，在各种健全机制约束下，对学生而言的各个重大事项如评优、推免研究生、学业完成等，就不可能暗箱操作，学生的命运也就不会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教师或管理者所牢牢掌控，由此学生才不必忌惮于某个特定个人，这样就确保不会发生控制与被控制的悲惨现象：学生因为不敢拒绝和违抗主宰其前途命运的侵犯者而牺牲自身。
其二，要加强校园里的师生伦理关系相关制度的建设和管理，要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引入欧美大学对校园性侵零容忍的制度。据我了解，发达国家的高校在防犯校园性侵方面拥有大量经验、做得很是到位。笔者曾在美国某大学访学，这期间注意到美国大学通常都有非常详细的相关规章制度，新入学的学生、新入职的教职员工，都会得到大学的一份相关手册（连访问学者都不例外），手册中对“性侵”（Sexual Harassment）有明确定义，不仅杜绝肢体不合理接触和直接性侵，甚至也禁止言语上的挑逗和冒犯。手册中更会告知学生：一旦遭到性侵或受到潜在威胁，应该如何投诉、如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明确告知校方有专门机构处理此类事情。在这样严密的制度体系保障下，不淑之徒即便是有贼心，也不敢有贼胆，因为犯错的代价实在太大，很可能会被赶出校园、终身不得从事教师职业。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学在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才刚刚开始，亟需建立和完善类似的校园反性侵制度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校园性侵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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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高校教师中的另一个典型师德问题，就是大学教师学术剽窃案例不断出现。抛开涉事教师自身学术道德极其低劣不谈，本文想深入探讨一下与学术剽窃高发现象紧密相关的一些外部因素。
在我国高校体制中，文科教师尤其是人文学科的高校教师，通常属于薪酬水平偏低的高校教师群体；如果想要获得相对体面的收入、以及获得各种升迁机会，那么就必须通过论文、专著的数量取胜。但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几百年来突飞猛进、有着广阔的创新空间；但对于人文学科来讲，今天的学者仍然需要言必称希腊、言必称孔孟，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最重大的根本问题早在轴心时代就已经清晰提出，甚至连致思的基本路径也大体给定，后来者并没有太大的创新空间，过度鼓励创新反倒会助长各种奇谈怪论，可能会促使偏激、极端思想的诞生。其次，人文学科高度涉及价值、立场、政治和意识形态，本身就面临着现实天花板的严格限制，在研究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禁区，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必须自觉绕行，这也限制了人文学科学者的研究空间和创新可能。
事实上，了解大学通识教育的专家们都会知道，人文学科的主要学习途径就是反复阅读经典。高校人文教师的最主要职责和功能，其实并非在科研上不断创新，而应该是熟读并深刻领悟经过千淘万漉的人文经典，并将经典中饱含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社会智识，完整、系统地传承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以此塑造国民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敏锐的思维能力。如果大学教育背离人文学科的核心任务，而极力通过评价体系、待遇杠杆等驱使人文学科的教师们不断出科研成果，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同义反复的（实质就是不同程度的剽窃）劣质论文、书籍成堆，不仅浪费了大量纸张、树木，而且这些所谓“科研成果”对于社会进步、对于培养年轻一代的心灵并无作用，反倒将许多高校教师的主要精力都消耗在了这些无用功方面，迫使他们一下课堂马上消失到书房中去“做学问”，无暇与学生做更多的交流，也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与备课上。从这个角度看，对高校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的评价、奖惩机制，可能与学术剽窃的高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度。青椒老师们的生存困境，或许会加大背离学术操守的风险。当然话说回来，学术剽窃和学术造假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教师本人放弃了作为教师所应当坚守的职业操守，毕竟大多数教师都甘于贫寒而坚守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
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师范馆，在1902年时成立，目的就是培养“师者，人之模范也”。这个师范馆几经演变，到1923年时改成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其校训定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样的校训，也充分表明了教师职业对从业者提出了比其他职业更高的要求，因为教师不仅要教育人，还应当做世人的模范。这也恰好正是教育的本质所在，因为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是一颗心灵唤醒另一颗心灵的过程。北京师范大学1920年代曾邀请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博士来华讲学，征求过杜威的意见后将自身的英文校名确定为：Peking Normal University——英文中表达师范之义的“Normal”一词，本身就有标准、规范之意。中国古代先贤韩愈，在《师说》一文中界定了教师的基本职业功能：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第一条就是传道。道和德紧密相关、不可分离，是谓道德。无德即无道，因此教师群体本身就应该是社会道德的堡垒与中坚。教师群体一旦大面积离德离道，则距离社会灾祸横行不远矣！因此，我们今天对于师德建设的强调、对于师德的强调，具有极为重要、深远的社会意义。
作者： 张亚月，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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