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铭：如果不是在上海，我可能出不了这样的画风（90幅）

020艺术观察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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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铭（1939-2014年）生于浙江绍兴，196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同年入上海中国画院。曾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刘海粟美术馆执行馆长，1988年被评聘为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美协常务理事，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客座教授等。代表作品有《画家齐白石》、《天地悠悠》、《荷满塘》等。

张桂铭：我祖上是开铜器店的，家里没有人画画。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读私塾，同学带来一张侠客形象的连环画，我当时看到就非常喜欢，马上就对图画开始感兴趣。那时，绍兴有不少可以借连环画的书摊，我经常会去借来临摹。后来，凡能找到的图画我都拿来看、拿来临摹，家里的墙上都画得满满的。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有一对曾经租住我家房子的夫妇，在搬走时送给我一本《芥子园画谱》，除了上课读书，平时有空我就临摹里面的人物、山水、花鸟。这本《芥子园画谱》对我影响很大。

在中学时代，我确实碰到了两个好老师。一位是绍兴一初教美术的钱宏强老师，传授素描和写生知识。一位是我高中的班主任，他也喜欢画画，还创作木刻画，我曾和他合作过，我起稿，老师刻。当时，班主任对我很支持，下课了就放我去写生。大学考进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我是幸运的。

在学校的5年期间里比较安定，没有大的波折，还遇到了一批十分优秀的老师，比如潘天寿、陆俨少、陆抑非、吴弗之、诸乐三、陆维钊、方增先、周昌谷、顾生岳、李震坚、宋忠元等。我们学院有个特点，对速写抓得很紧。记得那时要求写实，画工农兵形象，都是从写生中来。刚进学校，教我们的老师是顾生岳老师，他是一位速写高手，学生们速写画得很用功。当时，受经济条件所限，我工笔画得比较多，因为工笔画一张纸可以画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写意画一天就得用掉许多张生宣纸，买不起。速写也画得多，因为一支笔就可以了，纸张也比较差，最便宜的那种都可以。我们那时的速写主要是用线而不是用块面，我后来的画里面注重线条，还是跟当时画速写有关系。

1964年毕业时我分配到上海中国画院。我这一路过来，经历也很简单，也许是命运安排，注定要走这一条路。

我从自学开始，虽然初中就画素描，但学的很粗浅，美院学习也是以线条为主。很多人说我是花鸟画家，实际上最早我是画人物的，对花鸟没系统的学习过。我觉得人物画局限比较大，受到诸如造型之类的种种拘束，而花鸟画比人物画（特别是写实人物）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当时，浙江美院对传统学习很重视，而写实人物对中国笔墨的发挥矛盾很大，我转向花鸟画的探索与这些因素有关，更主要的还是我自身的内在素质和艺术积累决定的。

我曾经想过：人物为何不能画得像八大山人那样变形？像花鸟那样的有情趣？我本想花鸟画一段时间，再应用到人物画上面去，但后来花鸟画得一发不可收拾，就这样画下去了。花鸟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也就有利于笔墨的发挥，画风就更加自由一些，我就坚持在这条路上走着，特别是到上海后，走的步子比较大。

在杭州的时候周围都是老师同学，步子太大会被老师说要收一收，容易放不开，相对来讲，上海比较宽松，开放包容，风格多样，画家只要有人喜欢，就能坚持下去，在我印象中，基本上老先生不会当面来批评你的作品。所以，上海对我风格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在上海，我可能出不了这样的画风。

画画风格的形成与从小接触的事物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民间的东西，包括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等等，民间的花布头也曾经给我以启发，改革开放后创作环境比较宽松，有想法就敢于去尝试。有一次，我去北京参观展览会，发现里面全是黑乎乎灰蒙蒙的一片，远看根本分不出是谁的画，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潜意识上我就会想到齐白石，为什么他的画一跑进去就能看到，他的画色彩强烈，造型简洁，我的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1984年，我有机会去德国，参观外国的博物馆，欧洲的作品色彩明亮，画家个性非常强烈，和国内的画一对比，我觉得自己不应该照老样子画了，我就开始探索自己的画风。每个画家的风格形成都有自己的轨迹，我觉得年轻的画家们路子要走的宽，不要太窄。

中国画分的很细，花鸟、人物、山水，人物和花鸟还分工笔、写意，越分越细，某种程度上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对于我们的艺术，一些老的艺术家可能会认为，你的传统功力不够，年轻的可能还认为你保守。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过渡时期，现在条件也好了，年轻的画家们眼界也要更放开，吸收外来的事物，敢于创新，画出更好的画。

有的朋友是会把我和米罗联系起来，米罗的画色彩明朗，也基本上用线，而我的画也有这些特点，我的用色主要是受中国民间传统的启发，其中包括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等，好多年以前我曾专门去金山学习农民画。

至于说受米罗的影响，我开始变画风时，米罗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那时我还更熟悉毕加索、马蒂斯。其实，米罗的作品是受中国影响的，而我更多地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的，有人讲我的画是学米罗的，我却对他说，是米罗学“我”的，为什么呢？因为米罗吸收了东方文化元素，我是个东方人，他不是吸收我的吗？当然，这是个玩笑。可能是米罗画中那些东方的东西让我对他的画感到亲切，产生了兴趣。毕加索在看到中国的艺术后，曾赞叹不已，他的作品中同样也吸收过许多东方的东西，应该说，东西方文化都有自身的优势，关键看你怎么对待。

所以，我觉得一个画家的风格的形成不是无缘无故的，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它一定是各种因素彼此关联着的整体结果，年轻的艺术家们平时需要多积累。

吴冠中：张桂铭画得很好，他十分重视自己的感受，他的画是每次不同的感受创造出来，只求效果，不择手段，即选择一切手段发挥了传统笔墨的柔和细腻，又打出了叛逆的师承，用最大的勇气，达艺术之通途。

郎绍君：毕业于浙江美院的张桂铭，原本属于新浙派人物画家，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功夫，创作过《齐白石》（1984年）等出色作品。 80年代中期，他由人物画转向花鸟画。但这一“转向”，不是走传统花鸟画的路子，而是通过花鸟题材闯一条新路，张扬个性，探求现代感。这探索从三方面展开：以平面构成取代对三维空间的追求，以约形、变形取代写实，突出色彩而淡化水墨。经过多年的艰辛劳动，他获得了成功，一个新的张桂铭出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