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契约本质[@裸嘢李 转]

按：中国人大颁布《婚姻法》修改草案，建议收紧离婚的限制，引起广泛的争论。

大家在争论《婚姻法》修改草案，焦点是让“判决离婚”更难好不好。有人崇尚道德约束，主张严惩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也有人崇尚自由，认为法律应该宽松对待“人性的张扬”。这两种观点，各有适用的场合，也有不适用的场合。那么，难道就不存在中间道路，可以两全其美吗？——我们先从“敲竹杠”入手。

婚姻中的敲竹杠

什么是敲竹杠？两个农民约好长期合作：一个负责施肥，另一个负责收割。施肥在先，收割在后。但是，施肥者一旦作完贡献，就再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届时，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的手里。收割者会萌发反悔的意图，不按约定的数额给予补偿，甚至干脆把先前的施肥者一脚踢开。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广泛讨论的“敲竹杠”（hold up）行为。

我们知道，男女的“黄金时段”是不同步的。女性的黄金时段来得早：美貌、身材、生育、哺乳，都集中在青年时期，到中年就已经大功告成。男性则相反：风度、事业、财富、经验，往往要到中年以后，才初露端倪。事业有成的中年丈夫，抛弃早年为家庭贡献良多的妻子，是常见的“敲竹杠”行为。美国一些统计表明，尽管离婚要分家产，但离婚后，男性往往还是过得更好，女性则往往更糟。

男女结婚，图的就是长期的合作和保障。婚姻契约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一个52岁的已婚者，是否应该为自己25岁时签订的婚姻契约负责呢？当然应该！所谓“负责”，就是指破坏婚约的人应该承担较重的代价。

特别要向开明人士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到“重合同，守信用”。这并不是“封建守旧”，也不影响大家展现人性。在期货市场上，你可以袖手旁观，不参与买卖——这叫“个性自由”。但是，一旦作了承诺，到时间就要交货，你不能到那时才说“人性的张扬”，拂袖而去——这叫“不守信用”。

当然，根据现行的法律，婚姻是“可撤销”的。但是，既然婚姻是一份长期契约，而且婚姻中常常出现“敲竹杠”现象，那么《婚姻法》在容许离婚的大前提下，对“判决离婚”增加一些障碍，向“被敲竹杠者”提供更多的照顾，让“违约者”承担更大的代价，从而补偿他们“不守信用”对对方所造成的损失，就都是合理的设计了。

各人对变法的对策

那么，对“被敲竹杠者”的照顾，或者对“违约者”的惩罚，多少才算“恰如其分”呢？永远不知道。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信得过的“科学原理”或“国际标准”。我国《婚姻法》最后的修改结果，将与各种力量的造势和立法者的个人偏好有关。

但是，那不要紧。不管《婚姻法》修改成多严厉还是多宽松，受影响最大的只是颁布法律时已经结婚的人。对于尚未结婚的人，他们会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合理预期，保护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人生活的甜酸苦辣，将逐渐回复本来应有的程度。离婚变得更难以后，离婚的人的确会减少，但结婚的人也会减少，而现在不结婚或推迟结婚的人，或许就是法律修订前容易离婚的人。

如果离婚更难了，那么自认为“前途看涨”的人，择偶就会更加谨慎，结婚的平均年龄就会推迟，选择不结婚的几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离婚将来更容易了，那么年轻女子择偶时，就会更加谨慎，“可靠”、“有安全感”、“有责任心”、“事业已经定型”等品质将更受欢迎；而“浪漫”、“风度”、“英俊”、“有气质”等品质则会贬值。

宽容多元生活方式

现在中国出现的离婚率上升的现象，不是法律不够严密造成的，而是人口流动、经济起飞、生活状况和生活观念急速转变等因素造成的。平均每个人一生中的伴侣数目将要增加，那是难以阻挡的趋势。修订法律并不能改变这个现实。法律修订后，问题不会消除，而只会以别的形式出现。

为了方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社会上适婚男女长期保持1∶4的比例，男少女多，那么规定“一夫一妻”有用吗？只能好像有用。婚外情将很普遍。如果加强检控和惩罚，那么男人们就索性不结婚。不管怎样，每个男人平均要应付4个女人的结果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方式罢了。战后一些男丁锐减的国家，提供了类似的例证。

我们可以修改婚姻法，使婚姻契约变得更庄严和神圣。但这么做，人们就不轻易结婚了。于是，社会就应该一并宽容地接受其副作用，即“婚姻的替代形式”将会增多，包括同居、一夜情等等。这些两性关系的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都是自愿的。只要是各方当事人都自愿、默许或容忍的关系，法律就不应贸然通过“公诉”的方式来干预，因为那些是“没有受害人的违法”。

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自身条件，有其对婚姻的独特期望，所以他们应该有其独特的婚姻契约。过去，人们动不动就赞扬某某的婚姻很高尚，或抨击某某的婚姻很市侩。这个习惯既武断又无礼。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尊重旁人的生活取向，容许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才是现代生活的道德观。

期待婚姻契约的市场

《婚姻法》旨在界定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责权，制定出一套适合每一对夫妇的婚姻条款。但我认为，单一的婚姻契约，无论怎么修订，都不能适合一个人口众多、环境迥异、形势急速变化的国度。

《公司法》的职能，是规范和监督公司的行为。但是，为了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公司法》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制定契约的所有细节，而应该将这些细节尽量交给股东们自行斟酌。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因地制宜，设计出两全其美的契约条款来。

既然婚姻的本质与企业的本质无异，那么《婚姻法》也应该沿用这个原则。婚姻契约只有走多样化的道路，才能适应不同的情况，让人们在自愿的结合中增加幸福。

近几年开始的婚前财产公证，对过往单一的婚姻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它提醒人们，爱情并不排斥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相反，男女双方越是坦诚地讨论婚后的责权分担，就越能保证婚后的和谐和稳定。过去只做几天夫妻就依法分得一半家产的现象，并不合理。

不过，婚前公证也有其局限。据说有一个贫穷而貌美的女孩，准备嫁给一个富人。可当她听到要做婚前财产公证后，就扭头走掉了。

我欣赏这女孩。没错，家庭是一个企业，成立一个企业前，入股的双方做一个资产评估，十分合理。但问题在于，男方的钱财，被认作了股份，但女方的青春和美貌却没有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入股。

我不准备为他俩琢磨一套两全其美的公证方案，但假如能够创造一个婚姻契约的市场，就会有五花八门的选择方案可供选择。

在这个市场中，男女双方不仅可以自己动手拟订婚约条款，还可以选用别人设计的婚姻契约。不仅有“海枯石烂婚”，它规定谁搞婚外情就倾家荡产、锒铛入狱，也有“朝三暮四婚”，随时可以一拍两散、各自潇洒。

人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结合方式，然后到公证部门签约登记，用法律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并顺带向所选契约的设计者交纳一笔“版权费”，以便激励婚姻契约的不断完善和丰富。

是的，合作能够增加幸福，但是，自愿而适宜的合作形式，仍然是非常短缺的。假如《婚姻法》能够避免“一刀切”的思维定势，将精力集中在监督婚姻契约的执行上，而将更多的婚约细节交给男女双方在婚姻契约的市场中商定，就必然能够减少单一婚姻制度伴随的风险、痛苦和绝望，保障男女双方的权益，并增进人们选择的自由和婚姻的幸福。

薛兆丰
2001年2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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