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第三十八集：爱民而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爱民而安》。中国自古以来都讲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我们看在《群书治要·新语》中讲，这一段话讲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智慧，它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絀，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夫酒池可以运舟，糟丘可以远望。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故察于利而惛于道者，众之所谋也。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这段话讲得特别好，它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处理事情要以仁义为根本。所以对于职位高贵，但缺乏德行的人要贬黜。富有财产但不讲道义的人要处罚。对地位低下但珍爱德操的人，要使他尊贵。对家境怕贫寒但讲求仁义的人，要让他富裕。
后面还举了一个例子。你看商纣王的时候，他的酒池可以用来划船，他的糟丘可以用来登高远望。这难道还算是贫穷吗？拥有统领四海的权利，主宰着九州的百姓，这难道还说是武力弱小吗？然而，论功业却不能够保全自身，论威势却不能守住社稷，这绝对不是因为贫困、弱小的缘故。而恰恰是因为自身缺乏道德，对百姓不够仁义的缘故。
所以明白如何赚钱，却不明白道理的人，必然是众人所谋取的对象。敢于使用武力，但缺少仁义的人，也必定是战争图谋的对象。
你看在《史记》上也记载，这个商纣王天资聪颖，口才很好，办事敏捷，力气超过常人。他能够空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能够应对臣下的劝告。他的言辞，足以能够掩饰自己的过失。但是他骄奢淫逸，不听劝谏。每天和妲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忠臣来劝告他，他就给他们严惩，最后怎么样呢？没有人再敢劝告他了。最后周武王吊民伐罪。商纣王投入了火中，自杀身亡。
身为一国之君，拥有这么大的地盘、权利，拥有强大的武士，可以制造非常残酷的炮烙之刑，残害百姓，但是因为自己没有道德，不讲仁义，最后怎么样呢？也逃不了灭亡的命运。
所以这些都是历史的经验，给我们阐述了“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我们要想自己的事业，国家强大，保持昌盛不衰，那必须怎么样呢？“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必须讲求道德，讲求仁义。这才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也包括个人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
那么古圣先王，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都是以仁义治国，都确实在实际的政治统治之中，实现了爱民如子的愿望。
比如说在周文王的时候，他有仁爱之心，而且这种仁爱之心，不仅仅是施及百姓，甚至怎么样呢？还施及枯骨。我们看到他的故事就知道，古圣先王真的做到了爱民如子，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在《新序》上记载，有一次，周文王要建造灵台，他要挖一个池沼。但是在挖地的时候，却挖到了一个死人的骨头，有关的官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文王，文王就命令说给他改葬。这个官吏就说：这是一具无主之骨。没有主人的骨头，找不到他的亲人了。文王怎么回答的呢？文王说：“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意思是说，拥有天下的人，是天下的君主，拥有一国的人，就是一国百姓的主人。“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我就是他的主人，又到哪里去求他的主人呢？所以他就命令这个官吏，给这个尸骨更衣，并且置办棺木，把他给改葬了。天下的人，听说了这一件事，都觉得文王真是太贤德了。因为他的恩泽都能够泽及朽骨。更何况是对人呢？
所以人们评价说：有的人是以金银财富为宝，他得到了这些宝，就使国家危险了。但是文王得到了枯骨，表明了他仁爱的心意。结果天下归心。天下的人都纷纷地归心于文王。
那我们知道，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仁”是越来越少了。那么那些人之所以能够称霸，是靠的什么呢？这些人之所以称霸，也不是偶然的，他们还有“义”。他们是靠“义”来治天下的 。
比如说我们在《新序》上，记载着一个“臧孙行猛政”的故事。臧孙这个人施行很严苛的政治，结果受到了子贡的批评。臧孙就把子贡请过来，向他请教说：“我没有奉公守法吗？”子贡说：“你是守法的。”那他又问：“我不够廉洁吗？”子贡说：“你也很廉洁。”臧孙说;”我没有执政能力吗？不会办事吗？”子贡说：“你也很能办事。”臧孙就奇怪了，他说;“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好，那么既然这三件事我都做到了，为什么你还批评我呢？”子贡怎么回答的呢？子贡说：“你虽然守法，但是好以法来损害人，你虽然很廉洁，但是你的廉洁，给你带来了傲慢之心。你虽然很有执政能力，但是却以此欺凌属下。”子贡就接着说：为政者就像调琴瑟一样，如果大弦上得太紧，小弦就会崩断。所以有尊位的人，在领导位置上的人，他的德行不可以浅薄。官阶高的人，他的管理不可以琐碎，不能事必躬亲。辖地广阔的人，他的制度不可以偏狭。管理很多人口的人，他的法律不能够严苛。这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规律。
所以“罚得则奸邪止矣，赏得则下欢悦矣”。如果你的刑罚得当，那么邪曲不正，作奸犯科的事就能够制止。如果你的奖赏得当，那么属下都应该欢心喜悦地拥护你。子贡又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子产是怎么治国的吗？子产治国的时候，是用仁爱礼义来教导人们。役使人们从不违道，所以政事非常的宽松。对于奖赏的多少，难以确定，他就宁可从重奖赏。对于刑罚的轻重，如果难于判定，他就从轻惩罚。因为实行了这样宽松的政治，结果子产治郑国七年之后，社会风气非常的和平，自然灾害都没有。国家也没有需要用刑法处罚的人。监狱也都空虚了。
当子产过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百姓听说了，都怎么样啊，痛哭流涕，非常哀伤。他们说，子产已经死了，我们怎么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我们把安定的生活寄托给谁呢？如果能够使子产重新活过来，用我们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换取，我们都愿意。
所以你看子产活着的时候，被人们所爱戴。他死了的时候，人们都为他感到悲伤。做官的人在朝廷里哭泣，商人们在市场上哭泣，农民在原野里哭泣，姑娘们在自己家里的内室里哭泣。结果整个国家连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推行了仁恕之道。而你现在做官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听说你有病了，大家都非常地欢喜，并且互相祝贺。说臧孙子病了，最好他能够死去。而你的病刚刚有一些好转，人民又非常地恐惧，说臧孙子的病又痊愈了。我们的命运太不幸了，为什么臧孙子没有死呢？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时候，人们都欢喜，互相祝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人们都以你为恐惧。由此可知，你害人的心有多么地深了。你这样来办理政治，怎么还能够不遭受批评呢？臧孙子他还是一个明礼之人。我们说“义者循理”。什么是“义”？就是他能够循礼而为，他听到子贡这些劝谏，觉得非常地符合道理，于是他就主动地把位置给让出来了。这个故事说明，虽然你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如果对人民过于苛刻，没有仁爱之心，人民也不会感恩戴德，反而还会怨声载道。所以子贡说了这样一句话，“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给他的也很丰美，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灾祸。所以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而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刻薄苛刻。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为政要宽和，待人要仁恕。而不能过于苛刻，过于刻薄。所以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以“义”来治理国家，还能够做到循礼而治。
比如说在《晏子》上记载，这个齐景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大雪连下了三天都不见晴，这个时候，齐景公穿着一个狐皮的裘衣，坐在堂上。这个晏子来进谏，结果站了一会，齐景公就说了，真奇怪了，这雪下了三天都不觉得寒冷，晏子听了之后，怎么说的呢？他就反问了，说天气真的不寒冷吗？我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时，便想到还有百姓在挨饿，自己穿暖时，便想到还有百姓在受冻。自己很安逸的时候，还想到百姓的劳苦。可惜您却感觉不到啊。齐景公一听，“善，寡人闻命矣。”所以你看这个齐景公很难得，他一听晏子说得对，马上就赞叹，说你说的太好了，我懂得你的教诲了。于是怎么样呢？他就下令开仓放粮，救济那些挨饿受冻的百姓。所以你看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些君主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强大，甚至称霸天下，那也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循义而治。治理天下还是能够顺着理去做的。
那么唐太宗他熟读《群书治要》，所以他把这些爱民如子的教诲，落实在自己的治理之中。而且还经常用《群书治要》的教诲，来教导太子。在《孔子家语》上有一句话，唐太宗就经常引以为鉴，那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自己不仅这样做，还不失时机地教导太子。
在《贞观政要》上记载着，唐太宗说：我听说古人自古以来就重视胎教，我却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但是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太子，自从他被立为太子之后，我总是在生活中，给予他适时的引导。比如说在太子吃饭的时候，唐太宗就问：你知道饭的道理吗？太子就说：不知道。太宗说：饭是农民通过辛勤的劳作，才能获得的。我们要役民以时，不伤农时，才能够经常地吃到这样的好饭。看到太子骑马的时候，他就又问：你懂得马的道理吗？太子又摇摇头说不知道，太宗说：这个马确实可以帮人做很多是事情，帮人劳作。但是不能够把马力用尽，这样才能经常有这样的马骑。言外之意，你要役使人民，也不能够把人民的民力用尽。当太子去乘船的时候，唐太宗又问了：你懂得船的道理吗？太子又说不知道。太宗说：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好像是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把这只船给颠覆，你以后要当皇帝了，对于这个道理，可不能够不小心警戒啊。当看到太子靠在一棵弯曲的树上休息，太宗就又问了，你懂得这棵树的道理吗？太子还是说不知道。太宗就说：你看看这棵树虽然弯曲了，但是你用东西来校正它，仍然可以把它做成直木来使用。君主有的时候是会不务正业，不走正道，但是只要听从臣下的劝谏，也是还可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你看这个唐太宗，在这里就用《孔子家语》的教诲来引导太子，让他要重视老百姓，能够做到爱民如子。而且重民贵民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够听从民众的呼声和建议。
在《后汉书》上记载着杨震的一段话，杨震怎么说的呢？他说“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这句话是说，我听说在尧舜的时候，可以进谏的鼓，可以批评的木牌，都立在朝门之外，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到了周朝和殷朝的圣哲君王，百姓有了怨言，甚至有了责备，都是洗耳恭听。这样才能使自己耳聪目明。开放言路，无所忌讳。甚至还去征求，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见，了解基层的情况，使下情上达。那么这段论述告诉我们，凡是开明的君主，他都非常重视采纳民众的意见，并且根据民众的意见，来判断时政的得失，以此来改善政治。
那么前面我们讲过改过的重要性。一个人怎么样才能改过呢？你要想改过，必须首先得知道自己的过失。但是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一个人看别人的过失，往往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看自己的过失，怎么样看都看不到。所以有一句话说，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能够把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这就叫修行。所以一个人能认识自己的过失，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怎么样呢？必须有人在身边时时地提醒，才能帮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古人他就设置了一些制度，让高高在上的君主、领导者，能够时时听到自己的过失，防止自己犯错。所以这里说到了，“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你看古代圣王的制度，都有史官在他的面前，记载君主的过失。像《汉书·艺文志》上就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个左右史官，负责把君主的言论，还有行为都一一地记载下来。特别要记载他所犯的过失。所以这就等于是一种独特的监督机制。让君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不敢造次。“工诵箴谏”，这个乐工要干嘛呢？乐工在弹奏的时候，还要读诵一些规劝的谏言。所以你看古代的君王听音乐，不是寻欢作乐，绝对不是为了满足感官的享受，满足欲望。所以要唱诵规劝和教诲的箴言，要给他提供谏言，使他提起正念和警觉。
在《群书治要·说苑》上，记载着一个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在乐师鼓琴的时候，随着乐曲翩翩起舞，结果他就唱了这样一句话。让我的言语没有人违背。这句话是错误的。在《论语》中，孔老夫子就说过：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不能让大家都唯命是从，不敢犯言直谏。这位乐师，他是一位盲人，他听到魏文侯这样说，就顺着声音，拿着这个琴去撞魏文侯。结果没有撞到，只是将魏文侯帽子上的玉串给撞散了。魏文侯就很生气，就问左右的人，做臣子的居然敢冲撞他的君主，该当何罪？左右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罪当烹。就应该把他烹杀。于是左右的人，就将这位乐师拉到下面去受刑。刚走下了一个台阶，就听这位乐师不慌不忙地说：他说从前尧舜做君王的时候，唯恐自己只能听到赞叹的声音，没有人给他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桀纣做君主的时候，恰恰相反，唯恐自己的言语，被违背，刚愎自用。而我刚才好像听到了桀纣在说话，所以我撞的是桀纣，而不是我的君主。这段话说得很妙，魏文侯听了之后，于是说:放了他吧，这是我的过失。你看他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了，而且还怎么样呢？还让人将这一把琴，悬挂在城门口，作为他可以改过自新，接受进谏的凭证，提醒自己，不要做像桀纣那样的君王。
所以你看这些古代的君王，他受到劝谏，受到提醒，马上能够提起正念，就都能够改过自新。
后面还讲了“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这个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也可以议论朝政。郑国人经常聚众，闲游于乡间的学校，并且议论执政者的得失。那么郑大夫然名，就对子产说：把乡校给毁了，您认为如何呢？子产说：如果人们所谈论的是对的，我就实行它。如果是人们所厌恶的，那我们就更改，要使民情上达。
所以中国古圣先贤都认为，要让民众有合适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最后又说：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从民众表达的意愿之中，为政者才能够看到自己施政的得失，那么国君也才能够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改过。见到符合道义的，就应该顺着去做。这样才能够永久地保持天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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