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第三十九集：重农务本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重农务本》。在《群书治要·汉书》上记载，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那么这一句话是讲，在汉文帝即位之后，他从自身做起，厉行节俭。一心想着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当时，因为战国时期的动乱，影响了汉初的发展，整个社会也背离了“以农为本”的方针。很多人都弃农从商。
在这个时候，贾谊看到了问题，于是就向汉文帝上书说,管子曾经说过：“仓廪里的粮食都充足了，人们才会懂得讲求礼节。”如果人民衣食不足，吃不饱，穿不暖，还想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接着，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人曾经说过，一个农夫不耕作，就有人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人就会受冻。“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这个“屈”就是尽的意思。他说万物的生长，都是有时节的。如果使用起来，过分地奢靡，没有节制，那么物资势必会用尽。“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这个“恃”就是依靠的意思。古代治理天下，达到了精详细致的地步。所以国家有足够的积蓄，可以依靠。那么贾谊还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如今人们都背离了农业，而趋向商业，不劳而食的人就愈来愈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严重，这是国家的大祸。
那么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它说“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炫耀，芬芳嘉味者也。”这里讲的人情，我们要知道人性和人情是不一样的。人性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没有任何的欲求，就像水那么样的清澈，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人的习性，这个被称为情，也就是后天的熏染。而喜欢荣华富贵，比如说华美的服装，漂亮的饰品，铿锵作响的音乐，渲染眼目的光彩，香喷喷的佳肴美膳等等，这都是人情所喜好的。结果是白天想着这个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
你看现在很多人有钱了，有闲暇时间了。整天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喝玩乐。所以一心一意地想着这些事，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这就如同是水往下流，瀑布会奔向深谷一样，自然而然。
所以中国人把人的欲望，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是深渊。“欲”是深渊，如果人的欲望任其发展，而没有节制，最后怎么样呢？连自己都无法约束自己，任着这个欲望所摆布。
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古人特别制定了“礼”，来节制人们不合适的欲望，甚至还要通过礼，防患于未然。像我们中国古礼中有一句话说，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在接递东西的时候，不要碰到手。很多人觉得这太封建了吧，你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受一些西方的，开放自由的思想的影响，结果把这个礼，误以为是吃人的礼教。结果开放之后，男女之间的交往很随意，接触机会很多。肌肤相亲的机会，也越来越容易。那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婚外恋的情况越来越多，男女之间的情欲不加节制，越来越放纵，结果未婚先孕，未婚同居，结果堕胎。还有第三者插足等等。这些现象都大量出现。这个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人于禽兽的区别几希。说我们人和动物的区别，只要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懂得礼，人懂得义。他知道用礼和义去节制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
所以这个孔老夫子告诉我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么你远离这些污染呢，可以让自己保持清净。特别是《弟子规》上说：“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它其实不是约束自己，让自己丧失自由。恰恰相反，它是让你远离污染，不要受到不好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更高等的修学功夫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就像一个人在百花从中行走，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他不会被任何外物所吸引，所诱惑。但是我们一般人，我们没有这种功夫，所以要怎么样呢？要远离金钱、美色、美食等等，引起人欲望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一旦沾染，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戒除的。所以普通人还是以远离为好，这样就能保持心地的清净。
在《崔寔政论》上就接着说了，说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华丽的工艺品，商家也卖僭礼的服饰。手工艺者也可以做奢侈品。那人们看了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受不了诱惑，肯定会争相购买。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商人之流，家家户户的超级享受，奢靡无度。
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那普天之下的人，都会去追求奢侈浪费，违背礼仪的生活。这不是宣传劝导所导致的，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做。因而，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
人们放弃了农业，而争相从事商业，为什么值得忧虑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析概括为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会导致天下的财产缺乏，甚至导致全球的环境危机。这个贾谊说:“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哉？”“生之者甚少”，就是从事生产的人，特别是从事生产粮食的人，越来越少。而浪费的人，不参与生产的人，不劳而食的人越来越多。奢侈浪费的风气，还越来越严重。那这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呢？
《大学》上就告诉我们说：“生财有大道”。什么大道呢？“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就是生产的人很多，而消费的人少，这样的话，才能够保持，财富能够充足。但是我们现在所作所为，恰恰相反，生产粮食的人少，不劳而食的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粮食不够吃。而且奢靡之风越来越严重，天下的资产也会因此而缺乏。这个资产就是指这些资源、财富等等。
那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都出现了环境危机，资源危机。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人们越来越膨胀的欲望。越来越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所导致的。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但是整个地球的资源，却是有限的。这个有限的资源，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膨胀的欲望，这才是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的根本原因。
所以有人说，如果人人都像美国那样的消费方式，再有几个地球都不够。所以我们古人怎么看待发展呢？我们看一个羊群“自杀”的真相，我们就知道古人，他其实是很高明的。有一群羊，它们集体跳崖“自杀”了，那人看了之后觉得挺奇怪啊，它们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集体跳崖自杀呢？于是就去研究原因。结果发现其实这群羊，本来就是在草原上吃草而已，但是他们为了吃到，比别的山羊更加鲜美的水草，他们就要跑到前面去，因为前面的水草，没有羊吃过。更加地肥美。但是落后的山羊，它就不满足了。它也会跑起脚步，跟得更快，跑到前面的山羊的前面，吃到更加鲜美的水草。而这个落后的山羊，也不甘示弱，它们再跑到前面的山羊的前面。结果这样，你追我赶，这群山羊互不相让，莫名其妙地，就在草原上奔跑起来。结果在跑的过程中，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最后就忘记了要去吃草的目的，跑到了悬崖面前，收不住脚，结果怎么样呢？给人的印象，就是集体跳崖自杀了。那我们看看，这个羊群“自杀”的现象，我们再反观一下我们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经常说，那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再想一想，人要生存，最起码的物质需要是什么呢？那就是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但是我们现在发展经济，以追求GDP增长的结果，是使我们连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都喝不上，都呼吸不到了。那请问，我们发展经济的意义何在呢？
所以作为有理性的人，不要像没有理性的羊群那样，为了竞争，为了数字的增长，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污染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也使地球的资源衰竭。而且后代人，都没有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撑了。
所以中国在古代，它不强调过分地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远见。它看到任何事情走到极端，那都会导向危险的境地。所以有的时候，它不过速发展。它恰恰是更有眼光，为的是可持续发展。
所以现代很多的西方环境学家，他认为只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当前环境危机的出路。这个确实是正确的。
那么第二个，如果我们忽视农业，会产生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会导致衣食储备不足，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贾谊接着阐述说，世上有荒年，也有丰年。这是自然变化的规律。即使是在夏禹商汤的时候，也都遭逢过。如果不幸，国家遇到方圆两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救济百姓呢？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的军情，几十万的民众，国家拿什么来供给粮食。战争、旱灾接踵而至，但是天下的物资、粮食匮乏。那么有勇力的人，他就会聚众蛮横抢劫，进而发动徒众去争相闹事，到了这个时候，才惊慌失措地设法应对，还能够来得及吗？所以储藏粮食等等的物资，是天下的大事。如果粮食多，而财资充裕，做什么事会不成功呢？“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凭借着充足的粮食和物资储备，你攻城能够成功，你守城能够稳固，作战能够获胜，以此怀柔敌方，使远方之人前来归附。那还有什么人，会招致不来的呢？
所以应该让百姓回归农业，着力于国之根本，让天下的人各食其力。使从事工商业和四处谋生的人，转行来从事农业。这样积蓄就会充足，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了。汉文帝被贾谊的谏言所打动，于是怎么样呢？他开始设立天子的责任田，并且亲自耕种，勉励百姓回归农业。那我们从这里看呢，中国古人那里富有的观念，就是衣食无缺。有足够的衣食储备，来防御天灾人祸就可以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奢侈无度，挥霍浪费的生活。这样一浪费呢，这个资源就会匮乏。
在《礼记》上就明确的记载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这句话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我们现在人口众多，但是很多的农民呢，都进城打工。很多的耕地都没有人去种了。我们的粮食怎么样呢？大量的依靠进口。所以粮食安全也成了问题。那么这一段话就提醒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叫不足。没有六年的粮食储备，这叫危急。如果连三年的粮食储备都没有了，这个国家就不称其为国家了。
他还说：如果连续耕种三年，确保储备一年的粮食。连续耕种九年，确保储备三年的粮食。这样三十年一以贯之的做下来，即使遇到凶灾、水旱，民众也不致挨饿，没有了后顾之忧。这个时候天子每天用餐的时候，就可以奏乐了。意思是什么呢？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忧虑了。因为粮食储备充足，人们衣食富足，他没有后顾之忧。即使突然有了战争，突然有了水旱等灾害，他都有足够的粮食去应对。
那么第三，如果我们忽视了农业，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那么在《群书治要·汉书二》上记载，说晁错曾经上书汉文帝，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这段话也说得很有味道，他说百姓就在于君主用什么方法来管理，来引导。他们趋从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并不在乎流去的方向。像金银珠玉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大家都认为他很贵重。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上层的人喜欢用，那么底层的人呢，都会效仿上层的人。所以才争相去抢购这些金银珠玉。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领导，喜欢穿名牌，坐名车，喝名酒，抽名烟，戴名表，并以此为荣。那么老百姓就会起而效仿。认为这才是荣耀的表现。这样一来，奢侈浪费的风气，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人们所用的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就像古玩、字画、奢侈品，甚至是石头等等，这些东西却越来越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越来越低贱，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那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却非常的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他们的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如此一来，耕种的人越来越少，而从事末业的人，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虽然这个荒地有开垦，但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
所以“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是以老百姓为根本。而老百姓是以粮食为命根，粮食没有人去耕种，百姓不能够保命。国家的根本当然就削弱了，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
那么第四，如果我们忽视了农业，会导致贫穷者奸邪，富足者淫逸。那么作奸犯科就会屡禁不止。在《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着一段话，这个魏文侯问李克，有的地方称他为李悝，他说：“刑罚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李悝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是生于百姓邪曲不正，还有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奸诈，邪曲不正的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而放纵奢侈的人，都是把他们的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古代的奢侈品，都是精雕细刻的玩物，还配有锦绣的绶带。一旦人们把这些，看成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男的就会放弃农业，从事雕纹镂花，女的也会放下织机，去学习刺绣。这个农事受到了妨害。这才是饥饿的根源。纺织受到了妨害，是寒冷的根源。“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这老百姓都饥寒交迫，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还能够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的事，这是很少的。
那么有钱人是怎么样的呢？“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这个男女都互相炫耀衣服饰品华丽漂亮。那么这样做，还不奢侈放纵的，那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故上不禁技功，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机巧之事，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最后导致的是国家贫穷，而人民奢侈。国家贫困，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那贫穷的人就会想出一些奸诈的，邪曲不正的方式，来追求富裕的生活。而富裕的人还会互相攀比，过上更加放逸纵欲的生活。这就等于是，驱使人民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百姓被驱使走上了邪路，再用刑罚来诛杀他们，这等于什么呢？就是等于为百姓设置了陷阱。所以他最后说，“刑罚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都期末，伤国之道也。”刑罚的生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源，而只是在枝节上进行督促。做了错事就给予严惩，这对国家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人他思考问题，思考得很深远，而且能够考虑到根本。而不是就事论事。特别是农民，他付出得多，收入得少。而工商业者，付出得少，收入回报却丰厚。这样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贫富差距加大了，那贫穷的人，就会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会做纵欲放荡之事。这样作奸犯科的事越来越多。而一旦人们养成了娇奢放纵，奢侈浪费的习惯，国家的资源会越来越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耕田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的衣食都不能够得以保证，那么遇到了灾荒，就没有办法接济了。应对不了突发事件。
那么这些教诲，对于我们现在人，都是很好的启发。告诉我们要居安思危，要重视农业这个根本。这样才不至于，在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应接不暇。
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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