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时间的敌人|81岁北大才女：我心归处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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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7日，前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1938年出生的樊锦诗，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是考古学界的传奇人物，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掌门人。她原本成长于江南水乡，结果在大西北守护莫高窟半个多世纪，被媒体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季羡林先生赞誉她守护敦煌文化“功德无量”。
她开创了“数字敦煌”的项目，经过10年的努力，先后上线了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量超过700万人次。她还完成了莫高窟的分期断代研究，主持并编写《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记录了莫高窟第266至275窟共11个石窟的详细情况，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准确、系统的莫高窟考古报告。
今年9月，樊锦诗的唯一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们采访了81岁的樊锦诗，“我从来没有豪言壮语说我要为敦煌奉献一辈子，一个人一辈子有三条路可走，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来了敦煌就只有黑道可走了，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
我1962年第一次来到敦煌，到今天为止，已经整整57年了。
中间曾经几次想过要离开，最后却没有走成。到后来，我变得离不开敦煌，出差一个星期，我就想念敦煌。我常常跟人说，莫高窟就是我的宿命。
其实我是早产儿，从小身体不好。上学的时候，因为低血糖，上着课就会昏倒。后来在敦煌，也经常因为低血糖而昏倒。
我还得过小儿麻痹症，后来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但是自此以后，我的腿就不是特别利落。
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我用它们从上海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如果毕业实习那一年，宿白先生没有选我去敦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我在敦煌的命运。
1958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分专业的时候糊里糊涂又选了考古。后来才知道，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苦了。
幸运的是学校里大师云集。当时给我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的一流学者，如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苏秉琦先生、“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先生，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先生等。
1962年毕业实习，大家都想去敦煌石窟，只有4个名额，最后是我一个女生，加上三个男同学，由宿白先生领着一起去了。
没去之前，在我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很气派的地方。可是等我一下车就立刻傻眼了。
没有电，没有可以喝的水，到处都是土和沙。老前辈们住着土房子，睡着土炕，用的土桌子土凳子。像常书鸿先生这样大名鼎鼎的油画家，看起来跟老农民差不多，衣服很旧，穿着布鞋。
想去商店买东西吃，没有东西。想吃点零食瓜子，连瓜子皮都见不着。交通基本上都是坐牛车。上厕所都是土厕所。幸亏我们之前已经在农村有过考古实习的经历，上过这种土厕所，不然突然从上海到这样一个地方，恐怕厕所都不愿意上了。
唯有进了石窟，我们才体验到了另一个世界。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被带领着攀上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一个洞窟地看过去。
从北梁、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洞窟一个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深深地陶醉、震撼，仿佛进入了天国一样。
实习期原定三个月。结果我因为体质差，严重水土不服，宿先生怕我出事，让我提前离开敦煌。最后，我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的家里整理写出来的。
当时走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已经看过了，算是过了一把瘾。环境这么艰苦，以后也不想再来了。
没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一年，我就又来了这里。
1962到1966年，根据周总理的批示，敦煌莫高窟南区要进行危崖加固工程，首先就要动窟外地面下的地基。
当时常书鸿先生任所长，他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意识到莫高窟外的地基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考古工作人员的介入。常书鸿先生就希望北大可以推荐一些参加过敦煌考古实习的毕业生今后到敦煌工作。我被选中了。
和我一起分配去敦煌的还有另外一个男同学。他的母亲听闻消息以后，嚎啕大哭，他所有子女里，只有这一个儿子，其他都是女儿。后来，他的母亲来火车站送别我们的时候，哭得像个泪人儿，特别嘱咐我们要互相照顾。
我心想，说不定这是天意，是命运要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补偿上一回考古实习的半途而废。我暗下决心，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决不能中途折返。
去敦煌前，我回了一次家，在上海度过了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父亲那时候已经知道了我的决定，他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只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
我掉眼泪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是不舍的。后来每次我回家探亲，家人都会给我带点饼干，带点上海的奶糖。他们不多问，不忍心问，我也什么都不说，不忍心说。
第二次去敦煌，我的心情和上一次截然不同。唯一相同的是再次到达莫高窟时，我还是急切地想进洞，看看洞窟里的壁画。
那些早期壁画狂放热烈的土红色调，唐代金碧辉煌的经变画和青绿山水，那各种各样的极富想象力的构图造型，斑斓瑰丽的色彩光影。只要我一想到，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看到这么多不同朝代的壁画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喜悦。
根据唐代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莫高窟的创建，始于公元366年。
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从中原远游到敦煌，打算歇脚过夜的时候，不经意地抬头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他被眼前的景色惊得目瞪口呆。只见那三危山上金光万道，璀璨光明，仿佛有千佛化现。
乐僔心想，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西方极乐世界吗？他深信这是佛给自己降下的旨意，应该在此坐禅修行。于是他发心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在洞窟中禅修。
乐僔之后，又来了一个叫法良的高僧，莫高窟的营建就从这两个人开始。此后一千年里，此地从未间断建窟、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这些虔诚的僧人委身于逼仄的洞窟中，依靠苦修与冥想，在一片荒芜中试图证得终极意义上的解脱，以达到不生不死的永恒之境。
每当苦闷和烦恼时，我都喜欢去第158窟看一看。第158窟内的佛床上，卧着莫高窟最大也是堪称最完美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
这尊涅槃佛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女性的美。他的长眉与微闭的双目相互呼应，和谐地透出秀美下的庄严。他还没有完全对这个世界闭上眼睛。涅槃到来的时刻，他内心的沉着、从容以及大智大勇，都在这泰然自若的神态中呈现出来。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对鸣沙山崖体上的石窟，在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
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样，错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了沧桑和神秘。
敦煌的天格外蓝，这种蓝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纯粹，更辽阔，更浓烈，不到大漠是不会知道世上有这样幽蓝幽蓝的天空的。我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太阳还没有落下，月亮就不知不觉升起来了，就能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
有一次，我见到了莫高窟的佛光。那是1995年夏天一个雨后的傍晚，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发洪水，我带领警卫队战士在宕泉河边抗洪。
在垒沙包的过程中，忽见宕泉河东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现了一大片金灿灿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变成了黑色。一会儿金光不见了，湛蓝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两道相交的长虹。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神奇景色。这种金光大概就是乐僔和尚曾经看到过的佛光，并因此生发出禅修的无限信心。这样的佛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我在莫高窟呆了这么多年，也只见到过这唯一的一次。
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常书鸿先生，全家迁到敦煌生活一年半以后，前妻不辞而别，只留他和两个孩子在莫高窟苦守。
第二任所长段文杰先生，和妻儿分居十一年之后，才终于得到了文化部的调令，把妻儿从四川接到了敦煌。
后来的王旭东院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本来组织上批准把他妻子也调到敦煌，但是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妻子因为对紫外线过敏，不得不带着儿子到兰州生活，还是两地分居。
我和我的先生彭金章是大学同学，1967年结婚，1986年他调到莫高窟来才团聚，分居19年。
去敦煌的时候，本来学校答应我，三四年以后就把我调离，但是后来遇上了社会动荡，分居、调动问题都再没有人过问。等到社会恢复稳定的时候，我在敦煌已经呆了13、14年。中间生下两个儿子，因为当地生活条件不好，都被送回了老彭的老家。
我想念先生，也想念孩子，一直想离开敦煌。可是等到真的有机会离开的时候，我又犹豫了。过去的十年，是被耽误的十年，我还什么成果都没做出来，就这样走了吗？
老先生们也劝我，小樊你不能走，大城市有的是人才，我们这儿缺考古的，你一走我们这儿就没人了。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再想想，其实工作在哪都是一样，我割舍不下的主要还是家庭和孩子。
老彭知道我的纠结。他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其实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是他创的，他是商周考古的专家，来敦煌只能干佛教考古，等于事业上要大改行。最后他全放弃了，就是为了这个家，也是体谅我。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现在回想起来我经常说，我这个人真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怎么会做家务，家里做饭洗碗都是老彭来。我也不是一个好母亲，因为自己坚持要留在敦煌，耽误了孩子的学习。
彭金章来了，我也没有什么想头了，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地把敦煌的事情做好。这辈子我没办法挽回了，欠了家里三个男子汉的情。
1977年，我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分管业务工作。
要做的工作很多，可是首先抓什么呢？一时没有头绪。我知道，凡被国家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都要求做到“四有”，研究所当时已经完成了“三有”，“有科学记录档案”这项工作还没有做，那我就负责将这项工作抓起来吧。
当时莫高窟北区洞窟尚未发掘清理，南区有492个洞窟，我认为每个洞窟都应该做一份记录档案，就要做492份档案。
每份档案，起码要有简单的洞窟平面、剖面图。要有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共计六张照片。要有简明的文字，说明每个洞窟的基本内容和它的保存与保护现状，有无损坏等。照片以6（张）乘以492（窟）计算，就是近三千张洞窟档案照片。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既无像样的照相机，又缺经费支持，人手也短缺，要完成数量如此庞大的照片采集工作，其艰巨可想而知。工作人员前后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了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
正因为洞窟科学记录档案的编制，才使我进一步发现了壁画保护保存的严重问题。
因为要做档案，必然要查找过去的老资料，特别是要和老照片作比对。当看到1908年由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洞窟图片时，我才发现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画等文物，仅仅和七八十年前相比，就已经大大退化，或模糊，或丢失，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莫高窟最早的洞窟距今已经有1653年，最晚的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历经千年的莫高窟，有着不同程度的病害，其病情恶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将持续下去。
我们成为了国内最早开展壁画修复研究工作的机构。当时，壁画的修复材料在国际上一直是个秘密，来自外国的专家讳莫如深，严格保密。我们的专家找到了能想到的数十种修复材料，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适合的材料，修复的效果令国外同行也拍案叫绝。
壁画修复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从吹掉壁画上的沙子和灰尘开始，一厘米一厘米的吹，然后是壁画的粘贴，也是一厘米一厘米的粘。有时候一天只能修补一小块壁画，时间一分一秒在缓慢的工作中流走。
那时候，我做梦都在梦见墙体上的壁画一块块地剥落……我走路吃饭睡觉都放不下，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延缓壁画的退化，同时又把壁画的历史信息忠实地长久地保存下来。
摄影师告诉我，尽管我们照了大量的照片，但是时间长了照片也会坏。录像带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磁带会消磁，在图像复制的过程中，信息也会衰减丢失。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吗？
1989年左右，我去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第一次看见了有人在使用电脑，给我在电脑上展示图片。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变戏法似的，太有意思了。我忍不住问那个人：“你关机之后，刚才显示的图片不就没了吗？”那个人说：“不会！因为转化成了数字图像，它就可以永久保存下去了！”
这句话顿时让我兴奋起来。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渐渐明晰：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
于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开始了壁画数字化的试验。
洞窟环境非常复杂，大多数洞壁凹凸不平，空间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如何打光，如何拍照，如何合成影像，都是一个个技术难题。
1998年，我们开始和美国西北大学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莫高窟壁画数字化方法。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
目前，我们已完成两百余个洞窟的图像采集和VR节目制作，一百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呈现了石窟艺术的许多精妙细节，包括在自然光中看不清楚的细节，以及洞窟内被洞窟结构、建筑遮挡的壁画内容。
拍照之外，我们通过3D打印技术，实现彩塑的三维重建。现在已经完成莫高窟二十余尊雕像的三维重建工作。
1998年，我六十岁，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
刚上任不久，我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
消息一出，敦煌研究院上下震惊，我更是寝食难安。莫高窟是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要是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让旅游公司来经营管理莫高窟，一味赚取短期利益，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多方奔走，捆绑上市的悲剧最终没有在莫高窟发生。然而，那时我们也的确遇到了莫高窟游客数量迅速递增的问题。
1979年，莫高窟正式向社会开放，游客人数一开始一年为一两万人次，至1984年为年10万人次，1998年为年20万人次，15年里增长了10万人。
然而，从1998到2001年，游客人数达到年31万人次，三年里就增长了11万人。
当年，为了缓解游客的压力，我们成立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博物馆，里面展示了不少1：1复原的洞窟。
可是，中心建成后没几年，就发现一个问题：游客不爱看。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复制洞窟是“假”的，真的莫高窟就在旁边，为什么不看真的要看假的？
不让游客看莫高窟不行，可是来的人太多，把洞看坏了也不行。2008年，我们在距离莫高窟往北13公里的地方开始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制作了4K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
游客来到莫高窟，先在数字中心观看两部电影，之后再到莫高窟用75分钟左右的时间实地参观。
高清电影将莫高窟最具特色的洞窟完全展示了出来，而且还有局部细节的放大，讲解也更细致清晰。很多游客反映，比在洞里直接看得更清楚。
莫高窟能够接待游客的量也提高了，从之前的3000人次提高到了6000人次。2017年7月，莫高窟的日接待量突破1.8万人次，仍然游刃有余秩序井然。
现在敦煌研究院的主力都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老家伙就剩我一个了。
对于那些刚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我一般不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因为基本情况我早就了解了。我问他们：敦煌很苦吧？你来了之后受不受得了？你家里同不同意？
我明确告诉他们：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
我过去的大学同学中，比我聪明的有的是，比我有能耐的也有的是。今天我能有一点成就，这不是我个人有多大本事，而是因为我在敦煌这个人类绝无仅有的遗产地，为文化遗产做了点事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活到现在这个年纪，明白名利这个东西，其实是虚的。人都是要死的，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但是，你来到世界上，该做的事做了，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影像资源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部分图片摄影：孙志军
题图摄影：孙志军
参考书目：《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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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MISS半城 美编|李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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