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他从山里来，走得很深，转得很苦，却无法走出山外
文/陈瑞琳
一直想写他，却怕写不好。写他的人又太多，亦不缺我。但是总想写他，感觉他身上有许多隐藏的空间，比如他的生动有趣，他的虚无空灵，他的红尘无奈，所以他真是值得写。
他是平凹先生。在我的桌边，一直就放着那本厚厚的《秦腔》，大红的封面，灼得人眼热，任何时候，随便翻到哪一页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在中国的当代作家里，我偏爱平凹先生的文字。当然，莫言先生的想象力无人可敌，闫连科先生是那种炸裂般的尖锐，余华先生则是悲怆凄苦，但是平凹先生的语言好，他能写出汉语特有的气韵和意境，只是让翻译家为难。
每次回西安，总有机会与平凹先生见面。算起来我是他西北大学的学妹，有点亦兄亦友。早年我在国外办刊物曾得他相助，他主编的《美文》杂志也常常开辟海外作家的专辑。虽是老朋友，但我其实还是很难走进他的内心，只是觉得越来越亲近了。
有年春天，去他家里喝茶。他住的地方叫“秋涛阁”，在顶楼，估计是怕吵。正想敲门，忽然想起他写的那篇《门》，说他最怕敲门声，还说自己曾经在家听到敲门声而不敢作声，喉咙发痒不敢咳嗽。他自然是喜欢清净，害怕朋友圈，但我自认是那种让人开心的朋友，只管大胆敲门。
陈瑞琳（右）2019年与贾平凹先生欢聚
门开了，露出平凹先生一如既往的敦厚笑容，让人想不出他会生气的样子。他的样貌并无沟壑，脸色饱满而耐看，好像岁月是慢慢打住了。听说他前些年喝药喝得蚊子都不愿咬他，嫌肉苦，好处是一般人得病万念俱灰，他却是文思泉涌。记得他说：“鲁迅为什么脾气大，一个也不宽恕，都是因为身体不好！”
平凹家里喝茶的桌子是光板的原木，客人坐的是那种宽一尺的长条凳。平凹笑说：“我怕沙发，软绵绵地坐进去半天起不来。”他沏的茶真是上等的好，配一碟新疆来的马奶子大葡萄干，他一面让我，一面解说：“这葡萄个儿大，尤其对女人好！”我想笑，看他的表情很郑重，便忍住。
一边喝着茶，就感觉眼睛不够用，嗅觉也灵敏起来，原来是闻到了酒香。平凹指向门廊边的厨房，说那里有一个酒缸。果然，正是乡下人盛水用的那种大缸，上面用厚重的木盖盖紧了。说到酒，平凹的脸色有些凝重，他说父亲在世时极爱喝酒，但那时太穷，打不起酒，就盼着儿子将来买酒。如今儿子是买得起酒了，父亲却终于等不到。于是，他就准备了这缸酒，等父亲随时来喝。真是穷家孝子，这缸酒陪在身边，就好象与父亲相依。不过，常常来掀起这酒缸的，多是来访的友人闻见了去舀一瓢解渴。
有趣的事情忽然发生，茶饮中进来一个小生，手里拿着家伙，说是老早约好了要给平凹理发。平凹不忍心叫他白跑，内心迟疑了一秒，立马很听话地直直地站在了书房的空地上，披上了一件塑料斗篷。我就端了茶杯过去看，他老兄的表情很温和，由着我在旁边叨扰。
我一面看平凹先生理发，脑子里回想起他写的那篇《秃顶》，记得文章中说他“脑袋上的毛如竹鞭乱窜，不是往上长就是往下长，头发和胡子该长的不长，不该长的疯长。”如今就近一看，他的发型确如围起来的“地中海”。他的头发虽少，但那理发的小伙子一丝不苟，基本上是数着根根剪，很有仪式感。我心里既同情这小伙子真不容易，又同情平凹那么爱自己的头发，想想大千世界，只有身体在天天相伴，也包括这几根头发。
平凹先生坦然地站在屋子中央，脑袋虽不能动，但不影响我们话家常。他说自从脑袋上的风水变化，让他怯了很多交际活动。有段时间他都仇恨狮子，但慢慢地也想出了很多头发少的优点，比如头发少说明聪明用功，富矿山上不长草，秃顶是对人类雌化的反动等等。说起“秃顶”的好处：他认为“怒发而不冲冠”，不会被“削发为民”，像佛陀一样慈悲为怀，长寿如龟等。
跟平凹聊天，我的难度是要努力地说陕西话。平凹说他不善于说话，其实是不善于说普通话。他坦白自己是努力学过普通话的，只是舌头发硬，终没学成。我是至今也没有听过平凹讲普通话。记得他在文章中说如果让他用家乡的土话骂人，很觉畅美。我笑得不行，人生哪能没缺陷，没缺点的人最可怕。我想说那些有大才华的人多有大缺陷，话未出口，只听平凹叹道：“人真的不能圆满，圆满就要缺，求缺才平安，才能持静守神。”
理完了发，真没看出与先前有啥不同，倒是觉得平凹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他虽然蜗居在城里，其实是来自原始淳朴的山林，算是大山之子。如果说南美那样的热风土雨养育了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中国的内陆山水或许也只能孕育出平凹这样的作家。人们常常期望作家能超越他的时代，却不想这个时代是怎样造就了自己的作家。
理完了发，继续喝茶聊天，也不管他有没有碎头发在脖子里扎着。茶过三巡，必然是楼上楼下乱摸乱看。先生的屋里石像多，为了聚气，并不开窗，回荡着一种强烈的古磁场。喜欢他屋里养的一盆植物，绿油油的，既吸了很多灵气，也净化了空气。
屋里存放的多是乡下人最爱的石狮子，年代不可考，但样子都是憨容可掬，兼有着保护神的威严。仰头看到架子上的一些佛像，各样的佛，有一尊彩陶的立佛线条丰满流畅，让人叫绝。文坛上都知道平凹是很吝惜钱的，但他为收集这些民间的宝贝可是舍得花银子。这些石刻多粗重，即便有贼来也休想搬得动。说话间只见平凹上前，用细布将些许的尘土轻轻抹了，那仔细端详的眼神里尽是说不出的温柔和爱恋。
贾平凹先生签书（瑞琳拍摄）
空气有点热，平凹说唯一的冷气在书房，正切我探看书房之意。他的书房曾被很多人写过，杂说纷呈。迎面看见了那三个大字：“上书房”，拙雅的笔体一看就知是平凹自己所书。有人说他怎可自喻为太子读书，平凹则解说是因房子高，要“上”才能到。书房真的很高，窗帘据说从未拉开过，白天晚上都亮灯。还有人批评说平凹书房里摆放的多是自己出版的书，这眼前的书柜有限，当然要先放自己的书，先生出版了百余种国内版、海外版、译文版的各种书，就算每种存放几本那就是满满两书架。多亏他不存盗版书，听说那印了上千万册的《废都》，光盗版就有五十多种。摸着这些书，就像是摸着山里来的大石头，一种真实的厚重，生动有趣的平凹，这些年真如老牛般勤奋，如春蚕般吐丝。
坐在“上书房”里说平凹的书，真是别有一番情致。他早期的那些书，犹如开春新翻的泥土，清丽芳香。等到《浮躁》问世，泥土里便有痛苦的浊浪挣扎翻滚，但油亮肥沃。不幸的《废都》，是他心情低潮期的愤世嫉俗之作，走了一点儿虐世的极端，却写尽一个文人无济于世的绝望和悲凉。聊到《废都》里的情色，平凹叹道：“那个庄之蝶要适应社会而到底未能适应，一心想有所作为而到底不能作为，最后归宿于女人。”我忽然想起了坊间流传的一句打油诗：“才子正半老，佳人已徐娘”。又想起了生前的三毛那最后的长信何以是要写给平凹先生呢？
关于平凹先生的作品，正可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当然还有才子及革命家的不满。不过，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说他是中国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也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送葬者和终结者。在我心里，他生于中国乡土，长于乡土中国，他就是一个在滚滚红尘中努力写字的作家。没人知道未来，所以他只能怀旧，甚至求助于老庄。很显然，他害怕这世界改变太快，他焦虑，他无奈，他在家里听哀乐。从《废都》到《秦腔》，都是大废墟上的文化哀歌，平凹是把自己当成那个唱“阴歌”的“老生”。
跑去偷看平凹先生平日写作的小桌，真是个隐秘的空间，藏在那些石像的后面，只能容一人进去，俨若洞穴。我坐在他的太师椅上，抬眼是慈悲的玉佛，低头是眼前的手迹。写作乃作家最私密的劳动，他要在这独有的空间里与他的小说人物发生最私密的关系。听说平凹至今不用电脑写作，这回是亲眼见了，眼前的手稿是那种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散出丝丝笔墨的灵气，他写得很辛苦，也苦了看些审稿的编辑。
眯上眼，感觉这屋里的味道很是奇异，石刻的土香，纸笔砚台的墨香，陈年老酒的醇香。脑子里快速闪过平凹先生的简历：1952年他出生在丹凤县的棣花镇，长身体的时候肯定饿够呛。20岁开始发表作品，当作人生的背水一战。一口气写了16部长篇小说，拿到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施耐庵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还有美国的“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的“费米娜文学奖”、香港的“红楼梦·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北京大学的“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以及“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等。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法、瑞典、意、西、德、俄、日、韩、越文等30余种，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戏剧的有20余种。作为一个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平凹先生也是拼足了自己的性命。
说到作家的名气，平凹赶紧摆手：“大唐芙蓉园的碑文是我写的，可我到了园子门口那检票的姑娘根本不认识我。”我就猜想他若混在城隍庙里也肯定没人认得出，平凹笑了：“真正的好作家是看将来有没有人愿意读你的书。”
转眼到了饭口，我是很想请平凹吃饭，但他坚持说要请我们几个去楼下吃羊肉泡馍，大家齐声叫好。
那馆子在楼下小街的对面，一排整齐的铺面，竟然个个都认得贾老师。平凹先生一路打招呼，男男女女的表情很是热闹，亲切得我都跟着沾光。泡馍馆的伙计更是熟悉，贾老师一进来就晓得他要吃什么。我虽有脂肪肝，也要豁出来吃一大碗，因为是贾老师付账。
这顿泡馍吃得很是“王朝马汉”，我的脸上放光，贾老师一看就知道是个陕西吃货，大大地弥补了我陕西话说得不太地道的缺陷，平凹兄不断地给我夹菜，说请客就要请我这样的人。
作者（右）与贾平凹先生摄于上书房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情义”两个字。中国是个“情义”社会，“情义”让人温暖，也让人负担。平凹先生是个特别看重“情义”的人，他从陕南一路走来，靠自己写字打拼，收获最多的也是“情义”。
很早就听说平凹先生想写一部关于秦岭的大书，去年真的读到了《山本》，看到了他在题记中写的一段话：“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很显然，他的雄心是要写出腹地的中国。
然而，“中国”何其难写？几千年几百年都无法说得清楚，只留下这纷繁斑驳的江山与传说。作为中国作家，身在迷雾山中，不能远眺，只能近睹。平凹先生的一生就浸泡在这中国的“大山”里，他走得很深，转得很辛苦，但他无法走出山外。他的血液，他的文化，他的哲学，都来自这“山”的滋养，他无比真切地悟出了自然的“山本”，却终未能进入到“人之本”。
在一个访谈中，平凹这样说：“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然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由此可见，《山本》的犀利刀锋还只是徘徊在兽与人之间，却未能写成《百年孤独》那样的民族心灵史诗。
然而，在小说《山本》中，平凹先生终于还是发出了如此深刻的感叹：“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对此，他嘎然打住了自己的追问，只是继续叹道：“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在平凹先生的世界观里，宇宙、人类、社会、天地、人神都能融为一体，他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放在了一个合理存在的范围里。为此，他虽然写出了很多残酷的现实，但他却消解了历史背后隐藏的愤怒和挑战。
如今的平凹更看重天道，他总是渴望找到一种内心的和谐。有人说他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最有文人气的文人，他除了写字，还喜欢作画。我曾收到他的一部画册，是典型的传统文人画，主要是写意，比书法更有趣。
我常常想，当代的中国文学，如果没有平凹的存在，会不会少了一根扛鼎的大柱？当然，眼下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还欠缺主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要安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估计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转自《华文月刊》杂志2021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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