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经典价值跨文化翻译阐释 ——以黄必康仿词全译本为例

吕世生汤琦区域国别学与跨文化传播

202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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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经典价值跨文化翻译阐释

——以黄必康仿词全译本为例

吕世生¹ 汤琦²

（1北京语言大学、2南开大学）

摘要：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直被尊奉为世界文学经典，不仅被译为多种语言，而且一直有新的译文问世，2017 年黄必康教授仿宋词形式的翻译再次引发了我们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诸多问题的思考，例如，关于诗的经典价值跨文化翻译阐释的可能性，汉语阐释英语诗经典价值的可能性，等等。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诗不可译的内涵，分析了不同诗体翻译莎士比亚诗歌的诗学价值，进而指出，跨文化翻译阐释是对经典文本普遍价值的检验，诗歌经典价值跨文化翻译和阐释的可能性是没有局限的，如果说有局限，也仅仅是历史的局限。同样，汉语阐释莎翁诗的经典价值也是没有局限的，只要历史发展，这种可能性就会不断持续下去。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宋词；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22) 03 - 000154 - 00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直被尊奉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其经典价值穿越了四百余年历史文化时空，热度持续无减，经典文本所能享受的各种理论评判和溢美之词似乎从未缺席他的诗作。这种情形在世界文学史上可能仅属莎翁。虽然中国文化的诗仙、诗圣也曾享受相似的尊荣，但其尊荣基本限于中国文化疆界。一旦跨出中国疆界，他们的经典地位往往只限于某时某地。这种差别的原因何在？是莎翁文本具有某种内在的经典文化价值，而李白、杜甫的诗歌就未必如此吗？这一问题如果先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提出，无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会令我们不知所措。给出肯定的回答，不仅与我们的文学价值判断不符，更为我们的文化情感所不容。给出否定的回答，我们不仅要面对缺乏敬畏经典的自责，而且也不具备足够的理论支撑。毕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已经享受四百余年几近全世界不同文化话语的顶礼膜拜，心中任何异样的想法都可能伴有亵读神灵般的不安。不过，当今接受美学关于文本经典价值的建构说却足以解除我们的思想禁忌，将我们对文本跨文化经典化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

莎士比亚诗作的经典价值得益于其对真、善、美的追求，得益于对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思考，得益于其想象的奇特，以及神来之笔的精妙譬喻。前者属于诗的情感抒发向度，后者属于诗的古典美学的具体呈现。诗人的十四行诗，无论情感抒发还是古典美学都满足了我们对诗歌经典的全部想象。然而，假如我们对经典的想象仅止于此，那么我们对经典的认知未免流俗。因为这种想象过于局限，仅囿于文本自身，割断了文本经典化与历史文化进程的内在联系，而且它们的联系不仅表现为跨越历史时空的动态过程，还表现为跨越文化时空的过程本身。因此文本经典价值的思考必须增加文本跨文化的再经典化这一维度，要从孤立、静止的简单思考转向发展变化的复杂思考。这种思考维度的转换是接受美学给予我们的理论启示。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经典化并非仅仅因为其内在价值使然，而且也是历史文化建构的结果（姚斯、霍拉勃，1987：304）。基于接受美学的文本经典价值建构说，作为经典文本的莎士比亚诗作在跨越语言文化边界之后，其经典性将呈现何种状态？源语的美学价值还能否在目标语中充分再现，使译文读者产生相似的审美体验，如同中国文化身份的读者吟颂唐诗、宋词得到的那种审美体验呢？这一追问就把我们带入了诗歌跨文化再经典化的文化翻译研究空间。2017 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仿词全译本）为我们探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文化中的再经典化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范本。该译本由北京大学黄必康教授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用 97 种词牌翻译了莎翁全部 154 首十四行诗。在现已出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24 个中译本中，该仿词全译本引发了我们的两点思考：一、经典价值跨文化阐释的可能性，即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中文语境下进行翻译阐释的可能性。二、中文阐释文本经典价值的可能性，即中国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充分”阐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经典价值。

一►

莎翁诗汉译的可能性

我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不断出新，已逾百年，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这一现象就是经典价值存在的证明。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经典化是读者不断阐释的过程（伊格尔顿，2006：75）。一个特定的经典文本随历史文化的发展必定产生新的阐释，经典的翻译阐释是历史的过程。这是经典文本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语言文化发展水平也具有历史的维度，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语言文化限制了翻译阐释的可能性，莎翁十四行诗汉译阐释的可能性是历史、语言文化共同制约的结果。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诗人对真、善、美的个人感悟。154 首十四行诗，前 126 首是对友情、忠贞、永恒的情感诉求，后面的 28 首则是对爱情、情欲的渴望。莎翁诗的这种情感诉求与离愁别绪、感时伤事的中国古典诗学相比，其间的差异不言自明。中英诗学的差异决定了翻译可能性的限度。语言的差异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可能性的另一决定因素。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在中西文学史上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这不仅仅因为诗歌与个人情感表述的内在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表述个人情感的便捷、有效和表述形式的艺术魅力。诗的艺术魅力完全诉诸语言，语言的差别是诗的艺术魅力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所在。

诗体形式与内容的联系也限制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的可能性。中国有诗的国度之称，各种诗体形式异彩纷呈，诗经、楚骚、唐诗、宋词，以致元曲成就了辉耀古今的中国文化瑰宝。这些诗体的形式与内容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成为一曲曲中国文化的千古绝唱。中国古典诗达到了难以企及的美学价值，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不可或缺。两者之间的完美关系，一旦改变，其美学价值的大小甚至有无都难以确定。这也是长久以来压在诗人、翻译学者心头的诗歌跨文化翻译难题。诗体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可差拟德里达所谓“果皮与果肉”、“皇袍与皇帝身体”的隐喻。德里达认为，翻译是“延异”行为，它推迟了所指的出场，翻译的所指与原文所指出现差异。在原文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紧密的，就像果皮与果肉的关系。而在译文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变得松散，好像满是皱褶的皇袍裹着皇帝的身体。翻译所指离开了能指，使语言变成了一系列最终没有所指的能指的自由嬉戏（Norris，2002：32）。中国古典诗歌，无论是楚骚，还是宋词，形式与内容是果皮与果肉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土壤成就的原生关系，是历史文化与诗人的缘分，可遇而不可求。《诗经》的四言体，宋词的长短句，都如同“果皮与果肉”那样无法分离，都是特定历史文化与内容形式的因缘巧合，它们的翻译则远离了原生的历史文化，所指推迟了出场，译诗的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再也不是那种浑然一体的关系，却由“果皮与果肉”的关系变为“皇袍与身体”的关系。这意味着成就中国古典诗歌审美价值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组合发生了变化，译本经典价值的有无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诗歌的翻译实践，从 18 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家到当今中国诗人、翻译家，尽管译诗无数，但依然难说出现了可与原诗审美价值相媲美的译诗，而且目前仍然无法预期这样的译诗何时出现。汉诗译为其他语言之后艺术的完整性发生了改变，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外诗汉译。

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诗歌的可译性较低，莎翁的十四行诗翻译也不例外。这些诗如同永恒的星座，持久地发出熠熠的光辉，其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无与伦比。他的十四行诗的形式与其个人情感诉求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不过这种瑧与至善的艺术珍品还得益于其创作与社会历史条件的相宜。在适宜的节令，诗人播下了诗的种子，结出了完美的诗的果实。假如斯时斯地的任一条件发生变化，读者所见的将是不一样的果实。这或许是诗歌生命的定数。除却上帝的青睐，谁人都无法期望得到向往的果实。莎翁是上帝的宠儿，其十四行诗就是上帝宠幸的结果。而对诗人的宠幸上帝又一直极其吝啬。诗歌的跨文化转换，如同人为改变它的气候、环境或土壤，或播种的季节，于是我们再也无法收获与原产地相同的果实。随着文化时空的变化，诗歌果实的外观、口味也必定变化。虽然译诗的艺术完整性发生了变化，但对经典作品的向往却激励人们不断尝试进行跨文化移植，一代又一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年年代代人们一如既往地寄望于最大限度地接近经典，绞尽脑汁寻求最可能的艺术形式表述经典激发的诗心诗意，推出了新历史语境下的经典译本，由此拓展了莎翁诗经典价值跨文化翻译的可能性。

二►

中国语言翻译阐释莎士比亚诗情

的可能性

翻译诗歌只能得到差异的文本，不同的翻译文本只有相互的差别，而非与原文本一致性关系的差别，忠实不是诗歌翻译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重要的标准。如果某一译本宣称是忠实的译本，实际的情形可能是该译文在某一层面上与原文本接近，或者语义层面，或者语用层面，或艺术表征，审美价值层面等，而难说多个层面都与原诗接近。这是诗歌跨文化翻译的定数。根据解构主义说法，语言是多义的，文本的意义永远无法穷尽，由语言构筑的诗歌的阐释也有无限的可能性。具体的翻译也仅是多种阐释之一种。解构主义的这一主张在我们的诗歌阅读经验中也一再被验证。

近代以来，我们翻译了难以计数的外国诗歌，其中的一些译本也都被接受为经典。这些译本丰富了我们的内心感受，升华了我们的生命体验，但总体而言，把这些翻译文本与我们传统经典诗歌的阅读经验相比，我们很难有如同中文经典诗歌带给我们的那种充沛丰满、酣畅淋漓的审美体验。阅读翻译诗歌，尤其语言文化距离遥远的翻译，如英语诗歌的翻译，读者总仿佛隔了一层面纱欣赏美人，她的美总是难以看得真切，总有一种隔阂的感觉。隔着面纱欣赏美人可以说是中国语言阐释莎翁十四行诗的可能性的经验表达，其理论解释则可求助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然而中国诗歌的艺术形态远较其他文化更为丰富，这使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形式内容组合选择，因此中国语言阐释其他语言诗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然而，这种可能性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牵制，离愁别绪，羁旅之思，志业怀抱的诗歌主题，赋物比兴，投身物外，景语皆情语的美学特征仿佛中国的绝句律诗、长短句词牌等诗体的绝配。当然，读者的这种审美体验得益于中国文化积淀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具有文化特异性。这种结构的形成与改变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和民族文化心理过程。这两个过程就成为了中国语言翻译阐释他者诗歌的文化限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诗体形式与古典诗人对友情、爱情的诉求的不可分离也是英语文化特有的心理结构。两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可能是经典价值跨文化阐释的基本障碍。属于莎士比亚的某种独特审美心理在中国文化中不一定存在，换用中国诗体形式，难免令人产生龃龉的感觉。尽管中国诗体形式相对丰富多样，但仍然难以克服两种文化心理结构不同导致的文化错配。因此，如果说中国语言翻译莎士比亚诗的可能性较大，这也仍然只是相对于诗不可译这一意义上的相对较大，因此还不足以摆脱诗不可译的文化宿命。

中国语言翻译莎士比亚诗歌的可能性较大，意味着相对其他语言而言，中文译诗具有更多的形式内容选择，这无疑具有了更多可能带给译文读者以新奇的审美体验。在这个意义上，黄必康教授的仿词译本可视为莎翁十四行诗汉译的又一次尝试，或可给读者带来对莎士比亚诗歌的一种别样感受。同时，这也是对莎翁诗歌一次跨文化的新解读，是对莎士比亚诗歌汉译可能性的又一次拓展。

中国古典诗的骚体、律诗、词牌各种诗体中，诗经典雅、楚辞奇诡、唐诗高迈、宋词婉约，已为论者定评，而其中与十四行诗的美学品格最为接近者，非宋词莫属。这是黄必康选用这一诗体的用意所在。他在“译者自序”中表示，“之所以使用词的体式全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首先考虑到的是二者在内容和意境上契合。”（2017：vii）他又引用明代词论家王士贞关于宋词美学特征的评语进一步说明，“诗主言志，词主言情……”，而词“最适于抒怀叙事，婉约缠绵”。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大戏剧家汤显祖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而词为艳科，即所谓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词婉。”“反观莎翁十四行诗，一情字贯穿始终。他的十四行诗，怨情而见人生，伤离别而写哲思。因此，婉约主情之词与莎翁十四行诗二者之间，诗情通感而契合，彼此应和不悖。”（同上：vii-viii）于是，黄必康译莎翁诗旨在使原诗与译诗两者“情意相似”，以此产出“契合相通、情投意合”的译诗。译者的这一宣示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基本认识，因此他的翻译从形式上看走出了远比其他译诗更大的步伐，但他的译诗意在“情意相似”，这是对“忠实”翻译观的超越。译者力图在译诗过程中与原诗的诗心相通，无意羁绊于语言、文化差异、历史时代的久远，而是以更为契合的诗体表达相通的诗心，这是译者文化翻译观的逻辑使然。这让我们想起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中国古诗的情形。他以译入语最为恰当的诗体表达译者与中国古代诗人的情感共鸣，这是历史文化相距遥远的译诗读者最能接近中国古代诗人心灵的可行路径。笔者认为，采用宋词这一形式仿佛是庞德翻译汉诗的历史再现，都使用契合自我文化美学观的诗体形式翻译。黄必康的仿词翻译还透出了译者自觉地面对诗不可译这一观念的理性。原诗与译诗匹配各自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匹配不可改变，而如果译诗贴近目标语文化的心理结构，在此基础上译者被激发出的诗心才能在译诗中得以展示，与原诗的诗心产生共鸣。作为原诗的读者，以及译者，他不可生出与原诗读者或原诗人同样的情感，他所表达的只是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下的自我情感，是无法剔出译者个人经验的情感。这是诗与读者、译者无法逾越的历史文化局限，无论何人译诗慨莫能外。黄必康译十四行诗的翻译诉求通过下例可见一斑。

莎翁的第 18 首十四行诗常被评家视为其代表诗作，该诗集中体现了莎翁对美、友情、忠贞等美好情感的渴求，以致将其升华为对永恒的渴求。

原诗：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①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d;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re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e’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黄必康译文：

念奴娇

夏日晴馥，

怎堪比，吾友俊秀雍睦。

五月娇蕊，

疾风过，落英纷纷簌簌。

夏景须臾，艳阳似火，忽又云遮路。

造化恒变，

嗟叹美色不驻。

唯君盛夏常青，

更红颜天成，雍华容禄。

笑问死灵，冥影暗，

奈何人间乐福？

君生无老，偕诗同向远，与时久夙。

天地不灭，

吾诗君生永驻。

该译文使用“念奴娇”词牌。词牌本为音乐曲调的名称，与词的内容无直接联系。这与莎翁的十四行诗仅标注诗的序号有相同之处。或许这是这个仿词译本唯一的“忠实”原文之处，然而忠实”原诗并非译者关注的焦点，相反而是他译本能否为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冲动，

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文化共鸣”（同上：vii）。译者的这一翻译诉求是对诗歌翻译本质特征深刻认识的集中体现。语言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忠实”译诗的不可能，但诗人的诗心诗意却可跨越语言文化触动人心。译者秉持这一信念，开启了以词牌译莎翁十四行诗的探索之路。这个仿词译本就其主题而言或许并没有新的阐释，无论美好事物易逝，还是友情的永恒，并未超出前贤的翻译。不过就语言表现的微妙而言，或许与先前的多种译文有所不同，这些微妙之处带出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一则所谓的“境界”——词的美学特质，读者因此而被打动。如“落英纷纷簌簌”句，美好的消逝发出了声响，落英的画面有了声音，簌簌的声音敲击着心头，读者的诗心随之而动，仿佛体验到苏东坡《贺新郎·夏景》中“秾艳一枝”，“芳心千重”“秋风惊绿……共粉泪，两簌簌”的凄美意境。这是先前的译文未曾做到的；再如“天地不灭，吾诗君生永驻”句，汉语读者的心头或回响起“天地灭，乃敢与君绝”的言之灼灼。原诗意在表达万古不灭，地老天荒的友情（爱情），或美的恒常久远，永恒不灭，论者各有别论，但这里似乎更指向前者。译者对诗内涵的解读虽然未离前人的说法，但其表述的方式却拨动了今人的心弦，与四百年前的英伦异乡，三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一起产生了审美共鸣，看似寻常但却直抵人心的表述令读者产生了“耳目一新的审美冲动”。就这一意义而言，黄必康的仿词翻译实现了其翻译诉求。

黄必康的仿词翻译本质上是对莎翁诗美学价值的跨文化阐释，汉语读者因之得到了新的审美体验，汉语译诗的可能性因之扩展。相比之下，复制原诗韵律的翻译却难能达到这种效果。梁宗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莎翁诗的代表译者，他采用了原十四行诗抑扬格五音步韵律。阅读他的译诗与黄必康的仿词翻译，我们的感受或有不同。

梁宗岱译文：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

你不独比她可爱也比她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娇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于雕残或销毁。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雕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②

比较黄译的两句，梁译在译诗的形式上努力靠近原诗，原诗载负的语义表述准确，然而却为原诗的诗体形式限制，例如为了押韵而用“作践”这样的词汇表达原诗中“shake”这样充满动感的词汇。整首译诗明白如话，却难以让人进入诗的“境界”。这或可是“（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之故。

黄译与梁译的区别——本质上是黄与梁翻译诗学取向的区别，在原诗第 8 首的仿词译文中，这一点也十分明显。

原诗第 8 首：

MUSIC to hear, why hear’st thou music sadly?

Sweets with sweets war not, joy delights in joy：

Why lov’st thou that which thou receiv’st not gladly,

Or else receiv’st with pleasure thine annoy?

If the true concord of well-tunèd sounds,

By unions married, do offend thine ear,

They do but sweetly chide thee, who confounds

In singleness the parts that thou shouldst bear.

Mark how one string, sweet husband to another,

Strikes each in each by mutual ordering;

Resembling sire and child and happy mother,

Who, all in one, one pleasing note do sing;

Whose speechless song, being many, seeming one,

Sings this to thee, ‘Thou single wilt prove none.’

黄必康译文：

采莲令

曲音听，因何悲哀容？

既行乐，当在乐中。

君听欢曲如悲音，喜而闻苦痛。

丝音悠，弦歌相和，

更何以堪，雾锁愁眉千重。

一曲欢歌，责君孤守不为父。

君知否，夫妇之乐，琴弦相和，

应恰似，父母子同户。

一家乐，异曲同声，

齐向君问：孤身风烛谁顾？

梁宗岱译文：

我的音乐，为何听音乐会生悲？

甜蜜不相克，快乐使快乐欢笑。

为何爱那你不高兴爱的东西，

或者为何乐于接受你的烦恼？

如果悦耳的声音的完美和谐

和亲挚的协调会惹起你烦忧，

它们不过委婉地责备你不该

用独奏窒息你心中那部合奏。

试看这一根弦，另一根的良人，

怎样融洽地互相呼应和振荡；

宛如父亲、儿子和快活的母亲，

它们联成了一片，齐声在欢唱。

它们的无言之歌都异曲同工

对你唱着：“你独身就一切皆空。”

原诗以音乐为喻，敦请友人早寻佳偶。原诗喻体是西方文化默认的和声音乐，这是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体会到该诗的要渺宜修。音乐本应给人以愉悦，但友人的感受并非如此。他觉察到了音乐里的责备意味，因为这个乐曲不是和声，而是独弦演奏。独奏乐曲是乐者对友人委婉的规劝。人生如同音乐演奏，多音合弦才能动听，独身如同独弦，奏不出美妙的乐曲，享不到美好的人生。

梁宗岱的译文内容形式、意象韵律更靠近原文，多被视为莎翁诗汉译经典。但以“境界”为绳——幽微要渺难以言说的那种心情，黄译更为贴切。何也？如下几句为证。“丝音悠，弦歌相合……夫妇之乐，琴弦相知，……。”黄译同样以音乐为喻，不过此音乐不同于彼音乐。此音乐是中国文化的音乐，和声独奏的区别没有明显的文化意义。以和声独奏隐喻有无佳偶可以理解其意，但并无相应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之关联。而上引的两句则紧密关联中国文化心理。“弦歌相合，……琴弦相知”两句可关联汉语成语“琴瑟和鸣”。该成语源于《诗·小雅·棠棣》“妻子和好，如鼓琴瑟”句，以琴瑟合鸣喻二人生活的美好。译者的“弦歌”和“琴弦”改用了差异的表达，但其内涵则与“琴瑟和鸣”无异。这儿避免了《诗经》原句“妻子和好”，成语“琴瑟和鸣”重复而生的浅白，读起来雅致纤巧，余韵悠长，词人（译者）微妙之用心得到了恰当地表达。体会这些细腻的情感需以汉语的文化心理结构为条件，因此原诗关联的文化心理结构被转换为译诗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此心理结构之上，译文读者的诗心得以被激发，进而与莎翁的诗心产生共鸣。这是译者翻译诗学的集中体现——“表现译者主体的本土语言文化意识，又能使中国读者能够触摸到莎士比亚的诗心，在心底深处激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感受，……。”（同上）反观梁译的相应部分，叙事重于抒情，加之语言直白，不难体会其中意涵，但表达缺少了历史文化关联，易感其意，却诗心难发。这是梁宗岱先生的翻译诗学，也是那个时代的翻译诗学的直接反映。

中国传统的长短句词牌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积淀，利用这种文化心理移植莎翁的十四行诗能否相得益彰，还需要更多的阅读体验，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是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将使我们对中国语言阐释他者文化的可能性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对文本经典价值的跨文化阐释能力产生新的理解。“五四”之后的译诗模式探索基本否定了译诗对中国传统格律诗的套用，其时主流的看法是，严格的格律约束了诗情诗意的恣意挥洒，它所要求的韵律形式似乎难说充分宜于个人的情感表达。当中国诗与他者文化相遇……用中国诗的形式盛载他者文化的诗歌……两种语言文化的不适即刻显露，于是汉译放弃了传统的律诗格律，而尝试拷贝原诗的韵律……十四行诗的韵律。这是诗人、翻译家对中国传统律诗翻译阐释英诗的可能性认识的进展。

词虽为格律严谨的传统诗体之一种，但其“主情”的美学诉求，长短句式的变换相对整齐划一句式的五言、七言律诗以及骚体等却为诗人情感的释放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这或许是英诗汉译的新的可能。这一做法是否取得最终成功还有待读者的检验，不过确定无疑的是，这是中国文化百多年英诗汉译可能性探索的继续。

三►

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以词的形式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对诗不可译这一命题的挑战，也是一种语言文化对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文本经典价值的再次阐释，我国百年来不断翻译莎翁的十四行诗就是其经典价值在中国文化中一次次地重新阐释，是其经典价值普遍存在的直接证明。经典价值是动态发展的，经典文本不仅要接受历史发展的检验，也要接受文化空间转换的检验。

诗不可译这一命题透出了对经典语言跨文化翻译阐释可能性的悲观看法，本质上是以静态思维判定经典价值，而人类译诗的历史实践表明，经典价值跨文化翻译阐释的可能性是不断发展的。古希腊史诗的翻译是人类对语言跨文化翻译阐释可能性认识的开端，20 世纪初美国诗人庞德翻译汉诗是语言跨文化阐释可能性的一次拓展。几乎同一时期，中国西方诗的汉译也让我们见识了语言跨文化阐释可能性的增大。仿词译莎翁诗再次开扩了我们的视野，诗不可译含有历史的维度，诗的经典价值跨文化阐释的可能性是没有局限的，如果说有局限，那仅仅是历史的局限。同样，汉语阐释他者文化诗的经典价值也是没有局限的，只要历史发展，探索不停，这种可能性的增长就不会停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ZD3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引自黄必康译本 .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仿词本）[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②引自梁宗岱译本 .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1] 姚斯、霍拉勃 .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 周宁、金元溥译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 伊格尔顿 .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 Derrida, Jacques. Dissemination[M]. Barbra Johnson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4] Norris, C.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作者简介

吕世生，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学院教授，博士师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研究。

汤琦，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