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大清最早留美学童及“留学之父”
容闳，大清国最早的3名留美学童之一，也是“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首倡者和领队人，他还因此被誉为“中国留学之父”；“ 幼童留美计划”原定每批派遣30名幼童，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满15年后归国效力（共派出了4批），只可惜因清廷保守派的干预，在9年后的1881年就彻底中止了派遣计划，容闳及第一批30名在美学童均被朝廷急令召回了。在当年的留美学童中还出了后来的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及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梁敦彦等多位知名人物。
容闳，字纯甫，原名光照，族谱名为达萌，1828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与澳门仅一水之隔的南屏村。容闳幼年时家境贫寒，父母无力让其读书。他父亲的一位友人在澳门教会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夫人开办的女校当工友，该校不收学费且包食宿，由于招不足学生因此也收男生，于是在1835年（道光十五年），其父便将随自己移居澳门的7岁儿子送入该校接受教育。该校停办后容闳辍学了2年，后又入读澳门的另一所西学堂（马礼逊纪念学校）。
1846年9月，马礼逊学校的负责人塞缪尔·布朗因健康原因需要回美国治疗休养，于是便征求自己的学生们是否愿意随他一起赴美继续学业，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个学童同意随布朗老师一起赴美留学。1847年1月，容闳等三学生随布朗老师登上了漂洋过海赴美国的商船。4月12日抵达美国马萨诸塞州，不久即入读当地的孟松预备学校。
1850年（道光三十年），容闳预科毕业后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学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就读耶鲁学院的中国人。容闳被耶鲁大学录取后还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耶鲁学院校董会愿意为他提供奖学金，但前提是毕业后需回中国当传教士，容闳拒绝并婉转陈述了拒绝的理由：“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因塞缪尔·布朗系耶鲁大学老校友，在其斡旋后，校董会最终为容闳提供了一笔助学金。
容闳在学期间成绩甚佳，一二年级时参加英文作文比赛，均获一等奖。1852年（咸丰二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咸丰四年），生性聪慧的容闳同学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随后就返回了中国，先后供职于驻广州的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及上海海关等机构，之后还服务于上海宝顺洋行，负责丝茶出口贸易。1876年，容闳还被耶鲁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个人肖像在耶鲁的礼堂中还与数位美国总统部长校友的肖像并列悬挂。
容闳先任美国驻华公使伯驾的私人秘书，不久即辞职，对辞职事他做出了如此解释：“我本以为跟他在一起或许能接触到一些中国官员，但事实远非如此”。换了几个工作后，容闳又去了上海，进入海关工作，可很快发现有同事收受贿赂，且中国人的升职空间太小，虽上司“许增月薪至二百两”，但他还是坚定不移地辞了职。之后，出生于“草根”阶层但却希望跻身“精英”圈子的容闳又干了许多不同寻常的大事。
当时太平天国军队正在与清军激战于华东地区，因此优质绿茶的产区也均在太平军的控制范围内，而外销通路则被清军把持。有勇有谋的容闳于是直接赴天京（南京）求见了太平天国大佬洪仁玕，当面陈述了自己的7项“治国方略”。洪仁玕本人曾在香港居住过多年，对西方社会颇有了解，因此对容闳极为欣赏，愿授其“义字四等爵”，并表示战争一当结束，立刻就会采纳容闳的治国方略。而容闳却表示，他需要先到基层考察一下，再决定是否投靠太平天国政权，洪仁玕随即就给他开了特别通行证。拿着这张通行证，容闳直入产茶区，采购了4.5万箱优质茶叶并运到上海，赚了盆满钵满后就销声匿迹了。
有闲暇时，容闳也常去做做翻译工作，他表示“这一自由的副业虽然赚不了多少钱，却使我认识了更多士绅阶层的中国人，而扩大交游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情。”在上海经商期间，容闳还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事件营销”。一个“六英尺高的苏格兰壮汉”侮辱了容闳，容闳要求他道歉，对方反而给了容闳一拳，容闳立刻出手还击，容闳事后称“此事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了外国人之间谈论的主要话题”（无形中免费为他做了广告），因为当时的租界内从来没有中国人敢如此捍卫自己的权利。
容闳名声渐起后，引起了清廷重臣曾国藩的注意，他派人请容闳来衙门，询问他是否愿在自己麾下当军官，容闳说没学过军事，恐怕干不了。曾国藩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一个诚实的人……，在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被我召来问这句话时都会马上回答‘是’，以便谋得差使。”
曾国藩让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后来都被安装在江南制造局。经曾国藩的举荐，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容闳不久后就当上了五品官。不久之后，容闳提出了“幼童留美”计划，在曾国藩的努力推动下，该计划最终被朝廷恩准，计划分4批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留美学童踏上了旅程，恰在这一年，曾国藩与世长辞。容闳曾说：“曾国藩的伟大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高贵爵位能够衡量的……他纯洁和无私的爱国心，他深刻和有远见的治国之才，以及他政治生涯的清正廉洁。他会以‘正直的人’荣誉而载入史册。”
此时容闳的保护人已由曾国藩换成了李鸿章，而容闳对李鸿章的评价并不高，认为他“行事反复无常，无定见，感情用事”，虽承认李鸿章“内心还是很仁慈的”，但“作为国务大臣，其经国之才，远不及曾国藩；就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言，他的品格不能经受起客观公正的历史检验”。而李鸿章对容闳的看法也不太佳，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识大体，终是一病”。因缺乏对容闳的信任，在负责“留美幼童”的驻洋肄业局中，容闳只能担任副委员，清廷先后派了陈兰彬（中学功底深厚的迂夫子，后调它职）、区谔良（嗜吸鸦片，对留学生管理基本不过问）、容增祥（留美学童的“中文教习”）及吴嘉善（年过花甲的翰林）等4人担任正职委员。
带领学童在美学习生活期间，副委员容闳与陈兰彬委员之间的冲突不断，坚定不移执行李鸿章幼童需“中学”与“西学”并行修读规定的陈委员通过电报向朝廷举报：“但纯甫（容闳字纯甫）意见偏执，不愿生徒多习中学，各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
陈兰彬委员认为学生体育课太多，容闳却认为：“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惧耳？”两人因此“龃龉不已”。陈兰彬说：“外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容增祥委员说：“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区谔良委员也曾“条陈局中利弊”，由容闳推荐的吴嘉善委员则说：“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其学难期成才，即学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四委员都对容闳副委员表示不满，一是因部分幼童不堪同学嘲笑，自行剪了辫子，二是因一些“留美幼童”加入了当地的基督教会。吴嘉善委员深表忧虑：“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
对这些担忧，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容闳完全体会不到，此时容闳本人也“剪掉了辫子，并穿上了外国服装”，且容闳不善与各方面通融，李鸿章曾抱怨说，早就劝容闳稍微重视一下中学，可他偏偏不上心，结果授人以柄。
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天朝“洋务理论”的吴嘉善委员最初提出的建议是先召回一半“留美幼童”，但曾积极支持“幼童留美计划”的恭亲王奕訢却下令全部召回，因他当时正遭遇“清流党”言官们的严厉弹劾，加上慈禧日渐收紧权力，他不得不谨小慎微了。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大骂吴嘉善是“留学界之大敌”、“丧心病狂”，讽刺吴“闻其人好研究化学，顾所研究亦殊未见其进步”，并说“只宜（将吴嘉善）置之疯人院或低能人疗养院中”。容闳甚至指责李鸿章：“不曾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召回留学生。”
据学者李喜所考证，1901年，容闳去日本占领的台湾游玩，拜访日方总督儿玉时，儿玉拿出清政府的“通缉令”吓唬他。容闳此时已70多岁，他沉着地说：“阁下可随时抓我，领功受赏。不过我不怕死，为中国改革而死，死得其所也。”儿玉喜其豪迈性格，不仅没抓容闳，还派4个日本兵专门陪他游山逛水。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便写信给身在美国的容闳，请他归国任职，但4个月后，容闳就因病在美国去世了，享年84岁。
1954年6月13日，耶鲁大学召开容闳毕业100周年纪念大会，英国学者苏尔致辞说：“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
在4批120名“留美幼童”中，后来出了1名国务总理、2名外交部长、2名公使、12名外交官、2名海军元帅、14名海军军官及16名电报局官员等，有数人在甲午战争或中法战争中牺牲于沙场。事实充分证明，这些学童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他们依然是爱国者。容闳的多位美国老朋友也都称赞他是一位心中始终装着自己国家的真正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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