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晚清“天津教案”兼议“丹阳教案”
发生在晚清同治年间的“天津教案”在教科书及各类历史资料中，曾经长期被表述为“中国屈辱历史的缩影”、“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或“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然而，随着近年来大量历史资料的解密或公开，有关晚清“天津教案”的真实情况终于逐渐浮出了水面。
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了圣母德胜教堂，因其位于原望海楼旧址，被天津人称之为望海楼教堂。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地区发生了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瘟疫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中国孤儿也因感染瘟疫不治而死亡多名，育婴堂将三、四十名孤儿遗体葬之于河东的盐坨之地，埋葬的婴儿尸骸后被野狗刨食而暴露于野，状况让人惨不忍睹。
在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之际，6月20日，一自家孩童被拐的居民及街坊无意中抓到了诱拐儿童的罪犯武兰珍，为避免自己当场被群众殴毙，武犯谎称他是“受教堂指使拐卖儿童的”，群众闻之立即将其扭送县衙交知县刘杰审讯，武在口供中又谎称委托自己收买儿童的是法国人的望海楼天主堂及中国教民王三。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同时民间还大量流传“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再挖眼取心作药材之用”等荒诞不经的谣言，反洋教情绪高涨，士绅集会，书院停课。次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即押着嫌疑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他对该教堂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而该堂也并无王三其人，更没有武兰珍所供述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刘知县也束手无策了。
但此时教堂门前已聚集了大量被谣言传闻所激愤而拒绝离去的民众（其中大部分都是受天津帮会“水火会”首领徐汉龙召集而来），民众在围堵谩骂中还与教堂门口的中国教民发生了肢体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后立即赶到清廷三口通商衙门向大臣崇厚抗议并请求派兵弹压，迂腐懒政的崇大臣却完全不予明确回应，愤怒的丰领事便怒气冲冲地离开衙门奔去了教堂，洽遇正打算离去的刘知县，误认为他不准备制止骚乱却准备逃跑，因此与刘杰发生了冲突并向其开枪，虽未击中知县却打伤了其家丁。
此举迅速激起了现场民众的巨大愤慨，随即群起围殴并怒杀了丰大业领事及其秘书西门，并冲入教堂，见物即毁，见人就杀，最后纵火彻底烧毁了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及英美传教士的4座教堂，共杀害了10名法国修女、2名神父、2名法侨、2名法国领事馆职员、3名俄侨及30余名中国教民，后果极为严重的“天津教案”（当时的国人还略带自豪地称其为“火烧望海楼”）悲剧不幸揭开了帷幕。法英俄美意军舰迅速向大沽口集结，法英俄美意比西等七国随即向清廷总理衙门递交了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
刚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两国痛击过的慈禧太后及大清朝廷当然知道继续“强硬反帝”的严重后果，于是无视左宗棠等一班强硬派大员的反对，立即电谕正在保定上班兼治病的大清“首席救护火队长”、直隶总督曾国藩，要求他急赴天津妥善处理。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其人生的最后岁月不得为国家不接下了这项“进亦难，退亦难”的特殊使命。他临行之前先委托大门生李鸿章为他在江西购置了两具棺木，再给其长子曾纪泽留下了下述遗书：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年迈体虚的曾国藩总督带着幕僚赵文烈冒着酷暑于7月8日抵达天津后，随即公开发布了《谕天津市民示》，斥责胡作非为的天津暴民，再马不停蹄地对案件做了周密详尽的调查，确认了育婴堂并无诱拐孩童之事实，及时砍了4个首恶分子的脑袋，并于21日向朝廷呈递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建议圣上接受法国人的要求，处决罪行重大暴民20人，流放渎职官员25人，革除天津知府张光藻及天津知县刘杰之职并充军黑龙江，从优赔偿各受害国家的经济损失（49万两白银）。为重点解决法国人的主要问题，他还提前与英美俄比等国代表谈判并商定了双方均能认可的赔偿条件。
曾国藩的奏折内容传出后，立即引发了上至朝廷王公大臣文人，下到平民百姓贩夫走卒甚至其好友乡党们的一片辱骂斥责之声，无数顶“卖国贼”大黑帽从四面八方向曾总督狠狠砸来，有多位爱国激情高昂的清流党重臣名士甚至还发出了“绝不退让，不惜决一死战”的强烈呼声。面对这种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激情，一贯圣明的老佛爷为了缓解“民愤民怨”，又安排“资深救火队长”李鸿章来接替曾国藩处置善后，调压力山大、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总督重返两江任所。对大清国力、军力及民情同样了如指掌的李总督到任后，并未采取任何针锋相对的“反帝爱国”举措，他只是要求将赔偿金减为40万两白银（朝廷最后钦定赔偿50万两），要求法国人将砍头20人减为8人（实际杀了16人，缓刑4人），再实施了花白银雇已决死刑犯替代“暴民”提前处决等雕虫小技，最终平息了外国人的愤怒（其实法国当时正处于普法战争之灾，政府也无心继续纠缠于天津教案赔偿之琐事）。
一场仅延时数日却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爱国主义大戏”就这样以彻底妥协的方式黯然落下了帷幕，而更可悲的是，不到二十年后，一场形式内容基本相同但规模更大、危害后果更严重的“扶清灭洋”闹剧却又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教案善后处理完毕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为大清国专使，奉旨专程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的接见。崇厚把同治皇帝的道歉书呈上，并希望法国对大清朝廷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回答：“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对实际危害后果远比后来“义和团事件”不知轻微多少倍的“天津教案”，曾国藩自感受到的打击极为巨大，他也因此陷入到深深的自责自悔中，他说：“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余才衰思枯，心力不劲，心胆俱裂，不料老年竟无善策，惟临难不苟免，此则虽耄不改耳。”
作家金庸的祖父查文清
没想到在21年后的光绪十七年（1891）4月25日，在江苏省镇江府的丹阳县及周边5县又发生了一起因民众怀疑天主教育婴堂“虐待杀害婴儿”而怒焚多处教堂的严重“教案”。笔者觉得蹊跷的是，与“天津教案”在善后调查、危害结果及处理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是，截至目前，互联网各搜索网站对涉及6县范围的“丹阳教案”，在表述方面却极为简约，而信息来源也十分单一，笔者照录百度百科表述如下：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二十五2日，丹阳县人民发现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亦无一活婴，遂产生公愤，群起将教堂焚毁。官府速派兵弹压。激起邻县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县，反洋教反满清斗争。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六个知县一并惩处，又将二十一人逮捕判刑，赔款十二万元结案。
金庸（著名武侠小说作家，笔者注）的爷爷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金庸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年轻时影响最深的人。查沧珊（原名:查文清）在江苏丹阳任知县时，因为“丹阳教案”镇压不力被革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曾引用了光绪《东华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关于“丹阳教案”的唯一历史资料来源，笔者注），对此金庸引以为荣。他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说：“我祖父查沧珊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通过百度百科提供的信息，竟然完全看不出在“反洋教反满清斗争范围与力度”远大于“天津教案”的“丹阳教案”中，当地爱国群众究竟烧毁了几座洋人教堂，怒杀或痛打了多少个洋人，多少个中国教民；一百多年的地方史志及官府档案中难道就没有一鳞半爪的记载吗？作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介绍与记录，没有具体内容及详尽数据的表述无疑是苍白无力的。
反观“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公布的财产及人员损失情况列举的一清二楚：被焚毁的有法英美3国的5座教堂、法国领事馆；被杀害的有法国领事丰大业及秘书西门等2人，法英美俄等国的修女、神父、外交官及侨民21人；被杀害的中国教民30余人；处决罪行重大的暴民20人（实际处决16人），流放渎职官员25人，革除天津知府张光藻及天津知县刘杰之职并充军黑龙江，从优赔偿各受害国家的经济损失49万两白银（后清廷实付5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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