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长官胡乔木管控文艺之旧事

1930年热爱诗歌文学的胡乔木不知啥原因却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不久即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1945年以“著名笔杆子”身份参与了《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自1941年开始担任原伟大领袖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秘书。

1949年即开始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1954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宣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在“拿起笔来当刀枪，口诛笔伐歼敌忙”的新中国曾经长期被称之为“革命笔杆子”和“无产阶级理论家”。

“文革”以后胡大秘书继续历任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及1982年《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继续以“政治思想理论和文化学术权威”兼“中央文化理论长官”的显赫身份长期活跃于中国的文化思想理论战线；

1979年，刚刚问世的江苏省文学刊物《译林》借改革开放之风，在其创刊号上大胆译载了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而浙江省也翻译出版了美国曾经的热门小说《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教授同志闻此“意识形态异动”，立即“上书”其长官胡乔木同志，愤怒指责两书的出笼“是‘左联’时期以来的文学倒退”、“从‘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来没有如此堕落过”。

胡长官阅读批示后将此信转江苏和浙江两省省委“研究处理”。文化理论长官的批示信立即给两省宣传、出版部门和刊物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与精神压力。

但在“文革狂飙”已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两涉事的省委及宣传及出版部门的领导人并未坚决照胡长官的指示严厉查办，最后在更高级文化长官（中宣部长王任重）和中央最高层领导（胡耀邦）的过问下，两部被冯教授同志怒斥为“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的“英美资产阶级颓废文学作品”侥幸没被无情“枪毙”。

第二年，冯至教授同志还向江苏出版局领导当面表达了歉意；几年后，当年参与起草“冯至投诉信”的陈冰夷副所长承认，此信是胡乔木长官授意，冯所长同意，安排他执笔完成的。到1986年之后，胡长官还在自己的信中表示不赞成对西方名著《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一禁了之”，似乎全忘了他本人在1979年以前就是此书出版的最大反对者。

当年还有一位曾经担任过伟大领袖毛泽东秘书兼文化思想理论长官的陈伯达，为了能够紧跟上伟大领袖的文化思想步伐，竟然屡屡通过领袖秘书田家英私下询问了解伟大领袖最近所读之书目，再回府挑灯夜读以提前对领袖的所思所想做充分深刻的理解。虽然“勤奋”但却不能与时俱进的陈长官后来终于被臭名昭著的“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评家”张春桥给取代了，最后还因“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与林彪集团勾结”重罪下了大狱。

文学、艺术和思想理论作品的出版发行在正常审读审核程序外还长期必由“权威文化长官最后拍板”的不成文潜规则，终于让曾经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化界“万马齐喑”了，最后异化成了制造“标准化产品”的文化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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