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韵闻 | “翻译”的多重定义与出版市场的位置

编者按：

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四期，我们请到了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德语、俄语和亚洲语言文学系王璞教授一同讨论他的新著《革命的可翻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本文作者高韵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教授。本文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本期上一篇书评请见：

下一期我们将推出作者王璞教授的回应，敬请关注。

“翻译”的多重定义与出版市场的位置

高韵闻

王璞教授的新作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革命的可翻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1]从研究郭沫若的翻译作品出发，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实践与革命进程之间的辩证关系。

先说本书的选题，郭沫若研究专著在英语世界里并不多，仅有David Tod Roy的Kuo Mo-jo: The Early Years (郭沫若：早年岁月, 1971)以及Chen Xiaoming所著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 Communist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unism (从五四运动到共产革命：郭沫若与中国的共产主义之路, 2007)，且两书均专注于讨论郭的早期创作。再看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1995)这样经常作为美国本科教材的选集，其中也难觅郭沫若的作品。现有的英译作品如《女神》、五幕历史剧《屈原》、郭沫若考古研究等，大多完成于1980年前。因此，在英语世界类似研究的真空中，王璞的著作，无论在研究的时间跨度还是文类广度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其涵盖了郭沫若整个文字生涯中的诗歌创作，日记，自传体小说，历史剧，各文类的翻译以及史学、考古学与古文字学著作等，可说十分系统全面。而近20年来在中文的研究和评论中，郭沫若研究虽较诸英语世界蓬勃得多，但却不时要面临温儒敏先生所谓的“两极评价”的问题。^[2]而其间主要的争论围绕着对郭沫若作品的历史评价，尤其是郭的作品中政治意识形态对其历史价值的影响，以及前后期政治思想的摇摆不定，习惯“翻案”等问题展开。郭沫若研究专家魏建亦指出，在八十年代末大陆学界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郭沫若也有“悄然隐退”的迹象。^[3]直到近年，这一状况才有一定程度的改观。[4]如何解释郭作品中的前后矛盾，内在张力，以及错综复杂的结构体系，实在是一个难题。而王璞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从郭沫若的翻译研究出发，讨论其“翻译，革命，和历史想象”的关联。(页6)

本书在导论中便开宗明义，给出了“翻译”一词的定义，即狭义上的语际互译（如德译汉）和语内翻译（如古文今译）。而紧接着给出的广义定义，则可说是全书的题眼。“翻译”在本书中又用来指代“各种形式的文学性‘重写’，智识 ‘转码’(transcoding),乃至意识形态的反转。”(页8)该定义糅杂了列夫维尔(André Lefevere)的翻译理论和詹明逊(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政治无意识, 1981)一书中的“转码” (transcoding)概念，从而将该书探讨的文本从狭义的翻译作品扩大为文类间的再创作。这一方法虽与近年来许多翻译研究著作中对“翻译”的严格定义不尽相同(如韩嵩文的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林纾公司：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 2012，就使用了语际转换作为定义翻译的标准，并指出列夫维尔的“重写”概念因消解了特定文本产生的历史条件而失去了解释力^[5]),却在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上如出一辙。从郭沫若的一系列翻译作品出发，作者旨在寻找贯穿郭的整个创作/学术/政治生涯的不断自我革新、不断改变立场的动机。有意思的是，作者通过“翻译”与“翻案”的文字游戏，将郭的译作与他的创作联系起来，试图为郭重写历史提供合法性的有力论证。(页32-35)

全书的结构也是从该定义出发，将关注的重点从时间上和体裁上进行区隔。第一部分主要讨论郭的跨语际实践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这一部分选取的文本来自其1949年以前的诗作，译作，日记等。第二部分则着眼于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对于中国历史与典籍的研究作品，包括郭的历史剧创作，古诗今译，甲骨文研究，历史学研究，以及备受争议的《李白与杜甫》。本书从浩繁的原始资料中整理出一条较清晰的革命/翻译/历史想象逻辑线，既能在同时代的不同文类中做横向比较，又能纵向比较同一文本在历时十数年间的风格变化，为同类型的专人专著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式。

本书的第一部分分为三章，从第一章探讨郭早期抒情诗集《女神》的集中创作期受到的影响，即泰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歌德这条诗学影响脉络中，最为突出的顿呼法(apostrophe)。王璞认为，顿呼法在郭诗中体现了对历史崇高性的呼唤。作为时代的传声筒，诗人可以是革命的“瑶琴”，也可以是革命的“留声机”(页77-79)。就诗人的抒情主体性而言，不变的是主观上不断革命的意志和力量，变化的是抒情的对象，是变革当下的时代精神，此谓“抒情辩证学”(页77)。第二章聚焦创造社由浪漫主义文艺主张向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转型。本章选择的材料包括《文化批判》上对德文术语翻译原则的争鸣(尤以“Aufhebung”的意译“扬抑/除掉/蜕变”和音译“奥伏赫变”之争为例)，诗集《恢复》的创作与同时期日记中记录的革命的停滞互为映证，以及《恢复》诗集与郭译本《浮士德》中同时使用“莱茵的葡萄”这一意象，建立起自己与浮士德的联系，从而反思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无用(页114)。有了前两章的铺垫，第三章着墨于历时三十年的郭译《浮士德》研究，也可以说是全书的关键所在。王璞认为《浮士德》的翻译过程实为一则中国革命“发展史”的隐喻(页158)。译本采用的翻译策略错综复杂，整体亦缺乏协调一致，则是由于译者革命意识的不断变革所致。尤其从1947年3月底开始，在四十天内译就的《浮士德II》中，郭沫若构建出了“多重时间性”与时代精神的一贯性(页147)，并通过对浮士德形象的“人民本位主义”读解，将这部德国经典再造为“中国革命时代精神的发展史”(页154)。

相较于第一部分以译作与个人创作为对照的跨语际平行研究及历史线性发展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采用了广义的“翻译/重写/翻案”概念，将一系列文类迥异，历史语境与接受群体亦不尽相同的作品组织起来，以期在郭作品的政治意图背后找到与前期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相通的书写动机。正如作者在前一部分所传递的，“郭沫若译作中的诗学异质性（即翻译策略，翻译语言前后不统一）成功与否不该由我来评判”(It is not my task to judge whether this poetic heterogeneity in Guo’s translation is successful or counterproductive. 页144)，第二部分也用相对客观的视角，将众多史料抽丝剥茧，寻找出郭沫若诗学、历史剧创作、考古学、史学、古文字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章从郭沫若的自传体小说中，指出郭习惯将个人命运的书写与时代变革紧密相连，消解自身主体性，从而为自己正名的做法，与其日后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来解读甲骨文的史学观，都来源于他的浪漫主义历史观(页178)。第五章与第六章均与郭沫若对中国历史与典籍的研究作品，为历史翻案有关。第五章主要回顾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几部历史剧与其史学研究。第六章则讨论郭以白话文翻译的《诗经》，《楚辞》，及杜甫诗作。郭沫若不同历史时期对历史人物屈原和杜甫的理解，虽然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但与之所信奉的革命浪漫主义史观却始终一致。王璞在总论中指出，“郭的文化政治实践，整体而言，可被视为’翻译者’的角色，即中国革命的内在翻译机制”(页283)。

以单一历史人物出发开展研究来看，本书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可见一斑，整理呈现的线性叙事也让郭沫若其人的思想发展脉络跃然纸上。读完整本著作，想就几个问题请教作者。首先，郭沫若的个案与同时代其他（革命）作家的关系是怎样的？另外，将一切的重写和再阐释解读为翻译固然可行，但在这一逻辑之外，进入郭沫若的文学/学术/人生世界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路径？再者拥有多重身份的作家、政治人物、史学家、翻译家、考古学家，操纵各文类时所预设的读者也许并不重叠，写作的目的也并非一致，因此创作的动机和遵循的逻辑也不需要永远保持一致。

再以韩嵩文的林纾研究作比较，本书显然更注重作者、译者的主体性，对于翻译作为一种“脑力劳动”参与到市场的行为则并非该书所关注的面相。跳出知识分子阶层，郭沫若的作品内在发展与漫长的二十世纪文化市场机制的变迁又有怎样的联系？举例来说，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茵梦湖》都相当受读者欢迎，《浮士德》第一部也在1928-1947年间经历过多次重印。再看郭的《<查拉图斯屈拉之狮子吼>译者识》一文提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屈拉》，“虽然早有人登了几年的广告要移译他，但至今还不见有译书出来。我现在不揣愚昧，要把他从德文原文来移译一遍，在本周报上逐次发表；俟将来全部译按之后再来搜集成书。”而未能译完全书的原因，除了日记《离沪之前》中提到的思想变革之外，另有读者的“反响寂寥”这样的市场原因(《创造十年续编》)。除此之外，研究郭的作品时，与晚清出版市场不同的，我们还应考虑到“政治市场”的问题。因此1949年前后不同政治/经济市场下的翻译作品是否可以，或者在什么层面上能够并置讨论呢？

以翻译/重写为线索贯穿郭沫若一生的作品与中国二十世纪几次重大的革命，是《革命的可翻译性》一书的主要贡献，不仅为研究郭沫若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也为研究中国革命的脉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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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anslatability一词常译作“可译性”，因书中强调翻译作为翻案的读解方式，故舍简就烦，选用“可翻译性”。

^[2] 温儒敏.《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中国文化研究》 2001年，第1页。

^[3] 魏建.《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第 6-12页。

[4] 魏建.《近十年来走向世界的郭沫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0页。

^[5] Michael Gibbs Hill, 12.

“Talk to the Author” 往期回顾：

王雨 | 如何走下去：Pluralist Universalism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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