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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松祚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落实三个核心问题

财经问题研究 财经问题研究与东财学报 2021-09-19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习近平

《财经问题研究》
优先出版文章
公众号“中国道路专题”
(内容以纸质版为准)

[引用格式]向松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落实三个核心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2020,(9):12-1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落实三个核心问题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货币研究所,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

向松祚(1965-),男,湖北秭归人,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研究。E-mail:xsz19752005@sina.com

一、新中国“三农”发展的现实判断

新中国成立70年,“三农”的发展可以说是沧海桑田,日新月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最初也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契约上按下血手印,悄悄开始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成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后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承认了这种改革,并且通过政策向全国推广。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三农”呈现以下特点:

(一)中国“三农”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最薄弱环节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42年的时间,中国农村的确解决了温饱,也有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农村真正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还达不到这种状态。现在“三农”是什么情况呢?概况说,一是农民穷,农民仍然是整个中国社会收入最低的群体;农业不稳定,农业仍然是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产业;农村不宜居,农村的生活生产环境仍然很差。从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演变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连续三十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又提出很多新要求,比如,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特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20年中国贫困人口要全部实现脱贫,这是巨大的成就。巨大成就需要承认、需要肯定,但整体讲过去七十多年,农民仍然穷,农业仍然弱,农村仍然不发达,“三农”仍然是经济发展最薄弱的环节,这是一个基于现实的判断。

(二)中国城乡发展差距巨大

虽然近几年中国在精准扶贫、减少贫困方面成绩显著,但农村与城市之间差距仍然巨大。

第一,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经历了一个倒U型发展路径。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都在逐年增长,但是2010年以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2010年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l,1995年为2.72:l,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为3.23:1,2006年为 3.28:l,2007年中国城乡收入比继续扩大为3.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2008年城乡收入比为3.31:1,2009年城乡收入比为3.33:1,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首次从2009年的3.33:1下降到3.23:1,2011年再次下降到3.13倍。2012年,农村居民收入再次“跑赢”城镇居民,2012年中国城乡收入比为3.10:1,为10年来最低,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955元,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896元,城乡收入比为3.03:1,较2012年微降。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降至“3”倍以下。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 19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422元,城乡收入比为2.73:1,比2009年的3.33:1,减少了许多。随后几年差距继续减小,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9 2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4 389元,比值为2.6:1,十年来,虽然相对数在减小,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依然很大,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2 359元,全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6 021元,比农民收入的两倍还要多。

第二,农民与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差距巨大,农村比城市落后太多。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有些房子外观看上去不错,但室内空荡无物,仅有简单破旧的家具,污水直接排到地下,解手还得上茅房。农村与城市不仅在物质条件方面相距甚远,在精神文化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城市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很多,农村连基本的乡村娱乐都没有。

第三,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巨大。城镇居民的企业养老保险与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体现了社会保险原则,而后者则突出个人养老责任,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农村还处于养儿防老的阶段。

第四,城乡教育差距巨大。长期以来,教育投入毫无例外地“以城市为中心”。中国的教育投入本来就少,始终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的4%之下,远远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而有限的投入在分配上又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2006 年,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全国小学具有专科以上学历教师,农村占47.49%,比城市低31 个百分点;全国初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在农村是24.34%,比城市低38 个百分点。农村学生在拥有独立书桌、藏书、电与网络设备等家庭教育资源方面均不如城市学生。在父母参与教育和亲子互动上,农村家长更少陪伴孩子、更少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学习中。农村学生中没有上过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学生比例高于城镇学生三成。超过两成的农村学生认为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期望是高中及以下。

(三)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经济现在最薄弱的环节是农业,当看到美国遏制中国打贸易战,搞技术封锁卡脖子,我们当然感到巨大压力,但我们不能只看到高科技产业,更要看到农业的差距,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都是真正的高科技。美国的农业是全世界劳动率最高的,真正的第一产业农民就几百万人,可能300万人不到,不仅养活整个美国,还大量出口。中国现在农民还有几个亿,种田的可能没那么多,但是种田的至少在农村还有一两个亿。农业人口众多,农业技术落后。

二、要落实三个核心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一些大中型城市周边的农村有很多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乡村振兴发展最关键的资源仍然在持续外流,怎样形成一个长期持续的发展机制,这是根本。

(一)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向“三农”倾斜

第一,资金回流农村。全国很多地方县级以下都有存贷差,比如,这个地方有100亿元存款,可能只有60亿元,甚至50亿元、40亿元是用在当地。2015年,全国2.53亿农民工的工资性收益汇到家里以后,县域经济能用到这笔钱的百分之多少呢?好的能到70%,坏的只有30%。那么,钱到哪里去了?贷款到城市去了。农村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没有持续的商业化资金来扶持农业发展,扶持农村发展,那怎么能够持续呢?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没有资金,产业得不到发展;产业得不到发展,解决不了就业,经济不活跃,人才也跑了。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人才是外流的,好的商业模式、好的技术也很难在农村落户。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资金,一边是当前现代农业对金融需求的增长,另一边却是农村金融机构为追求做大做强而导致的“脱农化”倾向,农村金融供求矛盾正在加剧。什么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得用实实在在的转移支付,用实实在在的金融资源的回流来反哺。

第二,人才回流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大幅流向城市。从小,农村里的父母就教育自家孩子,好好读书,长大了一定要出人头地,到大城市奋斗工作,在农村人的眼里,到大城市,就是一个创造财富、创造机会的事情。农村大学生返回农村的微乎其微,农村劳动力更是加速向城市转移。没有人才的支撑,乡村振兴谈何容易。

第三,技术支撑农村。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科技化、现代化,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的乡村振兴要走技术支撑农村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农业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真正的大问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乌克兰等国家的很多农产品价格比中国便宜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成本低、规模经营,所以,乡村要想振兴必须靠科技来支撑。

(二)完善产权制度,以制度促发展

对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耕地)进行确权、转让、保障权益,为农民建立基本上接近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一,切实做好土地确权。能够按照市场化方式实现转让、规模化经营。有很多银行都做过一些试点,农民可以用宅基地做抵押,获得银行的贷款用做生产经营。土地承包权也可以转让,比如,转让给公司,“公司+农户”模式把土地使用权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这些方法仍然行之有效。但是为什么宅基地如此重要,却不敢放开,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对很多农民来讲,宅基地或承包制下的耕地是一个保障,现在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到社会保障,虽然这些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但仍然不能满足农民对未来保障的需求,所以,宅基地或承包地不能永久转让,万一哪一天有农民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或者没有工作能力了,他起码在农村还有房子,还有耕地能够养活自己,这是给农民的一个潜在的社会保障。

第二,从法律法规上真正保障农民土地权益。近些年,因为征地问题造成了矛盾纠纷,如果征地资金真正给农民,然后建立一个很好的保障制度,农民可以不要耕地永久出让,所以,对于农民拥有的土地资源,一方面要保障权益,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规范,让权益能够流通、转让,能够变成有效资源,不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还能够解决创业、就业和未来社会保障问题。

第三,推进农村合作社的公司化发展。比如,以色列有一种合作社,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叫基布兹,就是农村合作社。它的合作非常紧密,其实已经是一种公司的形式,每个人都是股东,同时有公司化管理,包括内部激励机制安排、产权安排、分红安排。但大体上中国的合作社没有到达这样的层面。从经济史发展进程来看,合作社可以是松散的,比如,以个体经营为主体,在供销、资金或技术等某些层面有合作,大家通过合作社能够分享收益,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实现不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现代化的,必须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就是完全公司化。农民既是股东,又是员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将种田变成产业服务业、大农场,农民既拿工资,又拿股息、分红,才能够形成产业的长久发展,所以,目前中国的合作社还要再进一步深入推进。

(三)坚决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

美好乡村的图景是,乡镇和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没有差别,包括公路、供电、供水、下水道系统,还包括必要的娱乐设施、教育医疗服务等。一个基本方向是大多数农民未来集中到小镇上,不那么分散,从经济学上讲,太分散是不利于脱贫和发展的,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模式。不一定都集中到大城市,大城市是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的。主要集中在县以下的小镇,如果镇一级公共服务设施都完善,那农村是非常美丽、令人向往的。有很多人讨论过,中国能不能下决心用20—30年时间,把村镇一级的公共服务设施彻底解决,把抽水马桶问题解决了。如果能够做到,那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就算是实现了,因为有一个美好的环境后,人就能留下,人能留下,产业也就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目前来看,通讯方面全覆盖和用电方面大体上没有太大问题,但在最根本的公共服务设施方面,让农民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没有差别,工作量巨大,如果不解决,城乡差别就永远解决不了。



(责任编辑:巴红静)


公众号责任编辑:李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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