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巍，胡鞍钢，杨竺松 |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新中国70年回顾与总结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习近平
[引用格式]:张 巍,胡鞍钢,杨竺松.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新中国70年回顾与总结 [J].财经问题研究，2020.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新中国70年回顾与总结
张 巍1,2，胡鞍钢2,3，杨竺松2,3
张 巍（1984-），四川眉山人，博士，讲师，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
E-mail:maxpainboy@163.com
胡鞍钢（通讯作者）（1953-），浙江嘉善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国情方面的研究。
E-mail:anganghu@tsinghua.edu.cn
杨竺松（1985-），山西大同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干部管理体制、区域发展与规划、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E-mail: zhusong@tsinghua.edu.c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涵与展望”（20135010085）；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专项（20155010298）、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和要求，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文化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不断推向前进。
一、文化的定义：内涵和外延
马克思[1]曾明确提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原文为“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表明，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因此，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要充分认识文化生产力，必须从文化的定义入手，只有通过对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梳理，明确什么是文化，才能明确什么是文化生产力。
从语源学上，西方的“文化”源头来自拉丁文Cultura，本意是耕种、加工、照料、栽培等，通常在农业生产、耕种及劳作所获的语境下使用该词，后逐渐引申为培养、训练、教育、发展、尊重之意。“文化”在德文中为Kultur，俄文中为Kультура，英法文中为Culture，今天一般在文化水平、教育程度、思想修养等意义上使用。可见西方的“文化”是逐渐从物质生产活动向精神生产活动过渡的。中国的“文化”一词可追溯到西周时的《易·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文化来自自然又区别于自然。古代圣贤明察自然变化并总结出改造自然和管理人类社会的经验，创制礼、乐、典章制度，教化民众，流传后世。可见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文化观颇为相近，从语源和内涵演变上均包含文化是自然对立物和人类创造物的意义，并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劳动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之中。
（一）中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定义
康德认为，文化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有效创造。康德[2]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此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以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只能是文化”。1871年，“人类学之父”泰勒[3]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和所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很显然剔除了生物学遗传或先天行为的本能，而强调文化的社会性和超个人存在。马林诺夫斯基[4]在《文化论》中提到，“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他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
“五四运动”之后，我国学者也围绕“文化”的界定展开过深刻思考。胡适[5]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强调文明是文化的前提。梁启超[6]的定义是“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解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梁漱溟[7]指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并强调“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的（至少其各部门各方面相连贯）。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处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黄文山[8]在《文化学体系》中定义“文化是人类为着满足生存的需要，凭借语言系统、技术发明、社会组织与习惯，累世承袭创建出来的有价值的‘工具实在’”。贺麟[9-10]指出，“所谓文化，乃是人文化，即是人类精神的活动所影响、所支配、所产生的。又可说文化即是理性化，就是以理性来处理任何事，从理性中产生的，即谓之文化。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文化的特征乃是征服人类的精神，使人精神心悦诚服”。
中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解剖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并试图解释文化的本质。人类造就了文化，文化也决定了人的存在，决定了人的思维、行为、情感方式，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并随之变化。当然“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切定义都是相对的、有前提条件和与时俱进的。即便可以从文化的内容、范围、形式、性质、结构、功能、价值、生命力等诸多视角给予不同的界定，依旧无法穷尽“文化”多方面的规定性。如果能够充分重视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又反过来创造了人类的特点，充分重视在社会生活中一切活动都是在人这一主体参与下才得以发生的本质，就有可能从宽泛的文化定义中抽象出更为具体、更接近其本质的定义。
（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文化定义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文化的本质首先是“人化”。“人化自然”的观点要追溯到马克思[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马克思[1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是明确指出，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发生、存在、发展最基本的活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可见人类实践活动不仅依赖自然、受到自然环境约束，而且改造自然使其“人化”，创造了人文环境的基础。当今人们所处的早已经不是原始的自然，而是人文化了的自然，经过世世代代人类精神不断灌注、人类劳动改造后的自然。广义的文化活动必然包括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生产活动，从根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社会的人的本质。作为最根本的人类劳动的文化活动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也创造了美、艺术、宗教和哲学。而且，人类活动不仅改造了自然，创造了文化，也创造了自己的全面性，“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3]。此外，人又受到文化的制约，正如马克思[1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那样，“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也属于文化，因而人在实现自己的类本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也受到文化（社会）制约。郭齐勇[15]在《文化学概论》中将文化定义为“人类通过劳动、社会实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欲望、要求而创造出一定生活方式的过程和物质与精神成果，即是‘文化’”。其内核是人的自身发展，外延是人类活动的物质与精神成果，这是在国内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扬弃西方文化理论，第一次从当代中国文化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所做出的准确凝练。
二、文化生产力、现代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
文化同文化生产力又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16]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中明确把“文明的果实”视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果实之一，也必然属于生产力范畴或者具有生产力属性。但是，马克思[17]又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将作为文化重要因素的语言、文学与生产力并列的提法说明，马克思并不把它们直接视为生产力，也就意味着文化及构成文化的诸多要素中也有非生产力属性。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表述，恰好意味着马克思对文化的深刻理解：那些构成文化的诸多要素中，有些具备生产力属性，而有些则不具有生产力属性。胡鞍钢等[18]指出，马克思已经认识并明确了生产力的多维度性，因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生产力是一个复数或集合概念，具有多个维度或层次。因此，分析文化生产力或文化的生产力属性，需要按层次对文化进一步进行拆解。
（一）文化层级及其生产力属性
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类别或层级的划分不尽相同：Simmel[19]把文化分为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两类；跨文化交际学创始人霍尔[20]则把文化分为公开的和隐蔽的两类。Kroeber 和Kluckhohn[21]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类。冯天瑜和何晓明[22]在其合著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指出，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深刻的物质基础；二是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规范准则，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三是行为文化层，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表现为礼俗、民俗、风俗等形式，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四是心态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Nida[23]将文化分为生态学、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五大层面。
不管对文化层级如何划分，关于物质生产的部分，以及知识、科学技术部分都能纳入生产力范畴。一方面，正如对生产力的一般化理解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24]，或马克思曾论述的“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那样，物质生产理所当然是生产力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25]在《资本论》中指出，“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强调“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都意味着文化中的知识、科技也属于生产力范畴。
而文化中制度、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部分虽然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因而不能归入生产力范畴），但对生产力有间接影响作用。正如毛泽东[26]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文化和政治、经济总是相生相伴，甚至可以说没有绝对纯粹的、不包含任何文化因素的政治和经济。亨廷顿和哈里森[27]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中对加纳和韩国的发展历程做案例分析时也强调了文化对经济的间接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无几，但30年后加纳的人均GDP仅为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做何解释呢？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个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规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的价值观并不属于生产力范畴，但却间接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现代文化要素，还包括传统文化要素，具有可继承性、可传递性、可积累性。不同于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文化要素不但往往不存在折旧，而且能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织，国内和国际重新组合，成为现代生产的核心要素。比如，优秀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文化要素已然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灵魂。同时，文化也是一种消费要素，从2013年起，中国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就是第四大支出项，年均增速为10.53%，超过总消费的增速（8.50%），在各分项消费增速中排名第三（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二）文化生产力与现代文化产业
文化生产力具有精神生产力的特征，代表着人类在精神领域对自然、社会和意识的一切知识、理论等思维形态的生产，包括了各种科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等精神活动和精神生产内容。文化通过知识、技术和理念影响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此外，既然文化本身也可以是消费品，那么生产文化消费品（或产品）的过程，即是文化生产主体通过劳动而造就新的存在物的过程。换言之，文化的生产过程也能表现为一种“物化”为消费品（或产品）的过程。无论是古代致使“洛阳纸贵”诗歌书画、一票难求的名角献艺，还是现代刻录CD、举办演唱会、拍电影，这些都是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只不过提供的对象是特殊的文化产品而已。这种融合了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的现代文化消费品（或产品）的生产对当今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现代传媒技术帮助下，人类已经可以实现将音乐、表演、演讲等无形的文化表达，物化为光盘等可触摸的实物载体或电脑和移动终端上的数字化文件，并进入到市场体系中进行流通、交换和消费，从而使其具有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因而也更加“物化”）。这意味着，文化不再是以科技形态来提升生产力，不再是通过价值观等精神层面对生产力进行“渗透”或反作用，也不再是狭隘意义上诸如传统工艺品之类的商品，而是把更广义的、抽象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要素“物化”成具有像普通商品一样实现了经济运作全链条、全过程流动特征的标准化工业产品。
第二，在数字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背景下，文化产业的规模已经不容小觑。2013—2015年，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均保持1千亿美元以上规模。2016年，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885亿美元，贸易顺差为688亿美元。截至2016年，全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共吸纳就业2 178万人，比2013年增加23.8%。在数字经济和全球化之前，以传统服饰、传统书画、传统饰品等为载体的文化产业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概念，市场产值和规模并不大。但在数字化、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推动下，文化产业得到巨大发展，好莱坞一年文化产品的产值已经超过许多小国的GDP规模，仅仅一部以熊猫和功夫等中国文化要素为主打的电影《功夫熊猫》，全球票房高达6.31亿美元，之后的续集《功夫熊猫2》票房也高达6.65亿美元。2017年，微信登录人数为9.02亿，日发送微信次数380亿，2017年微信驱动的信息消费达2 097亿人民币。固然可以把微信等APP归入科技生产力领域（广义上也属于文化生产力），但也可把微信等APP视为中国的互联网文化，因为它们率先定义了移动支付时代的标准，并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且诸如微信抢红包等设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演绎”
第三，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给予了文化产品巨大的能量。首先，运输成本和复制成本大幅度降低，边际成本极低的特质使得更多人能够承受，因而也更加大众化。其次，覆盖面广，受益于传输和复制的便捷化，现代文化产品社会生产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完成速度大大加快。最后，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化为有效解决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提供了技术手段。
（三）文化生产力与文化软实力
实际上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已经多次出现“文化生产力”与“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除了政治实践领域外，这两个概念在学术领域也已经走到了前台。但是，目前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研究都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态中，在讨论某一概念时，鲜有涉及对另一个概念的分析，更缺乏对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及转化路径的进行深入研究。“文化生产力”在学科划分上更容易被理解为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而“文化软实力”则更具有政治学意味，尤其具有明显的国际关系背景。因而，在学术研究中，有必要揭示二者之间的关联和区别，以此在比较过程中加深对文化生产力概念的认识。
可以将“文化生产力”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概念。这个概念是立足于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现实国情，拥有丰富的实践逻辑和本土内涵。而“文化软实力”则是美国学者约瑟夫“软实力”大框架下的进一步细化研究。“文化生产力”这个概念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均打破了传统生产力理论中的陈规，开拓出不同于以往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二分对立，而是对二者的有机协调和囊括。“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则从根本上重构了对于国家实力的预设，在制造力、军事力等用于衡量国家实力的传统维度基础上，增添了文化力这一作为国家实力的全新维度。“文化生产力”与“文化软实力”既有区别又有关联：在相互作用方面，文化生产力大发展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软实力转变的重要基础，同时，文化软实力提高也能促进并规范文化生产力的大繁荣。
发展文化生产力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软实力转变的重要基础。文化生产力兼具有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双重属性，其精神属性又与一个民族对历史文化进行传承和再创造的能力息息相关，是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生产力的物质属性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文化软实力大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以厚重的文化资源作为基础，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形象都是其发展的重要助力，而文化生产力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能够参与到文化资源向文化软实力转变的全过程，并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
强化文化软实力是规范和促进文化生产力优化的必由之路。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势必会优化整个文化市场的价值引导，通过市场引导而反作用于社会化生产方式并对文化生产力进行优化。这样的适配逻辑放置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既会对文化生产力的意识形态性进行方向导引，又会对文化生产力的具体物质化形态有深刻影响，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反复发生作用，从而对整个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
@人民日报
三、文化生产力的特征
（一）文化生产力的多维度性
马克思[12]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深刻指出，需求才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 “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28]。正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多种需求，才推动着多种生产力的不断前进。具体来说，这些需要既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精神需求；既有个体需求，也有集体需求；既有经济需求，又有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需求。从这个逻辑上讲，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多种需要，进而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祉。而根据满足需求的不同，又可以将生产力划分为经济生产力（物质）、社会生产力（民生）、生态生产力（环境）等不同维度。与这些生产力相类似，文化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具体的需求——这里是广义上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与这些生产力可明确划入物质生产力或精神生产力不同的是，文化生产力的范畴横跨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文化的物质生产力范畴是指，为了文化的传播、消费进行的物质生产，不仅包括传播知识的书籍、具有文化烙印的民族服饰等，还包括更广义的文化要素产品——如电影、音乐、课程、直播等的“物化”生产。“物化”不仅仅包括实体化的CD、母带等载体，还包括虽然不具有物质形态，但存在于数字世界和互联网中，为满足人们娱乐、学习、交流等需求的虚拟电子产品。而且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从影响力、市场规模和科技含量的角度看，虚拟电子产品都更加重要。文化的精神生产力范畴则是指，以科技生产力为代表的，对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的全面“渗透”，提高劳动者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促使劳动工具变革和更新，激发劳动对象日益先进，从而整体提高生产力水平。由于科技使得生产力的各个构成项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且在生产力提升上具有乘法般的“倍增”效应，所以甚至有学者认为，生产力诸要素的关系[29]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管理）。（这里只是使用该公式来形象地阐述科技在生产力中的乘法效应，并不代表本文完全认同该公式。）
基于经典的生产力三要素视角，本文对文化生产力的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进行梳理，并归纳在表2中。文化的精神生产力维度主要是科技生产力，其劳动主体是科教领域的工作者，通过教学、科研等工作，实现科技和知识的传承和创新。而对文化物资生产力维度，劳动主体不仅包括生产传统文化产品的手工艺人，还包括歌手、演员、编剧、程序员等新业态新经济下的从业者，基于传统或现代的一切生产工具产出满足人民需求的各种文化产品。
表2 文化生产力的三要素
（二）文化生产力的传承性和扩展性
与其他（如经济、社会）生产力相比，文化生产力还具有的传承性和扩展性。文化生产力的传承性表现在，文化在某些领域的“折旧率”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当代的中国人、日本人还在使用几千年前发明的汉字进行交流和创作，唐诗宋词在今天读起来依旧能让人感动和共鸣，这种感动甚至比当时的读者还会更强烈。传承性意味着相比其他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发展更依靠和倚重人才：使用同样的汉字，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能流传千古，感动亿万读者；使用同样的毛笔和墨水，颜真卿、王羲之、苏轼等人的文字就比其他人作品更具有美感，成为无数人临摹和练习的对象和标杆。同时，文化产品在具有不同文化基因的消费群体中的接受度和阻力完全不同：毛笔、和服（汉服）在东亚文化圈的接受度和销售量就显著高于西方文化圈，圣诞树、圣经在西方基督文化圈的销量就显著高于东亚文化圈。此外，文化要素和文化符号在产品中的价值容易以更加直接方式的体现：同样是汽车，奔驰（Benz）和宝马（BMW）的商标名称显然比福特（Ford）更受中国消费者欢迎，因为奔驰、宝马的名字本身就能让中国消费者产生美好的想象。
文化生产力的扩展性在于，很容易在一个优秀的文化作品的根基上扩展出新的作品。例如，经典名著《三国演义》被多次改编成动画、漫画、电视连续剧和游戏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娱乐需要，而且诞生了大量的衍生文化产品；美国漫威漫画公司的“超级英雄”系列每年衍生品的收入高达10亿美元，根据2016年的一项统计，《星球大战》的7部系列影片全球总票房收入为62.2亿美元，录像带、DVD及数字视频的总销售收入为134.48亿美元，图书出版总销售收入为18.2亿美元，电子游戏销售收入为34亿美元，玩具的销售数量则为121.07亿件[30]。
（三）文化生产力的负面性
文化生产力的另一大特性是，如果处置不当，会出现负面性和局限性。这不仅反映在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负面反作用。正如英格尔斯[31]所描述的，“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文化生产力负面性的重要表现为“精神污染”，而这又来自文化的传承性。马克思[32]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但传承下的来文化也具有消极面，比如八项规定强烈反对的“酒”文化、“山头主义”和“唯上主义”等，“黄赌毒”以及衍生品、非法出版物、不法文化经营活动等。
邓小平[33]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它们打着文化的旗号，甚至经过所谓“现代化”“国际化”包装，是具有诱惑力、欺骗性和巨大破坏力的精神产品和社会思潮。客观地说，这两种精神污染都将长期存在，若对其视而不见或麻痹大意则可能会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复兴造成严重偏离和重大损失。
此外，负面文化可以通过影响软实力从而对生产力产生负面性。可将“文化软实力”定义为一国通过非强制性的教化方式，将自身文化符号内化到他国政治、社会或文化体系中，从而获得影响他国政府行为与民众认知的权力资源。因此，文化中的消极部分完全能够削弱他国政府和民众对一国的认同度，甚至引发严重的抵触和反制情绪，进而会影响两国的经济、外交、政治往来。
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的实践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充满了变革和开放精神。既有管仲改革、商鞅变法、万历新政等变法图强运动，也有胡服骑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文化交流活动。鸦片战争之后，几千年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思想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碎。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及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衰微。与之相反，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确立了绝对强势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发展，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取得了长远进步，中国的文化正前所未有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并影响着时代发展的脉搏，中国文化也前所未有地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发展文化生产力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奠基期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1940年1月，毛泽东[26]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勾勒出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之后毛泽东又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两条主线：一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由此确立了新时代的文化评价标准，并指导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组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二是明确了文化服务于人民的核心理念，毛泽东[3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6]。1949年9月，作为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指导方针，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文化。三是明确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34-36]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并从历史逻辑出发，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原则，那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
（二）重建期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也具有新的时代气息，从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念，向新的历史时期求实的、开放的、发展的、整体的文化思路过渡。
第一，强调思想解放，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重新恢复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正确主张，还通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3年《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5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都涉及解放思想，落实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命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更是将建设“两个高度”（“两个高度”指的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作为了党在新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强调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统一了思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识，并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37]“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在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后，邓小平[38]又创造性地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使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研发进入正轨，属于文化精神生产力维度的科技生产力开始蓬勃发展。
第三，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强调精神文明要与物质文明相互促进，在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80年《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1年《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题》、1983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有过深刻思考，并留下了诸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经典表述。改革开放不但使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也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33]“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39]。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方面需要引进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大行其道，对中国的文化自信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有不少国人盲目膜拜西方，对西方文明的糟粕也不加判断地全盘接受，这便导致了我国社会出现了精神污染现象。
（三）发展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重建期出现“精神污染”的一个客观因素是当时经济发展落后，只能把全部精力放发展经济生产力、解决吃饭的问题上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再上一层楼，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和解决温饱问题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重申“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央更加重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时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超越了仅停留在文化范畴的对先进文化建设的认知，并提高到整个执政党前进路线的高度。尔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确认了“文化产业”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属性，将其从过往传统的文化事业中剥离出来。2001年10月文化部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产业”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出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胡锦涛同志在江泽民同志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一步释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一是理论层面。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提上日程。“文化生产力”也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层面，不仅对文化生产力的意识形态性和客观物质性均作了较好的阐释，也推动了对文化生产力的理论聚焦、理论探索和理论突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文化生产力”作为重要的原创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的极大扩展和丰富。二是操作层面。2006年，《“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是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发展五年专项规划。涉及公共文化服务、新闻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保护、对外文化交流、人才队伍等若干层面的发展问题。国务院2009年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明确了包括文化创意等在内的十余项国家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之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均聚焦文化发展，并在培养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进行战略布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正式形成。
（四）繁荣期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生产力顺应新时代的要求，迎来了蓬勃的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早在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2015年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2016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等场合都提到文化自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四个自信”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拓展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谱系，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明确而开阔的文化建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在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性文件相继出台：在促进现代化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体系的发展方面，出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方面，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在这些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文化企业迅速蓬勃发展起来，一大批在电影、动漫、游戏等各个领域具有较强创新力和发展力的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并在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试验园区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浪潮中顺势而为，成绩瞩目。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4年的3 440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5 462亿元，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态势开始显现。
2015年12月，《“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出台，为扎实推进文化精准扶贫制定了顶层规划；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十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公共文化建设纳入了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博物馆4 109个、公共图书馆3 153个、群众文化机构44 479个、文物保护管理机构3 318个、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8%以上；2016年全国图书总印数90.4亿册（张）、电子出版物出版量28 839万张，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7%，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2年分别提高3.6个百分点和1.12本。“春雨工程”“大地情深”等志愿服务项目持续实施，“三下乡”、高雅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深入开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建成从国家中心直达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的服务网络，农家书屋已覆盖全部自然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文化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五、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未来展望
回顾新中国七十多年来走过的历程，既有耀眼的成绩，也有惨痛的教训。奠基期完成了从旧文化到新文化的过渡，并对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文化的道路进行了探索；重建期实现了对人民文化、大众文化的重建，同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处理好中西方文化关系；发展期充分认识到文化的生产力属性，并把“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写在党的旗帜上，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繁荣期倡导文化自信和文化走出去，并解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问题，凸显以人民中心。总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的实践经验，就是不断地通过改革来调整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实质就是不断改革文化体制，促进文化生产力发展。
文化本身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生产力也永远无法割裂其携带的文化要素而单独存在。如果能充分利用文化要素作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产生反作用的特征，就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经济基础。因此，需要重申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的特性是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的和中国传统的：
第一，人民大众性质体现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是人民共创、人民共享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是草根的而非贵族专有的，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独享的。当代中国文化由14亿人民所共创、共享又集体共有的，人民性是中国文化强健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智力基础和社会支撑。
第二，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中国传统性质体现在对中国上下五千年中文化精髓的传承，对封建糟粕的摒弃。贵和、尚中、求实，倡导以仁者爱人之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国人奠定了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的愿景。形成了中国人家国本位的价值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务实求稳的经济观，勤政爱民的政治观，和谐仁爱的社会观，多元融合的文化观，尚和友好的外交观。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文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既面临新的挑战，也迎来新的机遇。首先，从经济基础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从前以制造业和投资、出口拉动的年均10%左右的经济高增速已经无法维持，但中国又同时进入服务经济时代[40]，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起就超过50%，新业态不断涌现，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大有可为之地。其次，从主要矛盾的需求侧看，中国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提出的要求更高、层次更高、范围更广，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涵盖人的全面发展的各项需求。再次，大国崛起最终意义是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41]，中国的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强大，更应体现为中国的文明形式为世界所推崇，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参与世界价值体系构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最后，从国际局势看，在美国“退群”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和全球逆全球化思潮汹涌的背景下，如何借鉴传统“和合文化”的智慧为全人类的团结发展指明方向，扮演好世界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这一角色，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的特性，是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的和中国传统的。发展中国文化生产力就要以人民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文化产品匮乏到基本普及到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和全球化。在国际关系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既要学习、消化、吸收，还要学会竞争，实现从追赶到并跑到超越。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唯有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度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通过改善生产关系来释放活力并促进文化生产力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邓 菁）
公众号责任编辑：李明齐
电话：0411-84710267
投稿网站：http://zzs.dufe.edu.cn/
中国道路专题
周 文 | 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与新时代历史使命
周天勇 | 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
许红梅,李春涛,刘亚楠 |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寇宗来 | 新冠疫情冲击对商业模式和社会治理的影响
郭劲光,杨成来 | 交易费用、扶贫治理与制度安排的选择
陈 林 |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及应对实践经验——基于文献回顾视角
孙 静,王佳宁 | 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发展的省际比较与提升路径
侯为民 |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指向与时代内涵
周 文,何雨晴 |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裴长洪 | “六稳”“六保”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赵建国,王瑞娟 | 政府注意力分配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基于1978—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分析
张 巍,胡鞍钢,杨竺松 |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新中国70年回顾与总结
陈 禹 | 互联网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郑 磊,郑扬洋 | 区块链赋能实体经济的路径——区块链 Token 经济生态初探
袁煜明,王 蕊 | Libra 的运营、监管与“类 Libra”的功能畅想
曲 创,刘重阳 |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中国模式
杨 望, 彭 珮, 穆 蓉 | 全球区块链产业竞争格局与中国创新战
孙康勇 |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
寇宗来,刘雅婧 | 数字经济下的监管挑战
丁文联 | 数据竞争的法律制度基础
蒋传海,应珊珊,陈青祝 | 互联网反垄断面临的挑战和难点
黄晓锦 | 大数据时代数据分享与抓取的竞争法边界
刘泉红 | 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
钟鸿钧 | 产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中国经济?
（点击图片链接浏览目次）
投稿请点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