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丨李榕：台湾之行所遇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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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丨李榕：台湾之行所遇所感

李榕新三界 2021-04-24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榕，北京八一中学毕业。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工学学士，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能源学院工学硕士。担任过煤炭部信息研究院专业编辑，美国Metalspray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韩国世和机械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世和机械中国公司总经理。

原题

台湾片段

——登台所遇所感

作者：李榕

片段1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几年前和家人一起游台湾，一行五人中的三人（父亲，女儿和堂姐）是清华前后期的校友，于是他们萌发了去台湾清华大学参观的想法。

从桃园乘火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位于新竹的清华大学。1949年，解放军的炮火声已经清晰可闻的时候，北平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为了清华基金拿了两本书，提着一架打字机走了。先去了美国，再后来去了台湾，并在新竹建了另一所清华大学。这是个迷你版的清华园，但绿树成荫，宁静幽雅。在校园里徜徉，感觉梅校长无所不在。女儿在这里发现了与北京清华一样名字的“水木楼”，“明斋”和“新斋”。我们甚至还看到了一座仿制北京清华园的“二校门”。

父亲当年在清华入学时梅贻琦是校长，到1951年毕业时梅校长已离开了。但这位在清华历史上任校长时间最长（也是西南联大的校长），被称为“道德完人”的梅贻琦在很多清华校友心中是“永远的梅校长”。那个大时代的狂风暴雨使得这位永远的梅校长静静地睡在了离北京清华数千公里之外的台湾岛新竹清华校园的一角，有生之年再无机会回到北京的清华。

新竹清华校园中＂梅园＂一一梅贻琦墓

父亲领我们特意去拜谒了梅校长的墓地“梅园”（于右任题写“梅园”二字）。流连在梅园，对每一个人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的漂泊与无奈，有了极深刻的体味。不知何故，即使是午后的梅园，在阳光下仍感到稍稍的冷清和寂寞。

在梅园我突然发现随身的相机不见了。因为近十天台湾行的几乎所有照片都在里面，不由得一阵发懵和惊慌，竟想不起相机究竟掉在哪儿了。赶紧沿着来路找相机，却一无所获。郁闷之极。一时浑身无力，赶紧叫女儿去报失，我自己则一屁股坐在学生食堂的门口走不动了。旁边一只“校狗”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好像蛮同情我。

新竹清华校园里有些狗大模大样的到处自由行走，学生对它们好像很习惯。我们去学生食堂吃饭时，食堂门口就有三只狗大模大样地当中一卧，学生们从它们身边进进出出，相安无事。后来与学生聊天才知道这些狗被学生们称为“校狗”。它们原是些流浪狗，被新竹清华的学生收养，脖子上戴个项圈，以示与其他狗之区别。学生和员工负责喂养它们，它们把校园当作家，俨然校园的主人之一，是为“清华校狗”。

一会儿女儿回来了，安慰我说，她找到学校水木楼的教官室，一位高老师记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并告诉她只要有人捡到，一定会和我们联系。话虽是这么说，但直到我们离开时还没有消息，因为次日就要飞回上海，心里已不抱希望了。与相机相比，我更惋惜的是那几十张给父母拍的照片，毕竟高龄的父母不会再有机会重走一遍台湾了。

台湾大学校园一角的傅斯年墓

我没着没落地坐上回桃园的火车。堂姐一个劲儿开导我：这么多天，两位老人一路上什么事也没出，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说的是，于是我“对对”的应着。同时玩命给自己做心理按摩。但明显修炼不够，“按摩”了半天，心里还是失落。

回到桃园，吃完晚饭回到饭店，正聚在父母的房间说话，忽然女儿一声大叫，一脸的激动：“老妈！那位老师给我发短信了！说你的相机找到啦！” 房间里猛然安静了，大家都有点意外。我结结巴巴地说，相机找到了？真的找到了？！ “今天下午一位女同学在梅园附近捡到了你的相机，已送到教官室，请尽快联系我。”

Oh，my god！我赶紧回电话，谢谢这位女同学以及高老师，并告诉他我们已在桃园，但一定想办法去取相机。电话里高老师说，“我家就住在桃园，我今天晚上值班，明天早上8点钟下班回桃园的时候顺便把相机给你送去。请告诉我你住的酒店名字和地址。”

瞬间我好生感动：“真是太谢谢您了。但这怎么好意思。请您告诉我您家在桃园的地址，我自己去取，行吗？” “不要客气，我路比您熟悉，还是我送来吧。” 最后商定高老师次日一早把相机送来我们的酒店。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对面胡适公园中的胡适墓

放下电话，全家立即乱成一团，在各自箱子里到处乱翻，希望能找到点有意义的东西送给高老师和那位拾相机不昧的同学。

第二天早上高老师如约将相机送来了。我们将昨晚找出来的印有北京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两件T-Shirt和一个手链送给高老师并请高老师转赠那位女同学以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直到送高老师走后，我拿着失而复得的相机还没有从庆幸和感动中回过神来，一个劲儿地对着女儿碎碎念：太意外啦，太庆幸啦，太感动啦。

回想起我们在新竹校园内想找校史馆，向一位男同学问路，小伙子很热情地说，我领你们去吧。途径“二校门”的时候，很大方地应我们之邀与我们中的三位北京清华校友一起合影。我答应他回到上海后一定把合影发给他，不想一个小时后我就把相机丢了。如果不是后来那位女同学捡到，高老师又专门送还我们，那张合影也不知到哪里寻了。

由于丢了相机，又忙于找相机报失，我没能有更多的时间随父亲细细观览新竹清华。但我已在匆匆一瞥中意外地看到了新竹清华人的风尚和品德

回到上海后，高老师为了回谢我们的小礼物，特意从台湾给我们寄了礼物，但可能是与高老师见面时太激动，匆忙中我们留的地址不准确，礼物在两岸间转悠了三个月，又回到了台湾。虽然礼物回去了，但这次普通的台湾行却意外的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而这个美好一直都留在我们心里没有回去。

台湾陆委会在机场的广告

片段2

眷村

很多年一直对台湾的眷村很好奇。

2017年四月年陪朋友去台湾时，终于有机会去高雄附近的眷村看看。下午我和朋友乘公车去眷村，车程不足一个小时，下车后一位在车上搭话的先生热心的指给我们看，1950年代初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来台后在眷村的住宅。他的房子在眷村中央，一个大院子，现在已是个旅馆了，但仍有人在门口站岗，看不到里面的样子，不像个一般的旅馆。

眷村是个相当大的棋盘式的住宅区域，在几个路口都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飘扬着。因为知道眷村以前的居民都是大陆来的外省人，一向是反台独的大本营，看到这里的路口杵着蓝天白日满地红，直觉还有宣示反台独的意思。马路边的房子很多是空的，看上去早已没人居住。我们随意走进路边的一家空房，室内四壁空空，但房子的格局基本完好，房间分割也似我们大陆1970年代的单位分房，有两间或三间的，狭小的厨房厕所。

引路的先生说从大陆来的军人按军阶分房，并分区居住。我们去时整个眷村马路上很少人走动，偶尔看到几个护工推着轮椅，上面坐着一位耄耋老人，我们想试着交谈，但发现这些老人或失去语言能力，或脑子已不清晰，都已无法交流。

与桂永清住宅一路之隔是一个很大的操场，经询问，是当初军人早上出操点名的地方。此时朋友去买水，我独自一人在操场边的长椅上坐下来，夕阳西下，我脑中想象着几十年前那些从大陆来的军人们在这里出操的情景，家眷们在眷村的路上走来走去，孩子们追逐着疯跑，那时这里的人们南腔北调一定十分热闹，不似现在这般冷清。

身边有两位老人用我听不懂的方言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一位老人手中的收音机里正放着邓丽君的歌。操场的周边甚至没有什么人走过，在傍晚的残阳里，周围显出几分寂寥凄凉。几年前去金门，那里的太武山上有一个碑，上面刻了蒋介石题写的四个字“勿忘在莒”，用以鼓励军人和老百姓不要忘了反攻大陆。

两蒋时期杀气腾腾的标语

老蒋毕生梦想反攻大陆，至今仍在台北”暂厝”，父子尚未入土为安。然而世事巨变，台湾已不是那时的台湾，大陆更不是两蒋离开时的大陆了。不免浮想，老蒋如果还活着，到眷村来看看这些背井离乡跟着他来台湾的已经老去（或逝去）的子弟兵，看到今天眷村的凋零，不知会有几多凄凉？如回大陆看看又不知会有几多惊诧？

回程在眷村路边等公车，公车迟迟不来，却看到车站有个老妇坐在轮椅上，被保姆推着。交谈下来，发现果真是个大陆老兵的台湾太太。

老人说：这个眷村刚建起来的时候，很多大陆军人和家眷都住在这里。天南地北，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我们台湾人一开始不和他们来往，因为他们讲的话我们听不懂。眷村平时与当地人并无太多交往，他们自成一个社会。过了几年，逐渐听说眷村里有人托人说亲，和台湾本地人结婚了。我家里遭遇变故，生活困难，也有人为我说亲，就是眷村里的大陆军人，但妈妈并不愿意我嫁给大陆人，因为对他们太不了解。那时我看我老公虽然讲话不太听得懂，但人很老实，一看就是个好人。所以我还是嫁了。

我老公比我大十几岁，山西人。两岸开放探亲以后，我和老公一起回大陆他老家去过，那时他老家还是很穷。现在他去世了，孩子们都在台北，可我在这里住惯了，有菲佣陪着我。 “这眷村里怎么没什么人呢？” “从大陆来的老人大部分到年龄啦，很多都去世了，要不然就去荣民院了，年轻人都去大城市了。” 老人热心的要带我们看看眷村，菲佣推着她，我们跟着，走过几个安静的街区，街边两旁的房子基本没人住，只有个别房子门前停着车，看上去似乎有人。路边木棉树一树的木棉花盛开着，火红火红的，可我丝毫感觉不到火红的热烈，反而在这傍晚的安静中感觉到了周身一阵发冷。

我对朋友说，天快黑了，我有点感觉瘆的慌，咱们赶快走吧。在回高雄的公车上，眷村那冷寂的氛围仍旧萦回在周身，夕阳中眷村空荡荡的操场在脑中来回闪现。想起多年前认识的一位从大陆去台的老人，也是我的忘年交丁中江老先生多年前给我写的一幅字的落款是“中江八十客台北”。一个“客”字，几多乡愿，几多祈望。

1949年改天换地之际，许多人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迫选择，一去几十年，在台湾“客”了一辈子。从车窗望出去，夕阳西下，心中不由感叹时光的无情和自然规律的无比强大，多大的雄心壮志和不甘都抵不过岁月的消弭。那个时代中多少的往事如烟，过去的过不去的都过去了。

桃园机场一出安检迎面看到的第一个广告竟是大陆建设银行的广告

片段3

偶遇统派台商

去台的回程飞机上，邻座是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一聊是台中人，1990年代初到大陆来做生意, 刚到上海也只能租住郊区的农民房。但台湾人的拼劲十足，吃苦耐劳，比当时的大陆人更有生意头脑，二十多年下来，在大陆果然发展的不错，不过我听下来真正发财是靠在上海买了几套房，赶上了大陆房地产大发展的风口。老太太十分健谈，对大陆这几十年的发展赞不绝口，对台湾倒是颇多微词。

交谈中知道我来过台湾几次，老太太问我：“这次来台湾有没有感觉台湾现在比不上大陆，比不上上海？” 萍水相逢我一时没好意思直接回答。 “我们当初到大陆来，我就做好准备拼一下，我对我老公说我们是来淘金的，大陆现在有黄金。这淘金潮让我们赶上了！我把三个儿子全都弄到大陆来一起干，前些年老公在上海已去世，我两个儿子都娶的上海媳妇，我们和上海亲家相处的很好，我们在上海买了好几套房，我孙女在美国读书。我要不是因为在台中还有房子还得回来照看一下，没事我根本不愿回来。我回台湾已经不习惯了！我现在爱看大陆电视剧，不爱看台湾电视。” “当初那些和我们一起来大陆却老想着赚了钱就回台湾的人，没在大陆买房的人都后悔死了，都羡慕我们能留在大陆！”老太太底气十足，讲话带着风，呼呼刮在脸上。

“您肯定是蓝营的吧？”“什么营不重要，只要谁和大陆搞好关系我就投票给谁。”“对蔡英文怎么看？”“笨到家了！和大陆关系搞成这样！ ”“那您是赞成统一的吧？”“我不仅赞成统一，统一后最好台湾让上海市政府来管，上海市政府的水平比台湾政府高多了! 你看看世博会时的管理水平！” 听到这儿我心口一阵发热，赶紧确认一下眼神，感觉是碰上咱们自己的同志了！这觉悟至少也是当年国统区堡垒户的水平啊！

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完全中国宫廷式建筑

一个普通台商在大陆发展了二十年，感情和言论竟已比我还”大陆”了。猛然想起三十年多年前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台湾同学动辄“我们台湾三十年前和你们大陆差不多…..”那让我不忿的口气仍然记忆犹新。1980年代在美国时有次看华语电视，一个台湾教授在访谈节目里把那时的大陆比作一个又穷又丑的老男人，把台湾比作一个漂亮的小姐，说这个又穷又丑的男人一直逼着这位小姐嫁给他，“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1980年代末在学校看台湾的《中央日报》报道台湾的官员参加亚银年会，大陆记者采访他，回答相当敌意而高傲，忘了前面大陆记者怎么提问的，他来一句：“你懂什么叫feeling吗？” 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看到这我就入戏了：牛什么！就他妈那么大点儿一个岛，还feeling，有什么了不起？！…….. 又是三十年，不过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眼前这台商老太太对大陆和上海的评价却已和三十年前台湾人对大陆的感觉有了180度的翻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谓也。不由得再次信服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

支付宝在台北故宫

片段4

台北故宫的“神遇”

和台北国父纪念馆的“相见”

2017年底，应朋友之邀去台北故宫看北宋文物特展。我把宋徽宗，米芾，黄庭坚等人看完后意犹未尽，继续跟着耳机里的解说词游览。走到一个战国的青铜壶前，耳机中的解说词竟然提到了老公家里先辈的名字！我大吃一惊！赶紧将解说词重放一遍并定睛细看文物。解说词说，这个战国时期的青铜壶名曾姬壶，1935年在安徽出土后第一位收藏家是（当时）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刘悔之先生。后刘先生将此壶捐与南京博物院。1949年与民国政府一起播迁来台……

这位刘悔之先生是清末江西浙江巡抚后任四川总督刘秉章的四子，也正是老公的曾外祖父。 My god，没有任何前兆，简直是神遇！我从我婆婆那儿听过不少刘悔之的故事，知道这位先辈酷爱收藏，除了是个大银行家还是个大收藏家，郭沫若号称甲骨文研究第一人，他研究的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全是刘悔之提供的。真没想到不经意间我能在海峡对岸这儿遇上“他” ！缘分哪。

我强压着心跳，站在曾姬壶前仔仔细细的端详它。世上的事实在奇妙，它出土后的80多年间离开大陆来台湾近70年了，这期间有没有它的家人来看过它？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大陆带来的文物有八十多万件，至今还没有完全轮展过一遍，是什么缘分让它正在轮展时隔着台湾海峡却把我带到它的跟前？我忙把朋友拉到身边，告诉她原委，朋友听了一遍解说词后也十分震惊，惊叹世事奇妙。以前我对台北故宫的文物仅是兴趣，自此神遇后对台北故宫又多了一份亲切。

在台北故宫与曾姬壶的不期而遇

注：回上海后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大陆文物“播迁去台”的情况，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1949年1月6号，第二批文物从南京下关起运去台，这批文物主要是青铜器和瓷器，“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随第二批文物去台”，从南京下关搭乘招商局的“海沪轮”，共320箱运往台湾基隆。“这批运走的青铜器和瓷器后来成了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很大可能这个战国时的曾姬壶也在“海沪轮”上，像其他文物一样，从此关山万里，回大陆不知何日了。

走笔至此，想起在台还有两次值得一提的“相见”也很有趣。第一次是2005年第一次去台湾，那时是还不能自由行，只得跟团。有天被导游带着去一个卖红珊瑚的首饰店，因为是被强拉来的，心里老大不情愿。大伙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介绍，老板使出杀手锏直击女人软肋：他拿出一个镜框，向我们挑明只有高贵的女人才配戴红珊瑚项链！ “看，蒋夫人这个照片中戴的就是红珊瑚项链，多高贵！”

我定睛一看那镜框，乐了：“老板，这不是照片啊，这是从蒋夫人的油画像拍的照片吧？这画像我认识，是我朋友画的哟。” 老板一愣：“是，是油画像。是一位大陆画家李斌画的。画的太好了，你认识他？” “哈哈，竟有这等巧事。不过你就这么拿我朋友画的蒋夫人肖像画给你的红珊瑚做广告，有点儿侵权啊。” 老板马上打起了哈哈：“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亲嘛。”

我出来就给朋友打了个电话，神叨叨地告诉朋友“我在台湾看见首饰店老板拿着你的画做广告呢，赶快告诉你一声，算不算侵权啊？” 朋友在那头听了哈哈大笑，好像也没有打算跨海追究的意思。我经过慎重审视还是觉得在下不够高贵，所以也没买那红珊瑚。但在台湾的这次“相见”觉得还是蛮有趣。

大陆画家李斌先生的巨幅油画巜辛亥革命》永久展于台北国父纪念馆

2013年又一次去台湾时，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中，看到朋友的另一幅大作《辛亥革命》，挂在国父纪念馆一层，整整一面墙，气场大的不行。当年朋友在创作时我曾看过小样，这次隔海“相见”，站在巨幅原作面前，must say相当震撼！两岸同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大陆画家的作品永久展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中显要的位置，两岸的历史沿革和文化渊源还真不是比划几下子“去中国化“说断就能断的。

片段5

台北拜见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

2017年4月去台回上海前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去拜访一位父亲清华校友介绍的志愿军战俘赵英华老先生。赵老先生住在台北士林区，下了捷运（地铁）按照老先生指点的路线，颇费了些时间，七拐八拐，终于找到了老先生家。初次见面，老先生87岁了，相貌堂堂，身体硬朗，真看不出年轻时曾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父亲在清华地下党时的入党介绍人刘崇仁介绍入党的还有另一位清华物理系学生张泽石。张叔叔后因在清华地下党身份暴露提前离开清华园回到家乡四川，先是参加地下党活动，后参军直到解放并随部队入朝参战。（张泽石《1949我不在清华园》《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60年回忆》）在第五次战役中张叔叔所在180师全军覆没，近7000人被美军俘虏，关在巨济岛战俘营三年，直到1953年9月最后一批被遣返，九死一生回到中国。但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军籍，一生坎坷不已。

赵老先生是张叔叔当年在战俘营的志愿军难友，在美国人搞的回大陆和去台湾的“甄别遣返”中，被胁迫去台。经张叔叔介绍，我得以有机会去台湾时拜访赵老先生，从他口中听到了他一段六十多年前相当悲壮的故事。

赵英华老先生胸前在战俘营中被刺的反共刺青

第五次战役失败，180师近7000人被俘，我们被关在巨济岛。中朝和美国人谈判战俘遣返时，我们战俘营中有很多是解放战士，就是跟着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俘虏过来的。这些人中有些人在朝鲜被俘后，要求去台湾，美国人于是在谈判中提出“甄别”。按理回哪儿应该是自愿的，但在战俘营中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些原来的国民党兵有些是家里在土改时被分了地的，对共产党不满，这时就在”甄别”时组织起来胁迫我们都要去台湾，有不从的往死里打。

我是党员，但在战俘营我没有暴露，美国人审讯时我也没承认。甄别时我要求回大陆。他们就打我，还没完，把我背朝上按在地上一条沟里，那沟里竖着尖头朝上的钉子，问一次只要我说要回大陆，他们就在我背上拼命踩我，无数个铁钉扎得我疼得死去活来。那些坚决要去台湾的人还在我胸前刺上国民党的旗子。他们人多，我只能强忍着。

遣返那天，一条路走到一个路口是分叉的，一条回大陆，一条去台湾。他们怕我在路要分叉的时候突然跑掉，就一前一后两个人紧紧夹着我，不给我机会往回大陆那条路上跑。就这么着，我只好来了台湾。最后有1万4千多志愿军战俘来了台湾，其中很多是被胁迫来的。最后真正回到大陆去的不到7千人。后来他们回到大陆去命运也不好。

我到台湾后仍然不死心，还是想回大陆。当时把我们编到国民党军队里，但也要先甄别，他们想把共产党员找出来。有国民党教官给我们做政治训导，洗脑。我11岁时在老家山西平遥上小学，什么都不懂呢，有人到学校里来宣传，让我们去当兵。我根本没闹清楚什么是当兵，当谁的兵。当时高年级的孩子老欺负我，我想当兵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我连和妈妈打个招呼都没有就自己去了。兵营里给我们这些小孩发了小号的兵服，我穿上还挺高兴。白天出操，到晚上我要回家找妈妈，我以为晚上就让我回家睡了。有个管我们的人训斥我：回什么家! 这是当兵！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这下我傻眼了！哭闹都没用。就这么着，我就在阎锡山的晋军里当了个小孩兵。慢慢的，我也适应了。我太小，他们让我帮忙做饭，行军时还背着锅。

共产党解放太原时，战斗非常激烈，炮火横飞，我跟副班长和大伙儿跑散了，我们跑到一处坡后面躲着，结果被几个人抓住了。我们俩当了俘虏。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叫解放军。我被俘虏后，他们对我挺好，看我是个小孩儿，都挺照顾我，我能觉出解放军和晋军不一样，他们的长官和兵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特别融洽。当官的对兵很好。我就要求参加解放军。我在解放军里参加过不少战斗，打仗时我不怕死，玩命往前冲。结果几次战役下来，我就入党了! 你都想不到，我15岁就入党了！而且是火线上入的党！你说说，我这个15岁就加入共产党的人，怎么能甘心跟国民党干？

当时我们一起到台湾来的还有几个也是没有暴露的党员，一个还是志愿军营级干部，他们也不甘心就这么下去。我们一共有5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由那个营长秘密组织我们活动，我们策划一起逃出台湾。我们想偷船回大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但不知怎么的，我们的行动被人告发了。我们5人都被铺了。我们被分头关押，每天审我，把我两只手吊在横梁上，互相对口供。最后那个审我的人都累了。夜里他跟我说，老兄，你这是何苦呢，好歹给自己留条命吧。最后军事法庭判处营长和另一个同志为主犯，死刑，我和另两个人属于从犯，都被判5年有期徒刑。

5年后我从监狱出来，心里明白回不去大陆了，死心了。我直到40多岁才结婚，娶了台湾女人，在这里过日子了。

我也没什么技能，后来就一直做蒙古烤肉，一干就是几十年。我的儿子现在在大陆工作，他研究所（生）博士毕业，去了厦门。因为现在大陆的薪水比台湾高一倍。” “是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工作吗？”“不是，就是大陆的公司。”“那他的家眷也在大陆吗？”“儿媳妇和孙子在台北，孙子要在这里上学，儿子每个月回来一次。女儿和小儿子都在台北。”

台北国父纪念馆中星云大师的字幅

朝鲜战争后约1万4千多志愿军战俘自愿或被迫去了台湾，（张泽石《孤岛》）只是赵老先生在台湾的经历比其他来台战俘更坎坷更悲壮。让我诧异的是，即使我已将老先生的被俘经过，几年战俘营中残酷的斗争细节限于篇幅都略去了，但仍能强烈感受到当时的惊心动魄。可老先生向我讲述时平静的就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就好像聊他刚去哪儿平淡无奇地出了趟差似的。但分明这其中每一个情节都是他人生的大江大海，生死一线。

由此想起2010年10月在上海见到的另一位志愿军战俘唐耀老先生，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向我们讲到他在战俘营中因坚持表态要回大陆，被用烙铁烫前胸，我们简直不忍卒听，头皮发麻，老人家本人却平静的像座塔。一个月后老人家溘然离世。

此时我听得惊涛拍浪，老先生却自始至终从语气到表情都波澜不惊。那种在平静中对生命的超脱与看透实在让我佩服。让我更钦佩的是，赵老先生文化并不高，在台湾的生活也并不富裕，从他住房的局促可以看出来，但他却把儿子培养成了博士。老先生生逢乱世，经历国共内战和离乱，再经朝鲜战争和被俘，人生如此崎岖惊险，九死一生。下一代终于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努力向学，又赶上两岸开启往来的时代，在台湾求学到大陆择业，何其幸哉！衷心祝福老先生健康长寿，多享几年家庭之欢，天伦之乐。

台北忠烈祠里的张灵甫介绍

延伸开去，有次在台北的忠烈祠里，看到了大名鼎鼎的张灵甫的介绍。摆放他照片的玻璃罩上还有人放了一只白色的马蹄莲。死后60多年还有“粉丝”。魅力不可谓不大。这是一张在中国男人里少有的英俊的脸。据说张灵甫身高1米87，再配上那么一张英武的脸，这么个美男子，别说是那个年代，就是现在被封为“高富帅”也当之无愧。无怪乎他的遗孀19岁失去丈夫后终生不再嫁，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张灵甫最早来自电影《红日》，近年又重拍电视剧。张灵甫的74师被粟裕的部队围困在山东孟良崮，最后在山洞里自杀。张曾是抗战英雄，最后却死于内战。惜哉！

不由得想无论内战还是外战，赵老先生和张灵甫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小我们受的教育是人不仅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能胜天。但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被大时代所裹挟所推动，惟愿两岸永不再战，永远和平。对所有的老百姓而言，和平永远比胜利和征服更可贵。

2018.12

星云大师创建的台湾佛光山

李榕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