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沈从文自戕未遂，当了10年博物馆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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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丨沈从文自戕未遂，当了10年博物馆讲解员

新三界 2021-04-24

原题

沈从文的讲解员生涯

作者：陈新

原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5期

在以后的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更为严峻的困苦、劫难和颠踬，却“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耸立起人生的又一座高峰——一个强大的生命是压制不住的，像涓涓细流，不是从这里流出，就是从那里喷涌，总能滋润大地的绿色，实现自己的价值。
沈从文与黄永玉在北京，1950年

我的目的远得很

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在外界强大的压力刺激下，沈从文经历了精神崩溃，自戕未遂，已经不能在北大当教授了。

待渐渐平复后，1949年8月，在老朋友郑振铎的安排下，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当然这也是他的愿望。

这是一个“冷”地方。当局的本意未必想让他做什么事，只是一个安置，一种摆放。另外，你要去，就做个顺水人情吧。

但沈从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基于对时代的深刻理解，而作出的一个重大人生抉择。并且，他有事业性的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

——沈从文还是沈从文，他的生命仍然像壮丽的江河在血管里奔流。

沈从文与张兆和

刚到历史博物馆，分在陈列组，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抄写当年7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的时事橱窗图片说明。（一个大作家被排除在外，只能为之抄宣传，叫人嘘唏。）

他的本份工作是在库房里清点登记馆藏文物，也参与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有时还数古币、在绿地拔草。

届时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累极时想休息又不可能，实在只想哭哭”，以为“并不妨碍别人”。但是，馆中向张兆和反映，“说这很不好，也不敢了”；只能强忍着，但“见什么人吓怕”。

他非常刻苦地学习业务，大约过了两年，估计能力可以“合格了”，便主动去陈列室作讲解员，还常去故宫讲解。

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

做讲解员很辛苦。

午门楼上“入冬经常在零下廿度以下”，尤其在工作了八九个小时后，天色渐暗,观众散去。

沈从文又渴又累，又有一点喘气，“胸部和腰部都如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

曾经的故宫

他也常常站在午门城头，看万家灯火，听远处杂乱歌声和眼前太庙松柏林中黄鹂鸟的鸣叫，感到自己完全孤独，陌生，离奇。

不禁喃喃自问：

“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下去？”

然后好像对着许多人说：年轻人，你们是真正崭新文化的创造者，你们可能从我的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就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

沈从文自言自语很久，就像当年哈姆雷特的独白那样长，求得一种抒发中的抚慰和平衡。

在想象中，沈从文的听众是“她”——沈从文写过许多女性。也许女性可以给他更多的温暖和理解。

沈从文讲解非常认真。

对从事工艺美术，或电影、戏剧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古代服饰花纹、道具等方面的知识，他更是充满热情，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又担心别人听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讲完后又叫他们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

他的讲解充满感情，讲到忘神处，声音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赞叹不已；对古代匠人充满敬意，对生命充满热爱。

沈从文与张兆和

他对人一视平等。

连小脚老太太也接待；对工农兵普通百姓，也满怀热情；对国家领导人没有格外的敬意。

他因人施“讲”。

给那些政府高级干部，讲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其中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寓意；跟一般文化人，讲得深入浅出；跟普通工人，则讲得很白话。

1951年，常书鸿带了很多敦煌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出，沈从文自告奋勇去讲解，每天都去。

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地给观众讲解……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沈从文与汪曾祺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朋友萧乾身上也出现过。

萧乾有一次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沈从文在讲解，拿了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萧乾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叫他干？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

一次西南的一位老朋友来京开会，到陈列室找沈从文，看见他“弯着腰声音嘶哑”地在讲解，不禁流下眼泪，久久不能平息。讲解告一段落后，沈从文陪他到公园里，喝了杯热茶，反过来安慰他很久，两人才分手。

在陈列室有时会碰到尴尬事。

大约五十年代中期，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要来参观，沈从文被安排参加接待。等了很长时间，终于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

事后，馆里召开批评会，指责沈从文失职，无组织、无纪律：“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

无奈之下，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

这时大家才知道，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是沈从文的学生。

大家不知道的是，吴晗当年也写信追求过张兆和。

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陶然亭，1959年夏

一切研究都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

沈从文属于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

但沈从文却走出办公室，去做讲解员。

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个从土地、旧军队、底层走出来的人，对社会和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沈从文认为，这是他“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可以与年轻人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

他说“这种无机心的同处，对我是有意义的！”可以给自己的生命以“润泽”。这也是他一贯的读社会这本大书的思想。

沈从文曾是个独特的作家，是一条不走河道的流水。

他给张兆和信中多次说：“我用脑子方法，常常是不可思议的”，“学什么统不按常规……分析綜合都似乎不照公式，却可以得到崭新结论”。

1974年，他给巴金信中曾提到当讲解员：“我深深欢喜这个名分，因为学习的进展都和它分不开！”

1976年，复许杰信中说：“名分上虽为‘研究员’，事实上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

沈从文就这样从古文化的实物中，在讲解中，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受到崭新启示，开拓出文物研究的新路。

沈从文还认为，通过做讲解员，可以接触到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陶瓷、丝绸、雕刻、刻玉等各类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可以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外贸需要，制作上的困难；从而“古为今用”，向他们提供资料和帮助，为生产“作个后勤杂务人员”。

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要为提高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的艺术质量服务是他的一贯主张。

沈从文、黄永玉叔侄

他作为政协委员，有时到基层工艺美术工厂视察，他就问情况，提建议，给资料，交朋友。还“曾带了两箱子旧绸缎，去南京、苏州、杭州转了四个多月”，为生产企业服务。

沈从文经常在家里接待生产一线的技术员和老师傅，接受咨询，解决难题。住处太小，张兆和只能退到屋外。为此，老俩口还闹起了不小的矛盾，沈从文写了万言长信进行解释。张兆和不是不支持沈从文的工作，而是担心他这么欢喜揽事，怕触犯时忌闹出什么事来。

1952年第一批烧制的、供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及驻外使馆招待国宾使用的“建国瓷”采用的两种图案——“一青花，一豆彩”，就是沈从文提供的。

1974年沈从文给巴金信中说“这件事就值得纪念”，又说“事情太小”。同年又对张兆和说，此事从未跟你提起过，“因为事情平常之至！”可见，他为实际生产作出的贡献有多少！

他在1975年春，复阙名朋友信中还认为，“合格”的第一线讲解员不容易培养，却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部如果明白这一点，全国博物馆情形“大大将不同于当前”。

沈从文在咸宁干校，年近七十，高血圧、心脏病如虎狼般环伺着他的生命。1971年6月28日给张兆和信中还表示，文物研究告一段落后，“要试写一本《说明员手册》，以提高博物馆说明员水平”。沈从文如此重视解说员工作，一定有他的思考。

伏案的沈从文

——也许文物的直观性、形象性和临场性，通过“合格”讲解员的阐述，更能深入观众的内心，唤起对古文化的情感；也许文物是最鲜活的实在，“合格”讲解员可以更真实地呈现历史，可以打破“廿四史一切迷信谎言”……

这个小朋友多可爱！工作多负责！

听了沈从文讲解而对文物产生兴趣的，有一位叫孙机。

1951年孙机是北京市总工会的小干事，去看了敦煌画展，听了沈从文讲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只要走得开，就天天去。

有一天中午还给沈从文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豆花（当时叫老豆腐）。沈从文指着碗里或聚或散的白点子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孙机晚年回忆说：“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处想。”

沈从文还让孙机读原田淑一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三本书，即“原田三书”。受沈从文的影响，孙机改变了人生道路，日后成为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

孙机

1953年7月，沈从文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序。王序到北京出差，去历史博物馆参观，在铜镜展柜，有几十面唐宋铜镜，沈从文给他一个人讲了二三小时。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

王序后来回忆说，沈先生“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两人中午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每人一只面包加一根香蕉，算是午饭。沈从文还带他去听学术报告，请他到家里吃饭，成了忘年交。从此王序只要出差到北京，都要去看沈从文，向沈从文请教。

他们的友谊对双方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958年王序从朝鲜复员回国，是沈从文建议他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使他的人生有了向度，能够终生沉浸在自己热爱的工作中——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吗？没有了——成为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沈从文则有了最重要的研究助手，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有了一位最重要的传承人。沈从文对他赞叹不已：“这个小朋友证明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

晚年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1975年8月15日，沈从文独自在杂乱文稿里，偶然发现1949年2月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当天就交给王序，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的全集里。”

沈从文只有两次提到要编自己的《全集》。第一次是1947年以后，在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的《边城》封面上的批语，而亲口嘱托的惟有这一次——在那样严酷的岁月里，这是一种怎样坚执的信念、怎样从容的远见——沈从文对王序的信任和亲密，昭示无遗。

1979年2月26日，沈从文致信胡乔木，请求调王序，“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

1985年6 月19日，沈从文在病中得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愈发感到生命的紧迫，急电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序火速返京；每天嘱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增补事项。

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86年5月10日，沈从文突发心脏病，王序第一时间赶到，陪伴在恩师身边。

据沈从文另一位贴心助手王亚蓉回忆，沈从文在生命最后时刻，“静静地看着他喜爱的王序，好像轻轻的有个笑意，慢慢合上了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

王序还受到沈从文亲属的最大信任，组织主持了恩师简朴庄重的告别仪式。

1990年代，王序在重病中参与了《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未待完成便病逝了——这是一个朴素的故事，朴素得光辉灿烂，必将传诸久远，温暖在人间！

据沈从文讲，他前后接待了“约卅万观众”，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沈从文不是一般的讲解员，他曾是一个天才作家，他把文物视为“过去时代的生命形式”，“不仅连接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

他的讲解必有独特的风格、角度和气息，充满情感抒发和生命激情；加上他丰富的知识，“不近情理”的热情，也许在不经意中，就在历史的天空划出了彩虹，产生了多少微妙和实在的影响，播下了多少文化的种子，难以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