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姚一丁：大学在招手，我在惊恐政审“紧箍咒”

作者简历

作者姚一丁2008年入校30年纪念姚一丁，1956年出生，祖籍山西原平。中学就读于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1975年高中毕业后留城待业，做临时工两年半。1977年考入太原工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从事高压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34年，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2016年退休。

原题

我的高考之路

作者：姚一丁

前一阶段，在我关注的“新三届”微信公众号上，陆续读到了多位1977年高考录取生的回忆文章，以朴实的语言介绍各自的高考经历，虽然素不相识，但同年应考，经历相似，自然而然也激发了我下笔把自己的高考经历记述出来的冲动。

当然，除了这些同届同历人的忆文感召之外，促使我动笔的更重要的动因，是要借此抒发我的感恩之情，感恩去年刚去世的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以及伟人邓小平。

从陆续披露的信息得知，在1977年8月初召开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是查教授挺身而出，力陈其时高校招生政策的弊病，率先提出恢复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的建议，邓副主席因势利导果断拍板，使中断了11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破天荒地在1977年的冬季得以恢复举行，而我幸运地成为了570万考生中以4.7%比率录取的27.3万考生中的一分子，踏入了太原工学院的大门。

说到幸运，要向前回遡到1973年在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初中毕业时，那一年由于适逢邓小平文革中复出，协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各行业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整顿纠偏的措施。反映在内蒙古教育领域的一件事，就是改变了前一届初中毕业生全员升高中的做法，改为以考试成绩择优选取30%毕业生升入高中，我有幸以较高分数的排名涉险通过政审关，而升入了本校高中，躲过了上山下乡一险。

两年后，1975年高中毕业时，又恰逢政府对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政策做出了调整，推出了“选留政策”，把对尚无留城子女家庭只准许最小子女留城的规定，改为可由家庭自主选择多子女中的任一名子女留城，我家兄妹3人，哥哥已于1970年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妹妹尚在读初中二年级，为了使家里现时保有一个劳动力，所以父母亲决定先享受“选留政策”将我留在城里，我又一次幸运地躲过了上山下乡一险。

当年免于上山下乡的留城青年被称做待业青年，顾名思义，政府是要给予分配工作解决就业的，实现就业的过程，有长有短，有易有难，有的同学留城不久就分配到工厂学徒，我的同班同学兼好友H希瑞就是这样，也有一些同学应聘到中学做代课教师，不少同学是边做临时工边待分配。毋庸讳言，解决就业基本上主要取决于家长的社会地位和能量。

说到这，需要对我的家庭和父亲的情况稍做介绍。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到1966年我的父亲已经在我的母校呼和浩特市小北街小学连续担任校长14年，“文革”开始不久就被造反派罢免，并以特务分子为罪名挂牌批斗。这是因为他在1949年建国前夕曾在中共地下党员好友的安排下，做过收集国民党反动报纸的地下情报工作。

这顶“特务”的帽子一直戴到了1978年，在纠正“文革”错案的工作中，满以为经过申诉会落实政策摘掉这顶帽子恢复小学校长职务，不料却知悉，早在1957年审干过程中，就被划定为“骗取组织信任的人员，不经过长期考验不放在重要岗位上”。而且在当时经办人员故作轻松地告知“已做结论，历史基本清楚”的情况下，被要去他的手章，替他印鉴承认了这个未亲见的结论。自己却毫不知情地在校长任上埋头工作，还连续几届担任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代表及政协委员，在“大跃进”中落下残疾，也自觉满足未有任何怨言。

“特务”的帽子可摘，但1957年旧案难翻，父亲蒙受此屈辱又熬过了10年。

幸有胡耀邦总书记力主推行的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原则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我的父亲终于在1988年以“对党做过有益工作的情侦人员”的身份，获得了呼和浩特市国家安全局的正式认定和政策落实，享受到了迟到的离休待遇。这当然都是后话。

因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和遭遇，所以留城待业我既无本领早获正式分配，也无兴趣去当代课老师，只有做临时工一条路可走。

我做临时工的单位是呼和浩特市食品厂，我的具体工作就是在食醋酿造车间拌制原料并运送至发酵池，这个食品厂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个配备少量机械的规模大一些的半手工作坊，工人师傅年长者居多，成份较杂。

虽然我是个临时工身份，但却是所有工人中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负责组织车间全员的政治学习，从1975年底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1977年“揭批四人帮”全程参与，还以临时工身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创了该厂建厂以来的记录，因此厂里有意以招工方式留我在厂。

但说实话，我还真不愿意做一辈子醋，不光是嫌弃随身难以去除的醋酸味，再者其工人的复杂成份也不像是概念中的工人阶级，倒是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划分的“半无产阶级”相近，与我当时渴望做一名与机器打交道的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向往相差较远。

我还是把在食品厂做醋的临时工工作，视为待分配前的暂栖身，工作之余的常事就是找同学好友聊天。已经正式学徒的同学好友H希瑞所在的呼和浩特市第二机械厂与我做工的食品厂均在呼和浩特市城南的三里营，相距不远，我每天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下午4点，还可以提前离厂，所以经常在下午下班后，去他工作的二机厂材料库，与他聊天后再一同回家。

时间来到了1977年9月中下旬，从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看，邓小平在8月初主持召开全国科技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可能将恢复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的消息，已经在民间流传开来，我是从H希瑞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

当时的反应是将信将疑，考试上大学对于我们这些文革期间才踏入中学校门的学生，想都不敢想了，因为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6月，在狂热的北京四中和女一中的红卫兵倡议下，自1952年以来已实施14年的高考，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中发〔66〕379号）一纸文件宣布中断和取消。

文革中后期，在最高统治者的指示下先是办“721工人大学”，1972年开始又改成从工农兵中推荐“优秀者”上大学，但这都需要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或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红色后代才有资格。

当时我想，现在＂四人帮＂已经被粉碎，国家进入抓纲治国的时期，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也是可能的，但当时也有传言招考对象不包括留城待业青年，此时的我是有疑虑和动摇的，虽然在H希瑞的动员下，我也开始捡起了闲置两年多时间的高中课本复习，而且其间也随同H希瑞回呼和浩特一中参加了高中班主任丁文良老师讲授的数学辅导大课和单独辅导课各一次，也随同他去呼市十四中他叔叔那里辅导数学课，但还没有真正进入备考状态。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通知

时间定格在1977年10月21日，这一天电台和报纸，同时宣布了国家正式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校考试招生的通知，并且明确了招生对象条件“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这对于我来说不啻是云开雾散，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也吹响了冲锋号。为了赶上已经与H希瑞等同学的差距，我通过在呼和浩特四中当校长的四叔安排，插班参加呼四中组织的数理化补习班。我记得数学老师是李子和，化学老师是段里。同时我的父亲找他任校长时的小北街小学崔文华老师的女婿，要来了文革前历年高考的试卷。他是北京下乡的66届高中生，也在备考。人家的三年高中是扎扎实实学下来的，咱虽说也是高中毕业，而且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进入高中的，但两年的高中，真正像样的学习，也就是高二上学期以前的一年半时间，高二下学期受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毕业后难逃的上山下乡命运的影响，基本没法安心学习了，因此水平差距就明显立现。

在复习备考前与父亲就分科之事商讨时，从招考人数和学成后就业的前途的角度衡量，应该选择理科，认为虽然我的文科各科均强于理科，我自己的偏好和自信也偏向于文科，特别是对国际政治这个专业心向往之，但担心国际政治专业会对考生的政审要求高，而以自己的家庭政治条件，恐难进入这个专业。

父亲还说，文科主要就是文史哲，毕业生大多是从事教师职业，发展的再好甚至那些有名的大师，运动来了还是首当其冲，而学理科至少是学得了一种技能，所以最终还是尊父之命报考理科。我对自己的能力有较清醒的认识，重点放在理科三门课的复习，对政治和语文主要靠平时的兴趣爱好所积累的知识，略有自信。

我的高考准考证

1977年12月13日～１５日，内蒙古高校招生考试举行。我拿到的准考证上标明的考场，是呼和浩特市27中学（即原土默特学校）。本来没准备踏看考场，是在同时报考的表哥、表妹相劝下，才于12日下午去27中踏看考场，才看到通知考场改移到了26中，万幸躲过误考一险。

说实在的，走进考场时，我内心真是像当时考场贴的标语＂一颗红心，两手准备＂那样，是准备今年试试手气，不行明年再考。有这样较放松的心态，又得宜于考试科目的安排颇合我的优势——首尾是两门文科，两门理科居中。尤其是第一天的政治考完，我心甫定，虽然数学考得不好，理化还算凑合，最后一门的语文考完，则感到有希望了。

同大多数省份一样，内蒙古自治区的考生录取，中间经过了初选一关，理科的初选分数线是170分，我的总分超过了220分，顺利通过初选。

等待录取是一个令人难熬的过程，2月下旬，陆续有同学接到录取通知书，H希瑞也被内蒙古医学院录取了，而我仍没有录取的消息，不免有些着急，其实从第一位相熟的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到我被录取，前后也就10余天，其间的经历颇有趣，虽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但当获知相熟的同学陆续拿到录取通知书时，而自己尚无中榜消息时，真是有点儿坐卧不宁的感觉，而且不免胡思乱想，自忖可能有三个因素影响自己被录取：家庭政治条件，体重不足100斤，理科总分低于文科总分，在获录取之前，这“三虑”一直伴随着我。

我拿到太原工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日期记不准是哪一天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78年2月26日～3月5日这一周内，这是因为有两张当时的照片可作为佐证：

1978年2月26日欢送大学新生

这张拍摄于1978年2月26日的照片，是部分初中同学“欢送大学新生”的合影，但实际上当日前已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只有一位女同学，即前排左四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的G耀君同学，而包括我在内的另外4位考生还没有获得正式录取消息，其时我们这几位的心情是喜忧参半的。

1978年3月5日三同学合影

在1978年3月5日拍摄这张照片时，左边的我已经拿到了太原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右边就是早于我一个多星期已被内蒙古医学院录取的H希瑞同学，中间是已退役进工厂的M义同学，我们三人是同居于一条街道的小学同学。

最为可惜的是，H希瑞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从医工作后又赴日本深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因在读博期间过多地参与伽马刀手术实践，受放射性侵害过量而罹患白血病，与病魔搏斗多年终被夺去了生命，今借此文也表达对他的深深怀念。

再来记述一下我的颇有些特殊的录取过程：

我第一志愿报考的太原工学院是一所老牌的工科院校，始于1902年，是利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三所学校之一，主要面向山西省内招生，在内蒙古自治区招生的只有土木系的两个专业，属于代培性质，原则上毕业后仍回原内蒙古。当年负责77级招生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曾建民老师和给排水专业的耿学栋老师，其实他们对于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市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在这里有多位在读和毕业的学生，这为他们顺利完成招生选拔工作创造了较便利的条件。

与绝大多数77级录取生不同，我是从招生老师的手里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这种方式在当年是比较特殊的。

1978年3月5日前的一天早晨，我已到了做临时工所在的食品厂，换好工衣准备干活儿，突然接到太原工学院招生老师打到传达室的电话，让我到内蒙古招生工作地点呼和浩特市宾馆见面。

我接到电话后，即刻请假回家向父母通报，并遵父嘱，到呼四中请我的四叔陪我同赴呼和浩特宾馆，这里需交待一下这样做的原由，是因为1973年我上高中时，曾因家庭政审原因险被当时掌权的工宣队长拒招，幸有时任呼四中校领导的四叔，向我所在呼一中的同仁打了招呼，才涉险通过，这样做实属“一朝经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无奈之举。

招生老师给我的录取通知书上，报到日期尚未填写，他们解释说，学校在“文革”中受破坏很重，五个系同时招收大量新生，教学和生活设施准备工作庞杂费时，为不影响录取新生办理相关手续和入校准备，也只能将不完备的录取通知书发送到各位录取生手里，因在呼市招生时间相对宽裕，有条件与5位录取新生都见面认识，除了我与同日相见相识的J蔚涛同学，另外3位已经早我俩几天与老师见面。

在两位老师的安排下，我们5位在呼的同学，在报到前就已相识并同日乘火车赴太原工学院报到，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同窗生涯。

太工工民建77内蒙古籍同学与招生老师

当年共有15位内蒙古籍同学，工民建专业10名，其中呼市5名，给排水专业5名，前排右3为曾建民老师，右4为耿学栋老师，后排左1为J蔚涛同学，二排左1为作者本人。

有必要揭秘一件事，后来从高中班主任丁老师处才了解到，当年我的“三虑”中，真还有“一虑”，在曾、耿两位老师斟酌录取的过程中曾发生，这就是他俩对我不足100斤的体质，将来能否胜任土木结构工程师的工作有所担心，特意亲自向我的呼一中高中班主任丁文良老师了解询问，在得到丁老师对我在校期间曾身列班级越野长跑主力的情况说明后，两位招生老师释去疑虑，敲定了对我的录取。

我衷心和终生感谢曾建民、耿学栋两位老师的知遇之恩，同时我也可自豪的说，我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杆塔结构设计岗位上，从一而终、努力工作、贡献良多。

作者在试验场的现场照，摄于2004年1月

作者现场工作照，摄于2004年8月

更难得的是，我与最早结识的J蔚涛同学，从大学的同班同寝室到工作的同单位同科室，密切合作相伴已逾42年，情深谊长。

办公工作照，2005年2月

回顾自己的高考之路，感恩之情永生难忘，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和许多相同经历的人读书深造、获取知识的机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知识改变了命运。这句话已经深深刻在了我们太原工学院工民建77级同学，在母校新建土木馆前捐建的纪念石上，我相信这也是所有27.3万77级同学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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