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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月2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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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原题 借 书
书籍就像一盏神灯，它照亮人们最遥远、最黯淡的生活道路。 ——乌皮特
2021年4月23日，第二十六个世界读书日。
我的世界读书日行走于旅途，恰于当日去到镇江金山寺拜谒古代江南三大图书馆之一的“文宗阁”，原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已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虽然这《四库全书》是封建皇权为了消弥异端一统思想永固江山而被阉割的文化典籍，但毕竟是一项中华典籍整理归类校订的宏浩工程，对文化的承继有着重大意义，但最后却被那所谓的“农民起义”所毁灭，不说当时江南经济社会民生的被摧毁，单从此一事可见那太平天国能有什么“太平”？将是什么“天国”？会有多少进步意义？不过又是弥天罢了。
虽原阁已毁，但基础仍在，在政通人和的2010年，旧础之旁又矗新阁，中华文化虽然历经摧残，但血脉仍在流淌，进入近当代，世界新知的浪涛正在拍打古老️中国的堤岸，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更加紧密，前进的趋势不可阻遏。于世界读书日静坐于阁前庭院，看春花烂漫，观落霞夕辉，大江滚滚正东去，淘尽千古兴与亡，此阁、此时、此景，不禁催生怀古思幽之情，又一次忆起书籍与自己的历历往事。
对于我与书籍的故事，曾经写过《偷书》与《买书》两文，现在我从书籍传播的另一个渠道——借书写我的故事，这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奇葩往事，让我们在世界读书日不要忘记书籍在过去曾经是多么的不堪，又是多么的珍贵，不要忘记正是读书，使暗夜中的人们没有放弃对光明的追逐。
人类从结绳记事到电子信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中间纸质书籍的发明和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纸张的发明，那么人们还在羊皮卷上写字，如果没有雕版与活字，那书籍只能靠手抄，中世纪修道院的教士除了宗教学习礼拜外，一生的大部时间就是抄书，尚未穷经首已皓，寂寞青灯伴流年。
缮写的费力费时导致古代的书籍十分稀少昂贵，知识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识文断字在并不遥远的古代为底层百姓所不能想往，一道深深的鸿沟划分着劳心与劳力两个阶级，如不经过寒窗十年的孜孜苦读，要逾越这道鸿沟仿佛登天一样般艰难，但即便十年寒窗，也得有书可读才行，如果没有书籍，没有学校，没有教师，人犹如井蛙一般只见井口那一小片天，永远想像不到海洋与天空的辽阔。
我进小学才一年功夫，发蒙尚未完成，一场席卷中国各个角落的“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学与中学生是那一股狂澜的最初动力，狂飕过处，天翻地覆，一切传统都被打倒与砸烂，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连我们小学也“停课闹革命，”各个学校大门紧闭，朗朗书声就此绝迹，我们不仅无学可上，也无书可看。因为经过暴风骤雨，以前的书特别是社科书籍都属于“封资修”的“毒草”，无论古今中外多已灰飞烟灭，诺大中国只剩下领䄂著作，红卫兵进家抄书，藏书者恐惧烧书，图书馆大门紧闭，民间存书极少，只有一小部分还被胆大且惜书的家庭收藏，作为稀有资源在民间地下流动。
我最早的借书就是在同学与亲戚中进行，但那时的“借”不是义务无偿的，而像易货贸易一般等值交换，首先你自己要有书作为交换物，别人才愿把相应的书借给你，我自己是因为“偷书”而有了一些积累，因此才颇有一些借书的渠道。那时如果借到一本“禁书”，往往借期很短，下午刚借到，第二天早上就要归还，因为后面还有人等着，只有抓紧时间废寝忘食读，夜晚仍未读完，父母关灯后不敢开灯，只能打着手电蒙在被子里悄悄读，而且必须十分隐蔽，一旦被发现，书和手电都会被没收。
这样读书效率十分高，可眼睛也因此而被损坏近视。不过那时只要能借到一本好书，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总是尽快赶回家中囫囵吞饭之后，急不可耐展开书页陶醉于书中的世界，忘却了眼前艰辛生活，逃避了时代不堪荒唐。
物以稀为贵，书籍十分缺乏，名著更一书难求，借阅中必须遵守规矩，否则就断了借书的渠道。当时许多书的扉页上都写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而我有一次就因为借书无法归还而伤透脑筋，最后损失惨重。
一天，我们几个小孩逃学到外面赌硬币，一同学书包里有一本连环画《夏伯阳》，这是“修”的书，也必然在被禁之列。他也是刚借到，我趁他们游戏时蹲在富水路贵阳市第一医院的大门口翻阅，以为连环画一会儿就能看完归还他，殊不知正埋头时，一道黑影从我身前闪过，一只手夺走了书，向小巷深处飞快窜去，待我反应过来起身立即追赶，但他是那条街的小孩，路熟，追到小巷深处的忿道口已不知他逃往哪个方向，只得悻而归，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惶恐。
果然，知道书被抢走，那同学也急了，非要我赔他的书，拿其它连环画赔都不行，非要《夏伯阳》，否则不好向别人交代。那一段时间他天天追着我赔书，可当时我到哪儿去找这本《夏伯阳》啊，最后居然是拿我珍贵的字书《说岳全传》赔他才算了事，两本书当时的价值完全不一样，他也是趁人之危敲了我一棒子，但借书信誉要紧，吃再大的亏也只能自认倒霉。
进入中学后阅读的范围开始广泛，层次也有所提升，《红楼梦》也渐渐地读懂了，而且通过阅读既习惯了直排版式，也认识了繁体字，而且是开卷有益是书都读。记得那时最难借到的是灰皮书，大多是当代西方作家学者政治家的“反动”书籍，只供一定级别的官员和研究者借阅，控制十分严格，我们老百姓是被排除在阅读范围之外的。其封面只有书名和“内部参考”四字，没有任何装祯与插图，连版权页也没有，一旦借到后，真是如获至宝，要专找一无人之境急读，一旦被同学或老师发现举报没收事情就搞大了，连父母也不敢让知道，因为他们怕因禁书而贾祸。
其实灰皮书中涉及政治的书籍我是借不到的，只能看到部分文学历史方面的灰、黄皮书，诸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回忆与思考》《麦田的守望者》《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不太机密敏感的书，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阅读无异一缕强光透进了封闭的屋子，有些虽然不完全看得明白，但对心灵的震撼十分强烈。
到高中阶段，民间渠道的借书范围太狭窄，种类不多，已不能满足知识的渴求，于是我把目光投向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位于北京路，是一幢民国时的欧式建筑，在当时的贵阳也算是体量较大且十分庄重的建筑，文革开始后图书馆闭馆多年，直到七十年代初才重新开放，但并非有教无类面向所有读者，而是设有诸多限制。首先，要借阅必须办借书证，而办借书证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正式工作和单位证明，否则你迈不进这道门槛，只能在外望书兴叹，而我作为中学生无法办证借阅，劫后余生的图书馆虽然重新开放，但对许多人，对我，大门依旧紧紧关闭。
穷则思变。我一个亲戚有借书证，于是请他帮助借书，他在休息日陪我进馆，由我在那无数的分类抽屉中翻捡卡片中找到相应书籍并填写借书单，他到服务台给我借，一次只能借一本，一周内归还。到还书日他一旦没空，只能自己去归还并取回他的借书证，去多了就开始冒充他借书，多次被认出没收借书证由亲戚去领回。
后来去得多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认识了我，出于信赖和怜惜时常放我一马，于是借书变得比较顺利，那些管理人员的相貌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时十分羡慕他们的工作，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坐拥书城，心想能在此工作，此生再无它求。
那时图书馆的藏书许多仍未解禁，我亲戚是阳关砖瓦厂的工人，能借阅的书籍十分有限，而且稍好一点的书总是被别人借走或续借，填好的借书单递进去经常被退回来。为了借到好书，只得寻找熟人走后门。
当时一个同学十分爱读书，他有一朋友父母在图书馆工作，父亲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支内来到贵州，母亲原是北外的教师，随同丈夫到贵阳。老太太姓冀，北京人，说话满口京腔，语调柔婉，态度和蔼，仪态儒雅。通过她儿子联系后，见我们喜好读书，热情予以帮助，每次我们填上书单，她立即去寻找，一时没有就给柜台打招呼，想方设法帮我们借到心仪的书籍。
那时冀阿姨负责外文室，这在当时要办特别借书证才可借阅浏览，那年月懂外语的人不多，借外文书的更少，十分僻静，她却对我们悄悄开放。几个人坐在僻静的角落浏览外文，看不懂就翻画册，不过能看到的也多是一些建筑和工业设计方面的期刊，那些精巧的设计和形式多样的建筑。感谢那善良的老太太，让我们从封闭的窗隙间窥见了外部世界的斑斓色彩，看到了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为我们灰暗的生活涂上一抹亮丽，种下几分憧憬。
参加工作后有了办证的资格，可以名正言顺借书，不再冒用别人的证件，不仅办了省图，还办了市图书馆的借书证，当时市图初建没有馆舍，是借用华家阁楼的几间房子办公，书虽不多，但新书不少且借者不多环境幽雅，离家更近，于是跑市图的次数更多一些。后来随着书禁渐开，购书热情高涨，藏书日渐增多，加之工作辛劳，去图书馆的次数日渐减少，到进入大学之后，借阅大多是在学校图书馆，毕业时因一本书丢失书价加罚金要赔十元钱，当时囊中真的羞涩，连十元钱也是巨款，还是在花溪工作的表弟挤出小半月工资支持了结后方拿到毕业证书，于今见面忆及此事都不胜唏嘘当年的清寒。
毕业后因未从事研究教学考据写作等职业，于是与图书馆就此疏离。到后来电子书籍流传，Kindle阅读，手机浏览、储存日益方便，借书的形式被完全改变颠覆，图书馆不再是人们借书的主要场所，往昔繁盛成追忆，门前冷落鞍马稀，我自己自省图老馆拆除新馆落成后多年都从未涉足，直到退休后为查阅一些冷僻的资料才又重入其中。
现在凭身份证就可办电子借书卡，早已不再翻检纸质分类卡片，不再手工填写借书单，而是在电脑上查阅，按号自行到书架取得后电子扫码即完成借书程序，一次可借阅十本，归还期限二十天，到期可网上办理续期，十分方便快捷，而且电子书籍文档的拷贝使资料的采集利用效率更高，现在图书馆不仅是纸质书的集散地，也是电子媒介的一个中心，固然其原始的功能在弱化，但它又增加了更多的功能和服务，就像一棵老树又焕发生机，萌生了繁茂的新叶，开出了艳丽的新花。
从文字的发明到钟鼎竹简羊皮卷莎草纸，再到木版活字印刷机计算机闪存，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大进步，而每一次上技术大进步又会使书籍的形式发生革命，但不管怎样变化，阅读书籍目前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不是彻底颠覆，除非人类也如计算机存储一般，可以把知识技术挎贝下来并快速检索提取运用，那样人才不再需要阅读，而是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加一插口即可。
但那样的时代真会到来吗？如果会，人已不再是人，而是机器，是苾片，不仅阅读中的乐趣——感动、欣悦、哀伤等各种情感不复再有，人也变成工业产品，一模脱壳，万人一样，社会只会是单一的色调，生命不再有斑斓的色彩。
那样的时代我宁愿它永远不会到来，我相信它也永远不会到来。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知识的荒原，学校和教师所能给予的极少极少，心智成长和知识的积累多是靠书籍自学而得，因此我才对书籍有着别样的感恩和崇敬。即便如此，我们这代人由于没有经过“童子功”的严格锤练，知识上固有的缺欠与生俱来，长成后已难以弥补，如果从历史、科学与时代的高度看，这是否也是上世纪众星熣灿，而当代难出大师的深层原因？
在这第二十六个“世界读书日”，我佇立在废墟之上重建的文宗阁旁，看着里面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默想承载中华文化的书籍曾经被焚毁、被奄割、被禁止的历史，想着未来书籍可能的命运，真心希望历史别再轮回，未来书籍别再受荼毒、囚禁，而是如自由飞翔的信使，去到任何需要他的角落，给人们予仁爱，予启迪，予智慧……
培根说过：“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为纪念“世界读书日”，为人类更加友爱，世界更加和谐，社会更加进步，生活更加幸福，让我们热爱书籍，阅读书籍，感恩书籍，诚如世界读书日宣言所倡：“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恩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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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晶星，1958年生于贵阳市，中学毕业后在水电安装队做临时工，1977年进入贵州轮胎厂当炼胶工，1979年考入贵州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到贵州省国防工办，做了十年公务员后1993年到国有企业从事管理直至2019年退休。
作者：郑晶星
郑晶星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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