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丨 顾 土：新冠病毒，从此改写历史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顾土，本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媒体，现已退休。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原题

新冠病毒，从此改写历史

作者：顾 土

春节前，当亿万人欢天喜地赶回家过年的时候，谁曾料到，新冠病毒爆发后可以祸害全球，殃及各行各业，不但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改变了最基本的生活、刷新了诸多曾经非常习惯的认知，也扭转了全世界的走向。

一种病毒、一个传染病、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居然有如此巨大的能量！除了在久远的世界史中读到过黑死病外，我们何曾有过一丝的预想？可是，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在面临这一震撼全人类的历史转折关头，一次由病毒引发的历史转折。

目前为止，这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最重要最深远的事件，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的连锁震荡和危机，正在逼近甚或有可能超过百年来曾经席卷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的大风暴。

历史书写，瘟疫占多大篇幅

人之一生，谁无疾病？有了病，可能耽误一切，还可能失去了生命，没了生命，其他也就无从谈起。可是，细菌、病毒，在我们的记忆里，似乎从来都不如政治、经济、文化、战争那些宏大的历史叙述重要。

在我们以往的历史视野里，有关传染病占过多少？在我们阅读的历史书中，尤其是教科书，关于疫情和防疫有过多少？尽管肺痨、天花、霍乱、伤寒、鼠疫、流脑、麻风病，曾让多少代人闻之色变。

我们记住了一位接一位中国历代医药学家的名字，还有他们的传世之作，“华佗再世”也是我们对医术高明的热情赞誉，但他们那个时代有过多少重大疫情，是如何防疫的？

我们知道一战、二战，有人对百年来的大小战役还能如数家珍，但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却直至这次举国防疫时，才由网络进入很多人的世界史储备里。

1920年代东北鼠疫流行时的炼人窑

1910年底开始肆虐东北的鼠疫，多少年过去，谁还记得？伍连德，这个曾经为中国赢得世界声誉的名字，早就尘封在医学词典里，熬到最近才被猛然激活。

1967年的流脑，如果不是疾控专家前些日子的一句话，不是也已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17年前的非典，在教科书里有吗？是怎么写的？记住，这是历史，一次深远的历史事件，不是语文课本里的抒情散文，也不仅仅是生物和卫生小常识。

医疗卫生这样的专门著述，重大传染病肯定是内容之一，防疫自有专门篇章，但读者大概也就是少数的专业研究人员而已，而其他多数人恐怕闻所未闻。在中国史书里，无论通史还是断代，瘟疫尽管是记载中的一项，可能引起了社会动荡，或许招致了大量人口死亡，古人的记叙常常还与天谴结为因果，但与文治武功、改朝换代、开疆拓土、造反起事、忠奸争斗、写文作诗、物阜民丰、发明创造、发展数据相比，不过就是个插曲，某种事件的偶然起因罢了。

然而，回顾人类历史，多少次传染病，死亡的数字远远超过战争屠戮；多少次瘟疫，曾经左右过历史方向。各类病毒、细菌，带来的人类灾难，对很多国家、民族，都是刻骨铭心的；而催生的人类创造，一遍遍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颠覆了旧有的思维方式和固有的话语模式。二十世纪的伟大发明青霉素，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防疫，折射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直至习俗各个方面，其中的人祸比重更可以暴露出社会的底色、文明的底蕴，因疫情而带来的善后对策，产生的经济风浪、生活巨变，也直接反映出时代的原貌。

疫情是一面镜子，这是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使用频率很高的话语，为什么，因为这面镜子让人人都现了原形。

历史阅读，瘟疫应该是重头

从今天开始，从这次举世防疫起步，我们的历史审视恐怕无法再忽略病毒、细菌、历史重要叙述也不可再缺失传染病，而且还要将疫情还原为历史变迁的主角。因为，我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切认识到，社会可以因疫情大爆发而重塑未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也可以因传染病而扭转乾坤，在防疫期间的社会全方位曝露，常常比战争、比政治经济危机更具揭示意义。人，更应该成为我们书写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2003年，也就是非典爆发那年，上海译文等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备受读者关注。里面收录了两篇文化批判长文《作为隐喻的疾病》《艾滋病及其隐喻》，我们从中可以读到，那些对人类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疾病，也有着强烈隐喻运用的历史。疾病让患者遭受痛苦、承担死亡，而对其隐喻性使用，更会产生各种神秘化的描述，导致大众的心理恐惧。

可惜，苏珊▪桑塔格的文字在非典消失后渐渐淡出了论说的视野。

2003年，大概也是鉴于非典爆发的原因吧，一部大众读物《危机启示录》应运而生，介绍了“影响人类历史的传染病”，有鼠疫、结核病、天花、白喉、霍乱、黄热病、麻风病、炭疽，一直说到非典。

2003年至今，《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鼠疫：战争与和平》《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等专著、论文相继出现，终于开始从新的视角探究中国历史。这些中国学者的心血，虽说凤毛麟角，但毕竟稍稍填补了一些空白。

好在近几年，《瘟疫与人》《黑死病》《罗马的命运》《大流感》《疾病改变历史》《枪炮、病菌与钢铁》《老鼠、虱子与历史》等一批译著相继翻译出版，带给我们的是对历史的全新解读。

而对中国近代传染病加以全面梳理和分析的有日本学者。去年饭岛涉的《鼠疫与近代中国》中译本出版。除了近代中国爆发的鼠疫及其应对之外，作者还对卫生的制度化、1919年霍乱的流行和对策、近代中国的检疫权等等，都有细致的研讨。最令人获得启迪的是，这一切都置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中，讲述了卫生制度、疾控措施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意义。

不过，这些中外著述的研究结果与大众惯常的历史视野依然存在着距离，观点、史实也没有纳入教科书，新编各类通史、断代史里还是难以寻觅传染病作为重大历史诱因的全面论述。传染病，这一历史书写的重大缺失，如果不是这次新冠病毒，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疫情期间，人们偏爱这类史书，似乎大多也是临渴掘井。

历史生活，还有哪些被轻视

除了传染病外，我们习惯的历史书写，还有哪些被轻视或被忽略之处？这些，其实，有的更能透视出社会的本真，有的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在我读大学时，中国历史研究主要还在“五朵金花”里打转，所谓“五朵金花”，就是古代历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五大问题。而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遇见的国外学者，他们的中国历史研究，其深其广其新颖，却令我惊叹不已。一位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太平天国时期苏州地区的农民生活。

想想也是，民众的生活难道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从八十年代以后，从阅读可以发觉，中国历史研究的触角终于开始变得多元、细微，但有待拓宽和深化的地方仍旧不少。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我从睡梦中惊醒，第一反应就是苏修扔原子弹了，后来才知道，对很多人来说，无不如此。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年进行的都是战争历史教育、战备常识教育，而自然灾害的历史知识、现实防范常识却一无所有，可地震灾害已经反复发生过多次，灾情惨重，危害无穷。

大地震，对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的冲击，并不亚于战争，记叙的篇幅不能只是可有可无的那么一段，或是只存在于行业历史书籍里，仅仅留待少数专业人士阅读。

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如果局限于自然灾害的死伤人数和救援场景，就丧失了历史的解读良机和独特角度。当代历史中，通海、唐山、汶川，这些大地震，若是放入时代的大背景中去思考，由灾情的披露、救援、善后、话语形式一直到往后的记忆、祭祀、纪念方式等，不是比其他历史书写更能真切显示出当时的社会？

公共卫生在我们从前的历史记忆里几乎不占任何分量。可是，仅从近现代历史而言，公共卫生的建设和公共卫生事件，就足以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大众的健康、人民的心理、时代的审美，在历史记忆里无论如何都不能写则有，不写则无，也不应该仅属于只供少数研究者撰写论文的参考资料。

别说什么公共卫生的历史，就是1983年12月成立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果不是这次新冠病毒的大爆发，又有几人知晓？如今，不但疾控中心这个机构已经家喻户晓，而且从上到下的各级主任、副主任，也都大普及了，高福这个名字更是如雷贯耳。可见，新冠病毒，让大众重新认识了公共卫生的历史和现实，但过后呢？

厕所、厨房，这些是大众生活的基本，其设施和清洁度更是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准。可惜，这些不但在我们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著述里根本没有位置，而且也没什么人抱有想从历史读物中寻找的欲望。

轻视自己的生活、无视普通人的生存，钟情显要的纵横捭阖、窥测上层的内幕秘闻，至今仍是大多数人的历史偏好，以少数人的文韬武略、嘉言懿行去统领历史书写、评定社会发展，依旧是许多人的历史思维。

可你想想，所谓近代化、现代化，假如那个时代的公共场所连个上下水都没有，想解个手，遇到的无不是旱厕，这样的生存环境，社会发展又能好到哪里？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公众健康又是如何保障的？

如果十几家、几十户共用一个水龙头，别说人民生活是否真的明显改善，就连防疫最需要的勤洗手，都不知如何才能解决。难道在一个脸盆里来回涮？

病从口入，我们从小就说惯了这句话，可厨房只能栖身在屋檐下、过道里，举手之处都是又乱又脏的岁月，病，能不从口入吗？

独立的厨房、卫生间，使用的是上下水，而不是当街泼、满院倒，这才是百多年来普通人生活水平实质提高的真正标志！这些，仅靠生产总值、只靠工农业的几项成功，是显示不出来的！

大众住宅和民众消费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据，但在我们的历史书籍里很难看到这样的内容，即使在一本建筑史或是统计年鉴里，也未必有迹可循。而我从书架上随手翻出一本《插图本牛津英国史》，其中有关都铎时期的章节里就有这样的描述：

“从1570年到1610年虽然没有什么辉煌壮观的事情，但是这些年是英国住房革命的第一个重要阶段。遗产记录表明，在1530年到1569年期间每个家庭平均有3个房间，；从1570年到伊丽莎白统治结束，平均有4至5间房。1610年到1642年是住房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平均每个家庭有6间以上的房间。”

“在1570年前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平均一个家庭花在家具、餐具和炊具的钱大约是7镑，在1570年到1603年期间是10镑10先令，而到了斯图亚特王朝初期上升到了17镑。富裕家庭的财产在1570年到1610年间上升了250%，中下层人家产上升的比例还要高些，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

“伊丽莎白时代住宅的建筑风格第一次将家庭安逸和私生活的清静表现出来。”

从17年前的非典，到这次新冠病毒，我们最该重视的就是吐痰这一超千年的陋习，吐痰吐出来的就是飞沫，而戴口罩正是为了防止飞沫。但有什么书籍和文章专门研究过吐痰的历史、吐痰与习俗、吐痰和公共卫生、吐痰背后的心理疾病、各民族吐痰轨迹的异同？

1976年，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问世，时隔20年，三联书店出了译本。这部作者二战前逃离德国、流亡英国时开始撰写的名著，有的章节就专写擤鼻涕、专讲吐痰。对了，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译作《厕神：厕所的文明史》，在轻松幽默的笔下，厕所的历史被娓娓道来，很值得一读。

历次爱国卫生运动大概也可以写成历史了，尽管卫生被升到爱国的高度，、自诩有爱国担当的人无处不在，但每次运动的效用有多大？是不是运动来了，改善一下，随后又故态复萌、一切照旧？每次爱国卫生运动都少不了治理吐痰，但也最不见成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爱国卫生运动留下的唯一故事就是，吐痰罚款五角，于是有人特意甩出一元纸币，再吐了一口，还得意洋洋地说：不用找了，凑个整儿！

吐痰在非典时期的重灾区倒是绝迹了，可很快又复活，直至今天，对吐痰的最高要求依然是：不许随地吐痰！这句话细琢磨起来都觉得不对！不随地的吐痰又是个什么模样？难道不随地就可以时不时地吐痰了？

站起来、富起来，无论怎么说，只要吐痰还很普遍，各种联想恐怕就在所难免。因为吐痰，可以让人看出社会的许许多多，有时可能比专讲产值还深刻。

好了，扯远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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