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里为什么没有周公？
《封神》里为什么没有周公
其实“《封神》里为什么没有周公”这一说法是有失偏颇的，严格来说《封神演义》中有着对周公的刻画，全书共提到“周公旦”三字16次，一共出现在九个不同的情节中。
但读者与观众们的“刻板印象”却是由来有自，考虑到《封神演义》中的周公旦自身并没有作为主要角色参与到其中特别重要的情节中，也没有专门的章节对其进行人物刻画，在这本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周公基本可以算作极为边缘的人物，因而影视剧中也很少对其进行展现，会被读者忽视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这却与中国历史上和儒家文化脉络中周公显赫的地位非常不符。这并不是作者的随意为之，考虑到《封神演义》漫长而丰富的文本流传系统、明代中期复杂而多变社会历史环境，以及周公这一人物本身在历史上的多重面向，都使得我们今天要回应这个问题显得并不容易。
一、《封神演义》及相关文本中的周公形象
周公在《封神演义》中第一次出现是全书的第十回《姬伯燕山收雷震》，在这一回中费仲劝谏商纣王“把四镇大诸侯诓进都城，枭首号令，斩草除根”，于是纣王诏西伯侯姬昌入朝歌，西岐的百官大臣和王室后宫第一次整整齐齐的出场，周公也位列其中，但其地位却并不怎么突出，排序尚在散宜生、南宫以及毛公遂之后，作为四贤八俊之一列出：
在史籍的记载中毛公出场很少，并且活动时间也较晚，据《尚书·顾命》载周成王将崩时：“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在诸侯的序列里第一次出现了毛公，其排名也比较靠后。历代诸家一般认为毛叔郑是文王的庶子，受封于毛国。（《尚书正义·顾命》：“毕、毛，文王庶子。” ）
对于研读四书五经为业的传统士人而言，此实乃常识性的问题，即使《封神演义》的作者不通尚书，也不会不知此事。可知从周公第一次在小说中出场，作者就刻意对其进行了淡化处理。
其后在小说中，但凡有周公旦出场的情节，基本都是在群像刻画之中，而且大多跟随在毛公遂之后：
在这九次周公出现的情节中，有七次是出现于群像刻画中，其中伐崇侯虎（编号3）、战张桂芳（编号4）、保驾武王（编号7）、围攻欧阳淳（编号8）这四次周公是作为武将，并且是无足轻重的偏将形象出现于战场之上；另三次（编号1、编号2、编号6）则是作为一个被点到的人名出现。
仅有的两次单独刻画第一次是出现在第六十七回《姜子牙金坛拜将》中，在拜将仪式上，姜子牙是绝对的主角，散宜生、周公旦、召公依次作为其副手诵读祝文，以推进仪式的完成。
第二次单独刻画与此类似，是在大结局之际的第九十八回《周武王鹿台散财》中，周公作为武王的副手，造了一座三层的禅台，并在武王登坛后，向对八百诸侯诵读祝文、祭告天地：
综上，《封神演义》中尽管出现了“周公旦”这一角色，但其角色在小说中的刻画只存在有两种模式：其一是跟随在毛公遂之后在军阵之中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发挥；其二是在姜子牙或周武王举行相关仪式时，作为工具人的身份在其中某个礼仪性的环节中从旁辅助。这两种形象在一本长篇的神魔小说中自然是无足轻重，毫无存在感的。
那么，周公一形象的形成究竟是《封神演义》的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在更早期流传的封神故事中就是如此呢？
一般认为《封神演义》是以大致成书于元代的三卷本平话《武王伐纣书》为蓝本，又参考了成书于嘉靖时期的《列国志传》卷一中内容，而创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刘荫柏：《封神演义·导读》）
以其最基本的文献来源《武王伐纣书》来说，其中并没有“毛公遂”这个半杜撰的人物，周公旦在西岐文物大臣中的排序仅在武王姬发之下。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周公更是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描写：在该段情节中，周文王做了一个梦，梦到“从外飞熊一只，飞来至殿下”，善于解梦的周公告诉他，这象征着“天下将相大贤出世”，让文王去南巡寻贤，由此才遇到了姜尚，有了伐商大业。
可以说在《武王伐纣书》的文本系统中，尽管周公出场也不算太多，但是从故事伊始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的解梦，文王甚至无法和姜子牙相遇，更遑论成功伐商了。而在文王去世，武王继位伐商时，首先选定的两名统帅便是姜尚和周公，前者为将，后者为佐将，可见其重要的地位。
在《列国志传》中周公也有出场，不过与平话中的形象颇为不同，其第一次出场是在伯邑考为救西伯侯欲前往朝歌时，姬发、姬旦向前阻曰：“父侯有命，不许吾等省问，待其灾满，方可迎还。”自此周公便销声匿迹，直到到后来伐商时，周公竟是摇身一变，俨然有些许武将的风采：“崇侯虎亦轮刀相迎，两人战至二十余合，子牙令太颠、姬旦出马夹攻，崇侯虎措手不及，被辛甲活捉而归。”可惜在中后段的情节安排中，武王伐纣，命姬旦“守国”，于是直到分封诸侯时，周公才重新“上线”。
自此可以发现，在《封神演义》对于周公的刻画中更多是偏向于《列国志传》中的周公形象，特别是其中“群战崇侯虎”这一情节中，二者关于周公的桥段基本相同，都是作为武将前去围攻崇侯虎，区别只是在于《列国志传》中仅仅是周公等三人鏖战，而《封神演义》里的周公更加不起眼，前去援助的两人变成了六人。
如果单从故事的玄幻色彩上看，《武王伐纣书》中由于存在“周公解梦”等情节，似乎杜撰的成分更大一些。但恰恰相反，在《史记》的历史书写里，周公是武王伐纣进程中除了太公望以外最重要的辅助人员，《史记·周本纪》中记载道：“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有说：“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抛开对于周公解梦故事的演绎发挥，其实《武王伐纣书》对于周公的描写反而最贴近其在历史上的真实定位。相反看似叙述平实的《列国志传》以及后来《封神演义》的大部分情节中，周公许多出现的场合俨然是一员类似武将的角色，与仅次于姜太公的“辅”之身份非常不吻合。
二、《封神演义》中周公书写的四种解释
“《封神》里为什么没有周公？”——要尝试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历史文本与历史情境之中，并据此提出四种解释：
（一）正史中缺乏灭商前周公的相关记载
第一种最直白和有力的解释自然是在灭商之前，周公的活动与功绩较少，最起码记载于靠谱的文献并流传下来的可谓屈指可数。
但文献记载的缺失似乎与《封神演义》中周公形象的干瘪与隐身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小说本就是想象的艺术，特别是神魔小说，更加百无禁忌。比如与周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散宜生”这一角色，这个在传统历史上轻描淡写，最突出的表现也就是在《史记》中作为辅助，与姜尚、闳夭去想办法赎回文王，甚至在《尚书》文本中散宜生仅仅只在列举文王谋臣时出现了一次。但是在《封神演义》中他的名字（含简称“宜生”）出现了175次之多。并且此人在情节的推动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文王被囚、伯邑考前往朝歌后，西岐的“内事托付兄弟姬发，外事托付散宜生”，营救文王的情节也从姜尚主导变成散宜生一力为之，是他通过权臣费仲和尤浑游说纣王，救出了文王，后来又辅佐武王伐纣，在说服苏护与崇黑虎的事件上鞍前马后，功劳甚大。这并非是孤例，在大将军“南宫”及其原型南宫括身上也有类似的现象，这些正史中无人认领的“功绩”，在《封神演义》中大部分本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落在当时地位仅此于太公望，身为“王辅”的周公身上，却无一件与周公有关。
（二）《封神演义》成书的时代较为保守，作者不敢冒犯周公的地位。
第二种解释可以尝试从《封神演义》成书的历史背景入手：《演义》成书于明代隆庆、万历间，受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也较大……皇权的集中与皇帝的腐化，导致了宦官专权；宦官专权与朝政腐败，又加剧了党争。（韦怡：《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思想内涵嬗变原因初探》）这当然可以作为《封神演义》为什么有意回避和淡化周公形象的一种解释，政治环境上的保守和恶劣，自然要在小说中要尽可能回避周公这一地位崇高、身份敏感的角色。但这一解释并无足够的史料作为证据，宏大的时代背景与一本书里的字斟句酌，二者也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思路。
（三）对周公的淡化是为了突出姜子牙，进而凸显道教的绝对权威
第三种解释来自梁归智的研究，他认为：“周公给姜子牙让位”是“道教绝对权威”在作者构思写作小说时的体现，“只有突出姜太公而忽视周公旦，才能符合‘道教高于儒教’的总体思想。”（梁归智：《三教合一道为尊——《封神演义》里的儒佛道（一）》）这一解释相较前两种解释而言更具有思想史上的魅力，天马行空的色彩也更加强烈。但是在史料上的证据也更少一些，在周公本就是一个极富传说色彩的人，他身上并不缺道教所附会的故事，早在六朝道教金丹派大师葛洪就在《元始上真众仙记》就给周公在道教神系中安排了位置：“周公旦为北帝师，治劲革山”，与庄周、张道陵等并列。更遑论到了后世周公在民间又与“解梦”的玄门形象紧密联系。在元代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中的主角周公以历史上的周公旦为原型，塑造了一个精于《周易》卜卦的人物形象，这一故事于历史上广为流传，在通俗小说和民间传说、地方戏中的周公“有时是历史上的周公，有时又不是”（戴文琛：《桃花女破周公，观音变鬼王》），无论如何，这一极具道教色彩的人物与周公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在明万历年间的小说《铁树记》中明显就采信了此说，认为周公是五位“八卦祖师”之一。由此可见，如果作者想的话，在《封神演义》中将周公赋予道教色彩并不难，其次在该书中很难说姜子牙就一定是代表道教的形象，在具体情节中也没有儒道两家的衬托和对比，似乎并无一捧一踩之意。
（四）对于周公的刻画折射出了作者心中的儒家伦理观念
通过前文的考订我们已经基本排除了《封神演义》中对于周公的形象刻画是承袭前书的可能性。在《封神演义》中所出现的周公几乎是全然推翻了《武王伐纣书》中的周公形象，也仅仅在围攻崇侯虎的情节上参考了《列国志传》。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武王伐纣书》还是《列国志传》中皆没有《封神演义》中周公诵读祝文或营建禅台的桥段，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其他的史源，这几段情节应该主要来自于《封神演义》作者自己的创作，言已至此——其实该书中有关于周公的思考和态度主要就集中体现于作者对于周公事迹的剪裁取舍与发挥创新之中。
就《封神演义》而言，尽管在全书依循了《武王伐纣书》和《列国志》的骨架，但是在周公的相关故事上反倒更为审慎。首先，《封神演义》将前两书中有关周公怪诞不经的内容进行了删节，比如《武王伐纣书》里有著名的“周公解梦”桥段，但实际上“解梦”的周公是指三国时期的周宣，《周公解梦书》只是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作品，并附会到了周公旦身上而已。（杨自福、顾大勇：《敦煌本〈周公解梦书〉残卷初探》）这对于阅读过经典、有文化的读书人而言自是常识性的问题，因而《封神演义》一书的作者将这一情节予以删除。
此外，《封神演义》中关于周公的部分情节，尤其是新创作的故事剧情，实际上是能够在正史中找到相关的文本依据或者创作原型的。
比如关于周公保驾和参战的四次剧情，可能是对于武王破殷之时“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这一记载的演绎。（《史记·鲁周公世家》）
再有编号5周公颂祝文，其具体内容为：
这段话文辞古奥，并非明人手笔，而是作者对《尚书》等文献的剪裁而来，比如“商王受乃夷居，弗事上帝神，遗厥先人，宗庙弗祀，沈湎冒色，淫酗肆虐……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其文辞全然抄袭自《泰誓》中武王在孟津之会上所说的话-：
同时其主旨与《逸周书·酆保解》中周公旦与周王的对话也颇有相似之处：
这当然属于张冠李戴，但是我们却也能发现这件事毕竟是经典文献中所记载过的，周公在另一个场合也有类似主旨的发言，只是作者在《封神演义》中将武王的话安插在了周公身上，并加以演绎发挥。
此外《封神演义》的最后，周公为武王建禅台一事，其实也是史有所载，但时间并非伐商刚刚成功之时，而是在“武王克殷二年”，其目的也并非为了对着八百诸侯上告天帝，而是因为“武王不豫”，也即武王得了疾病之后，周公“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希望能“以旦代王发之身”。（《史记·鲁周公世家》）
通过对《封神演义》中周公九处出场进行一一的归类分析，我们最后惊奇地发现，《封神演义》与“武王伐纣”的其他文本系统相比较，似乎不仅没有进行玄幻层面的杜撰或者完全脱离历史轨道的编造，反而在某种程度相当尊重与周公有关的史实，即使是创造演绎之处，也往往有极为可靠的史料作为范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想象和再创作，这在一本神魔小说中也算是令人颇为诧异之事。
同时，透过《封神演义》对于周公旦的安排，我们能够隐隐察觉出了作者对于周公的微妙态度：
其一是刻意淡化，这表现在周公出现时往往与史无明文细载的毛公遂一并出现，并且列在其后，没有单独参加任何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没有作为剧情的核心人物进行过情节上的推动。
其二是相对尊重周公本身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这体现在作者并未对周公旦的形象进行过多的历史再加工，甚至将前代武王伐纣故事中对于周公的部分演绎进行了反本溯源，除了少部分战役是完全虚构之外，其余部分，特别是两大段和周公有关的单独刻画，都是根据经典文献与正史的记载进行了适当发挥，并没有信马由缰，胡编乱造。
当确定了《封神演义》作者的这两种态度，我想我们能现在可以回到主题，并且进一步回答“《封神》里为什么没有周公”这个问题。周公其实一直都在《封神演义》中扮演着一个并不突出的角色，作者为了塑造这样的周公形象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果仅仅是为了规避儒家思想或者官方审查上的麻烦，他完全可以在正文中抹去周公这个角色的痕迹，这对于小说的整体情节和流畅不会有丝毫影响。但作者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对于周公进行了精心的安排、细致的处理，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历史记载中周公的形象，避免了对其任何的神魔化演绎。这想来是对于周公存在一定程度的温情与敬意的读书人才会做到的事情。
同时之所以不格外突出周公，除了依循正史记载之外，也是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在这套宗法体系中：武王不抢功于文王，周公同样也不会掠美于武王。
过往某些研究常常给《封神演义》套上过于浓厚的道教色彩，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多为神魔怪诞之事；其次或是因为该书几个疑似作者之一，是明代内丹派的著名道士陆西星，当然，这是没有定论的公案。但无论其作者为谁，从其中的遣词造句、对于经典的拼接剪裁来看，必然是曾深受过儒家经典影响之人。书中对于周公略显矛盾，却又颇费心思的角色塑造，或许也是源自于此。
结语
如果我们从学术的严谨性出发，“《封神》里为什么没有周公”其实从来都是一道开放式的命题。上述的四种解释，或许都只是如盲人摸象般从某个角度窥见了真实内情的一角，只有拼凑起来才能看到历史的全景；也或许都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除非新的、可信度和关联性高的材料发现，否则学界恐怕很难会在此问题上得到一个共识性的答案，我想学界的许多争论都与此类似。但是顺着好奇心的指引，在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追索中，我们得以对《封神演义》里关于周公事迹的史料得以一一追本溯源，讨论廓清，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这本书以及其作者的思想史是有着推进作用的，这也正是学术讨论的意义——然而我想说，比之这个问题本身的趣味性而言，其学术性似乎反倒不值一提了。学术道路上的各种问题仿若恒河之沙，俯拾皆是。有前沿的，也有偏门的，有第一等自然就有等而下之的二三四五六，学者总是更倾向于用有限的精力去解决那些重大的问题，我们从接受学术训练的第一堂课就开始受到这种思维的训练与培养。这诚然是正途，但我偶尔也会想，或许在有的时候、在有些问题上，正如歌里所唱的：“有意思比有意义本身更有意义”。
推荐阅读（文艺评论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