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从天门步行到天安门--大串联记（中）

Original 小小鸿渐风 2023-04-30

红卫兵大串联记（中）

小小

三

这次大串联，经过近十天的艰难跋涉，以及在信阳的休整，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适应期。虽然每天都得要步行几十里路程，十分辛苦。但是，大家心里始终怀揣着美好的愿望，铆足了干劲，继续向北前行。

第二个进军的目标是郑州。离开信阳时，招待所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到确山的路途中，有个很大的无人区，叮瞩我们注意安全。中午我们到达了明港，也没发现心中想象的无人区，只是人烟稀少而已，而且都是很荒凉的感觉。看到的都是土坯房子，土地平坦，都是沙土，树木也很少，到处一片枯黄颜色，与我们的家乡江汉平原是完全不同的景色。

在明港，有红卫兵接待站，设在一所小学里。在一间教室用土坯垒起一个很大的柴禾灶，支起一个近二米的大锅，煮的玉米加高粱磨成粉的糊糊，几张课桌一字摆开，几筐窝窝头放在里面用布盖着。也有白面馒头。登记后每人每餐按学校伙食标准交四两粮票八分钱，然后给一张油印的进餐票，每人领一个馒头，一个窝窝头，一碗糊糊，再配一点现腌很咸的罗卜絲。这样的伙食，在河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白面馒头。以后各地大同小异，除了途中经过的几个大城市外，中小接待站的伙食基本如此。从这天起，我们体验着北方农村人的生活。（回想起接待站支起的大锅熬粥的情景，以及排着长队等候打粥的红卫兵串联队伍，再看电视剧《大宅门》中灾荒年赐粥的镜头，感觉十分熟悉。）

对于面食，我们南方人总觉得没有吃饱，我们又不可能另外再交伙食费，于是就写借条，每次借十四个馒头带在路上。这些借条后来都寄到学校来了，我们算是老实的，其它串联的队伍根本没交伙食费，全部是借条。至于还了没有，怎么还，谁知道。

言归正传，我们当晚在确山县城过了一夜，打听到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老家在确山附近的李湾村，离确山县城只十几里路，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稍微绕道就来到了杨靖宇烈士的故乡，一路上没看到我们想像中的任何标志性的东西，当地农村的一个负责人把我们领进了极为普通的一户人家，也是土坯砌成的茅草房，不见一片砖瓦，室内除了一张老旧木床，一个没有油漆的橱柜和几个歪七扭八的凳子外，再也找不出任何像样的东西，一个看起来像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婆是这个家的主人--杨靖宇将军的姐姐，也是杨将军仅有的一位亲人，孤苦伶仃的，看到此景，我们全体长征兵如鱼刺锁喉，心中不是滋味。临走时我们要村里干部向县委会反映，一定要照顾好老革命的家属。

穷乡僻壤的村干部哪见过这种阵势，连连点头，是，是，是地答应不停，看到我们红卫兵的装束，谁敢马虎呢。

我们过了一把像是上级领导视察基层、指导工作的瘾。真是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至于别人是否把我们的嘱咐放在心上，不得而知。（不过，若干年后，杨靖宇将军纪念馆真的建成了）

参观后我们准备出发，队员程家龙享受了一次特殊待遇，平生第一次坐上吉普车。那时候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能享受吉普车的待遇啊。

事情是这样的，参观完杨靖宇的家乡，忽然有同学记起串联证落在了确山县的接待站了，没有串联证是不行的。于是请求当地接待人员帮忙，正好有一辆小吉普回确山，愿意把我们带到确山，大伙商量一下。决定派朱儒林和程家龙去确山拿串联证，然后再乘短程火车追赶队伍，约定在当晚确定的目的地驻马店会合，当天因参观花费了时间，我们只走了50里路。

我们接连经过漯河市，许昌市，新郑市后到了郑州，住进了条件较好的省直八大公司（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又可洗澡了。在郑州我们也呆了三天，一方面休整，一方参观郑州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开展情况，也逛了郑州的市容。

在接待站，不知谁告诉我在大门口醒目的告示栏中看到写有我名字的便条，我去一看，是通知我到邮局取电报，顿时我心里发慌：一般只有家里出现意外才拍电报的啊，幸好邮局就在附近，我急急忙忙赶到邮局，取了电报，原来内容是“天门城关中学串联队甘礼俊速到郑州市邮局领取汇款陈俊彩”。凭我带着那张临时发的学生证很容易查到了我的汇款单，领到了140元钱，汇款单上注明14人串联补助。提到嗓子眼的心才平静下来。

那时候通讯落后，更不知道手机为何物。电话也只有少数机关和大单位才有，而且要人工转接。我们常年生活在小地方，找人联系并不觉得困难。到了大城市，出差在外，互相之间还真不知道怎么取得联系。

这次偶然发现的汇款通知，让我们又长了新的见识，原来车站码头的告示牌作用真是很大的。这个经验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都充分利用上了。难怪以前有人常说“船到码头车到站，先看门口的留言牌”，上面粘着密密麻麻的小纸片，给出差在外的人相互联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这个通知原来是天门县文革领导小组在邯郸设立的串连联络处，委托郑州接待站贴出的。陈俊彩时任天门商场经理，派任联络处负责人。我第一次经手拿着这么多十元面额的一扎现金，觉得好沉好沉。我把钱交给司务长朱儒林，由他负责分发。拿到平生第一笔数目不算小的补助费，平心而论，个个都是喜出望外而笑逐颜开的，感觉到我们人虽然在外，还有家乡组织惦记着我们。

这笔钱我们都派上用场，省吃俭用，家长给的费用基本未动。回去后如数还给了父母。平时由朱儒林同学统一管理伙食费，每次都交10天的钱和粮票（二元五角钱，十斤粮票），隔一段时间结算公布，管理得有条有理。

郑州是省城，比信阳更大，更繁华，我们住的招待所卫生间还有冲水设备，便池都是陶瓷的，有隔档，有门，一人一间，干净卫生，这都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本来是拉杆水箱，我却不知道怎么使用，还闹出笑话，真丢人。每想到这个尴尬的事，就感觉到出去见世面的重要，不能老做井底之蛙。现在是有网络，有电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当然，如果网络有屏蔽那就另说了。

到郑州，我们出来已有十多天了，互相提醒，都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并汇报离家后的情况。我想家长们肯定个个都一直在担心着我们，牵挂着我们。写好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在手中捂了又捂，掂了又掂，才投进邮箱，等到家里收到的我们的音信，已经又到了新的地方。

四

我们继续沿京广线方向北上，有时走公路，有时抄近道，有时也沿着铁路路基行走，这时已进入十二月份，越往北走，气温越低，过了黄河，明显感觉冬天来了。我们过冬穿的衣服都是一件棉袄，又没有毛衣之类的内衣，大多是穿的手工做的布鞋，白天急行军，身上还冒汗，晚上基本在各地学校教室开的地铺，北方室内都升有烤火炉子，也不觉得冷。只是因气候干燥，脚上裂开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口子，有的一寸多长。加上沿路火车飘出的煤灰钻到口子里，像刀割的一样疼痛，只能每天到接待站后要橡皮膏贴着。

路途中，经常碰到和我们一样的南下串连队伍，感觉特别亲切，互相祝贺。后来听说其它步行串联队的同学把被子行李寄回去，抢火车走了，我们一点都不动心，出发前的誓言牢记在心。北方驻扎的部队很多，每天都可看到军车来来往往，有的解放军看到我们步行，好心想带我们一脚，我们都婉言谢绝了。

单纯、天真、好奇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特性，路途中，我们也有童趣的时候，有次还玩了一个很愚蠢的游戏。经常紧靠铁路边行走，不知谁突发灵感，提议说体验一下电影画面上火车从头上经过的感觉，于是大家把背包放下来，仰面靠路基的石子斜面上躺着，头就在铁轨下方，等火车开过时，确实有火车从头上飞驰的快感。殊不知那时候的火车卫生间是没有粪便箱的，直接排在路基上，正好对着我们的脸面。本来火车上人就多，上厕所都要排队，可想而知，当火车从头上经过时有多少粪便飞下来。想起来都很恶心。而现在回想起这个不顾生命安全的举动，也不寒而栗而后怕，当时真是少不更事，做出如此冒险的事情。

我们平均每天以40公里的行程继续向北京推进。时长时短，路程远近，基本上按县级以上的接待站之间的距离而定。走的最远的一次是从新乡到安阳，全程差不多有80公里，直到深夜快转钟的时候才到达安阳郊外的一个铁路小站，经打听，离市内还有二十多里，实在走不动了，饭都没吃，就在仅十来平方的值班室里，挪开办公桌椅，在地上铺上稻草，十四个人挤在一起，一觉睡到天明。回想起来，我们都是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啊，特别是阳吉超，陈幼发和姚必祥等几个不仅个子小，年纪也小，同样背着背包一并行走。但他们从不叫苦，从没掉过队。

孙训辉同学年龄大一点，个子高些，王新林同学家住农村，身板结实，更能吃苦，还有曾经被滑翔学校录取过的陈光明，在步行途中他们随时给身体不适的队员提供帮助。

由于接近农历冬至季节，北方寒风瑟瑟，竹质的旗杆像冰棍，我们都没有手套，实在没法，只好把队旗收起来不再扛了。在河北省境内，途中遇到一场大雪，白茫茫一片，路上基本没有车辆，行人也很少。我们踏雪前行，远远看到的人群一定是串联的队伍，成为一道风景。

没有通讯工具，我们的信息不是很灵通。我们只顾埋头走路，步履坚定。直到过了邢台之后，才听说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了，信息已经晚了十多天，这无异于当头棒喝，我们似泄气的皮球，非常失望。但是，我们既然已经行程过了大半，北京也在向我们招手呼唤，大家决心非要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踏进北京城不可，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

到了石家庄，我们被安排在河北师范学院住宿，又可舒服地休整几天了。

在石家庄休整的三天时间中，也有很多故事，有高兴的，也有痛苦的。我只能以我有限的视听所闻略述一二。

在进石家庄前的一个乡村小小的接待站，我们吃完中餐，不经意间看到一锅酱油色开水上面漂着可怜的几根大白菜絲，有几个同学都以为是洗碗水呢，于是把吃过饭的碗投进锅里，后来负责做饭的工作人员前来制止，并告诉我们:那是饭后喝的菜汤……由于不了解当地生活习惯，闹得蛮不好意思的。

当时我的哥哥在离石家庄东边不远的部队当兵，我向队长张裕龙请好假，第二天很早就去火车站，准备买票坐火车去部队去看望，谁知每天到良村车站的火车只有两班，只能等到坐下午4点半的这趟车，其实良村离市区只有二个站的距离，坐火车还不要半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又没经验，生怕赶不上车，不晓得在等候的时间可以在街上买点东西吃了再来，在火车站一动不动地足足等了五个小时。后悔该直接走去的。下车后，看到周围都是当兵的人，随便问一下4748部队二中队往哪走，一听是家乡口音，战士们热情地指点方向，很快就见到了哥哥，却过了吃饭时间，连队炊事员连忙煮了一大碗面（好像是拉面），我大快朵颐，一口气灌进肚子里，那美味令我至今难忘。第二天哥哥送我返回石家庄，临走前都不晓得到伙房向炊事员道声谢谢，我后悔极了。

到了石家庄，兄弟二人去照相馆拍了今生唯一的一张双人合影。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

照片上穿着朴实，上身穿着一件空心棉袄，脚上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园口布鞋，臂膀上带着“长征兵”袖章，手捧《红宝书》完全是按照照相馆要求的标准姿势摆拍。标注出那个特殊年代特征。

照片下红圈中标明有拍照地址石市（石家庄），箭头处能看到“长征兵”红袖章上“征”字，这是至今唯一留下来可看到当年的串连印记。

就在我返回驻地这天，出了个不算太小的事故，许家树同学在学校浴池洗澡的过程中，不小心滑了一脚，瓷砖把脚划被了近二寸的长口子，在校医那里进行了缝合，行走十分困难。医生要求不能剧烈运动，只能留下来养伤。

于是万军全，肖月均两位队员主动提出，不能把队友一人丢在石家庄，要求一并留下来照顾“伤员”。经过十来天的精心照料，伤口有了好转，许家树坚持要步行追上大队人马，当时我们已到达北京。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肖月均和万军全就为许家树办好火车票，送上火车后，他们二人才踏上征程，继续步行到达目的地。尽管比大家迟到了十多天，但这种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团结友爱，持之以恒的举措，深受大家的赞扬。

在石家庄，我也出现意外。因脚上裂口，已有感染，去看校医，说要打消炎计，我在打了青梅素皮试后马上就昏迷过去，倒在地上。幸亏有同学在旁边及时发现，马上通知医生抢救，有惊无险，才有我的今天。我永远记得这一幕，我永远感谢我们同甘共苦一起串联，生死相交的队友们！

从石家庄出发，留下了伤员，我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队伍了。又经过八天的行军，12月30日，步行到琉璃河，也是进北京之前的最后一个小站，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早地向北京城出发。过了永定河（抄近路没经过卢沟桥），快到丰台附近时，向一个货车司机打听北京市红卫兵接待站在什么地方，司机可能是个转业军人，告诉我们有点远，而且城市大了不好找，主动提出送我们去接待站。我们考虑到，从天门到北京，每一里路程，都是我们用双脚走出来的。我们对北京大都市不熟悉，恐怕在市内迷失方向，便同意上了这位热心司机的货车。那时汽车不多，交道不堵，也没有像现在管理严格，我们站在货车的车厢上，七拐八弯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下车后稍走一点，就到了红卫兵串联接待中心--北京市工人劳动保护展览馆，感觉就是回到了大串联的红卫兵自己的家。

时间定格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五点。我们，才只是十五、六岁的青少年，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远走他乡，第一次长途跋涉，十一月十八日从家乡出发，到今天，出来了已经四十四天，扣除途中休整的时间，整整步行了31天。全程1200公里的步行任务亦步亦趋到此结束，终于将我们徒步的脚印，留在了即将要逝去的一九六六年，赶在了一九六七年新年到来之际，完成了一次从家乡天门到首都北京天安门徒步丈量国土不平凡的壮举。

（待续）

2018年9月20日于上海

【本期责任编辑：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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