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 帆：“五七指示”下的城关中学往事（1972-1974）
“五七指示”下的城关中学往事（1972-1974）
舟 帆
我们这一辈算是“生而有幸”，活得十分简单，简单到可以按照一个人的几句话，就完成自己的高中学业。这简单的几句话，就是文革时期老人家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老人家给当时的接班人写了一封信，有这么几句：“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尽管它是写给接班人的，但讽刺的是，我们入校时却正赶上全国上下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尾巴。不过这声讨好像并没影响这封信的伟光正，因为它随后主宰、影响了我们的整个高中生涯。
城关中学74届高中4班毕业留影，第三排右六为作者
“不但要学文”：白字导致误会频发
1972年9月，我们来到城关中学上高中，两年的学制。那时，上高中不用考试，全凭推荐，无非是家庭出身、个人表现、有无海外关系等等，唯独不讲学习成绩。由学校审核批准，决定上高中人员名单。当时已经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家在想，老三届够有水平了，他们造了反、革了命，批完走资派又批臭老九，结果把自己也搭进去了，最后的出路只能是上山下乡插队当农民，学习文化没什么出路。但没有文凭吃不开也是事实，不少同学抱着矛盾心态，跌跌撞撞走进校园。
这时老三届已经全部离校，学校依然是革命委员会领导着，校长李培成，工宣队队长孙云鹏任党支部书记。我们成为文革期间第二批新招收的高中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届高中生，还招录了县城周边乡、镇、场农村的学生，有七十多人。
进了校门，面前的景象却不怎么样，学校几年没得到修缮，文革中经老三届们一折腾，元气大伤，教室窗户玻璃总有几块不完整，墙壁上还有没涂完的标语，课桌堆积在一起，不少瘸腿断胳膊，经修复后勉强可用。大家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找到可用的桌椅。
进校第三天，学校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考初中基础知识，成绩一公布，全校哗然，及格率不到百分之六，大部分学生文化程度刚接近初中水平，差一点的连小学四年级的水平都不够。我们这届高中班共4个，数学、物理、化学交白卷的人不少。有个学生坐了一堂课只字未写，老师说会不会做题是你的水平问题，做不做题可就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了。他觉得老师讲得也对，想了想就埋头写了一行字，于是这行字成为我们这次摸底试卷中的经典之作：尊敬的老师，我不认得（爱克斯）X，但晓得有马克思。
不久，更有笑话接连爆出。有次语文课作文题目是《下乡支农以后》，欧阳老师点评时，念了一位同学的大作：“道光72年10月的一天，我们打起背包，高举‘城关中学’的大红旗，浩浩荡荡来到九真公社陆岭大队支农……”。这位同学将《三元里抗英》的开头一句“活学活用”到自己作文里，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后来还听说一起“严重事件”：有个学生打扫完教室后，给班主任写了一张便条放在教桌上。可是班主任看到那张便条后，气得脸色发青，一句话都讲不出，于是直冲冲找到教导处，说这个学生不能带了，要求学校马上调走或者换班。
学校教导处对此事极为重视，以阶级斗争新动向对待，先派人查那学生的家庭出身，结果三代人都不是地富反坏右；然后查他小学的表现，也没有发现其它原则问题。领导于是和学生干部一起找他，才知那便条写的是：张老师，要死在门后。这个白字学生，原来不会写“钥匙"二字，写成了“要死”。
更有甚者，一位学生家长忿忿然找到学校，要求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原来，这位家长当时在“五七”干校学习，妻子在单位被调到上级部门工作，女儿在工厂有事出差。儿子便给这位父亲写了一封信：“姐姐出羞了，妈妈上吊了……”。这还了得，急得这位父亲连夜赶回家，方知是儿子的“白字”害人，将“出差”写成了“出羞”、“上调”写成了“上吊”。这也难怪，我们这批人，上小学后期，受文革影响课程没念完。初中那点内容，既单薄、也没用心学。
鉴于我们这届学生的特殊情况和发生的不堪，学校决定第一学期不讲新课，完全从小学补起，并且恢复早自习和晚自习，每周作一次成绩测试，卷面分数公开。我们这些擅长背老三篇、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的学生，只得拿起古人悬梁刺股的精神，认认真真审视那些课本了。但不久，这些文化课学习很快就遭到了批斗，这是后话。
“也要学工”：粉蒸肉与领袖生日
根据“五七指示”的学工要求，我们成立了无线电学习小组(简称“电工组”)，由物理老师张厚发负责。
电工组20多人，涉及好几个年级。学校办这个电工组的初衷是想以点代面，促进学生动脑动手能力。那时自己装配收音机是很时髦的事，深受青少年欢迎。但让学生大规模学习安装收音机的愿望并未得到落实，在人们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能让子女去玩收音机的家庭是不多的。
反倒是电工组同学久而久之却成了学校不挂名的“电工”，不仅承担了学校广播室机房的工作，还负责早中晚广播音乐和播音，学校大礼堂音响设备管理，学校运动会音响安装调试，宣传队演出音响设备的安放等等。小组平时活动在一个物理试验室，学习交流装配维修收音机和扩音设备以及电工基础知识。
张厚发老师（站立右二）与电工组同学在天门大桥下留影
那年冬天，我们到天门机械厂学工，这个厂当时主要加工农业机械。一切安排停当后，工厂给每人指定了一个师傅。我被分在整理车间，每天的工作是零配件钻孔，再送去成品车间完事。那天忙到近中午时分，师傅对我说，可以去吃中饭了。
走进食堂，好几个取菜窗口前都有人排着长队。我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师傅说今天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生日，大家有幸，可以吃到粉蒸肉，而且是免费的。排队领粉蒸肉的人都兴奋的不得了，男男女女都左手拿着吃饭的搪瓷盆子右手用筷子敲打着，左右脚有节奏地抖着，好不得意。我领到粉蒸肉时，发现跟平时的不一样，是特别的大、特别的厚，虽然没有几块，下面还垫了红苕，但味道特别的好。
这不光是食堂里的师傅食材选得好，更是他们用心在做，为了庆祝老人家生日，必须展示最好的厨艺，做出最好吃的东西。如果不是“五七指示”，不来工厂学工，那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粉蒸肉。我真是越想越开心，这时，只听有人情不自禁地唱起：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亮堂堂...自从在工厂吃了粉蒸肉以后，我记住了每年的12月26日是老人家生日。
“学农”：苦涩中的荒唐
高中两年时间里，下乡支农几乎每学期都有，每次两到三周时间，在周边农村支农，或者去学校风波湖农场劳动，扛着工具，挽起裤腿去锄草、割麦、插秧割谷、捡棉花。
学校要求，学生支农也不能忘了搞大批判。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候，还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一次，我们到石河坟禁支农，队里忙完农活后，宣传员非要贫农张老汉说说文化大革命的好处。张老汉见推辞不掉，遂慢吞吞地说：“要说文化大革命的好处，那还真是有，我以前欠下的十屁股债，到现在已经还了九屁股啦！”我们和宣传员开始还觉得张老汉讲的不错，谁知张老汉接着愤愤地说：“公粮交了，尾巴割了，现在还欠着一屁股债。”
那时最时兴的是普及样板戏，各村各队都要排。我们那个村子也不例外，排的是《红灯记》选段。彩排时，公社来了领导，一审查，二观看。锣鼓家伙正打得起劲，敲锣的伙计突然觉得肚子气胀。他边敲锣边合计，借收锣那最后一声响的同时将屁放出去，以作掩护。没想到未能同步，屁声慢了一拍。台下领导马上叫停，厉声责问敲锣的伙计：“你想破坏革命样板戏吧？为什么要多‘敲’一声！”
《红灯记》剧照
那时间，从城镇到农村，家家都要供一尊老人家的石膏塑像，以示对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我们住的那个村子一农户十分贫困，只好将唯一的一只下蛋换咸盐的老母鸡卖了，买了一尊老人家的塑像。老人拿在手里又怕失手摔碎，就用麻绳拴了塑像的脖子，缠在手腕上拎回家。一进村头便被民兵连长抓了起来，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所依据的事实是：竟敢用麻绳勒老人家的脖子。公审公判时，被五花大绑的老农哭诉道：“我不是反革命，我爱毛主席，毛主席是我用下蛋的老母鸡换来的呀！”
“学军”：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
学校为了紧跟革命形势，按“五七指示"要求，也改为军队设置，年级班级小组分别改为连、排、班建制，以求整齐划一。直到1974年，才恢复班级建制。
那时候，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标杆。谁家要有人是当兵的，那简直是光宗耀祖，无限荣光的事。毛老人家当时曾发话：全国学习解放军。每个年青人的愿望都是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于是，当兵成了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
全国服装蓝黑灰的时代，国防绿是最为时髦的颜色，军帽军装那更是抢手货，甚至卖国防绿色布料的也小发了一笔。人们对军帽军装的崇拜，是现在不可想象的。谁家要是有个亲戚是当兵的，便挖空心思的套近乎，想方设法弄军帽换军装。我家邻居有个小男孩，平时很不错的，文质彬彬很有人缘，有一天家人告诉我说：那个小男孩被判了2年徒刑，原因就是他抢了军帽。
军训留影，第三排左五为作者
按照学校安排，开学不久我们进行了十多天的军训。因为当时同学们都有一个“军人梦"的理想，所以，听说搞军训，积极性很高，调皮捣蛋的事完全没有了。那时军训比较简单，不发军服，只练队列和射击。
“立正”、“稍息”、“向右看齐”，虽然平时在学校里军体课也做过这些动作，可没军训这么严格。只听教官一声“向右看齐！”耳畔听见的不是整齐的小碎步声，而是杂乱和有气无力的脚踏声。“给我精神点！从现在起，要想当兵做军人就要像个当兵的样子！”教官大声地冲我们命令着，大家认真多了。接着是练习步枪瞄准。接触到真枪，大家好奇心溢于言表，“三点一线”学习瞄准。时间长了眼睛练的又酸、又疼，睁不开。但同学们基本都能坚持，而且顺利过关。
军训结束时的合影最能反映当时每个人的状态，看看大家严肃认真的照片，还真是有模有样。高中毕业后，我们班居然有8位同学入伍参军。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张铁生和黄帅事件的影响
1973年，我们读高二，张铁生的“白卷先生”事件发生。教育界展开了一场政治上的大讨论，结论是交白卷有理，是对教育战线资产阶级回潮现象的一次强烈抗争。接着，学校气氛急转直下，老师不再敢往深里讲课，我们也不用为考试发愁、为分数紧张。
无独有偶，时隔不久，北京中关村小学生黄帅，对抗老师、反对“师道尊严”。随后，各类文章铺天盖地砸向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教育界。学校工宣队政工组专门召集学生听广播，各班在墙上增设了大批判专栏，向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开火。“学生不能当小绵羊，要敢于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工宣队要我们揭露老师，鼓励我们敢于“闹而优则仕”，批判“学而优则仕”。教学秩序一下就全乱了，老师吓得不敢讲课，担心学生告密，原拟的教学计划就此作废。城关中学为了配合这场革命，还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纷纷表示：在这场教育革命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
那时，我们只要听说有哪门课开卷考试，同学们比过年还开心，个个兴高釆烈，鼓掌击桌庆贺，只差喊万岁了。由于课程不紧凑，学生有大量空闲时间，我们就看各种小说，当时许多小说都成了大毒草，但是大家还是借来借去地看，借书的时候就说：“借给我批判一下。”
不久，社会上手抄本开始出现。在当时禁欲、禁思想的年代，这无疑是“糖衣炮弹”。一些少男少女看了这书，就对异性充满了神秘和好奇，同时开始了大胆莽撞的性接触，甚至走上性犯罪之路。
社会上曾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被毁掉的一代，该学习时不认真学，走形式走过场，沽名钓誉，学习不深不透，说是什么初中生高中生，水平同66年前的小学生差不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麻袋上绣花，底子很差”。就说外语课，初中学26个字母，到了高中还是学26个字母，中间一会学俄语，一会学英语，老师都不知所措，学生怎么学得扎实。有人说，如今社会上，那些50后导演为什么导不出有内涵和人文情怀的电影？就是因为底子太薄。社会上总有一些在专业上出洋相、闹笑话的专家教授，这些人十有八九是这段时间培养出来的学生。
“教育要革命”：马列主义与《三字经》
1974年，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很快波击到学校。城关中学为了提高学生政治辨别能力，专门组织部分学生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以及《国家与革命》等，同时印发了一份《三字经》，让我们通过学习马列著作、武装头脑，然后对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进行批判。其实，我们对那些深奥的马列著作学得似懂非懂，只记住那句“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胆小的同学问：晚自习后回家会不会遇上“幽灵”？
回家后我反复想，这《三字经》写得真不错，几百个字就概括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看不出这是棵大毒草，为什么要批判呢？始终想不通。于是，我带着问题向父亲请教，父亲一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学革命理论是不错，但光批判能当饭吃吗？能建设社会主义吗？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能上天，没有文化知识能行吗？好好想想。”我似乎明白了其中之奥妙！从此，我的学习比以前更认真更努力了。
1996城中40年庆，班主任欧阳代发老师(二排中间者)与74届高中4班部分同学留影，二排右一为作者
这一届同学中像我这样发自内心质疑的同学还不少，使得我们虽受文革冲击，仍有不少爱学习的同学，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悄悄努力，成了一枚枚文明的种子。当恢复高考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之时，这些文明的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后幸运地考上了大学。
（2019.3.8三稿于武昌两湖院）
责任编辑：风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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