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冰之：寻找外公
寻找外公
曾冰之
北方人称祖父母为“爷爷奶奶”，天门人叫“爹爹婆婆”，我们家则把外公外婆叫作“爹爹婆婆”。
我没见过自己的爹爹婆婆，父亲九岁丧父、十五岁丧母，解放前夕就成了孤儿。所以，我一直羡慕有爹爹婆婆的人。
后来父亲娶我妈时，因妈妈与外婆是孤女寡母、相依为命，于是父亲将外婆也接到了曾家，对外婆娘家人承诺将来给外婆养老送终。从此，我才有了婆婆，一个盲了眼、裹着脚的外婆。
但就是这个“眼睛有点秃”（我大姐语，在受人嘲笑欺负时，用这样的说法卫护自己的外婆）的婆婆，居然能穿针补衣，烧火做饭，还事实上成了我们七姊妹的生命呵护者，将七个“小地主家的狗崽子”一泡屎、一泡尿地拉扯大。婆婆虽然眼不能看，但听觉异常灵敏。我大姐幼年时掉进屋后的茅厕，就是婆婆凭着听觉一把从粪坑里捞出来的。不过，如果我们几个干了坏事，也逃不过她的拐棍。
作者外婆杨金佴老人的唯一存世照片
婆婆有了，爹爹（外公）呢？对儿时的我来说，他的存在，只是一个传说。婆婆有时口里念叨：你爹爹是鲁祭酒的后代，往会“闹红兵”，被捉住要枪毙，有人保了一下，就跑了。
爹爹逃到哪里去了呢？我一直想知道。我向往着有一天能够找到外公，这样我就爹爹婆婆都有了。
小学二年级，妈妈带我从岳口过襄河，经毛嘴到了潜江老新口，第一次见到了外公。但那时年龄太小，没记住什么事。只记得上百里的路，几乎是走过去的，腿都快走断了。我妈妈包袱里带着粑子，沿路找人家讨水喝。
到了之后，外公自然是很高兴，带我买各种好吃的，到他工作的竹器厂去玩。他喜欢喝酒，每每抿上一小口酒，使劲吞下，然后咧开嘴，闭上眼睛回味，长长地“哈”一声，享受极了。有时用筷子尖蘸点酒，放到我的舌头上，辣得很。他满嘴的潜江口音，说什么都“咧咧咧”的。他家里好像有个婆婆，还有个儿子。老新口深夜的街上，传来打更的声音，外公专门过来安慰我。有爹爹照顾的感觉真好，可惜不到一个星期，我和妈妈就回到了天门，爹爹却没跟着回，留在了潜江。此后，我再也没见过爹爹。
直到读初中的一天，家里来人告知：爹爹（外公）回来了！我一口气从十几里外的学校，跑步回家，再次见到的外公，已是一个坐在藤椅上的花白胡子的小个子老人，妈妈对我说：“快叫爹爹。”我竟不顾已然少年的身高，一屁股坐到了爹爹的腿上。爹爹乐呵呵地笑起来，将我紧紧抱在怀中，我们家终于爹爹婆婆都有了。曾家自我祖父母早逝后，这样的三代人团圆、其乐融融场面，已是几十年没有了。
2000年初作者与母亲在北京香山合影
（大哥见此照说作者特像爹爹）
爹爹好酒，天天和我父亲喝，言语之间把一切看得很淡、很透、很穿，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随他呐”“有办法的哟”。爹爹还喜欢把大半袋白糖、放进一个高高的白底蓝瓷茶壶之中，用开水冲了整天喝。他说自己这辈子吃的苦太多了，老了要喝点甜的。
但就是这糖水，要了他的命，我初中毕业时他就去世了。听家人说，可能是得了糖尿病。后来我读书考大学，除了年关给爹爹上坟之外，渐渐的，他的印象慢慢淡去。
再后来，我大学刚毕业，父亲去世了；没两年，婆婆也去世了。前几年，妈妈也离开我们了。
老人们都不在了，我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于是逐渐有一种紧迫感，觉得有好多事情没搞清楚。尤其是爹爹，当年怎么就从天门逃到了潜江？为什么要扔下妈妈和外婆？到底落脚在哪个地方？怎么后来又突然回来了？他在外都做了些什么？还有没有其他亲人？
带着这一大串的疑问，我开始了对外公的寻访之旅。在祖籍潜江的好友罗明的帮助下，2018年7月，我驱车再次寻访潜江老新口。从汉宜公路经过毛嘴，再到潜江，开着车都觉得走了好远好远，难怪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走得腿要断的感觉。
很幸运，我们找到了爹爹的旧居、已经破败的竹器厂，访问了几个他当年的同事和徒弟。回到天门，我又找到爹爹的老家黄潭镇鲁店村，问询了他还健在的快80岁的侄子鲁又志、老杨家台的几个表哥，还将搜集到的一些口述史料，与我的几个哥哥、姐姐进行了核实。慢慢地，一个从天门逃命到潜江、落脚到老新镇红军街、最后回到女儿女婿家落叶归根的外公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据1988年版《天门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11月，贺龙率红七师攻占皂市。同月，天门苏维埃政权攻下渔薪河，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济贫。也就是这场大战，殃及到距离渔薪河咫尺之遥的黄土潭鲁店。据还健在的鲁店村老人讲，我外公的一个哥哥是国民党的旅长，当时在广州。所以，革命群众一把火将鲁店全烧了。四姐告诉我，婆婆说此前她家接连几个孩子染“脐风”病夭折，现在又遭了大火，不得已，外公在断壁残垣间，搭了间草房，靠着做点篾匠手艺，养活自己的老母和再次怀孕的盲妻，艰难度日。
那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宣称自己是救民于水火中的革命政党（近阅《蒋中正日记》，我更加相信这一点）。鲁家尽管因出了个国民党旅长而被烧光了家，外公的几个兄弟却走向了另一面，在贺龙的“扩红”运动中，受到革命形势的感染参加了红军。我大哥回忆说：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红军组织，几兄弟可强王了，外公只是“狗腿子”的角色，跟着几个兄弟跑，没吃的了就去有钱人家打土豪。
《天门县志》还记载：民国二十一年，国共双方在天门这块江汉平原的土地上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天门苏维埃政府宣布在县、区、乡成立土地委员会，划分阶级成分，实行土改。贺龙率红三军进驻张港、多宝等地，红九师在黑流与国民政府军激战。国民政府军在横林等地“清乡”，湖北省绥靖公署在岳口设立行署，全县设“清乡委员会”，组建民团，推行“10家联保”、“联坐”法。我大哥说这期间外公还被国民党军捉进牢里，关了几天，查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又放出来了。该年6月，天门铲共大队长贺明恒在蒋家场杀了100多人。7月，贺龙的红三军离开天门。
随后，国民政府军展开了更残酷的“清红”行动。民国二十四年初，外公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给红军送信，不幸被捕。正当行刑队准备朝跪在地上的外公后脑勺开枪时，保长喊了一句：“这还是个老实人咧，他只是个跑腿的。”一把将外公从地上拉起来，免了一死。但他的一个堂兄却被枪杀，据说当时一枪还没打死，堂兄满头是血地说：“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解放后，他的后代成了红军烈属。
鲁店村前因国民党军的旅长被烧光了房子，这次又因共产党“闹红兵”被杀了不少人。外公惊魂未定，准备出逃。由于盲妻有孕在身、行动不便，外公将盲妻托付给岳父家后，拉着自己年迈的母亲，腰别一把篾刀，挑着篾匠担子，趋着夜色仓惶远遁。
人间有异，天必降灾。是年襄河发大水，钟祥县狮子口堤段溃口，天门县72垸沦为一片泽国，江汉平原淹死几万人，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史称“乙亥年大水”。但就是在这一年，我妈妈在外婆的娘家--小木桥的老杨家台降生了。三姐告诉我，爹爹后来回天门时说过，他没有不管婆婆和妈妈。乙亥年大水之后，他还偷偷潜回老家，为我妈妈剃了一个胎毛头，并为妈妈起名“鲁红秀”，希望她记住自己是鲁祭酒的后代。只是担心国民政府捉拿，外公才又逃命跑了。
一个已出嫁的盲眼女，在自己的丈夫出逃后，挺着肚子回到了自己的娘家生小孩，这在过去年代是件非常丢人的事。好在杨姓娘家人厚道，顶着世俗的压力，呵护了自家的出嫁女和刚出生的外甥女。
我大哥回忆说：外婆先是投靠做点小生意的三弟，结果三弟被抓壮丁，不久得热病死了。后来外婆就跟着老二一家过。外婆的老二家，我们喊作“舅爹舅婆”，他们对我妈妈视同己出，关怀备至。婆婆说过：日本人来的时候，幸亏我舅爹人高马大，一把从后腰抱住进村骚扰的日本兵，才保下了我婆婆和妈妈的性命。但舅爹为此惨遭日本兵毒打，被用三八大盖的枪托砸得血糊团流。
遭遇日据时代的艰难，渡过国共缠斗与匪患的困苦，我妈妈在舅爹舅婆家渐渐长大，出落得俊俏秀丽、聪慧能干，筛米舂谷、蒸煮烹炒、女红绣补，屋里屋外，心灵手巧、样样精通。舅爹舅婆出于喜爱，想为我妈妈和他们的儿子说娃娃亲，我的盲眼外婆尽管寄人篱下、却坚决拒绝了：“我的女儿不嫁自己屋里。”
但这并未影响舅爹舅婆对我妈妈的怜爱，听说妈妈出嫁到我们曾家时，杨家的舅爹舅婆雇请了系有铜铃的高头大马，锣鼓喧天、风风光光十几里地，把我妈妈嫁到了曾万家台。直到我出生时，舅爹舅婆还专门为我打制了一幅银项圈。至今曾、杨两家五代人了，仍是时常亲戚走动。
当随访的朋友陈友平陪同我找到潜江老新口镇红军街时，住街上的朋友陈少波告诉我，当地人至今叫我外公为“鲁爹”。镇上的老人们回忆说，鲁爹当年凭借腰间别着的一把篾刀，既能防身、又作篾匠糊口的工具，走家串户，一直跑到了潜江老新口镇，以加工竹器为生，后来在一间破庙落脚，与自己的老母亲一起坚强地活了下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时红军地下组织的特意接应安排，但我在红军街看到了已经被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潜江竹编”店里的各种竹器，尤其是一把篾刀，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地人告诉我，书上说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不对，应该是“两把柴刀闹革命”，当地人又称为“篾刀”，只是因为口口相传而误，将“柴刀”说成了“菜刀”。也是，菜刀太单薄，杀伤人容易，砍死比较难。但篾刀却不一样，既有菜刀的锋利，也有砍刀的厚重，以之杀人，胜算比较大。
红军街和贺龙的传说，让我不由得查了一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贺龙大事年表》中关于潜江县红军的一些信息：“（1930年，贺龙）……指挥红二军团拔除洪湖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基本肃清了襄河(汉水)以南潜江境内的反动武装……将……潜江、沔阳等根据地联成一片”，潜江紧邻洪湖，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后，归中共湘鄂西特委节制。但随后因夏曦领导的“左”倾肃反运动，冤杀大量干部，红三军第四次“反围剿”遭遇内外重创，被迫撤出洪湖根据地。
此地能名为“红军街”，一定是当年洪湖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基础相当厚重。即使红军撤出，也会安排一部分人留守坚持游击战。当年瞿秋白就是在大部队战略转移后，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所以，我外公从天门逃命到潜江红军街落脚，不应该是随性之举。
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红军内部“左右”之间、豪强土匪之间、以及后来的中日武装之间等等复杂、险恶环境里周旋，外公能够侥幸活下来，估计要得益于天门人每到关键时候有勇有谋的生存智慧。其间外公与老母亲共同生活了十多年，一直未婚，他还时时惦记远在天门的盲妻幼女。可是险恶的战争环境，使得他又不敢再冒险回家探看。
红军街上的老同事回忆说：乙亥年大水后，淹死、病死无数，再加上战乱不断，生命如草芥。特别是在老母死后，鲁爹以为自己的瞎眼老婆早不在人世了，自己的娇宝女儿估计也像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夭折了。
外公还健在的徒弟们回忆说：师傅逐渐在老新口镇站稳脚跟后，沿街转圈叫卖篾匠手艺，与一个王家寡妇热络起来。他经常帮人家做些体力活，一来二去就在王寡妇家吃饭、歇脚，后来干脆住了下来。王家寡妇前夫死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师傅有手艺活钱，就帮王家寡妇过继了王家老二的儿子王绪良做养子。一家三口，过起了日子。
据我大哥回忆：解放前后，外公用自己的积蓄五块大洋买下一大批竹排，和自己的徒弟及篾匠伙伴开起了竹器社。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由于外公为人忠厚老实，仗义疏财，没得罪什么人，手艺又好，大家公推他当上了“潜江县老新口镇竹器厂”的厂长。
随着养子成人，外公帮他在竹器厂解决了国家工人身份，并娶了一房媳妇。那个时候，家里有三个拿国家工资的人，有肉吃，有酒喝，有新衣穿，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估计是对自己亲历的内战、日战、又内战的战争匪患，以及随后的镇反、四清、三反五反等运动心有余悸，解放后我的外公一直没有回天门。天门的鲁家后人回忆：直到1968年，也就是鲁爹58岁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要倒查三代历史，他才从潜江找回到了天门黄潭的鲁店老家。
鲁家族人告诉外公，杨家婆和女儿都还活着，女儿已经出嫁到曾万家台。这可是他惟一的亲生骨肉啊，在外漂泊一生的外公，迫切想见自己的女儿。
但婆婆听到消息后不同意见面，说他是“没有归位的人”，不管妻女死活，丢开时间太长了，不想认。后来鲁家人反复劝说，说外公逃命后以为发大水、连年打仗，家里都死了，又加上“闹红兵”被追捕、不敢回来，我婆婆这才勉强同意我妈妈与外公见面。
外公与女儿的再次见面，一晃已是33年。当年襁褓中的娇女，此时已是生育过9个孩子的母亲（一头一尾的两个孩子没保住，病饿而亡），夫家成分高，生活艰难，受尽欺凌。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一个见面场景，也不知道妈妈33年后终于见到自己的父亲，流了多少百感交集的泪，反正我记得妈妈一辈子也没有叫外公为“爸爸”或“大大”，只是一直称外公为“幺爷”（即“叔叔”之谓）。
三姐告诉我，外公到曾家时，盲眼外婆侧耳听了一下说：“是这个声音。”我妈妈说：“我纸钱都烧了几箩筐了，以为早死了，现在才回来。”但外公把妈妈的双脚脱下鞋后比试，脚板和脚趾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于是欢喜相认。外公把我们曾家的全部竹编器具：簸箕、筲箕、撮箕、篓子、篮筐、竹椅、竹凳等等，全部编扎了一套新的之后，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了潜江，向革委会上交政审材料。
外公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和原配，再次回到潜江时，与王家的矛盾就多了起来。据说我妈妈后来去潜江看外公，王家婆婆觉得曾家十余口人，又在农村，肯定会拖累外公一家的生活，满脸的不高兴。外公养子王绪良后来告诉我说，他曾劝过姆妈，让她给来探亲的红秀姐一点路费回家，但王婆婆就是不给。
在朋友的帮助下，作者找到爹爹的养子王绪良（左二）
几十年骨肉分离的父女之情这时产生了作用，外公勃然大怒，一气之下竟然径直回了天门，不再回潜江了。两个多月后，受王家委托，潜江的竹器厂派出厂代表和他的两个徒弟，专程赶到天门，好说歹说才将外公劝回了潜江。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妈妈家大口阔，乡下生活贫困；外公愧欠自己女儿一辈子，总想多补偿、帮衬一点。再加上我婆婆是原配，王家婆婆闹将起来，潜江的家已再无宁日。没办法，只得离婚，外公在潜江又成了孤身一人。
由于工作单位在潜江，后来别人给外公介绍了一个开染坊的冯家婆，收了另外一个徒弟李本五做养子，一家三口过起了日子。冯家婆有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我妈妈与外公的往来多少还能忍耐、接受一些。
我从天门陪妈妈长途跋涉到潜江看望外公，应该就是这段时间。我见到的那个婆婆，应该是冯婆婆；外公的那个儿子，应该就是第二个养子兼徒弟李本五。
妈妈与外公的联系日益密切，外公对我大哥的关心多了起来，多少引起了养子李本五的不快。那时我哥哥已经十八、九岁了，按照那时的规矩，是到了可以“顶班”的年龄。于是外公来电报，让我大哥去潜江商谈此事。外公为此专门招呼办事的干部喝酒，结果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事情也没办成。
事情虽然没办成，外公就想将大哥留在身边学手艺。此时外公的养子李本五也结了婚，其妻对外公想安排我大哥工作的做法也很排斥，担心外公老了会将家产留给外孙。吵闹之后，第二个养子也宣布与外公“断绝关系”。
作者与爹爹当年的同事陈师傅（中）合影
此时已是改开之初，外公在劳作时用力过猛闪了腰。徒弟们都大了，有些架空他，竹器厂越来越难管了。心灰意冷之下，1980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两年后，冯家婆婆去世，外公无法自理，厂里派人把他送到我们天门曾家。
据说外公离开潜江之前，总喜欢喝醉了摔砸东西，口中念念有词：“都不要了，都不要了……”也难怪，外公逃难在外，艰辛创业，先后为王家和冯家两个寡妇撑门面，收养抚育两个养子成门立户，却最后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老病无依，不得不回到自己虽然是无心、却事实上抛弃过的妻女身边。其内心的愤懑、失望、内疚和惆怅无处诉说，只有借酒浇愁，砸盆摔碗，以泄心中郁闷。
1982年回天门时，外公带了几十斤酒，天天喝酒，天天喝糖茶，屋里也时常传出我婆婆与外公开心的笑声。但这相隔半个世纪的欢笑声，并没有持续多久。而且一个退休老人有出无进、坐吃山空，生活日见困顿，没有肉、鱼等下酒菜，就着青菜萝卜、油盐豌豆、咸菜豆豉喝酒。3年后，渐渐体力不支，走动困难，只能喝下我妈妈熬的米汤了。
外公在外漂泊闯荡一生，英雄迟暮。早年因“闹红兵”而遭追捕，妻离女散，一辈子藏藏躲躲、胆颤心惊。被迫扔下盲妻幼女，为别人先后抚了两个继儿子，周旋于三个家庭之间，最后还是靠自己的女儿女婿养老送终。临终的外公，内心五味杂陈，泪水漫过干瘪的脸庞，顺着枯白的胡须流淌而下……
1985年7月12日，我的外公、大明鲁祭酒的后代鲁于财老人，一顿大醉后因肝病和糖尿病去世，享年75岁。外公去世8年后，我的父亲去世；再两年，我婆婆也去世了。五年前，我的妈妈去世。妈妈去世前，我问要不要把外公的坟与婆婆的迁到一起，妈妈没有同意。
己亥春节，作者回家祭祖
此文写作之日的前一天夜晚，我梦到妈妈在老家的屋里和我说话。也许她是在报梦，提醒我勿忘逝去的至亲长辈。
我此番寻找，不仅找到了外公的逃难之地，也基本弄清了他颠沛流离的一生，理解了他复杂情感世界的喜怒哀乐，更查证了外公早年“闹红兵”的具体史实。外公退休并未享受红军待遇，在世俗观点看来，似乎是亏了。他一生中虽没叨红军身份的光，但也没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冲击，也算是幸运的。
我还在想，外公作为一个“闹红兵”的人，逃命落脚在红军街，却几十年帮助、支撑了我们这“小地主”家的7个孩子、10口人。没有外公每年春节几十块、上百块工资（文革年代那可是一笔巨款，当年国家刘柱席资助他的六姐也不过一百元）的按时接济，年年超支的“小地主”家，在遭遇文革浩劫等困难时期的背景下，七个孩子是不可能都活下来的。而我父亲作为一个“小地主”家的后人，却最后给“闹红兵”的外公养老送终了。这“闹红兵”的人与“小地主”的后代，按正统的说法，本是分属敌对阵营的人，却在现实中用他们的质朴与善良，书写了不计恩怨、相濡以沫的亲情篇章。
我寻找外公，不仅是弄清了一个家世，更是还原一段史实，一段不同于正史的稗官野史。这是不同于“你死我活”阶级斗争定律的家族交融史，我相信它更接近真实，更有说服力，也更具人性感召力。
我忽然觉得，这难道不是冥冥之中外公对我的身教么？外公不执着于自己“闹红兵”的身份，安于凭篾匠手艺这一技之长来活命养家，在有性命之忧的危急关头，仍携老母出逃是为孝，安顿盲眼孕妻于岳家是为仁，抚养两寡妇及养子是为义，长期资助女儿女婿一大家的生活是为情。
孝、仁、义、情都凭他的一把篾刀。千根竹、万条篾辛勤编织，忍辱负重、艰辛备尝。相比于那些执着于政治名分，汲汲于一己私利，甚至不惜大义灭亲、钻营告密人，外公一生，平和踏实，豁达磊落。
既如此，我又何必长期背负历史包袱，执着于自己家庭出身、阶级成份和受欺守贫的过往呢？放下因袭的重负，以一门手艺养家、以一技之长安身立命，我还做得到。
2019年3月18日是我妈妈的五周年纪念日了，我把长久的寻找与思考记录下来，以此遥奠逝去的亲人。愿爹爹婆婆、父亲母亲在天之灵得以安息，也愿中华大地，从此少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残酷争斗、无情打击，多一些真情关爱与平安守望。
是为纪。
（己亥年二月十二，于北平半步桥）
（责编：糊汤粉）
编后记：寻找外公，其实外公早就自己回来过，并且最终叶落归根终老故里。所以作者寻找的，是外公的世界，是自己母系一族上下五代的来龙去脉，是人在逆境中的凭借与依归。于是，我们看到了在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鲁祭酒后裔的穷愁、离合，还有奔命。据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战乱频仍，河山飘摇，你能说穷途末路，妻离子散是源于子孙的不肖么？千多年过去，人世间依然重复着杜甫“三吏三别”的故事，不亦痛乎！然而，这个跨越“红”“白”，抛却胜败的寻找结果告诉我们：纵使沧海横流，亲情无可阻隔，血浓于水，真爱无敌。这是芸芸众生赖以昂然于世的力量之源，也是作者孜孜寻找的意义所在。
作者前期文章链接：
县城"文科状元"的炼成
本号前期文章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