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道解不开的题

Original 老渔翁鸿渐风 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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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道解不开的题

老渔翁

父亲程杰元，曾在沔阳中学、荆门中学、渔薪中学、岳口中学执教，所教科目为几何、代数，统而称之为数学。

父亲一生都在做练习题，因为这是他的职业；父亲一生都在解难题，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太坎坷崎岖；父亲一生都在做无解的题，人生∵ 和∴ 的正常逻辑演算，已经无法解释那个年代。更无法解释父亲命运多舛的勾三股四弦五。

父亲的教学水平毋庸置疑。即使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他都能把枯燥无味的数学题讲得有滋有味，用严谨的逻辑推理结合生活常识，来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当时岳口中学校长江应凯曾说：程杰元的数学课，班上秩序最好。但是学生们哪里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父亲只读了几年私塾，答疑解惑的方法，完全是自己刻苦钻研、朝思暮想摸索出来的。

父亲青少年时，处于国家动乱时期。满怀理想与抱负的他，毅然走出仙桃杨峰小镇，投身到了知识救国的行列中。我曾经努力到他所有工作的地方，全力寻觅他的人生轨迹，最后皆是无果而终。

父亲留下的惟一照片

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打成“三家村”黑帮份子，限制自由。我和我哥偷偷来到关押他的宿舍，父亲狼狈不堪，蓬头垢面，倦缩在床角边上，看着我们哥俩，眼神里满是不舍和无助。我依稀记得他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有到湖北恩施、接受国民政府培训的经历。那时候，抗战已经进入尾声，作为湖北省战时的临时省会，聚集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对他们的培训，无疑是在为战后重建作人才储备。正是这样的经历，成为他一生永远解不开的“哥德巴赫猜想”，使他在历次运动中受尽磨难。我看他写给组织的“交代”材料, 始终无法说清“谁介绍你去的”、“证明人是谁”、“你在那里做了什么”这三个问题。这些无解的题目，使他的人生堕入万劫不复，让他深陷一种无法呐喊的痛楚和无以言表的悲伤中。

这段经历，父亲讳莫如深，从来不曾向我提起。

1972年，我当时17岁，被岳口街办工厂派到汉口采购物品。父亲当时已经退职在家，所谓退职，就是给你算点费用，离开教师队伍，相当于现在的下岗失业。父亲当时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当我说起在汉口出差的过程时，他的眼神里露出了久违的光彩，并向我讲述了他年轻时在武汉的经历。

那是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父亲随着大批青年从临时省会恩施返回武汉。八年的战争，国家凋敝不堪，各个部门人才匮乏，每天都有招考政府工作人员的信息。这一年，父亲参加武汉市国民政府组织的文职人员考试，在500多名报考人员中脱颖而出，安排到汉口三民路街道担任文书。

这道小题，父亲做的很漂亮，也给他带来了相对稳定与安宁。同时，母亲走进了父亲的生活。姐姐随后在汉口出生。当我讲起汉口六渡桥时，似乎勾起了他美好的回忆。他告诉我，那里有孙中山的铜像，有民族路、民主路、民生路，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那里有琳琅满目的小吃店。他还告诉我，他在武汉三民路街道文书岗位上工作了三年，直到武汉解放。1949年5月，接管政权的解放军对国民政府文职人员进行了短暂教育，父亲作为文化人，被安排随部队南下到湖南长沙集中培训。内容就是几何与代数。后来，父亲成为解放后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中学老师。

对于这次文化培训，他有深刻的记忆。那时候百废待兴，中南地区的首长对这批学员寄予厚望。他干劲十足，感觉到美好的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细节，为了完成和领会教员布置的知识点，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被子里作练习题、背数学定理和公式，正所谓“代数代数，撕了再做；几何几何，想破脑壳”，不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好，父亲绝不睡觉。后来父亲在教学中，深入浅出的解题基本功，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底子。

一年的培训，父亲以优异的成绩结业。他怀揣着知识救国的理想，满怀信心地走进了教师队伍。先是安排在沔阳中学任教，后又调往荆门，1954年调到天门渔薪中学。这段时间，教育尽管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课本上也有些政治性课文，社会上也出现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但学校的教学氛围还是很好的。父亲也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成绩，先后被评为全县、全省模范教师，每月的薪金高达70多元（而那时普通职员的工资均在30元左右/月）。在武汉领奖时，还参观了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中苏友好商场（后为武汉商场）。

1949年前的汉口三民路

我参加工作后，他当年的好多学生都成为市里的领导。有位张姓局长向我讲述了一件事，说的是当年高考后，渔薪中学考生认为数学考试失利，都不愿意吃饭，校长胡恒祖找到父亲，要求他做好学生的工作。于是，父亲召集考生，对他们说：“这次高考题目很难，你们数学只要能考上40分，就是高分！”同学们一片欢呼，涌进食堂。后来数学录取分下来，果然被父亲言中。

父亲的人生坦途在“反右”运动中戛然而止。我懂事后曾经委婉问过他被划为“右派”的过程，他不愿多言，只说当时已经是1958年，反右运动进入后期，他是渔薪中学数学教研组组长。工作队征求他对运动的意见，他说数学组某个老师工作兢兢业业，划为右派不公平。就这样，一个为“右派”说话的人，也成为了“右派”。数学作为所有科学的精髓，在意识形态面前，已找不到逻辑的演算通道了。一个不懂政治的人，用惯有的解题方法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对于父亲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否是个圈套，今天已不得而知。政治运动后期的所谓“回头看”，一定有它的目的性。正好，不谙政治的父亲自投罗网，理所当然地补上了一个右派名额。于是，噩运向他降临，苦难开始与他如影随行。随后是妻子离世、小儿子夭折、下放农村回到原籍。

老家吴家台是典型的湖区，父亲一介书生，面对耕种收割繁重的农活无从下手，还要面对我们两个嗷嗷待哺的哥俩。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走过这段人生苦旅的。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他走过了这段灰色岁月。依稀记得他回到农村老家后，乡邻们认为他是文化人，对他颇为关照。我没见他干过什么重的农活，大部分时间是在生产队仓库值班，有时候看见他拨弄着算盘，帮生产队统计工分。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低谷。蹉跎岁月里，唯一的心灵安慰，就是对数学题的演算。偶尔能看见他倦缩在被褥里解析着、证明着，残破桌面的废纸上满是“∵” 和“∴ ”的求证符号和“X”等于“y”的演算草稿。

老家湖区的风阴冷而潮湿，茅草屋内，昏暗的灯光映在父亲清瘦的脸颊上，他与不解的数学题相互对悟，专注的神态至今难忘。这难道就是他坚毅走过苦难的逻辑吗？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韧性和倔强，那是野蛮与文明的较量，那是蒙味与文化的对峙，谁是赢家，没有答案。父亲忍辱负重同蒙味与野蛮的搏斗，惟有洁身自好、沉默是金。

1960年，父亲在老家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工作。安排到岳口中学任教。他肩挑两个箩筐，一头放着简单的行李和书籍，一头坐着我，从老家出发，走上他一生热爱的讲台。

所有的荒唐，终会输给良知的坚守。煎熬备受的父亲，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工作了。于是，课堂上、教室里、宿舍内，总能听到他用特有的“一伯个塞夜母”的仙桃普通话，为学生解疑答惑；操场上、走廊里、食堂内总会看到他手拿三角板、大圆规，腋下夹着大摞学生练习本，健步如飞的背影。他和学生关系融洽，他的教学水平，在岳口中学小有名气，有很多学生专门来宿舍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讲解。尽管薪水微薄（从每月70多元降为40多元），他也时常救济贫困学生。其中得到帮助的谢姓学生多年后找到父亲，对他当年的资助深表感恩。后来，我与谢姓学生成为了文友。

父亲始终认为改变命运的惟一方式是读书。他自己年少时得亏爷爷省吃俭用，使他这个独子比较好地完成了私塾教育，走出了那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当然，他觉得自己的“数学”是机械的，有公式和定理可循，他十分仰慕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在他眼里，文章没有定式，全由写作者创造，甚是了得，这正是他欠缺的。以至于“文革”受整时，他的检讨书大都是由我代笔。

如果说父亲对“好文章”的仰慕，是对自己文化短板的反思，倒不如说这是他对知识的敬仰和尊重。正是他的耳濡目染和无声教诲，才促使我后来走上了码字写文的道路。父亲的人生步履蹒跚，而“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却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无论顺境逆境，总能看见他在昏暗的灯光下不停地演算数学题。他的严谨和执着，深深影响了我，给了我坚韧，使我终身受用。

1974年，下乡多年的哥哥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招工到企业，立马可以拿到每月36元的工资；一个是去读书，父亲每月要给他生活开销。当时父亲已经被“退职”处理，在街道工厂拿18元的工资勉强度日。生活的窘迫，并没有让父亲犹豫，“读书无用”的谬论，没有模糊父亲的双眼，他决定支持哥哥读书，并表态不管多苦，每月都会挤出钱给他生活费。

40多年过去了，父亲早已作古。但父爱的伟大，通过时间的检验，早已凸显出来。正是他对知识的尊重，我哥才得已接受良好的教育。正是父亲这个正确决策，我哥顺利完成了学业，走近了科学、开阔了眼界。20年后，自己创办了华尔重工有限公司，拥有多项属于自己的专利产品，制造的产品畅销全国钢铁企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至今我们哥俩说起父亲，都对他当初崇尚知识的眼光钦佩不已。

其实，文革一开始，父亲就失去了心爱的讲台。只能在校园内扫地、烧水、喂猪。他的教学工作名存实亡，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杂。嘲笑和白眼每天相伴，那种对尊严的践踏，真是无以名状。我们做儿子的，只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才能感受到父亲的无助与无奈，才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那种向死而生的悲情！

父亲的一生循规蹈矩。他一生都想用“善良与本分”来换取生活的安宁，并为这个社会努力付出着。即使游走在人生崩塌的边缘，“奉公守法”依然是父亲的质朴情怀。记得有一年他被派往天门汉北河挖土方，因家家(gaga)过世去奔丧，准备回工地时，又遇大雪纷飞。那天是我陪着他到汽车站的，大雪天导致最后的班车取消。面对空荡荡的车站，他没有丝毫犹豫，决定步行赶往汉北河工地。那可是近50里的路程啊！漫天雪花下，我望着父亲踽踽独行的背影，在白皑皑的公路上蠕动，直至消失……泪眼中的这个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难道他是想以自己身体上的筋疲力尽，来换取心灵的麻木？从而忘却现实给他造成的伤害，还是在用这种近乎疯狂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忠贞的灵魂？这又是他身上一道无解的题！

在人类社会的很多时期，1+1并不等于2，我的父亲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时期。

两年后，父亲还是被组织作“退职”处理，安排到街道修配厂站柜台，卖的货就是铁钉、铁丝之类的东西。这不仅是对知识的羞辱，更是无知对良心的践踏!父亲心灵何止煎熬。

苦难结束在1976年。社会的良善之光，透过厚厚的云雾，开始温暖父亲苍凉的心灵。恢复工作、恢复薪金，父亲重新走上他熟悉的讲台。接着全国性的右派份子得到彻底平反。压在他头上20年的这顶铁帽子终于摘掉了。然而，在办理右派摘帽的手续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父亲档案袋中，居然没有他被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书。

对于这个谜团，我无法解开，更难以释怀。20多年的精神折磨、7200多天的人格侮辱，父亲的美好人生，就这样被这个谜团给葬送了。是历史之错、还是人为之过，面对欲哭无泪的父亲，我心中只浮现出血淋淋的几个大字来：天理何在!尊严何辜！

政治的光怪陆离，往往带着璀璨的色彩。它不屑于逻辑，却更有哲理。历史恢复了人的体温和呼吸。希望之神，开始眷顾千里巷陌、万家灯火。我家好事连连，父亲平反了！又开始了在黑板上的不停书写。哥哥学业有成、分在省城工作。我走上记者岗位，满足了父亲对我的期许。父亲终于露出了一生中难得的几乎没有顾忌的笑容。

然而，长期的抑郁忍耐，以及超负荷劳动，终于拖垮了父亲原本健康的躯体，疾病悄然而至，最终倒下。

父亲走过了生活的艰辛与坎坷、摆脱了命运的嘲讽和捉弄，却没能躲过癌细胞对生命的无情吞噬。他静静走了，很平静，我在清理遗物时，床头上的还放着一大摞数学计算题，有的题目已经解开、有的题目暂时未解，∵ 和∴ 的符号后面一片空白……

有人说父爱如山；我父亲就是一座山。尽管他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一直在我的前方，而且越来越高大。

父亲的颠沛身世，是一道没有运算完毕的时代课题，我正在寻找数学意义以外的答案。

父亲大半生都在解题，我想，我这种类似于解题的寻找，也许正是父亲最后的遗愿。

（责编：春秋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