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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8月18日，天门市处决“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8.18前一天，时任天门广播电视局局长金方雄通知我：“明天早上带好录音设备，前往公安局采访”。
8.18清晨，天气尤为闷热，我带着“三洋”录音机，在金局长带领下来到天门市公安局。这时我才知道，这天要枪毙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由于事先已有衔接安排，我以记者身份很快穿过戒备深严的重重岗哨，进入到关押犯人的核心区。尽管天还只是微微亮，但铁栅栏外已聚满犯人家属，他们哭泣、或诉说，不停地向岗哨执勤人员絮叨，只想和亲人再见一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在监号里等待执行的犯人，他们出奇安静。早前，为配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史称“严打”。我们作为当时天门的唯一媒体，配合“严打”进行过不少宣传报道。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终于尘埃落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步入正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特别是十年动乱带来巨大的后遗症，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文革“砸烂公检法”，破坏了法治观念，滋生了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加之《刑法》出台之初，各项措施有待完善，一些不法分子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盗窃犯、杀人犯以及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活动猖獗，层出不穷。我提着录音机，顺着监号浏览了一趟，只见罪犯或耸拉着脑袋，蜷缩在监号一角，或用无光的眼神死死盯着来往的人员，他们似乎猜着了我的身份，纷纷趔趄着走到铁门边，想要向我倾诉。我仔细观察力后，选择了一个白皙清瘦、两眼有光而面善的人进行采访。果然没错，他很善于表达。他姓x，是麻洋镇的一个普通农民。有一天，他在农田里干农活，自己老婆与隔壁邻居为鸡毛蒜皮小事发生口角，而对方家里的男人刚好在家，也加入“战斗”，谩骂“讲狠”。x得知后，觉得自己老婆吃了亏，于是去“复东门”（报复的意思），已经平息的矛盾烈火又被点燃。按照他的理由，女人和女人吵架，男人不应该加入，况且自己不在家，这明显是欺负人，他咽不下这口气。争吵变成了争斗，两个男人在你推我搡中，x用剪刀将对方男人胳膊划伤。性质骤然变化，生产队治保主任出面调解， x掏钱将对方送到仙桃医院医治，好在只是表皮受伤，不几日就痊愈了，双方握手言和。哪知正逢“严打”开始，公安机关以“持刀杀人”罪名将x抓捕入狱，判处死刑。x讲述时双唇不断抽搐，挂着泪水的脸颊靠在铁珊栏上猛烈地摩擦，似乎要将悔恨的泪水擦拭干净。我听着他略带嘶哑的诉说声音，看了看不断转动的录音带，尽量想使自己的思绪回到那剪刀划破皮肤的瞬间。按照他讲述的事实，判死刑确实冤枉，然而他不知道“严打”时的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1979年9月，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执法时引来附近群众围观，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肆无忌惮，阻拦途经的小汽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儿，推翻农民的菜车，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等贵重物品，侮辱妇女。时间持续5个半小时。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1980年1月，广州市滨江东路发生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发生自杀性爆炸案，作案者北京人王志刚，因失恋自爆，当场死亡，炸伤89人，抢救过程中陆续有9人死亡。1981年4月，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名外逃劳教人员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对其进行强奸、猥亵。1983年，杨得志上将的侄子携妻出游，遭遇地痞流氓，他护妻时和流氓发生口角，被活活打死。据说，邓小平闻讯后摔破水杯，勃然大怒。1983年6月16日，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随后，经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死刑复核权下放：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7月17日上午9时，邓小平在北戴河疗养住所召见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和公安部长刘复之。他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手拿由刘复之起草的《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直切主题：“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彭真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为配合此次行动，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对刑法法典进行修改补充，死刑罪种增长较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死刑。
x姓农民的“罪状”从量刑来看，符合持刀杀人的条款，是 “严打”的对象。对于他的辨说，我几乎无语，看着他那无奈的眼神，我说：你还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的家人？他顿了顿，眼神充满信任地说：“麻烦你给我老婆带个信，要她不要在村里住了，带着两个娃到外面去，要她告诉我那两个娃，要听国家的话，长大以后不要像我这样错这大个拐。”按照中央的部署，“严打”自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天门这年8.18的死刑人员就在其列。在和x姓罪犯对话时，我感觉隔壁号子里有张稚嫩的脸在窥视我，我想，他是想跟我说什么，当我准备靠近他的监号时，公安和武警人员荷枪进来，直接将关在监号的罪犯一个个提出来，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无奈地望了我一下，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走出监号，随后，一块写着“杀人犯”名字、被打上黑×的胸牌挂到了他的脖颈上。这时候，我知道他姓P。院子外面，武警战士已经列队站在刑车旁，三人一组，将验明了正身的死刑罪犯推上卡车。按照“严打”程序，经过审讯被宣判死刑的犯人，必须经过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行刑。前面由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绑，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有名字、性别、年龄及罪行等，在他们的名字上面还画着大大的黑“X”。面临死亡加上游街的耻辱，个个面如土色。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必要性，声讨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我坐在有公安机关吉普车内，也不知刑场设在什么地方，只知道车队穿街过巷，走过市区繁华地带，沿着天皂公路向北急驶，车队后面似乎也有罪犯家属所雇的车辆尾随，这让车内公安人员十分警惕。其实这些家属并没有劫持刑场的举动，紧跟车队，是为了及时收拾装殓自己亲人的尸体而已。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游街示众，站在车厢边的罪犯个个已经魂不附体，靠两边站着的武警战士双手擒着才没有瘫软倒下。随着车队驶出市区，示众程序已经完成，车速开始加快，罪犯都蹲了下来。我透过吉普车玻璃窗看见x姓农民，只见他不时向车队后面观望，估计是在寻找给他办后事的人。
这时有公安人员说，后面跟随最紧的车上，是城关的那个p姓罪犯的家属，据说雇了几辆车守在不同方向。按照执行死刑的惯例，执行地点在执行之前严格保密，罪犯家属为了第一时间收敛尸体，往往采取雇车跟随这样的方式。从公安人员的交谈中，我了解到，P是竟陵市区人，参加工作在九真食品站，具体工作岗位就是卖肉。有一天营业时与顾客发生争吵，手持割肉刀将顾客划伤，后来经过调解，出钱医治对方伤愈，刚好“严打”开始，被判死刑。有公安人员感叹：这好的一个城关伢，可惜了！
出城20分钟，车队在天门八一大桥前停下，武警战士已经列队完毕，被执行者一个个被从车上提下来，被押往大桥左边河滩，原来这里就是刑场。
我随着公安人员来到河边。河中有一艘小木划子在水中晃悠，立马被公安人员呵斥，小木划子立刻远去。有公安人员告诉我，那肯定是知道执法地点的罪犯家属雇的。
今日天门八一大桥
死刑犯被带到刑场后排成一排面向河水跪下，每个死刑犯后面站着一位武警战士，他们是行刑者。行刑者在行令人的口令下有条不紊地做着各项准备动作，但我也能感觉他们的紧张。行刑任务并不是谁都能执行的，除了军事方面的能力条件外，还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这时候，他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死刑犯的背后两步距离。武警中队的一位教官模样的人在每个罪犯的后背上用白色粉笔划上圆圈，圆圈所指的地方正是人体心脏的位置，做好标记是为了一枪致命。
河堤上和八一大桥上聚集的观望者越来越多，可以隐隐约约听见有家属的喊冤声和哭泣声。我观察了一下x姓罪犯，他的眼里已经无神，搭耷着脑袋跪在地上。我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p姓的罪犯，小伙子高高的个头，一表人才，被绑的双手不停地颤抖，脸色卡白卡白，没有一丝血色。公安人员开始清场，示意我们都向后退，行刑时间已到。
武警队长一声口令，接着是子弹上膛的声音，随后就是几声闷响，几名罪犯头朝前倒在地上，一股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此时，大多数倒地的罪犯已经不能动弹，只有p姓罪犯在痛苦的抽搐，双腿不停地蹬地打转，有法医向执行领导报告，p还没有致命，于是，副射手在口令的指挥下补了一枪，p不再动弹，法医报告死亡。站在我旁边的公安人员说， P姓罪犯身体强壮，而且十分恐惧，心脏往上紧缩，导致执行者没有打中心脏。
法医向执法刑警报告，罪犯已全部毙命，武警中队队长和公安局领导下达口令，行刑人员迅速撤离。随后，等待在刑场外的家属涌向河滩，开始收敛亲人尸体。
返回的路上，随车的公安人员默默无语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复着罪犯随枪声倒地的瞬间以及p姓罪犯不断抽搐的双腿，躁热的血腥味似乎仍然在空气中飘荡，不肯离去。
至今，关于“严打”的议论依然不断。理论界有“反对说”和“反思说”，司法实务界及少数学者认同“肯定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表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运动式执法的“严打”斗争，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也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错判了。当时《刑法》里的“流氓罪”最高是可判死刑的，有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就是按流氓罪从重被判了死刑。还有的只抢了一点点东西甚至只是一顶军帽就被枪毙了。很多罪犯判决时“从严”，采用了法律规定的最高限。
“严打”已成为烟尘往事，留给我们的有经验，有教训。笔者认为，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奋斗努力下，那个特殊社会时代下所发生的这场带有明显政治因素的社会治安行动将不会再发生。取而代之的则是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精神得到强化。希望错杀错判的事情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让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人道主义精神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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