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丨冯印谱：“狗崽子”当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

冯印谱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冯小刚拍摄的电影《芳华》正在全国热映，将上了年纪的过来人又“穿越”回那个“火红”的年代，观者见仁见智。看到影片中部队文工团男男女女飒爽英姿地排演节目，笔者不禁回想起“文革”中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芳华岁月”。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时可是一个相当时髦的组织。国内几乎所有的单位、厂矿、学校、大队，纷纷组建起一支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的全年脱产，排练各种节目，四处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丰功伟绩，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我们丁樊村有一所小学，“文革”期间升级成了初中，从一年级到七年级，读完七年级就算初中毕业了。学校宣传队的全名叫作“丁樊七制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特意制作了一面鲜红队旗，用金黄色大字书写队名，打出去格外耀眼夺目。

我在读四年级时首批加入宣传队，要论个人条件，学习成绩好一点，小脑瓜聪明一点，记忆力稍强一点，曾经当选公社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长相谈不上英俊帅气，倒也讨人喜欢。关键是口齿清楚，朗诵虽带着当地口音，也比较接近普通话。但是，如果严格按照政治条件审查，我是不符合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条件的。

“文革”一开始，我的父亲即被造反派撤销大队卫生所所长职务和医生资格，扣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赶回生产队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夜之间，我变成了“黑五类子女”，跌入了“狗崽子”的行列。在那个审查三代、纯而又纯的年代，像我这等出身背景，只有接受再教育的份儿，哪有什么资格向革命群众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呢？

然而，不知是选不出更优秀的人才，还是主管宣传队的牛永升老师看中了我，在他的坚持下，我竟然破例当上了一名光荣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这可能引起个别同学的羡慕嫉妒恨，不知有多少贫下中农子女渴望加入宣传队，多次递交申请书，都没有获得批准呢。

学校宣传队巅峰时达到三四十名队员，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学生都有，女队员多于男队员。大家每天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就集中起来练习讲普通话、唱歌，训练基本的舞蹈动作，星期天也不休息。排练的节目有对口词、三句半、诗朗诵、舞蹈、小合唱等等。那时学校已经不正常上课，即便上课也是读写毛主席语录，抄报纸，写活学活用心得体会，写大字报。加入宣传队排演节目，背诵的歌词、台词，都是最时髦最响亮最精炼的，能从中学到不少知识。我原先担心排演节目耽误功课的疑虑，也就打消了，一门心思投入到宣传演出中。

学校要求每个宣传队员自己装备演出服装。这个我不犯愁，母亲是缝纫高手，家里有一台无敌牌缝纫机。她为我缝制了一条蓝色制服裤，一件军绿色制服上衣，一顶绿色军帽。父亲特意上十里外的镇上赶集，给我买回一条崭新的武装带，一整套行头置办下来花掉不少钱。我把演出服穿上身，腰间扎上武装带，再配以军帽上闪闪的红五角星和领口鲜红的领章，往脸上涂抹油彩，一经化妆，嗨！顿时变得眉清目秀，英俊威武，几乎连自己也认不出了。儿子能当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登台演出，做父母的既高兴又自豪，感觉为他们争光添彩了。

一开始，宣传队排演的节目并不多，只能在学校欢庆节日和大队开社员大会时表演表演。日积月累，排演的节目越来越多，竟然能够一个晚上演出两个多小时了。而且，我们排演的节目水平也逐渐提高。比如舞蹈，高年级的女队员排演《飒爽英姿五尺枪》，每名队员手持木头长枪道具，练射击，劈八叉，喊刺杀，动作整齐划一，柔中带刚。年龄小的女队员排演《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她们身着五颜六色的裙子，嗓音嘹亮，婀娜多姿。我们男队员排练的快板、三句半、对口词，内容配合当前政治形势，铿锵有力，风趣幽默。全体队员共同排演过一出大型合唱剧《东方红》，演唱的歌曲内容从嘉兴南湖的曙光，到井冈山的战斗烽火；从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到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串联起一首首赞歌，将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史诗呈现出来，中间采用朗诵词衔接每首歌曲，站在前排担任朗诵的是我和一名女队员。演出时，大家情绪饱满，配合默契，心潮澎湃，每次演唱我的眼里都会噙着激动的泪花。

我还跟8名女队员一道排演过两个舞蹈节目。一个叫《洗衣歌》，我扮演一位解放军班长，几位女队员扮演藏族女孩，她们想帮助解放军战士洗衣裳，然而班长不让她们洗。于是，女孩们巧设计谋，让其中一个女孩假装崴了脚，班长发现后，立即关心地搀扶女孩上部队卫生所治疗。趁此机会，其余的女孩们拿到了战士们的军装，去了河边清洗。这个舞蹈反映解放军跟藏民之间的鱼水情深，当时挺流行的，好多宣传队都排演过，舞曲委婉悠扬，比其他生硬的革命歌曲悦耳动听，深受观众喜爱。

另一个舞蹈节目是《飒爽英姿五尺枪》，也由8名女队员跳舞，我是一名旗手，挥舞着宣传队的队旗。女兵、绿军装、红旗、步枪、歌声、舞姿、队型，我们表演得十分卖力，观众看得眼花缭乱，掌声不断。

不过，《洗衣歌》这个舞蹈也给我带来一丝尴尬和难堪。每次演出后，学校几个不怀好意的男生冲着我做鬼脸，坏坏地问：“喂，你搀扶哪位女队员下台，你俩干什么去了？”“你对她是不是有意思？”“你们俩是不是谈恋爱？”闹了我一个大脸红，急忙追赶揍他们，威胁要告老师。农村封建落后，尤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我这般身贴身双手搀扶一个女生，除了在舞台上，在现实生活公开场合是万万不可想象的。

我们还排演过一个大型舞曲《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男女队员扮演解放军战士齐上阵。男队员个个腰间插一支手枪，女队员人人持一支步枪，威武雄壮，神采飞扬。其中最精彩的一幕是，一个个男队员低头弯腰搭成一道“人梯”，一名男队员抱着炸药包，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踩着“人梯”冲锋过去，然后卧倒，匍匐前进，最后点燃炸药包，“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被炸毁了，为后续部队扫清了前进道路，舞台上顿时烟雾弥漫，杀声震天。每次演出，常常是合唱剧《东方红》领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舞曲压轴。队员们表演得激情四射，观众深受感染，连声喝彩。演出结束时，全体队员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登台谢幕，台下观众久久不肯散去。

就这样，我们丁樊七制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越演越有名气，公社联校曾奖励给我们一套鼓乐。每逢大队、公社开大会，每遇举行庆祝活动，都会邀请我们参加演出，许多村庄也常常邀请我们演出。每次演出，邀请单位用几辆胶皮大马车接送我们，好饭好菜招待我们，所到之处是一片羡慕的目光和赞扬的声音，我们真成了时代的宠儿。

说到宣传队的演出成功，不能不提到两位主管宣传队的老师。

一位是上文提到的牛永升老师，他是公办教师，编写歌剧，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学校宣传队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是总导演，为此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牛老师前几年在老家谢世，我听到后心里好一阵难过。

牛老师调走后，接替牛老师的是本村的民办教师冯全林。冯老师大我好几岁，阎景中学初中毕业，朝气蓬勃，待人热情，也是拉二胡弹吉他拉手风琴的多面手。他还代过我一段数学课，对我十分关爱。有趣的是，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冯老师跟我一起走进考场，他考取了山西财经学院，上大学时已经结婚生有三个孩子。他毕业后为照顾家庭分回运城地委，踏实工作，写得一手好文章，赢得上下一片好评。不幸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冯老师在下乡支农抗旱劳动时，因心脏病发作来不及抢救，英年早逝，闻讯噩耗，我不胜悲切。

当然，学校其他老师也为搞好宣传队做出了贡献。我们排演节目时，乐队基本上全是老师在拉胡琴、吹笛子、敲锣打鼓，十分辛苦。那些没有这方面特长的老师，演出期间也尽量赶到舞台，帮助队员化妆，整理服饰，收拾道具，忙得不亦乐乎。

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宣传队排演的每个节目，都深深地戳着时代的烙印。

——为了配合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冯全林老师给我们排演过一出小眉户剧《争挑重担》。剧中有三个人物：老支书、民兵排长和女知青。剧情是在水利建设工地，有大筐、中筐、小筐三副担子，三人争抢大筐挑土，最后大筐被老支书设妙计抢到了手，女知青则抢到一副中筐子，年轻力壮的民兵排长反而只拿到剩下的一副小筐子。我演民兵排长这个角色，有大段唱词，我仔细揣摩，把台词、动作和人物心理活动交融在一起，观众称赞我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为了配合宣传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我们临时增排了一个对口词《两个“赫鲁晓夫”》。我扮演苏联的赫鲁晓夫，另一队员扮演中国的“赫鲁晓夫”。下午排练，当晚就要演出，台词背不熟练。一位擅长绘画的老师匆匆在纸牌上画了两幅彩色头像漫画，赫鲁晓夫突出大秃瓢，刘少奇突出大鼻子，我们把各自的台词写在纸上，张贴在漫画纸牌背后，手举纸牌遮住脸上场。观众一看见两个丑化头像，全场轰然。那时农村没有通电，舞台上方悬挂着两只汽灯。糟糕的是，偏偏我站在左边的那盏汽灯出了故障，拿到后台修理，临时挂上一个马灯。光线十分暗淡，我看不清纸牌上写的台词，再加心情紧张，没说几句就对不上词了，慌乱中胡诌了几句，就跑回后场，整个一个节目让我给演砸了。

——为了配合宣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牛老师自编了一个小话剧，剧中有一位老贫农，一群革命师生，还有一位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配角色时，牛老师让我扮演其中一名学生，可是我突发奇想，主动提出想扮演那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许是电影看多了，我觉得自己经常扮演正面人物，扮演一回坏教师，头戴一顶鸭舌帽，再戴一副墨镜，上台表演，一定挺酷的。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劈头一顿臭骂，吓得我立即向老师辞了这一角色。其实，年幼无知的我，完全不懂母亲的心。在母亲看来，我父亲被错划为黑五类分子，儿子再上舞台扮演坏人，尽管是演节目，让社员们看了，父子都是坏人，岂不丢人败兴？

我们宣传队上外村演出，晚上演出结束后，有时候分散住在社员家里，有时候集体住在大队部或学校。一天晚上，在公社所在地高村舞台演出，舞台前面整齐地坐着扛枪的武斗队员，社员们坐在他们后面。舞台两侧，各支起一挺轻机枪。舞台后场，还有一两个腰间插着黑乌乌手枪的彪形大汉，在队员们中间转来转去。那个场面，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真够吓人的。原来，县城的“三司”和“红联”两派搞武斗，公社的“三司”一派如此戒备森严，是防备“红联”那一派趁演出搞突然袭击。

还有一次，我们在另一个村子演出，夜晚借宿在大队部。房间地面铺着厚厚一层麦草，是该村的武斗人员睡觉的地方，屋里墙角堆放着大刀和长矛，不料想，睡到半夜，突然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和叫喊声，把大家惊醒了。只听值班接电话人说，“红联”的武斗小分队过来了，已经到了某某村，让做好战斗准备。接着听到人们惊惶的叫喊声和忙乱的脚步声，有人进屋抱走了大刀和长矛。我们队员最大的十五六岁，最小的七八岁，一个个吓得缩成一团，有的被吓哭了，又不敢哭出声，蒙头钻进被窝直打哆嗦。战战兢兢熬到天亮，武斗人员告诉说“红联”武斗小分队没有过来，从别的岔路上跑了，他们也虚惊一场。

上文说过，我们宣传队外出演出，接待方常常好饭好菜招待，有时在学校灶上吃饭，有时在大队部灶上吃饭。一次，在一个小村庄演出，大队干部竟然让该村的黑五类分子管饭。每个黑五类分子领四五个队员到他家，家里已经做好了饭菜，比平时待客的饭菜还要丰盛可口。看见我们光临，家里大人小孩都把我们当贵客，表现出那样的恭敬谦卑，那样的唯唯诺诺，那样的热情招待，那样的周周到到。他们没人上饭桌，只让我们尽情地吃喝，饭毕，该黑五类分子又规规矩矩把我们送回舞台。

当我坐在该村的黑五类分子家里吃饭，自然想到了我家和我的父亲。父亲也跟他们一样，是黑五类分子；我们家也跟他们家一样，是黑五类分子之家。我寻思，假如这种管饭的差事摊到我们家，相信父母亲也会像他们一样，尽心尽力，恭敬谦卑，唯恐哪里做得不周到，得罪了这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惹出事端。我心里有一种跟别的队员异样的滋味。

我担任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对我父母亲来说，犹如冰天雪地获得一丝温暖，犹如茫茫黑夜看见一点亮光，犹如浩瀚沙漠发现一泓清泉。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社会的歧视。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能够登台表演，每晚演出至少出场四五次，而且扮演的大都是主要角色，正面形象。儿子英俊的打扮，流利的台词，幽默的表情，潇洒的动作，赢得观众喝彩和赞许。他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自豪。从儿子身上，他们或许看到了一丝希冀，看到了家庭的未来。

就这样，我在学校宣传队一直演出到初中毕业。若论收获，学到了一些语文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学到了一些简单的文艺表演知识。尤其难得的是，在我这个“狗崽子”受到社会歧视，心情无比苦闷的时候，加入宣传队唱唱歌，跳跳舞，到处演出，能给我苦闷的心情带来一点快乐，给我麻木的神经带来一点舒缓，给我自卑的心理带来一点激情。若论那些演出节目内容，全都是配合“文革”政治运动，宣传的是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是对极左路线的尽情颂扬，是对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的盲目赞美。至于这种宣传，是否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意义，是否对人民大众思想和文化素养提高有意义，就不是我那个年龄所能理解、判断、选择和承载的了。

电影《芳华》描写了刘峰和何小萍及几位文工团员之间的爱情。我在学校宣传队后期，虽然已通情窦，但是农村封建闭塞，青年男女婚姻皆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句名言说“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年代，我们是连初恋也不懂的小学生初中生。坦率地说，我跟宣传队几名女队员朝夕相处，她们从形象到人品，也给我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我也打心底喜欢过她们，对她们有好感。

那纯粹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爱，一种纯洁无暇的爱，一种幼稚可笑的爱，就像山涧里淙淙流淌的泉水，自由、任性、跳跃、欢快。这种好感和情感，只能悄悄埋藏在心灵深处，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个极度自卑的“狗崽子”，没有丝毫勇气向她们作出任何表白。只有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幻想，渴望，咀嚼，回味，相互交织，分享一丝难得的幸福与甜蜜，同时又膺受着苦涩、心酸、痛楚和泪水的煎熬。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宣传队那几个女队员的一颦一笑，她们的妙曼身姿，她们的歌喉舞步，偶尔也会浮现眼前，任凭岁月的风浪冲刷，难以消褪。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候贫困的农村没有照相机，没有留下一张演出剧照，更谈不上演出录像。这些残缺的记忆，只好存档在脑海深处，雕刻在那个特殊的年轮里。

2013年6月2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7年12月19日再改

冯印谱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