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丨赵家财:我的知青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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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赵家财,安徽省芜湖市人,1957年出生。1975年高中毕业,1976年2月到安徽省当涂县兴永公社兴永大队邹家垛二队插队,1978年8月顶职回城在企业工作,1982年参加招干考试进县级司法机关,1999年调入市级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
原题
我的知青小屋
在我的人生中,插队知青生活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一腔浓郁的深情、一笔宝贵的财富。它教会我不畏艰辛、懂得感恩、永存良善。
——题记
那一年,我还不满十九岁,却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充满温馨的知青小屋。
春节刚过不久的一天上午,我和二十几个插队知青从第八中学大门口出发,乘坐一辆解放牌卡车,前往当涂大公圩。
随着送别亲人身影的逐渐模糊和家乡的渐行渐远,车上传来女同学轻轻的抽泣声。我那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溢出眼眶,悄悄地顺着脸颊流进嘴里。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卡车在公社大院停下。刚刚卸下行李,一位身材不高但很壮实的三十多岁的汉子,在公社知青办同志的引领下,走到我面前:“你是小赵吧?欢迎来我们邹家垛村插队。我是队长茂齐,我们来接你回队”。
不等我回答,一个五十岁出头、有点驼背的老农,十分利索地将我两床被子、一只装衣物的旧木箱和一个装书的纸箱捆扎好,用一条榆树扁担挑起就走。
路上,队长告诉说,生产队眼下没有现成的知青住处,临时安排我住到社员邹大伯家,过一段时间,再为我做一间知青屋。我听罢,连连点头,与亲人分离之愁和对未来的茫然之感顿时减轻了许多。
我的房东邹大伯五十多岁,个子不高,满面和善,脸上整天挂着笑容。因中年丧妻,与二十五六岁尚未娶亲的儿子火根相依为命。
我住进他们家之后,这一对父子待我很好。清晨,火根哥早早地叫醒我,与他一同到队屋接受队长派工、下地干活;收工回家,三人同就一张桌、同吃一锅饭。隔三差五,大伯还专门蒸一碗鸡蛋,给我改善伙食。用他们的话说,我的到来,如同大伯多了一个儿子,火根多了一个兄弟。
一天,队长来到大伯家,告诉说,生产队经过研究,决定这个月为我做知青屋。当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在与邹大伯父子几个月的相处中,刚刚找到了家的感觉,如今要离开,感情上真有点舍不得;但是,我又是那样地渴望能够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呀!
在农村,做屋可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做一间知青小屋也不例外。首先是选址,接着是确定一个“宜建房”的吉祥日子开工,然后是筑墙,再就是上樑,最后是盖屋顶。我的知青小屋屋址选在本队一个社员家的屋基上,借用着他家东面山墙;紧靠屋基东面有一株碗口粗细、六米多高的榆树,东南面六、七米处有一株十多米高、两个大人合抱粗的栎树。
村上的人都说,生产队为我选了一处好屋基:西面是一堵高高的山墙,东面是两株挺拔的大树,秋冬可以遮风,春夏正好挡雨。
选好了屋址,接下来就是筑墙。江南圩区农家屋的墙与别处不同,不是用土坯垒砌的,而是用踩熟的泥土一锹一锹拍打筑成的实心泥墙,坚实得老鼠无法打洞、日晒雨淋不开裂。开工那天,茂齐队长亲自带领生产队二十几个壮劳力一起上阵,挑土的、踩泥的、筑墙的,人人各司其职,配合协调,仅用一天时间,就筑好了高二米多、上窄下宽的三面墙。墙筑好后,老天又似乎特别给力,一连几天都是大晴天。经过风吹日晒,一周后,两个三角形的房樑就稳稳当当地架上了硬实的墙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农村,瓦屋十分稀少,大多是稻草屋,而在我插队的圩区,用麦秸盖屋,却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听队里的老人说,麦秸光滑,空心透气,用它盖屋,雨水存不住,屋顶不易腐烂。盖屋顶可是一件技术含量较高的活。
施工那天,两位师傅一边一个站在高高的三角形房樑两边,接过地面社员用稻叉递上来的麦秸把,从屋檐开始,将麦秸自下而上、由东向西、薄厚均匀地一层压一层铺在椽条上,一直汇聚到屋顶。最后一道工序是做屋脊。出自师傅的好手艺,只见那屋脊做得既像屋顶上戴着一顶金黄色的麦秸帽子,又如同一把防止雨水渗漏的伞,既好看又实用。
主体工程完工后,紧接着就是木匠上门做门窗、瓦匠忙着砌灶台。大约十二、三平米大小的屋子用竹笆一隔为二,里间做卧室,外间是厨房。搬家那天,茂齐队长领着队里一班大姑娘、小伙子搬的搬、抬的抬,给我送来一付竹笆床、一张旧书桌、一口水缸和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几位热心的大嫂手脚麻利地往床上垫上厚厚的稻草、铺好被子、挂上蚊帐。
眼看着一间经过社员们一个多月的艰辛劳作、凝聚了乡亲们深情厚谊的知青小屋,终于呈现在面前,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却一时不知如何表达。我知道,在这些真挚淳朴的村民面前,任何感谢的话语都是多余的,唯有将这份纯情、这份厚爱,深藏于心中,加倍地珍惜。
自从搬进知青小屋以后,我便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独立生活。小屋不仅成为我心仪的栖身之所,更是停泊我心舟的温馨港湾。它见证了我插队生活的艰辛,让我真切感受到当地农民的善良。
夏夜,知青小屋里,灰褐色的花蚊子在身边嗡嗡地叫着,一会功夫,胳膊、腿上就被叮满了奇痒难耐的红包。无奈之下,我只得穿着长衫,两脚插在提水桶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忘情地读着从家里带来的缺头少尾的文学作品。队里的玉生哥见状,便教我在脸盆上抹上肥皂水,反复在空中做着脸盆舀水的动作。一时三刻间,脸盆里布满了被肥皂水粘住的花蚊子。以后每晚,我在看书前都进行着这样一场灭蚊大战,既清净了耳根,又减少了蚊子叮咬。
既然是独立生活,做饭自然是每天必做之事。然而这一日三餐却让我吃尽了苦头。我从未烧过农村的大锅灶,做饭时不停地向灶堂里塞进柴草,可是怎么也燃不着,只有浓浓的黑烟一个劲地从灶堂往外冒。待我鼓起腮帮好不容易吹着了明火,只听“蓬”一声,明火又没了。于是再塞柴草、再冒黑烟。一连数日,一顿饭做下来,满屋子都是烟雾;做的饭,不是夹生就是焦糊。邻家善珍姑娘看我被烟灰和汗水涂抹成大花脸,十分怜爱地告诉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一边说一边手把手地教我何时向灶堂里塞进柴草、如何将柴草拨空、怎样让火烧得更旺、什么时候熄火。在我看来天大的难事,竟被这热心的姑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不禁让我对她心生佩服和感激。
每年的“双抢”是农村最忙的时节。听老人们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早一天与迟一天插下的秧苗,庄稼长势不同、年底收成不样。因此,我与社员们半夜就下田拔秧,清晨开始插秧,中午匆忙吃饭,饭罢接着插秧。当看到我每餐用盐开水、酱油汤泡饭,德兴的老母亲颤巍巍地将腌制的酱黄瓜和浇了熟香油的咸韭菜送到小屋给我下饭。现在回想起来,那又嫩又脆的酱黄瓜和香味扑鼻的咸韭菜吃在嘴里,远胜过大饭店里的美味佳肴,令人齿颊留香,至今难忘。
在农村,只要不是农忙季节,下雨下雪天一般是不出工的。对我来说,这是最惬意的时候。我将自己关在小屋里,欢愉地读着当时被称为“禁书”的《三家巷》、《迎春花》、《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作品,从而认识了高尔基以及他那充满不屈斗志和昂扬精神的《海燕之歌》;了解到林道静由小资青年向有理想、有信念革命者转变的成长历程;向往着少剑波与小白茹之间经历了战火考验的纯真爱情。每当读到忘情之时,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书中主人公心灵相通,同喜同悲。此时此刻,忘却了生活的艰苦和劳作的疲惫,干涸的心田得到了滋润,一颗年轻不安的心归于平静。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突然发觉自己是如此地深爱着身边的村民,如此地依恋着我的知青小屋。
知青小屋做好的当年冬天,县里决定举全县之力,开挖一条薛(镇)、丹(阳)、博(望)人工河,以解决当地生产生活用水困难。我不愿放过这个“在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的机会,经多次请求,队里终于同意我上工地。这年冬天特别冷,连续数日,每天都是夹着雪花的冷风一阵紧过一阵地刮着。白天,工地上彩旗飘扬,挖土的、挑土的、垒埂的,川流不息、人声鼎沸,广播里放着振奋人心的歌曲,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我忘记了寒冷和辛劳。到了晚上,难以抵挡的倦意虽然一阵阵袭来,但被汗水湿透了的内衣紧贴在身上,寒气仿佛往骨头里钻,一时却难以入睡。一个多月下来,我的双脚生满了冻疮,袜子被溃破的疮口粘住,晚上洗脚脱袜子,常常连皮带血扯下一块。尽管每晚带着辛劳后的困倦和难忍的疼痛,睡在又冷又硬的地铺上,可一旦进入梦乡,做得最多也最甜美的梦,就是回到我那温馨的小屋,躺在铺着厚厚稻草的竹笆床上,一觉睡到日头高照。
插队第三年的新学期开学前夕,一位在公社中学代课的插队知青返家未归,大队便向学校推荐我接任代课教师。在学校,虽然吃在食堂、住有宿舍,但我总是惦记着村里的知青小屋。每到周六下午,不论天晴天阴,即使是刮风下雨,我总是匆匆吃罢晚饭,趁着天还没黑,在机耕路上疾行七八里路,赶回我的小屋。晚上,在那张一翻身就“吱呀”作响的竹笆床上美美地睡上一宿;第二天,或到社员家串门聊天,或与队里年龄相仿的伙伴们在小屋里谈天说地,如果遇上哪家有喜事或来了客人,常被邀请落座、喝上一杯,如此度过一个悠闲自在的周末。到了天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小屋,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和满足,迈着轻快的脚步返回学校。
插队期间,许多兄弟大队的知青不论路途远近,短的一两个月,长的半年之内,总要回家待上一段时间。我却只在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回家探亲。就是这屈指可数的一年两次探家,我也总是心不在焉。与农村与土地与村民的朝夕相处,使我对城里的人与物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陌生感。这里没有广阔的田野和纵横的沟汊、缺少与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的热闹场面,看不到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关切和笑容,更没有那时常在梦境中出现的温馨小屋。所以,我每次回家,少的只待两三天,最多待不过一周时间,然后就忙着购买农村女人们洗衣紧缺的铁锚肥皂、男人们视为佳品的袋装烟丝,急急地赶回生产队,回到我那魂牵梦萦的知青小屋。
几年的插队生活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插队知青顶替父母之职返城风日盛。父亲多次来信称,家中四个子女,唯有你身在农村;其已与单位说定谢绝留用,让我顶职返城工作。当茂齐队长得知我对返城一事犹豫不决时,几次来到小屋,劝我早日返城与父母团聚。回城那天,我绕着小屋一连走了好几圈,一步三回头地与送行的村民道别,与我的小屋告别。站在村头回望,小屋在我的视线里已然不见,唯有小屋前那株高大栎树的繁茂树冠在晨风中轻轻摇曳。
回城后,我开始了艰难的人生跋涉,工作从企业考进机关、从区里调到市里;向学之心不泯,读完法律业大,再上五年夜大,一路辛勤走来。随着工作、生活日趋稳定,特别是渐近耳顺之年,沉睡已久的对插队生活、知青小屋的思念在心底苏醒,且随着岁月流逝愈发强烈。今年春节,我终于在阔别四十年后重回邹家垛村,见到了已荣升为爷爷的德兴好友。
交谈中得知,茂齐队长已经作古,火根哥更在三十多岁时早逝。唏嘘之余,我请德兴陪同去寻我的知青小屋。途中,德兴告诉说,农村近年来变化很大,村民们口袋里有了钱,纷纷在村道两旁建起了二至三层不等的楼房,原来的老宅大多空着没人住,村里便显得十分冷清。说话间,已到了知青小屋前。原先金黄色的麦秸屋顶,如今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三堵豁口开裂的土墙;门框和窗框也不知去向,屋里地上长满了荒草。唯有那株栎树依然高大挺拔,树冠似乎比四十多年前更加繁茂,在小屋残垣断壁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面对残破小屋,我深情地行着注目礼,在邹家垛村经历的一切,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我在心里默念着:小屋虽已不复存在,但在小屋里度过的亦苦亦甜的温馨记忆犹存,在小屋里感受的当地村民的淳朴真情还在,它们将与我的生命同在。
哦,我的知青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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