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文光来：父亲的如烟往事

文光来新三届 2019-06-1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文光来，1944年10月生于重庆，1968年毕业于西师物理系，分配到甘孜康定中学教书，1984年调回重庆北碚工作。中学物理高级教师，中共党员。1988年、1989年连续獲北碚区委优秀党员表彰，多次獲教委优秀校長表彰。重庆朝阳中学副校长退休。

原题

我家的坐牢專业戸

作者：文光来

有一个人，一生坐过四次牢。国民党的监牢坐了两次，共产党的牢房他又坐了两次。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父亲一一文艺陶。

父親1903年5月生于重庆巴县，祖父去世很早，由比他大15岁的大哥当家。大哥有个好友叫陳道南，是当地知名的教书先生，他教书有个优厚条件，可以带两名学生白吃白住。大哥就将父親和父親的表弟黄君叔送去陳先生处住读，上私塾。两小孩同住同学，关系极好。黄君叔就是西师图书馆教授黄一仲的父親、黄小玲的爷爷。小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老者一来家中，父親就笑容灿烂，親自下厨，叫我买酒，二人对饮暢談，其乐融融。退休后，从母親的口中得知，那是婆婆親妹妹的后人。

私塾上完，父親去到重庆最好的中学就读，重庆联中(现在的七中)。父親天资聪颖，刻苦好学，深得师生厚爱。高中毕业时一致推荐父親作为学生代表讲话，没想到父親居然在讲话中给校方提了一些意见，校長大怒，决定不发毕业证给父親。父親去北京应考，很容易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在网上也能查到1927年北大历史系成绩第一名是父親。

一同去北京考试的还有一位親戚文崇光(西师化学系文宗西的父親)，他希望父親为他代考，好处是他将巴县政府的助学金让给父親。父親为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也兑现了承诺。父親就是靠巴县的两份助学金上完了大学(预科两年，本科四年) 。

受孙中山北上的影响，父親开始关注政治，1925年下期参加国民党左派，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指任为北京大学党支部宣传委员。（文家友人秦士由2016年專门在北大挡案馆查到了父親的记载和一本书，《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书中第50页就是我的父親。）

1927年秋中共北京市委为求恢复国民党左派组织，以便在群众中起政治号召作用，指派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为总负责人，同时从各支部抽18人协助高仁山工作，父親被指派为宣传部长。当时并无固定办公室，常以公园为开会地点。冬天高仁山被段祺瑞政府逮捕杀害。父親逃赴上海，住在周恩来联络员霍步青家中(中学同学)，与周恩来有过一面之交。

其时父親是考上了周恩来组织的赴法国勤工俭学留学，婆婆以绝食反对，父親忍痛放弃。因为这层关系，1937年冬在重庆，父親请周总理到重庆联中操场为重庆人民作形势报告。周总理的报告多次被雷动的掌声打断，群情激昂，都说父親胆大，作了件了不起的事情。

1930年春，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市委号召各支部党员齐集王府井大街示威游行，路上有人胆小想开小差，父親大声劝阻制止。结果当场遭到逮捕，囚禁于阎锡山的警备司令部。同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冯阎战败退出北京城，囚禁的八十余人被特赦出獄。

一起出獄的有罗士高(后任重庆市副市长)，冯仲云(后任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等党员，回北大后，因支部书记离散，父亲脱离了党组织。这是父親的第一次坐牢。

北大毕业，父親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父親讲课绘声色且有独特見解。如，讲到美国的南北战争，父親马上可以在黑板上版书出林肯的英文版的《独立宣言》，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学生朗读。成都很有名的两位才女姐妹黄少泉，黄智泉(西师林道先和她们很熟)都喜欢听父親讲课，少泉阿姨说，就是受了文老师的影响才喜爱历史，她也作了川大历史系教授。

但是北京坐牢的经历，让父親在川大难处，加之軍阀刘湘与刘文辉混战，父親回到了重庆。在中学任教或任教导主任，也在四川教育学院任副教授。

父亲、母亲

1945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在重庆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父親应邀为重庆民建的第一批成员。小时候我去民建玩，总可以看见父親他们的相片挂在会议室墙上。

1948年重庆教育局长罗象翥(北京大学毕业)，找到重庆的北大校友，推荐一人作重庆一中校長，大家公推父親。父親三次拒绝，最后罗局长约了几位北大同学在沙坪坝刘尊一阿姨家吃饭，再次劝说父親出任校長，父親勉强同意，但公开声明，若遭人嫉，致惹麻烦，罗说他一概负责。

1949年父親任一中校長后，聘用地下党员雷季平、王德裕、唐艺、殷逸民等四人。在4月21号那天，父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争温饱，反饥饿"，被反动軍警冲击殴打。晚上父親对训育主任陳家跃说:“家跃，今晚你回家去住，军警来抓学生，我说认不倒人，免得学生被捕。"晚上军警果真包围了学校，逮捕了近五十名学生，父親和一位女教师周梅修也一起被捕了，雷季平等人安然无恙。

半月后周梅修和学生均獲释放，仅父親一人囚禁于白公馆。在白公馆父親和“小萝卜头"关系很好，他常装老虎去逗小女孩，“小萝卜头"就给父親取个外号“老虎"。解放后，才得知前任一中校長楊寿康是特务，曾密告了父親。这是父親的第二次坐牢。

文崇光的妻弟胡子昂(后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等人多方营救，也未能打通特务头子徐远举。重庆的北大校友会也积极营救，个个都表态愿意出大洋多少多少，保释父親，教育局长十分后悔，说他害了父親。

父親的堂弟文国彦在云南兴文银行工作，他的表姐夫黄家良是银行的总务长，黄请银行经理蒋宝祥出面说服徐远举，徐正在和云南商人做黄金生意准备逃走，这笔生意中徐有求于蒋经理，这样才同意释放父親，但要蔺光厚伯伯作担保(蔺伯伯后任重庆市中区副区長)，父親才走出了白公馆。

重庆白公馆（资料图片）

出獄那天是陳家跃叔叔去看守所接的父親，并在陳叔的岳父家设宴为父親接风洗尘。时正八月局面混乱，大家劝父親回乡下避避，躲过风头。陳叔叔的岳父家非常有钱，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子，就是他家的。邓颖超通过进步人士为中界从他们家租借的这幢楼。解放后，北京某纪念馆派人从陈叔叔夫人趙孃孃手中要走了那些邓颖超的親笔信件。前些年我的老友陳重章(黄小玲丈夫，陈叔的大儿子)陪陳叔叔参观八路军办事处时，陳叔就告诉他，这间屋是你母親的闺房，那间屋是你小舅舅的卧室，房产证就是写的你小舅的名字。

父親第二次坐牢时，已经有了我们大的三个孩子，有天在合作村他对我说："如果我关死在白公馆了，你们就是烈士的子女了，你们妈妈就遭孽了，一个人要带大你们三兄妹呵！"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父親是很受重用的，他作为重庆市的教育接管要员出任工作，下去接管学校，隨时可以介绍可靠的人参加工作。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和父親关系很好，他们的友谊在二十年前就结下了，父亲早在北大读书时，因参加地下党工作就认识任白戈，任的党员身份暴露，在自已的学校无法住宿，父親很仗义地请他来北大寝室共挤一床，后来他在缙云山避暑，听说父親也在山上，他都会專门来父親寝室坐坐，品茶敍旧，十分友好。

解放后，一中师生强烈要求父親作校長，任白戈非常认可，父親再次出任一中校長。

一中原校址在市中区跳傘塔旁，地方狭窄，不能滿足学校发展的需要。父親提出迁校的要求，四处选址，最后选定沙坪埧。当时那里还是一片稻田，藕田，小溪，十分荒凉。父親毕竟是从北大出来的，远見卓识，当时就说，一中要以办100个教学班的规模来规划，沙区政府划来了一大片土地，这才有了一中今天的土地规模。

要办好一中，必须要有高质量的教师隊伍，父親凭借他良好的人际关系，聘请了很多教育界的名流来一中任教，包括数学教师秦炳木(后任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化学教师曹克复(后任西师化学系主任)、英语教师黄季光(后任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音乐教师許可经(留学法国，后任西师音乐系主任)、語文教师冉友侨(后任四川师范中文系系主任、语文教师黎建明(特级教师，重庆语文权威)、教导主任谭优学(后任西师中文系教授)。这样的师资，教学质量很高，来报考的学生很多，在重庆市成了很有名望的学校。

后来市教育局要调曹克复去西师任教，父親不放，曹叔叔坚持要走，父親拍桌子发火："要走就断决师生关系。"(父親是他的中学老师)曹叔叔去意已决，回道："断决关系也要走。"一年后，两人在西师又見面了，大家都笑了。我家搬到西师的第一天，我就住在曹叔叔家，和曹维廉挤一张床。

迁校建新校舍，工作非常繁忙。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当时重庆市教育局长邓垦(邓小平的小弟)将父親列为"大老虎“来打。1952年1月在南开中学操场开大会，当场逮捕了父親。这是父親第三次坐牢，是坐的共产党的牢。

当时我们已是四兄妹了，突然没有了父親的工资，仅靠母親的36元錢是很困难的。大弟光九四岁多，送去姑妈家蹭饭，二弟光旭不到两岁，送给工人罗志理夫妇抚养。光旭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人見人爱，罗家夫妇非常喜爱，要求母親送给他们，母親坚决不干。老罗说："你一个人养四个孩子太困难了，送我一个嘛。"母親坚定地回答："他们父親会回来的，他没有贪污，他是冤枉的。"

大哥和我缴不起学费，老师不让进教室，必须回家取钱。母親赶到重庆大学找好友黄季松借了钱，大哥和我才进了西工附小的教室。有一天，母親要我去看守所给父親送衣服，才走到大院门口，我就看见小黑板上写着"今日值日文艺陶"，父親正弯着腰在扫地。父親走过来摸着我的头问："你和哥哥上学没有？"我含着泪低着头回答："在上学。"根本不敢看父親疑惑的眼睛。以后我再也不敢去送衣服了，看见坐牢的父親我太心酸了，七岁多的我实在受不了。

母親那点工资哪里够一家人生活，没有菜吃，每顿开饭时间，我就端个大碗，守在一中学生食堂门口，看见那桌学生离席了，就冲过去收剩菜。一个七岁多的女孩一点不知道害羞，非常勇敢地和街上的小孩抢剩菜，因为一家人都在等着我的"胜利果实"，我收到了，他们才开饭。

有一天，一群学生外出活动没有回校午餐，食堂工人在山坡大喊我的名字，跑去一看，整整一桌没有动过的菜让我端走，至今都記得有一碗是回锅肉，赶快端回家，美餐了一顿。偶尔黄季松孃孃也会买上肉，悄悄给我们送来打牙祭。

受父親坐牢的牽连，母親被调离了一中图书室，去一工厂子弟小学教书。新给我们的住房小得惊人，只能紧紧地放下两张小床，没有任何家俱。床下放个小木凳，做作业就在床上写。

1956年春节我们一家

1952年10月，一个周六的下午，天下着雨，我在学校玩，有人叫我快回去，有个老头在找你妈妈。顾不上泥泞路滑，我飞奔回家，看见又老又瘦的父親光着脚，裤子捲得高高的，提着一个布包在门口等我。我大叫一声："爸爸你回来啦！“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下来了，赶快去打一盆冷水给父親洗脚换鞋。"

妈妈在南开中学学习，我去叫她回来。"父親说："不用，等你妈妈自已回来。"我不干，从土湾的山坡上又往南开跑，半道上遇见了妈妈，"爸爸回来啦！“妈妈不相信，"你在骗我？"我急了:"真的回来啦，在等你呢！"妈妈也哭了，泪水，雨水，委屈，惊喜，愤怒混在一起，任性地流淌。

父親虽然清白出獄，“大老虎"纯属子虚烏有，但在獄中染上了肺结核，休养半年后调到西师历史系，开始了另一种教书生活。1980年代初，邓垦来到重庆，对身边人说，在重庆他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文艺陶，一个是張文澄（沙坪坝区区長）。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是一中学生，十年前他主动捐资12万为一中最早的四位校長雕塑铜像，安放在图书馆大厅。仅凭二弟光旭送去的一张父親的相片，深圳来的雕塑家怎么也雕不像，家属不签字，他的任务就完不成。情急之下，有人说，我的鼻子长得很像父親。他们叫我去工作室当模特为父親塑像。我们兄妹感到机会难得，请他一并多翻塑一个，他收了我们14000元成本费。现在这尊像还存在大哥的客厅中，是他的镇宅之宝。

1958年交心运动开始，父親自己老老实实，主动向党交心，写出自已在北京大学党支部作宣传委员时，被党委派到国民党北京市委作宣传工作的事情。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父親还是个穷学生，仅仅在公园开过几次会。父親自己不说出来，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这事。可惜父親太老实，太单纯，太幼稚，学历史的人不懂得政治的残酷，险恶，狡詐。灾难就此来了，西师挖出了一个大号历史反革命份子，国民党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由比就带来了父親的第四次坐牢。

时至今日，西师还有人说父親是历史反革命。英语系何佳水孃孃和父親是几十年的老友，她去杭州、延安旅游，都会给父親带回礼品且来家中畅谈感受。因为历史反革命，当年在校园中遇见父親都绕开走，连招呼都不敢打，父親很伤心。有一天何孃孃拉着我的手问："你父親真是国民党宣传部长?"我说:"何孃孃，一个穷学生怎么可能当那么大的官？是共产党派他去协助工作，搞好国共合作。"何孃说："哎呀，是这么回事呵！"

所以文革时，在三教楼历史系教师批斗父親时，父親公然敢挥手大吼："学历史的人居然不懂历史，我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派我去国民党工作的！你们还是历史老师不？”

1966年春节我们一家中间（女）为作者

1968年10月12日父親去系上天天读，突然通知他去办公大楼，一去就没有了人生自由。这边又通知家属送衣服被子去办公大楼。当时刚好我在家，给父親收拾了一包衣服，选了一床棉絮软和，但很旧的粗布被套，怕别人说资产阶级。当我急匆匆赶到图书馆时，父親已经站在敞蓬大卡车上了。一起抓走的还有吴疏江伯伯，政教系漆宗堂伯伯，地理系陳平章老师，我的好友刘以静的父亲。我十分后悔不该送那床厚被套，马上冬天，又厚又重很不好洗，几天都干不了，关的时间又長。有次解放军干部看见父親洗被子，都说你好朴素呵！

他们被关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十二月初，通知我们去大明厂取父親的衣物。又是我去的，在厂保卫科取到了父親的衣物，又加了点冬衣又送去办公大楼。

后来才知道他们被关在歇台子党校，睡在教室的地板上。睡在父親左边的是大明厂的陶医生(国民党军医)，自已切断颈动脉自杀了。工作人员收拾他的衣物时，误将父親的衣物送去大明厂了。还好，父親没有绝望。

十一月我在西师毕业分配，工宣隊有个老头硬说父親是"关管杀"，我不信，去军管会询问，回答是"管训审查"，十二月我分配，班上只有一个名额去甘孜，当然该我去，谁叫父親又去坐牢了！

1969年4月底，关在党校审查的人开始陆续释放了，人都走完了，就是不放父親。解放军干部反复告诉他："你还有什么问题没交代，快点交代了好回家！"父親瞑思苦索，掏肝掏肺，也掏不出任何坏事了。解放军只有摊牌了："1967年6月5日，西师两派武斗时，你在干啥子？你翻院墙为啥子？”父親恍然大悟：“六五那天，我幺儿光浩胸口长了丁疮，散了毒，发烧昏睡，卫生科医生都打跑了，买的药不管用，怕出大问题，叫光九、光旭背他去九院打针取药。回来时，两派学生打得很兇，学生自动戒严封锁了校门，进不去。我平时在农场劳动，知道下合作村后面围墙有个缺口，就带儿子翻墙回家了。太阳很大，我们戴的草帽，哪里是在背伤员哟！“不知哪个没良心的坏人去告密，说父親参加并组织了武斗，还积极护送伤员，又给父親莫须有地加个罪名，全重庆市的牛鬼都放完了，父親是最后一个回家的。

父親的第四次坐牢，我被发配去了甘孜，我家还失去了已经居住十五年的房子一一合作村六舍三号。

父親坐牢，大的三个都走了，家中只剩下超龄生的光浩，害肝炎的初中生光旭和一个身份卑微的母亲，欺负文家人的最佳时机来了。

体育系地主出身的造反派湛培书，一肚子坏水，1969年4月初，恶兇兇地快走到我家时，才从裤篼中掏出个红袖套，笼在左臂上(光浩親眼看见的)，兇神恶刹地训斥母親，他要搬来我们家，限我们三天内必须搬走。母親低声请求:“家中儿子正在生病，东庄房子破旧又没有灶，能不能宽限几天，我们先去收拾一下。"湛培书大声吼道:"不行！就是三天！"

没有任何领导到场，没有任何书面手续，就凭一个红袖笼，凭一声训斥，就把文家永远地赶出了合作村！！！

后来父親对我说：“等我落实了政策，我什么要求都不提，我只要搬回合作村！“可惜父親没有等到天亮的那一天。父親还对我说过:“与其这样让湛培书强佔，还不如当初和系上的王兴运对调。当时王老师用下合作村的房子给我调，我觉得子女多住不下，没同意。"

湛培书下达的三天期限到了，大哥从单位请了事假回来打主力，大哥的好友李明桂，李世维主动来帮忙，全六舍的弟弟们统统不请自到，梁彤、王正平、王正恒、刘增健、刘增宪、陳乐，他们都到文家来下苦力。当年只能借到板板車，大家一车一车地从合作村拉到大校门外東庄最边上最破的一间房子里。弟弟们力气小，三食堂旁那段上坡路拉得很吃力，吼的吼，唱的唱，当然还有骂的骂，总算顺利扛过来了。

住进東庄后，耿幼培，漆怀幼，光浩嫌妈妈住房条件太差，他们又买了青磚和水泥，以專业建筑师的水平，为母親在厨房后面扩建了一间小屋，成了我家的浴室。耿幼培从知青回城，就是挥动着一把磚刀，凭着他的智慧，热情，吃大苦的品格，流着大汗，砌了个北碚区的劳动模范。妈妈这间小屋，对他来说"小菜一碟“。后来西师安天然气，必须拆掉这间小屋，拆房子的工人边拆边说："哪个修的哟，这样结实，好难拆呀！"

再次感谢搬家和修房子的朋友们，文家人永远记得你们的恩情，永远记得你们的壮举！

1975年初重庆警备区来历史系请人编写法家军事文选註释，历史系头头认为父親古文功底扎实，把任务交给了父親。其实当时父親身体已经很差了，他曾写信给康定的我，诉说他的难受，我还專门去信问过大哥，父親怎么啦？

父親接过任务后，排灯夜战了四个月。五月底，军方代表，历史系领导，父親，三方坐在一起，当面座谈讨论通过验收合格了，父親才去九院看病。

一去九院就怀疑胃癌，须作钡渗透视，但九院没有钡盐。卫生科肖叔叔说張道高医生私人存有一份。大哥去找張医生，二话没说就送给了我们。而且父親最后不行时，光九去卫生科请医生出诊，又是張医生主动挑重担，来东庄家中，一直守到父親停止呼吸。一位医生还主动帮父親净身换衣。張医生，我们感动极了，你的人格魅力，你的职业操守值得我们学习，你夫妇远在澳大利亚，不能当面感谢，只能在这里为你全家祈福，好人一生平安！

九院无法医治父親的晚期胃癌，大哥送父親去重医手术，临上手台的前一天，父親的领导才赶到病房，当面宣佈他没有历史问题。父親整整翘首期盼了十年的结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才姗姗来迟。所以西师的老先生们常以此为例，质问领导为什么不作结论？硬要像文先生那样，要落气了才作吗？

父親在重医住院期间，文家兄弟吃住都在西师子弟李永华处，小李侠肝义胆，给予我们慷慨无私的帮助，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困难，今天再次感谢李永华弟弟，多谢啦！

父親病重期间，警备区軍官多次到東庄家中看望父親，并说："文老师，你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你是我们的榜样。“

名医也无回天之力，生我养我的父亲于1975年9月13日下午6点多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親的眼睛一直没有闭上，第二天早上光浩从火車站赶回来还專门去帮父親闭合了几次眼睛。其实光浩已经超假，头天晚上一个人去后门的广柑林痛哭了一场，又怕父親听见。13号他已经到了火車站，准备回广元上课，快要剪票时，父親出事了，是邻居去电话班，电话通知火車站广播室，用广播把光浩叫回来的。当天已经没有回北碚的汽車了，第二天早上浩弟才赶回家中。

惭愧，我这个爱女居然已经回到康定的讲台上，沒有等到与父親最后的告别。说来也怪，我们用了十几年电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下午六点多，我正在电炉上做晚饭，突然一道白光，整盘电炉丝化为一盘白灰，让我莫名的难受。后来我问大哥:“是不是六点二十分？"大哥说:“是的。"这件事，我一辈子也解释不了，这也许就是父女之间的心灵感应吧！

父親的追悼会九月十八日在三教楼举行，老天爷都为父親哭泣，天下着大雨，历史系领导担心人到不齐，没想到一个人也没有缺席。三教楼大教室，老先生们坐得满满的，没有座位后面还站着很多，那个压抑的年代啊！父親中学的老师叶琳伯伯(总务长)，八十多岁了，正在午休，马上起身从和平村冒雨赶来。秦仲实伯伯、刘尊一孃孃、盛虚功伯伯等等都一一到会。一位系领导对大哥说："文老师人缘真好，我们都担心雨大，人到不齐，结果没有一个人缺席。“

杜鋼百伯伯上台讲话，斩钉截铁地说:“文艺陶一辈子都是在给共产党做事，他对党是忠心耿耿的。“拐杖敲得讲台噹噹的响。那个年代，能有这种规模的追悼会都很难得了。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四次坐牢，四次冤枉。

坎坷一生，精神不倒。

刚直不阿，胸怀坦蕩。

淡泊名利，高风亮节。

重情重义，光彩照人。

后人争气，含笑九泉。

嗚呼哀哉，顿失滔滔。

2018年6月9日午写于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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