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丨张有文：我的大学之路，从黄土地走上大学讲台

张有文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有文，1949年10月生，山东省武城县人，副教授。1970年高中毕业后回本村务农，1978年参加高考，1980年毕业于德州师专中文系，自修完成研究生学业。先后在山东武城县教师进修学校、德州地区教育局教研室、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德州广播电视大学工作。2009年退休于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原题

我的大学之路

从黄土地走上大学讲台

作者：张有文

1984 年11月初，我办完各种调动手续，到“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人事处报到，又到陈可贞副教务长那里领工作任务。

那是一位精神矍铄而又和善的老太太。解放前，她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管理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一直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当校长。其丈夫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熊本基先生。

她打量我一番说：“教现代汉语的老师病倒了，他在工业企业管理班和商业企业管理班两个班的课由你来接。他《语音》一章讲完了，你接着讲就行，给你半个月的备课时间，可以吗？”

“我明天就上讲台，不能耽误了学生。”她一愣：“能行吗？”“我明天想听听你的课，可以吗？”“欢迎指教。”我说着走出她的办公室，她的目光还是那么疑惑。

第二天上午三四节课，是商业企业管理班的现代汉语课。我没带讲义，准时登上讲台。我首先说明了这门课的重点、难点、特点及与中学语文的不同点，又说明了上海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和武汉黎世法教授搞的“六课型单元教学法”等都不能搬用，就是我在全区推广的“四步程式单课教学法”也不能用，提出必须根据大学教学的实际采用新的教学法。我当即提出用“五性教学法”，并对此法进行了简介。接着，我就用此法讲述了《汉字》一章，将德州各县、市几千年来的奇闻趣事和商业系统的典型事例纳入教学中，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教务长也是面显悦色。

下课后，学生顾不得吃午饭，就把学校院内的两个黑板内容全换了，详细介绍了我的“五性教学法”。学校的广播喇叭也一个劲地喊：“张有文老师的‘五性教学法’就是好，我们热烈欢迎！”

陈教务长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我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第一次听到讲这么好的课，我真意想不到。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就这样，我登上了大学的讲台。

也正是在我刚上班的11月5日这一天，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副书记李昌安等同志陪同下来德州视察。

在德州宾馆，总书记听取了地委书记王殿臣、行署专员李荣振的详细汇报。在德州地委准备向总书记汇报的六个问题中，就有关于创办“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问题。

当汇报到“政策对了头，一步一层楼”“金山银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强国富民的好政策是靠山”时，总书记激动地站起来，连声赞叹：“好，好，你们总结得很好！”他强调指出：“政策是党的生命线。我们要依靠政策团结人民，发动人民，依靠政策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

总书记对德州的工作很满意，同时要求德州地区的各级干部，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好，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随后，他高兴地挥毫为“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题写了校名。

胡耀邦为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题写校名。徐洪铎拍摄

以上墨宝现存德州市档案局。张有文翻拍

校名的题写，标志着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德州地委、行署创办这个大学的肯定，更是德州人民和“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殊荣。总书记题写校名的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奔走相告，到处是欢歌笑语。我也感到很荣幸。

早在上中学时，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大学教师。就是在高中毕业后回家当农民的八年中，我也没有放弃这一理想。现在，不但理想实现了，妻子和孩子的农转非也解决了，并在“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站住了脚。为此，我非常欣喜，感觉像是沉浸在美丽的梦境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追梦岁月

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亲和哥哥。

父亲（张贵，字子重），虽然只念过两年私塾，但他靠自学，写得一手好字，不但能写小说、散文、诗歌和大鼓书词，还写过一本《珠算开平方》。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招为正式职工，因病退职。后来当过高级社会计和多年大队会计。

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亲自写了大仿让我描红，他还常常给我讲家史。讲他解放前闯关东时被日本鬼子抓了华工，受尽虐待，生了病还差点被活埋，只好流浪街头；讲爷爷1942年正月在甲马营赶集时被日伪汉奸枪杀的惨景……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的仇恨，也激发了我的爱国之情，从而有了立志报国之心。

哥哥（张有舜，字朝平）高小毕业后就当了工人，还当过坦克兵、民办教师和县里大棉厂的会计。哥哥的字写得更好，是家乡公认的书法家。我上小学的时候，哥哥就指导我临摹颜真卿的《多宝塔》字帖。

父亲和哥哥的勤奋自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上初中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班主任郑树理老师。

上世纪50年代末，郑老师泰安师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因60年闹灾荒才回到家乡武城工作。他先是在县教育局工作，64年秋下放到我们武城二中来教初中，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气盛需要锻炼的缘故吧！

郑老师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语文课时，一登上讲台便转身写了三个大字——郑树理。他解释说，“树”是建树的树，“理”是真理的理，不是礼教的礼。他提高了嗓门：“希望同学们要追求真理，有所建树。要有理想，有抱负，人心有多高，春天有多好！”老师这样的开场白，让同学们深受鼓舞。

郑老师当班主任不久，便推荐我到学生会，任副主席兼学习部长。这年寒假，郑老师留下我，让我和他睡在一张单人床上。那一年，我16岁，他27岁。他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1岁多的儿子。学校离他家只有一里路，但他不回家，而是一天到晚给我讲解文学作品，讲的有莎士比亚的剧本、巴尔扎克的小说、但丁的三部曲、楚辞、唐诗、宋词、元杂剧，还有《红楼梦》等。我印象最深的是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名言。

郑老师对我期望很高，他非常认真地说：“中国有两处名牌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北大是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的摇篮，清华是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考就考北大清华，将来能当大学教授。”

为了实现郑老师为我竖起的远大目标，便暗下决心，中学时期绝不和任何人谈情说爱，目不斜视，专心学习，以便考最好的大学，将来当大学教授。

1970年底，我高中毕业。我没有“非农业人口”学生可以招工的幸运，过了春节便加入了农民行列，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

刺杀 “火蛋”

1971年夏天，生产队里的20多亩春地棒子（玉米）快熟了，那可是一百多号人的救命粮，需要晚上有人去看护。

队长说一个人可以挣两个人的工分，但谁也不敢去看。因为地当中有五六个坟，其中一个新坟里埋着一个中年妇女，她死的时候脖子上的瘤子长得像头一样大。坟边有一棵一搂粗的白杨树，还有十几棵碗口粗的小松树。瓜屋要搭在松树之间，用松树做柱子。这个小松林半夜里常有火蛋出现。别说在这里巡夜，就是晚上在附近的路边走过也会头皮发炸。

为了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学习，我说这活我来干。队长和队里的30多个男劳力都惊呆了。白天他们搭好了瓜屋，放上了床。我吃过晚饭，用我那杆祖辈留下来的磨得锃亮的红缨枪挑起被窝卷，喝了几口酒便向村南的小松林进发。

此时此刻，想起了“林冲雪夜上梁山”，好像是唱起了“…… 浑身是胆雄赳赳……”到了岗位，我把提灯挂在靠近床边的松树上，围地巡逻一圈之后，便躺在床上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没看几页，就听哗啦一声响。我应声跳下床来，双手握紧红缨枪。瓜屋东面三丈外的新坟头纸幡中，一个火蛋窜出来，皮球大小，发出呼呼的响声，跳动着向我逼近。我大喝一声，呼叫着向火蛋冲刺，火蛋步步后退，退到坟幡中。当我倒退到床边的时候，火蛋又钻出来向我靠近，我又是一番冲杀。搏战了十几个回合，火蛋嗖的一声，向东北方向飞去，直至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我已是大汗淋漓，像一堆烂泥瘫倒在床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挣扎着从床上起来。顺手抓起床边的那桶散白酒，咕咕噜噜喝了一通，晕晕乎乎地倒头便睡了。醒来时太阳已两丈多高。

在以后的20多天里，火蛋再没出现，可我大战火蛋的故事越传越玄。后来，就是晚上不巡逻也没有人敢去偷棒子。

炮轰 “魔影”

中秋时节，队里套种的棒子又熟了，队长还是让我去看。这块地在村东南，离村四五里。地的北头是一片大松林，松林里有四五十个老坟。据说，这里有一个丈八高的大白魔，常在半夜里出现。过去村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晚上在这里路过，被魔到30里外的西北方向的小屯去了，第二天被那里的村民送回来。

一天深夜，我在地当中的瓜屋边向北望时，还真发现地北头的大松林边有个白色魔影晃动。我端着红缨枪一步一步向魔影靠近，大约相隔五丈左右时，我大吼一声“看枪”，接着是一声爆响，魔影飞快地窜进大松树林，骤然消失。那声巨响不是土炮声，是我挤破了一个壮胆用的大气球。第二天早上查看时，发现有十几个棒子散落在地上，大松林里有一件破烂的大白褂子。

击穿 “马户”

中秋以后，队长又让我看场。场院在村东头，场院的西北东三面都是枣树行子，枣树行子里散落着几十个老坟。场院的南面是一个很深的大湾，湾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孤女坟，无论水多大也没淹没过坟头，里面埋着一个20多岁的大闺女，据说是因为不满意家庭包办婚姻上吊死的，夜深人静时还能听到她的哭声。我看了一个多月场，并没听到哭声，倒是看见有三四个鬼火，每天晚上都在场院东面的坟间跳动，跳一会儿就向东南道沟跑去。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看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时，听见挡着我瓜屋门的那捆秫秸有沙沙的响声，我喊了一声，声音就消失了，一会儿又有响声。我读书兴趣被干扰，十分生气，顺手摸起身边的红缨枪，隔着那捆秫秸向外穿去，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我还是接着看书。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有血点，我顺着血点一直找到东边200米之外的一个生产队的牲口棚，牲口棚外有一头小驴，脖子上划了一个血口子。心里一惊，也很疼。真是万幸没要了这只小生灵的命。

古贝蒙难

1971年这一年，真正吃苦头的还不是以上这些，而是被当成5.16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我在初中、高中虽然当过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但我是坚决不允许手下违法乱纪的，只是坚持拥护党中央的一种观点。5.16这个鬼数字也从未听说过。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从小立志报国，说我是反革命我非常冤屈，以对清查者的怒目而视表示抗议。越不服就批斗得越厉害。从7月1日到 8月26日被批斗了57天。后来又被稀里糊涂地放了。

在这场清查5.16运动中，冤死者大有人在，妻离子散者更是不计其数。时间不长，县里派人来赔礼道歉，说是清查错了，说都是林彪一伙搞的鬼，又接回武城二中平反恢复名誉，以参加“三干会”的待遇补发了39.9元补助费（每天补助7毛，57天共补39.9元）。

尽管如此，我还是成了村里的“灰色人物”。中学时期感情较好有点意思的女同学吓跑了。村上的姑娘也不敢沾边。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天气里，想讨个媳妇过个安稳日子都很困难啊！

三出河工

在务农的岁月中，我出过多次河工，印象最深的是三次。

第一次是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入冬之前，在山东禹城挖了40多天的引黄灌溉渠。那是累死人的工程，挖河直接竖堤。你就是歇一分钟，也会被发现。早上吃过饭，走6里路到工地的时候，天才放亮，中午在工地吃饭，干到天黑才回驻地。一天吃三斤半，还饿得眼里冒金花。我这样又撑又饿落下了肠胃炎。

我带了两本书，利用休息时读。一位工友说：“怪累的，还是歇歇吧，落到挖河的地步，读多少书也是没用的。”我无言以对，但心里总是想，也许现在没用，可是等读书有用的时候，恐怕再读就来不及了。在那个工地上，我把李达的《唯物辩证法》认真地读了两遍。这本书真是写得太好了，使我受益匪浅。李达真不愧为“理论界的鲁迅”（毛泽东称赞他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本《共产党宣言》，我都背过了。尽管那本最早的共产党的党章不长，也足有好几万字啊！

第二次是1972年在武城县四女寺枢纽工程工地干了一年。开始是推土，在碱河闸以西打拦河堰，后又到公社施工营部做通讯报道员，下半年是在水电部十三工程局的钢筋班做钢筋工。

第三次是1978年在武城的旧城河与运河交接处修吕洼闸。

我是施工团部的报道员。我是在工地上的广播中听到了高考的一些新政策，及时到本公社报了名，并在高考前三天离开了工地。

婚配奇闻

1972年春，我在村里订了婚。本来我不想订婚，怕的是一旦订婚今后就不能上大学了。农村兴早婚，我院里的弟弟们都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不订婚让父母脸上无光。当时给我介绍的有五处，都是念书不超过三年的农村姑娘。一天晚上，父亲把我院中的两个爷爷、四个叔叔和媒人叫到家中。他们轮番给我上“辅导课”，说本村这个姓梁的闺女如何如何善良懂事，又如何如何勤劳节俭。一直到了深夜两点钟，我还是保持沉默。

父亲气急了，从炕上跳下来，抓起了那根顶门的棍子，冲我怒吼：“我看这小子欠揍！”大家夺下了棍子。

我也只好表示个态度：“我感谢大家为我熬夜费心，我服从你们安排。”我话音刚落，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好，好，这也算个态度！”于是都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家，返回四女寺的漳卫新河建闸工地。

路上正好路过一个小镇，我的一个中学女同学就住在这个镇上。她正直善良，为人厚道，早在两年前就招为国营职工了。我对她印象很好，但没谈过恋爱。其实，我对其他女同学也没谈过。不过我和这位女同学的父母是好朋友。其父身材高大，声如洪钟，是公社的书记，是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干部。其母瘦小，却十分精明，是供销社的经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八路军的交通员。

文革动乱以来，我作为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立即派人昼夜轮流值班，在其家院周围巡逻，防止造反派的揪斗。其母很热情，一做什么好吃的，就让我陪她喝酒吃饭。我们俩常常是畅饮谈笑，其夫、其母、其六个儿女（包括我的女同学在内）都鸦雀无声地吃饭，听我们说道。这也难免引来其子女的抱怨之声：“他是我们家的座上宾，我们子女谁也赶不上他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重！”为此，我却常常在梦里笑醒。

那天下午，天地昏黄，我心情沉重地进了女同学的家门，当时只有其母在家。我诉说了订婚的前前后后，大妈拍案而起：“包办的，不算数。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大闺女宝莲（化名）还在等着你吗？” 我忙说：“我们在中学没谈过恋爱。”大妈厉声训斥：“我的闺女哪里配不上你？你纯粹是个傻蛋，大混蛋！”我只好十分痛心地解释：“您的闺女美如天仙，又是正式的国营职工，我是梦寐以求，但是不行，因为我现在是个‘灰色人物’，连个普通农民都算不上。现在形势严峻，随时都有被当成反革命清查的可能。灾难我要自己扛，我实在不忍心让你们为我惨遭不幸。您今天失掉的是一个称心的女婿，但您得到的将是一个永远忠于您的儿子！”大妈搂住我痛哭失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形势总会好转的，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此时窗外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过了一个月，我从建闸工地赶回家，母亲抹起了眼泪：“你爹给你订了婚，用你挨治的39块9又加了一毛交了订婚帖，一想起上次他们逼你我就难受。” 我劝着母亲：“大人也是好意啊！不要哭了。”这时我才知道，是父亲背着我抓阄定的亲。早在一个月前，他曾把为我介绍的五个姑娘的姓写在小纸条上，连抓五次，每次打开小纸条，都是本村姑娘的“梁”（庆荣）字，于是便千方百计地逼我就范。这真叫我哭笑不得。

1973年秋天，我结了婚。没过几个月就是我大妹妹结婚。

当时家境很糟，奶奶已高血压瘫痪，母亲也因腿骨结核疼得下不了炕。为给妹妹买嫁妆，父亲又到处借钱，但是借不到。已是债务累累，谁还愿意借给啊。再说，家家也没钱。晚上，一家人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想办法。父亲愁眉苦脸，奶奶低头不语，母亲和妹妹都在掉眼泪。上小学的二妹和仅六岁的小妹不吭声。屋里的空气都要凝固了。

妻子发话了：“都别再发愁了，把我从娘家带来的嫁妆给她吧！”全家人都很惊讶。这也令我肃然起敬，顿时感到她形象高大起来，小屋子也亮起来。

妹妹出嫁那天，妻子把她从娘家带来的新桌子、新炕单、茶壶茶碗等等都给了妹妹，就是连挂着的新门帘也摘下来给了她。村上来看热闹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交口称赞。

三登考场

1973年，队长让我开机器，天天浇地，有时也磨面。在村里还当上民兵连指导员。这一年，在全公社的民兵“三落实”训练比赛中，我村民兵连名列前茅。村里推荐我上大学，在公社组织的文化考试中，我成绩很好。本来上大学顺理成章，但被取消。大学梦第一次破灭。

1974年，上级要落实政策。我憋着一肚子冤屈，找县里有关官员讨个说法。县里安排我在县水利局做临时工。

1977年底，县里的官员又翻了脸，借着“揭批查”辞退了我。这年，我参加高考初选了，成绩依然很好。却遭到无理阻挠，我的大学梦又一次破灭。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林彪、“四人帮”兴风作浪，整个国家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派性泛滥成灾，“白卷”英雄横行，考试成绩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一些掌权受益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总是变着法的打击反对者。

1978年春，在我们公社高中任教的陈泉祥同学，向校长推荐了我。校长同意让我去高中当民办教师，还安排了语文和历史课。但遭到上头反对。校长非常气愤，他鼓励我要再参加高考，还说要在高中给我安排一间屋，让我静下心来复习。我谢绝了校长的好意，还是为了养家糊口到一个运河大闸的工地去干临时工了。

1978年，我又要参加高考。高考前，我和一个同学去请教郑树理老师。他却说你们还是认真读一下《人民文学》上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吧！第二天看后才明白，老师要我们有个高远的目标，拐弯抹角地批评我们不要把考上大学当目标。我们深感惭愧，于是抱定了高考必胜的决心。

高考那三天，又沾了李达那本《唯物辩证法》的光。它使我认识到，高考期间的主要矛盾不是知识多与少的矛盾，而是精力足与不足的矛盾。于是我吃饱喝足睡好，就是考试期间的三个中午，也要睡上一觉，让充足的精力在考场上爆发。

这一年，尽管没有任何复习，却又考出了好成绩，总分达到全国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但又遭到阻挠。最后被德州师专中文系录取。

上学那天，嫂子（陈桂荣）要给我5块钱，我坚决不要。哥嫂身体不好，四个孩子都上学，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到了学校以后才发现，嫂子还是把钱塞在了我的兜里。

爱岗敬业

1980年，德州师专毕业后，被分到武城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1980年8月，我上班后准备了半个月，就办起了“初中语文教师培训班”。我讲的是现代汉语，一连讲了15个上午。因为深知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备课就格外认真，讲课也十分卖力。办完班后，我扁桃体急性发炎，打针输液一个月还是高烧不退。由于不愿意耽误妻子种地，我就只身一人到德州地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做了摘除手术（高中同学韩玉珍为手术助手）。由于发炎，麻药很难吸收，手术中实在是疼痛难忍。

走出手术室后，两个老乡闻讯赶来接应。一个是地区水利局招待所负责人杨茂林，另一个是我们村的吴秀芳姐姐。我想住在招待所，姐姐执意把我接到她家去，安排在一间储藏室里。由于刀口无法缝合，只好靠含着冰糕止血。也许是流血过多的原因，晚上我想从床上坐起来时，头晕目眩，眼前一黑摔在地上，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我喝了点粥，就急忙赶往我的母校德州师专。在中文系的办公室里，曹鼎、吕志明两位主任和我说话，我没有吱声，只是在屋里转，他们见此情景有些惊恐。我在一张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昨天刚做了扁桃体手术，医生说一周内不能说话。我在语法教学中遇到一个难题。有个学员问我“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是单句还是复句。我认为是单句，“一青一白”是定语后置。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一青一白”是什么？》，今天带来了，请老师指教。

两位老师看了我写的这段话，十分惊喜。

曹老师满含热泪，竖起了大拇指：“你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有你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中文系的光荣。”

吕老师看了我的文章说：“在咱们中文系办的《教学研究》上先刊登一下，你再向《中学语文教学》投投稿，这个杂志很正派，只要你的水平达到了就会得到发表。”后来，我按吕老师的指点把稿子寄出去了，出人意料的是得到著名语言学家张寿康先生的重视。在先生指导下，我开始了对现代汉语中定语后置的研究，并在正式刊物发表了文章。

也许是发表了几篇文章的缘故吧，1983年9月，我被并不认识的傅克让主任点名借调到德州地区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其他局长也不认识）。在傅主任的苦心教导下，我的业务能力和研究能力提高很快。我为遇上这样一位博学多才而又德高望重的导师深感荣幸。

竞聘成功

1984年9月初，我的同学孙青松（当时任《德州市报》新闻部主任）告诉我，他的家乡陵县要建一所大学，正在向全国招聘教师。学院解决招聘教师家属孩子农转非，教师向上浮动两级工资，还安排家属临时工作，优先安排住房。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高兴极了。我家里有十几亩地，父亲癌症，两个儿子还小，小妹上初中，只有妻子一个劳动力。我在外工作，根本无法帮家里种地，常常为此坐立不安。为解决后顾之忧，我曾打算到深圳、河南濮阳油田或东营胜利油田去应聘。既然陵县办大学，待遇又这么优厚，我就没必要舍近求远，决定一试。

我向学院发去应聘信，等了一个多月，也没回音。10月中旬，我找到学院招聘处。一位姓刘的同志告诉我，你的学历低点，学院不予考虑。我争辩说，不是重在真才实学、关键看是否胜任教学工作吗？他说，我主不了，在招聘教师方面，真正说了算的是北京来的两个专家，一个是陆学艺，一个是孙越生。孙越生出国讲学，不知什么时候回来；陆学艺去北京汇报工作，大约半月能回来。

过了半月，我又背着一个装有讲义、论文的大提包到了陵县。黄昏，我到了陵县县委招待所，找到了廈房98号。正好有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的和善的中年人站在门口。

我问：“你是陆学艺书记吗？”

他答道：“我是，你有事吗？”

我说我是来应聘的。

他问：“你从哪个大学毕业的？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的？”

“我1980年毕业于德州师专中文系，又自学完本科教材，在武城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为中学教师讲的是中文类课程，一年前借调到地区教育局教研室工作。”

我刚说完，他就和蔼地下了逐客令：“今年我们招了三个班，已有20名教师，三个教中文的，已经够了，明年建起新校舍，要招500学生，需要大量教师，你明年再来吧！我要去开会，你还有事吗？”

陆先生站在台阶之上，我在台阶下。我发现在整个对话中，他并没有俯视我一眼，也许是忙着去开会吧！就这样简单地被拒之门外，我实在有些不甘心。

于是我坚定地说：“既然领导去开会，我就不打搅了，但有两句话我要说明：第一句，我今天是第二次来，半月前来过一趟，听说你负责招聘，我回到地区教研室给你写了一封信，16开的纸写了15页半，详细说明了我在教学、教学研究及其它方面的情况；第二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的教授们，听说我到你这里应聘，他们联名并以‘山东省语言学会’的名义向你的学院介绍了我的科研情况，也就是发出了推荐信。两句话已说完，既然你今年招够了，那我明年再来吧！”我抡起提包，转身要走。

陆先生一挥手：“别走，别走，到屋里来吧！”他回转身，打开锁，推开门。冲着南门的是一个长茶几，东西两侧都是三人沙发。他给我倒上了水，我们几乎同时掏出烟来给对方。我的是振华牌，他的是带过滤嘴的大鸡烟。“我的还好一点，抽我的。”就这样，我们抽着“大鸡”，大吉落座，他在东侧，我在西侧。

他还是那么和气：“来两趟不容易，说说你的情况吧！”

我也很恭敬地说：“领导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愿意听我汇报情况，我对领导的信任感激不尽。我想从四方面汇报一下我的情况：一是，我来应聘的指导思想及其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二是，我在教学中如何改革教材教法，重点说说我在地区教研室如何在全区推行教学改革；三是，我是如何结合教学撰写科研论文及在语言学界产生的影响；四是，今后的打算。”

第一个问题，我讲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当讲到教师招聘、竞争上岗、专业设置、学生推荐就业等方面都体现了学院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时，陆先生眼里闪着欣喜的光。这时有个年轻人叫他去开会，说是人来全了等他去主持。我站起来忙说：“你去开会吧，我下面讲的才是重点，会很费时间的，别误了你筹建学院的大事。”他招一下手：“坐下，接着说，接着说。”

第二个问题，我讲了在武城教师进修学校办初中语文教师培训班的情况。讲了我曾教过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汉语，讲现代汉语用的是高考的标准，达到大专的深度，自己编的讲义，把武城县、恩县五千年来的故事传说都编成例句写入讲义中，把枯燥的语法趣味化，学生很感兴趣。又讲了在地区教研室到各重点高中听课、评课及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推行语文“四步程式单课教学法”的情况。陆先生连声说好。

第三个问题，我讲了对现代汉语中后置定语问题的研究。去年，《中学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国内外发行）第四期发表了我的论文《浅谈现代汉语中的后置定语》。这篇文章是针对北京大学教授朱德熙和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先生的观点写的。他们二位在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否定现代汉语中存在定语后置，我认为是存在的，所以写了文章质疑，原文点了他们的名，编辑在发表时给删去了。这篇文章引起了争论，在《中学语文教学》第12期上，《是定语后置吗？》《浅谈“带的式”描写性谓语》这两篇文章就是针对我的观点的。我写了反驳文章《再谈现代汉语中的后置定语》，准备发出去。我正讲得起劲，陆先生插话：“吕叔湘那老先生我认识。”

我讲完了第四个问题后，看了看表，已深夜十一点半，足足用了四个半小时。为了不让陆先生插话提问，他眯着眼倚在沙发上静静听时，我说话语气平和，也比较慢；他睁开眼睛想发问时，我就站起来走来走去地讲，提高嗓门加快语速，而且慷慨激昂，他只好又眯起眼倚在沙发上听，我也坐下来慢慢地说。在汇报中，通讯员几次催他去开会，他都没有去。

我很内疚地说：“耽误了你开会，实在对不起，那我明年再来吧！”“不等明年，我马上下调令！”陆先生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我说。我立即追问：“请问你的‘马上’是多长时间？如果时间长了，我就来不了了；因为地区教育局教研室的傅主任老是催我，想尽快把我正式调到教育局；原地区教育局副局长，现地委宣传部长王维义也想把我调到宣传部去；昨天我去了武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郑树理老师告诉我，说是孔主任（孔凡修，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常委会上提议并已通过，要调我进县委办公室。”

听了我的诉说，陆先生口气十分强硬地说：“你放心，只要我想聘你来，谁也挡不住，因为地委书记王殿臣要兼咱学院的院长。学院还有一个招聘班子，有一套招聘程序，我要把你的情况给他们说说，总需要时间。别着急，听通知吧。”

没过了几天，我便收到了“发展学院”的面试通知。

1984年10月31日11点，我到了学院，高运安老师接待了我。

“高老师，请你安排人面试，安排我试讲。我能教现代汉语，教育部批准的大学统编教材有四部，有胡裕树主编的，有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有张静的《新编现代汉语》，还有张志公主编的电大系统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前三部是本科教材，最后一部是专科教材，可这部专科教材比前三部内容都多得多。你们让我讲哪一部都行，如不限制，我就讲我自己的观点。”

我说完后，高老师笑了：“陆学艺书记又回北京了，临走留下话，说你对他四个多小时的演讲，证明你完全能胜任教学工作，没必要再试讲。下午两点以后，你拿着这个录用通知，到人事处办各种手续吧！”

下午，我准时到了人事处。高树彬科长看了录用通知十分惊讶地问：“你的学历不高，却免于试讲，你和省里还是地区的哪个领导有关系？”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摇摇头。

他很快写完了“调令”、“调档令”等手续，急迫地说：“三天之内办完手续，速来报到。农转非的政策变了就麻烦了。”

1984年11月5日，我就来学院报到上班了。

1984年11月19日，我到地区教研室拜别了傅主任，他眼里含着泪说：“到那里解决了家属孩子农转非，再回教研室。”

我又回到武城，特意看望了武城县武城镇的都培芝书记和武城教师进修学校的李恩重校长，因为他们不但是我的启蒙恩师，而且对我如何应聘做出了具体指导。我还看望了我们公社的尹兆义书记。尽管我们不很熟悉，但在种责任田的几年中，他多次主动给我开柴油和化肥票。这位在解放前15岁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非常关心百姓疾苦，让我十分敬重。

我还回到老家，拜谢了帮妻种地的“木哥”“石哥”（我妻的两个叔伯哥哥，他们为使我在外安心工作，还一直主动承担了赡养聋哑岳母的责任）。我拜谢的还有常常到我家为母亲打针治病的赤脚医生梁太福、梁文岭、张清玉和公社卫生院的院长李复兴（他是我的初中同学）。

1984年11月21日搬家时（这次是我自己从武城教育局搬走，并非全家搬），在武城县委工作的同学许东升（原名许振环）一早赶到教育局，代表家乡人把我送到陵县。他还送我一套《歌德诗集》，并在扉页上题写了宋朝抗金名将宗泽的诗《早发》（伞幄垂垂马踏沙，山高水远路多花。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我看后激动不已。

1985年秋后，我把全家人搬到了陵县。

1986年春节，我是在陵县过的。当时刘金忠先生的广播剧《颜真卿》正在热播。春节前夕，焰火点亮了黑夜，夜空回荡着颜真卿率领盟军抗击叛军的厮杀声，此情此景，使我禁不住仰天高诵：

平原郡首，忠烈垂千古，

英雄一腔碧血，唤醒民众无数。

且把闪电积压，期待长空爆发，

只要星火点燃，光亮留照人家。

在过去的坎坷岁月里，特别是回乡务农的八年中，我从未放弃“上大学、教大学”的理想，并为此而千方百计地读书。这也许是高考成功、教学顺手而又顺利登上大学讲台的缘故吧！

在“发展学院”招聘的教师中，1977、1978级的大学毕业生很不少，他们和我情况也很相似。从我“三登考场三斗鬼”的经历中，也会看到他们的影子。

德州农村发展学院校门

人民日报赞誉学院是“全国第一家专门培养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学”。在这样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大学里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但要一直受到学生的欢迎，真正站稳脚跟，那也很难。

义正辞严

1984年冬，日本的一个教育代表团要来学院考察。

头一天晚上，宁森副院长找到我说：“你明天下午商业企业管理班的现代汉语课调到上午三四节上，秘书班、工业班也调了课，分别由党明德和李清华上。你们三个都是青年教师，你们要在课堂上接待日本的专家代表团，回答他们的问题，希望你们不卑不亢，堂堂正正，不失国格，为学院争光。”我满怀信心地说：“请院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大约那天上午10点半左右，教室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代表团成员及陪同人员拥在门口。我立即让全体同学起立鼓掌，欢迎他们入内。一位日本专家看着我的板书说：“你的书法很漂亮，佩服，佩服。”我说：“我们这里的老师大多数比我写得还好。”

另一位日本专家似乎有些发难地问：“你们的企业管理专业，为什么还要开设现代汉语课？”他这一问，整个教室鸦雀无声。

“现代汉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掌握她。作为企业的厂长、经理，更应熟练掌握我们的语言，用来安排工作、起草文件。不然，就无法指挥一个企业。所以，在我们学院的各专业都开设了现代汉语课。那么，请问你们日本的大学不开设日语课吗？你们的厂长经理不懂日语行吗？”

我话音刚落，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陪同代表团的王殿臣、孙越生等领导也甚感欣慰。

教学相长

在这个学校里，师生之间如同志如战友如亲人，大家像是生活在一个和谐幸福的大家庭里。这正像我作为教师代表在1985级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所描述的那样。讲话全文如下：

八五级的全体同学们：

那红光闪闪的毕业证书，渗透着全区550万人民的心血，你们马上就要拿到手了，这是你们两年来千万滴汗水的结晶。此时此刻，你们光荣，我也光荣；你们激动，我也激动。为此，我代表全院教师，向你们表示衷心而又热烈的祝贺！

咱们两年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教学相长，携手并进，同心同德，共建学院。你们不但是我们的学生，更是我们的战友和同志！

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典范，一定能成为改革的精兵强将。我们坚定地相信你们，一定会把今天的毕业当成新的起点，再去攀登新的高峰！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出于蓝一定能胜于蓝！这就是我们全体教师的最大希望和要求！

全体毕业生同学们，有两句话送给你们，作为分别赠言：是龙的传人，就要腾飞！是千里马，就要长鸣，就要万里驰骋！

1986年暑假之后，我兼任了86级中文秘书班的辅导员。在选拔班干部上，我决定打破常规，于是对刚入校的全班同学进行了鼓动，接着，有八名同学（五男三女）站出来演说和答辩，一人（梁有超）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班长。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宣誓就职，并立即组成了班委会。

竟选的消息迅速传开，简讯刊登在《山东青年报》（1986年11月26日第一版）。演说词刊登在《演讲与口才》（1987年第8期）杂志上，题目是《一位辅导员的鼓动演说》。此举很受关注。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的蔡善柱同志来信，要我具体介绍竞选的方法，他作为辅导员也想采取这种方法组织班委会。

从1984年至1989年，办学六年，招生四届，共招生837名；其中招收在职干部、职工470名，应往届高中毕业生367名。1987年，学院还和山东大学联合办学，在全省范围内招收企业管理专业学生79名。学院还和地区乡镇企业局合作，培训乡镇企业厂长、经理100余名。我在84级工业企业管理班、商业企业管理班，85级中文秘书一、二班，86级中文秘书班，87级中文秘书班，教过现代汉语，也教过85级、86级中文秘书班的基础写作，还在附近学校举办的电大汉语班上，教过《古典文学》《形式逻辑》等课程。

我不论在什么专业任课，也不论教什么课程，总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三种能力，以便走向社会后得到顺利发展。这三种能力是：演说能力、书写能力、写作能力，也就是说，要有一副好口才、练一手好字、写一手好文章。我所亲自教过的学生，绝大部分能在毕业时达到这一要求。1984级工业企业管理班学生张俊梅《论世界文字改革的方向》的论文，得到省语言学会教授们的高度评价。1985级中文秘书班学生张兰双介绍范秀娥事迹的散文《雏燕展翅》，获山东青年报一等奖。1985级文秘班学生张书生、邵胜敌在1986年的全国硬笔书法大赛中获优秀奖；张书生、罗朝彦的毛笔书法也很漂亮，深得国外专家学者的喜爱，日本的藤原建树先生，每次讲学结束的时候，总要带一些他们的作品回国。1986级中文秘书班学生张小童在1987年的全国演讲比赛中获三等奖，梁有超、李爱军获优秀奖。

特别是84级工业企业管理班学生范秀娥，她《也谈交叉科学》（详见1986年第6期《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的论文，创立新说，势如破竹，令科学学界的专家们刮目相看。1986年暑假，我受委托收下了科学学学会寄给范秀娥的信。拆开信一看，让我大吃一惊。科学学学会对范秀娥的科研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并且让她负责组建德州地区科学学研究会。由此可见，科学学领域的专家们并不知道范秀娥是个学生，还以为她是个教授呢！

教研活动

学院领导对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很支持。1986年11月中旬，我作为山东省语言学会的会员参加了在山东蓬莱县的长岛举办的“山东省语法研究会”年会。我带去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介绍“五性教学法”的《现代语法教学之我见》；另一篇是反驳文章《再谈现代汉语中的后置定语》。

我们德州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德州师专中文系主任吕志明先生，德州地直业余大学吴恩泉、曹修翰先生，德州一中校长、特级教师傅国杰先生。他们推举我代表德州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我坚决不肯，因为我资历太浅又年轻，而他们都是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德州名人。

省语法研究会会长、山东师范学院教授高更生先生找到我，带着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作大会典型发言。你的两篇论文都有独到的见解，你的‘五性教学法’，是会上的论文中唯一谈教学改革的一篇，很有推广价值。谈定语后置的那篇文章，更是充满火药味。你敢于批评中国语言学泰斗的观点，敢于向权威挑战，并积极应对争鸣，勇气可嘉。你不发言谁发言？”

我说：“先生你都不很同意定语后置的观点，我发言不妥当吧！”“你管我干么，你讲你的。在学术上没有权威可言，谁说的对就听谁的，人人要服从真理。就这样定了，明天你不发言不行。”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

那么和善的高先生竟然发这么大的火，从未见过。这火气不也正是先生对我的无比关爱和热切希望吗？

第二天，我赤手空拳登上了大会的讲台，因为，介绍自己的论文，是不需要带书面发言稿的。

“厚书讲薄难，薄书讲厚更难，死书讲活难乎其难。现代汉语，特别是语法，枯燥无味。我是如何把这门课讲活、赢得学生欢迎的呢？我靠的是‘五性教学法’。”我开场白后，望一下台下。台下鸦雀无声，大家张大了嘴，瞪大了眼，正聚精会神地渴望我往下讲。

“我所创造的‘五性教学法’，是建立在常规教学基础上的。就是在熟练掌握教材、写好讲义、讲课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还要讲究五点：即新鲜性、实用性、趣味性、思想性、灵活性。

“所谓‘新鲜性’，就是把语言学界最新的信息、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中，因为教材中是没有的。

“所谓‘实用性’，就是让学生学了感到有用，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讲法，要因材施教。我在工业企业管理班讲课，是把工厂里的情况编成例句，对商业班学生就举商业系统的事例（如经销名句“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贱，你贱我转”）。大家听了，不仅学到了语法知识，还学得了工作经验，感觉有用。

“‘趣味性’，就是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为此，我把德州几千年来的传说故事编成例子插入教学中。

“‘思想性’，就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正确的思想教育，即授业中传道，做到文以载道，文道合一。

“‘灵活性’，就是根据学生情绪，随时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法。1985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到工企班去讲课。大家午休刚起，还处在似睡非睡状态中。我一看情况不妙，当机立断，改变了方法。因当时学校里风行跳舞，我便提问了积极倡导跳舞的学生和反对跳舞的学生，他们都张口结舌。全班学生睡意全消。于是我在黑板上写道：跳舞的目的是‘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见闻一多《说舞》）。我对句义作了简要解说后，又分析了句法结构。这样，学生听得兴致勃勃，我也顺利完成了教学计划。”

我在介绍了“五性教学法”后，作了简要小结：“总之，要想真正把死书讲活，教师必须忠于教育事业，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勇于改革的精神，灵活的教法和演讲口才，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否则，讲课就会变成噪音或催眠曲，死书又怎能讲活呢？”接着，我又对现代汉语中定语后置的研究进行了说明。我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讲台。山东大学教授葛本义先生立即叫住我，激动地说：“现代语法太枯燥，你解决了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难题，真行。”

会议结束后，我的那两篇论文，载入省《语言学通讯》。其中《现代语法教学之我见》一文，还刊登在学院院刊《新农村管理者》创刊号上。就这样，我的“五性教学法”在全省高校得到传播，产生了良好效果。后来，高更生先生又把我定语后置的观点写进了他的讲义，当成一家之说，对他的研究生进行介绍。

1986年11月29日，受葛本义先生邀请，我又去济南参加了她主持的“山东省逻辑与语言研究会”成立大会。

会议期间，一位身材高大的先生，看了我的名片惊奇地说：“你的名字我好熟悉。”我好奇地问：“我不认识你，怎么会熟悉？”他追问道：“你是否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报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吗？”“是的。”我点了点头。“那就对了，”他很兴奋地说：“那时我是山东大学的历史系书记，我去省招办录取学生，见到了你的档案，你总分达到了山东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历史单科分也是很高的，你又写得一手好字，我很想录取。但是一看你村的评语，又犹豫了。他们写得很不好。我立即请示了学校党委，一位负责人在电话里指示我‘不要光看分数，重点看组织评语，不能让闹乱子的人进山大闹哄’。我只好把你的档案放下了。为此，我一直很遗憾。今天相见真是有缘啊！”

面对这位真诚的高人，我简要作了自我介绍。高人听了我的介绍，激动地说：“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很有能力，科研水平也很高，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叫丁文芳，已调出山大，正负责筹建济南大学，各处室的负责干部还没配齐。我希望你到我这里来工作，助我一臂之力。”我忙说：“感谢丁校长的好意，但是现在不行，我在发展学院五年不能请调，在协议上已签了字，否则，取消家属孩子农转非待遇，等以后再说吧！”丁先生听了我一番话，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会议期间，还认识了省团校的演讲教师武玉涛。他听说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和《演讲与口才》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十城市青少年演讲邀请赛”，便邀请我为省团校师生作报告。12月3日那天下午，做完报告之后，团校领导说学校很快升格为大专，叫“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希望我到他那里工作，我当场谢绝了。

提到“邀请赛”，需要说明一下。山东省没有代表队参加。1986年6月上旬，应《演讲与口才》杂志主编邵守义先生邀请，我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大赛（山东唯一）。任务是协助评委工作和为大赛写报道。1986年6月15日，大赛进行第五场论辩赛，上海队与天津队以“‘人怕出名猪怕壮’对吗？”为题进行辩论。他们两个队争论不休，节外生枝。

评委们很着急。评委主任曲啸、节目主持人赵忠祥等，让我以“青年的朋友”的名义出面演讲，来平息他们的争论。于是，我作了即兴演讲，我的观点被论辩双方和各位代表所接受。主持人赵忠祥和曲啸、张寿康、李景隆、李燕杰等评委也很满意。

职称评审

1987年，职称评审工作启动。我申报了副教授。在申报人员中，他们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学历资历都合格；仅我自己破格，且又年轻，通不过报不出也就不奇怪了。这也怪不得学院的评审小组，因为地区科技干部处的领导，不止一次地让学院领导转告我，必须改报讲师。我不想改报，只好向上级反映情况，于是，向主管教育的副省长赵志浩写了一封信：

赵志浩同志：

您好！在职称评审文件中，鼓励中青年脱颖而出的规定太笼统，再加上受申报名额的限制和论资排辈思想的影响，年轻人的申报材料根本报不上去，“鼓励中青年脱颖而出的规定”变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话。为此，我提几点建议：

一、“中、青年”的年龄上限要划定

40岁以下申报副教授、45岁以下申报教授的人员，可列为“中、青年”系列，予以鼓励。

二、“重大成果”要界定

文件中，要鼓励在教学、科研或其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中青年脱颖而出的规定，下边无法操作，应具体化。教学在多大范围被评为优质课或讲公开示范课为“重大成果”？科研，在哪一级杂志发表多少篇论文、获哪一级的几等奖算

“重大成果”？其他方面主要包括哪些？这些都应明确界定。

三、申报名额限制要取消

中、青年申报高级、副高级职称，不占单位申报名额。单位应将其材料直接报省高级评审委员会，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扣押。

以上三条建议，若被采纳，一大批成绩突出的年轻人就会脱颖而出。鼓励中、青年也算落到了实处。

此致
敬礼

德州农村发展学院教师张有文

一九八八年春于陵县

信发出不久，省里就下发了鼓励中青年脱颖而出的文件。1988年 4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山东省副省长赵志浩的访谈录，赵志浩副省长说：“最近省里明确规定：凡40岁以下的教师晋升副教授，45岁以下的教师晋升教授，指标可以单列，不受名额限制。”

我的建议能被采纳，令我十分惊喜。我的申报材料顺利报出学校，我也立即跑到德州找科技干部处领导说明情况。领导劝导说：“你改报讲师，我保证给你。你报副教授，我反对。你资历太浅，副教授批不准，连讲师也没了，就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起来。职称评审马上要结束了，这是最后一批上报材料了，赶快改报吧。”尽管领导是善意的，我总有些不甘心，迫不得已写下了“改报讲师”四个字，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的建议促成了鼓励中青年脱颖而出的新规定，甚感欣慰。虽然我没评上副教授，但是看到全省那么多年轻人评上了副教授、教授，我也是心安理得，毕竟我的建议产生了良好效果。

风云突变

1984年至1986年，学院是欣欣向荣。

1984年，从2200多名考生中录取了138名；1985年招生320名；1986年招生367名。1986年，有在校生近800名（包括委培生）。

为改变学院成人高校的性质，使学校更好地发展，德州地委1986年10月23日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德发[1986]31号文）。地委在《报告》中向省委提出如下恳求：参照烟台大学、青岛大学的办法，把“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列为省属普通高校，面向全省招生，由省拨给办学经费。学生毕业后按普通高校毕业生分配。在发出以上《报告》的同一天（1986年10月23日），德州地委、行署又向省编制委员会报送了《关于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定级定编的请示报告》（德发[1986]32号文）。恳求省编委把学院定为副厅级单位（与德州师专同级）。

德州地委、行署准备在德州开发区征地800亩，把“发展学院”从陵县迁过来。德州地区行署专员李荣振，满怀希望地去济南找到了省政府主管教育的领导，详细汇报了德州地委、行署准备在德州城区征地迁校的设想。

1986年底，在德州地委、行署的两个《报告》没有回音的情况下，王殿臣同志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被免去德州地委书记职务。兼任学院副院长的陆学艺、孙越生同志完成了在陵县的调研任务，回到社会科学院从事新的工作。这一年，从北京聘来的宁森、陈可贞、荣若圣（学院副总务长，总务长空缺。）等重要管理人员也相继离任回京。

1987年初，马仲才任德州地委书记，赵林山任德州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为学院派来专职院长、书记。

这一年学院仅文秘专业招收了12名成人学生，与山东大学联合招收的79名成人学生入学不久也迁往山东大学学习（他们最后颁发的是山东大学的毕业证书）。学院开始走下坡路。1988年，招生为零。毕业生安置更加困难，学院经费更加紧张。学院辞退了教师家属的临时工，取消了教师的浮动工资。学院急速下滑,跌入低谷。

幻想无果

1987年以后，在校生少了，课程少了，不少教师也闲了起来。

我本来想借这段的空闲，整理一下我的现代汉语讲义，出版一本简明而又充满趣味的《实用现代汉语》。著名语言学家张寿康先生还答应为这本书作序，并向出版社推荐。我还想，把我对现代汉语中的定语后置问题的研究梳理一下，采纳著名语言学家黄伯荣先生的指导意见，出版一本小专著。但学院里乱糟糟的，使我很难静下心来。没能完成这两本小书的出版，一直是我的遗憾。

我准备回武城老家去奋力一搏。1987年，武城县委正准备调整武城二中的领导班子，正在物色校长人选。有些乡镇科局领导向县委推荐了我。我得到消息后，作出积极应对，立即写了《关于竞争武城二中校长的报告》，一份寄给了武城县委，一份送给了地委组织部。当时德州地区有17处重点高中，武城二中升学率几乎排在最后。我在报告中承诺，保证使武城二中升学率三年进入全区前五名，五年进入前三名，否则自动辞职。为实现这一目标，我提出了六条措施。

为此，我专门到武城去，和县委书记、县长及所有县委常委谈了一遍。他们对我的想法，赞赏中带着惊讶。只有一位县委常委提出，如果让你回来任武城二中校长，我们岂不是挖了“发展学院”的墙角？我立即反驳说：“我这块砖，是几年前被‘发展学院’搬走的，再搬回来，岂不是物归原主？”那位领导哑口无言。此事一直没有回音……

重新就业

1989年初，德州地委书记马仲才调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林山同志接任德州地委书记。

1989年3月9日，德州地委讨论了《关于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办学问题的请示报告》，同意了报告中提出的三条处理意见，由行署办公室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以行署名义报省政府。

3月14日，德州地区行署向山东省政府报送了以上《报告》（德行发[1989]28号文）。《报告》在肯定了“发展学院”六年办学成绩的基础上，以“校址设在陵县，学生来源严重不足，办学经费无渠道、地区无力承担”为由，对“农村发展学院”今后的办学问题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一、把“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划归省直属管理，列入国家计划，依附于省属大学，将其办成分校；二、利用学校校址办一所中专，由省和地区共同投资，实行省地共管；三、保留“农村发展学院”的牌子，将地区在陵县的幼儿师范学校迁入，近期以办幼师为主。

5月29日，省政府（鲁政办函[89]43号文）批复了德州地区行署的《报告》，同意了其中的“第三条建议”，即：暂时保留学院牌子，将地区在陵县的幼儿师范学校迁入，近期以办幼师为主。

1989年6月3日, 德州地区行署专员马荣珂在省政府批复文件第一页的下端批示：“请红峰同志同教育局，研究一个实施方案讨论后实施。”6月5日，许红峰副专员在文件上端批道：“阅。根据和马专员研究的意见，请教育局执行意见和方案，协同有关方面的工作后提交地委、行署研究决定。”6月10日，地区教育局局长在右下角批道：“已阅。教育局准备安排时间讨论方案。”

1989年8月26日上午，地委为做好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向陵县幼儿师范学校的移交工作召开会议，会议纪要（中共德州地委委员会议[1989]第37次）中，关于“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与陵县幼儿师范学校交接中的有关问题”共七条。1、根据省政府办公厅[1989]鲁政办函43号文件，即《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办学问题的批复精神》，会议同意保留农村发展学院的牌子，将地区设在陵县的幼儿师范学校迁入，近期以办幼师为主。2、成立地区监督交接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袁文光同志任组长，（行署副专员）许红峰同志任副组长, 地委组织部、地区人事局、劳动局、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法律顾问组的负责同志为成员。3、4略。5、做好发展学院现有在职人员的安排工作。由地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会同有关部门，将原来从本地区各部门和各县市调入的人员，按照“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的原则，分配其回原单位工作；从外地调入的人员，本人愿意回原单位、原籍工作的，组织上予以协助办理；愿意留下工作的，在本地区安排。6略。7、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地区监督交接领导小组要拿出具体交接方案，提交地委、行署联席讨论。

地委会议纪要七条，很快传开，学院炸了锅。我根据招聘教师的情况，立即写了《关于招聘教师安置的建议》，寄交地委、行署。

11月29日，德州地委办公室、德州地区行署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德办发[1989]20号文件（即：关于转发地委组织部等单位《关于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人员安置的意见》的通知）。这个文件是[1989]第37次地委会议纪要七条的具体化。

文件规定，还是本地区教职工回原单位。我准备再回武城教师进修学校工作。妻子对我的想法很反感，她非常气愤地说：“咱武城来发展学院工作的五个人，他们四个一看事不好，两个调到济南，两个调到德州。你来学院最早，反而要回老家去，好马不吃回头草，你纯粹是个窝囊废。你不是从地区教育局直接到这里来的吗？为什么不能到德州去呢？”妻子的一番话，令我屈辱不堪，愤愤不平。

第二天，我到了德州。我找到刚从学院调入地委党校的刘长河，住在党校招待所，用他的一辆自行车，开始联络活动。

我首先找到地区教育局的马胜奎局长和地区教研室的傅主任，他们都很坚定地表示，“从这里走的，当然要回来，这符合地委文件精神”。我又跑了几个单位。尽管那些单位的领导和我并不熟，但都非常热情地说：“地委安排你来，我们欢迎，如果把你分回武城去，只要你想来，我们就设法把你调过来。到时候就怕教育局抓住你不放，你想来也来不成，我们想要要不成。”

活动了四五天，有了点眉目，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我总想还是直接安排在德州省心省事，于是想起了袁文光副书记。说起袁书记，还真有点缘分。学院1987届毕业典礼的时候，袁书记当时是组织部长，代表地委在典礼上有个讲话，我作为教师代表在大会上也发了言，我是唯一没带发言稿的，而且讲了五句话大家鼓了五次掌。我刚回到座位上，袁书记也匆忙从讲台上下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让我惊讶，我参加过那么多次会议，第一次听你讲的这么好。以后咱做个朋友吧。星期天的时候，欢迎到我那里去玩。”他告诉了他的住处、电话，还有秘书的名字和电话。他两年来捎过多次信，要我来玩，可我都没有来。这次却不得不主动上门去找。我一连两次找袁书记，都没见上面。其秘书李庆丰说：“书记在宾馆开会，你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去找他，有事就写下来，相信我会转给他。”于是，我写了一封短信留给了李秘书。其信如下：

袁书记：

您好。我是发展学院的讲师张有文。我原工作单位是武城县教师进修学校， 1983年9月，被借调到地区教研室工作，1984年10月，调入发展学院工作，我的档案是从武城调入学院的，人是从这里走的。不过，我档案里，没有填过在地区教研室借调工作一段。地区教育局马胜奎局长、地区教研室傅主任、地委宣传部王维义部长、刘吉云副部长（我们借调时，在棉麻招待所一间屋里住了一年多）都能为我作证。按照本地区人员“哪来哪去”的原则，按死档案把我分回武城教师进修学校，我也无怨言；若从实际出发，我回地区教研室工作，也是理所当然（也可安排在地区教育局下属的大、中专学校）。我相信，地委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因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

没过几天，分配方案公布了。我被分到德州地区电大分校。

一天上午，我从地区人事局拿了派遣证，按照他们指点的方位，到罗庄村东去寻找这个学校。我向任(佩武)校长报了到。他开门见山地说：“很欢迎你来工作。这里条件很差，你如果不想在这里尽管说，你想去哪里我给你找。你不想走，咱就在这里共患难，在这德州的沙家浜扎下去。你有才能，我一定重用你。你想担任什么职务？”

他的真诚一下子打动了我。我说：“哪里也不去了，就在这里扎下去。我喜欢教学，我不想担任职务，我怕耽误了职称晋升。”

第二天上午刚上班，地区教育局的傅主任就找来了。他带有通知性的口吻说：“跟我回教研室吧！马局长让我来叫你，姜（呈祥）局长分管教研室，他也很想让你回去。”

我说：“刚来报上到，又要走，办调动手续是很麻烦的。等等再说吧！”这位年近六旬面临离休的特级教师，见我没去的意思，难过得简直要流下泪来。

这年阴历腊月十九，电大就放寒假了。下午我拜访了袁文光书记。

刚一进他的办公室门，袁书记就忙站起迎过来和我握手，很亲切地问：“把你分到电大行吗？不行我再给你调调。”

我说：“电大的领导和老师们都很热情，没有任何歧视，不用调了。你对我很关心，我很感激。”

“你分在德州，这完全符合文件精神，是应该的。”他又带有征求意见的口吻问：“其他老师，对地委的安排还满意吗？”

我对老师们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作了介绍：

“从本地区调入‘发展学院’的教职工基本都回到了原工作单位，比较顺利，大家也没大意见。从外地招聘来的教师，一部分安排在了地直的大、中专学校，还算合适。听说分到德州市的教师，遇到了大麻烦。这些教师听说要被安排到郊区的中学，情绪不稳。有些教师到济南找省里有关领导反映情况了。高运安老师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就是学生团支部书记，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地委任命的‘发展学院’的党委委员，行政职务是副教务长兼行政管理系主任。按说，应安排相应职务。还有刘书红，是6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李兰柱是东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等等。他们不但学历高，水平也很高。为此我建议：由地委直接安排这些教师，把他们安排到地直的大中专学校。也可以让德州市委组织部直接安排，把他们安排在城区内的部门或学校。把教师们安置不好，出了麻烦，您对地委也不好交代。安置妥当了，大家都能高高兴兴地工作和生活，教师们会感谢您的，您也算代表地委圆满地完成了‘发展学院’教职工的安置工作。”

袁书记有些惊讶：“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马上向地委汇报，立即采取措施。请你转告老师们，我一定能把他们安排好。”

后来，袁文光同志直接干预，德州市委积极配合，安排了部分教师的工作。高运安被派到德州市委党校任副校长，其他教师也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到1990年春天，155名人员的安置工作完成。

我在德州广播电视大学一直工作到2005年。期间被评聘为副教授，还担任了10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学校的几届领导（党支部书记李守凤、安庆忠，校长任佩武、陈海华，副校长范元进、刘光明、陈宪洲、李庆岭，工会主席刘光前等）对我都十分看重，同志们对我也很信任，工作很顺心。尽管济南大学的丁校长那么想让我到他那里工作，但终不忍心离去。繁杂的服务性工作，使我再没有时间写论文，也就无法再晋升正教授。尽管如此，我还是心安理得，因为大家的信任更珍贵。

我非常喜欢教学，一上讲台就来精神，心情特别舒畅，所以一有时间就兼点儿课。用的还是“五性教学法”。我曾为武城“古贝春”（“古贝春”，古贝逢春之意。隋唐时，武城属古贝州）酒厂写过一副字，即“万紫千红古贝春，无限风光看晓峰”。我在讲语法时，举了我造的这个句子，学生感到有趣，很愿意听。

我自幼喜爱书法，结合教学进行了一番研究。在继承中国书法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汉字表意的本质特点，又吸收了日、韩等国对中国书法的研究成果，创造出了多体融合的“表意破格体”。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书体深受国内外朋友喜爱。2002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张有文书法作品集》。

2005年下半年，大韩民国驻青岛总领事馆辛亨根总领事，邀请我为其领事馆网站题名和题词。我非常高兴地为其题名并题词“友谊的桥梁，腾飞的翅膀——祝贺大韩民国驻青岛总领事馆网站顺利开通”。辛总领事收到题词后，如获至宝，喜出望外，三次来电话强调，要出重金回报，我婉言谢绝。2006年5月，应辛总领事特邀，我参加了“大韩民国驻总青岛领事馆新馆开馆式”，并合影留念（见下图）。在午宴欢快的乐曲声中，我们举杯共祝：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如长江、汉江源远流长。

左张有文右辛亨根图片来源：大韩民国驻青岛总领事馆

我还乐于支持帮助德州的教育精英们创办学校。

1998年，帮助张文武、岳长磊（岳长磊当时是德州电大在校生，张文武是他的班主任）创办“德州启明计算机培训中心”。因为张文武的《启明星》诗，所以以“启明”为学校冠名。后又改为“德州新星计算机培训中心”。从办学机构的命名、申办等都是我帮他们具体完成的。当时办学法人是张文武，在岳长磊毕业后，让其成为办学法人。这个办学机构已发展为今天的“德州新星教育集团”。矗立在武城县城的“齐鲁学院”就是这个集团的旗下学校。我为此而自豪。

2000年正月十六上午，我应邀为“德州机电工程学校”教职工作了《立足教学，注重研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报告。我还为该校领导出谋划策，并口头提出学校二十年发展目标（2000年——2020年）和“三.六.九”发展规划：

争取到2020年把学校建成一所本科院校。为达此目标，三年内建成普通大专，并将学校总部从禹城迁至德州开发区；六年内使学校成为“合格大专”；九年内使学校成为“优秀大专”；九年后为创办本科院校而努力。学校采用电大系统的集团化办学模式：下设15个分校，13处设在沿海城市，两处设在内陆，西北和西南地区各一处。九年内形成10000名在校生规模，二十年内达三至五万人规模。实行股份制、教师聘任制……

校长听后惊叹不已，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因为这与他们的设想几乎不谋而合。后来形成文字材料交给他们参考。

这所学校2001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校（专科），即“德州科技职业学院”，2005年达万人规模，后来还设有济南、青岛分校，发展势头强劲。这个学校曾被誉为是“中国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 。看来，到2020年发展为本科院校是胜利在望。我为此甚感欣慰！

2006年，我内退后被“德州科技职业学院”聘为督学（督导室主任），后来又兼任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

2009年，在“德州职业技术学院”退休（2005年，由德州广播电视大学等学校组建而成）。

又上征途

虽已退休，却很难停下脚步，因为有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32年前，“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骤然崛起，27年前又突然被“搁置”，学院资产被转移给陵县幼儿师范。学院兴衰之快，令人惊讶。

当时，老院长王殿臣对学院的被“搁置”非常痛心。

他对拜访他的“发展学院”的一位教师说：“我们办这个大学很不容易，怎么垮了呢？”这时老人脸色苍黄，满头银发竖立，步履蹒跚。这位教师忙扶他坐在那破旧的沙发上。他忍着股骨头坏死带来的剧烈疼痛，详细询问关于“发展学院”的一些情况。这位教师劝着他说：“学院是临时停办，还保留着学院的牌子。以后，说不定哪一届地委、行署的领导来了办学的积极性，就会重新招生，学院依然还会兴旺起来。”听了这一番话，老院长还是很失望地说：“但愿有这一天，等着吧！”老院长对“发展学院”一直念念不忘，直到1998年他去世的时候，学院招生重办的这一天也没有等来。

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的陆学艺先生，听说学院被“搁置”也十分痛心。但他还是抱有希望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问题总会解决的，但需要时间。可是直到他去世问题也没解决。

“发展学院”被“搁置”给广大师生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学院停办不久，我到某县出差，我教过的10多名学生赶到我身边抱头大哭。学生们哭喊着：“我们的学校倒闭了？我们的毕业证还算数吗？……”我也哽咽了：“算数，算数，学院的牌子还保留着……”

“发展学院” 1985级的一个学生，毕业后进了一个很不景气的企业。他看到自己的一些同学在其他普通大学毕业后被派遣到机关事业单位，极为生气地说:“我们和烟台大学、青岛大学同时期创办，胡耀邦总书记都题写过校名，为什么他们能批成普通高校？为什么我们学院就批不成？德州不是更缺乏人才、更需要有一个高档次大学吗？为什么我们这些毕业生在社会上受歧视？公理何在？”

当年，上至百发苍苍的老人，下至未满周岁的婴儿，都为创建“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集了资，做了贡献。按理说，德州人民是这个学院的“大股东”，但是“大股东”不是至今还蒙在鼓里吗？

为正视听，我便产生了写一下“发展学院”的想法，用事实向人们描绘一下学院的真实面貌。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又忙于生计，一直没能静下心来动笔，但要写的念头像小鹿一样一直在胸中跳动。

2013年5月12日下午，德州市老教协会长高立泉同志，突然打电话约见我。他说要按省教育厅老教协的要求，抢救珍贵教育史料，并希望我写一篇《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办学始末》。尽管此项任务艰难，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

2014年6月，我写了一份《关于重建“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建议》，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山东省发改委和德州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单位。

2015年2月5日，数十位德州市人大代表，向德州市人大17届5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恢复“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议案》和《关于重建“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议案》。德州市人大迅速将两个议案批转到德州市教育局和德州市编制办公室。

3月23日，我还将以上建议写成了一封信，寄给了李克强总理和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同志。

5月15日下午，德州市教育局为“发展学院”校史资料编写召开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作为《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办学始末》（由高立泉负责审定）执笔人，介绍了写作经过和主要内容，并且有力地论证了恢复重建“发展学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家讨论热烈，情绪激昂。晚间，德州市政府副市长董绍辉、德州市教育局局长张书鹏与大家见面，他们都表示，坚决支持“发展学院”的恢复重建。

这两年，我在执笔撰写《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办学始末》（此文在2015年10月23日的《德州日报周刊》（《德周刊》第六版）发表，题目是《明星飞过曳光彩---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办学始末》，10月30日连载。可在德州新闻网查阅,也可通过百度搜索。）的同时，还主编完成了《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院志》、《德州农村发展学院校友录》。

2015年又出版了《一所大学的办学始末》（线装书局出版社2015年版）。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来龙去脉，并提出恢复重建发展学院的设想。该设想既有宏伟的远景规划，又有切实可行的近期目标。应该说，这个设想是启动重建发展学院这一重大教育项目的设计方案。

2016年2月17日晚，德州市副市长董绍辉主持召开恢复重建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德州市人大原主任李荣振、副主任夏荣恩、马恩岭及市原教育局长高立泉、现教育局长张书鹏等同志。我在会上，简要汇报了发展学院史料的撰写及恢复重建的建议，并将建议文稿交董市长秘书耿明同志，以供市领导参考。

这些工作都与“三农”密切相关。我总感到，为农民做点事，为其呐喊助威，是一件非常幸福而又快乐的事情。这也许是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而又曾当过农民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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