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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高蓓明：1977年，我是公社唯一考上本科的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高蓓明，1959年生于上海。1976年离开中学来到上海市郊插队，1982年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制药专业毕业，1990年东京早稻田日本语学校结业，1995年获台湾中华函授学校文学专业修学证书，2002年德国Kueste经济学院外贸专业毕业。信仰基督教，2009年通过网络自学两年，专业考试合格，得到海外华人神学院毕业证书。平时爱好旅游、写作，作品在海内外华人期刊、报纸和书籍上多有发表。现为欧洲华人作家协会会员，1991年起定居德国，参与德国残疾人团体和德国教会的事务。
原题
回望我的
1977年高考
作者：高蓓明
作者在大学期间玩双杠
今天读了博友"回望77年高考"的文章，引出了自己的回忆，也鼓起兴致写下一篇纪念文章。
1977年邓小平出山后，恢复了文革之后的高考，这次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那年上的小学，一直到1976年奔赴农村插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少得可怜。但我所在的学校地处上海南京路，质量都比较好，再加上自己爱学习，平时在课外时间阅读很多的文学作品，所以在学校里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常常有班上唯一一个100分的记录，还有一次拿到过学区第一名。
不过那时整个社会对读书不重视，我拿了好成绩回家，告诉父母，他们至多"噢"地一声，表示知道了，就没有下文。我对此也无所谓。
轮到我毕业时，赶上了插队落户的末班车。当时我的妈妈不舍得我下乡，反正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不去农村，也不会影响别人。可是我的父亲说，不去农村，在家待着，将来没有前途；去了农村，或许还有上调的机会。我那时就想去集体户，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又拖了点时间，所以没有捞到集体户的名额，就一个人插入了上海近郊的一个生产小队。
在农村的生活是艰苦和孤独的，自己又是个很不成熟的人，在家时从不干家务，生活能力较差，遇到的困难就更大。农村人并不是个个都对你很友好的，下水田插秧时，本来自己就不太会走田埂小路，记得有一个生性刁钻的女孩，就在我要经过的地方，故意用水淋湿，还用她的脚掌将路面溜得光光的。害得我不得不从水田里爬过去，狼狈不堪。
我们需要撑蚊帐的竹竿，或是搁箱子的架子时，都要给队长送礼，他才帮你解决。尽管他们领到安置知青的费用，但是他们打心眼里讨厌我们，因为我们去了，是要和他们分口粮的。
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来往。但凑巧，这个瘦弱的女孩也去插队，并且就插在我隔壁的那个小队。从我的住房后窗，穿过一大片稻田，可以远远地望见她的住房。有时我就对着她的方向发呆，有时就看着天空哭泣。我那时想得最多的是，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
还好我会画画，那时时兴在公社的大墙上画远景规划，我就被借调去画画，挣的公分比大田劳动的还多。
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老知青，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人称"瞎眼钮"，他是68届高中，系"自找插队"插在上海近郊，比起他跑到北边的同辈算是很幸运的了。他对我很好，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已经插队很久了，有较多的关系，又因为"油条"很老，他有许多办法来对付各种的困难。
我当时对他是很佩服的，很依赖他，他也很照顾我。有时他专门派我去上海买颜料，为的是让我有机会回去看家人玩几天。可是那时我初上社会，人傻傻的，也不知感谢他，也没有什么表示。今天想来，很对不起他，不知他过得好不好？
后来镇上供销社的负责人知道了我会画画，就请我去帮他画商品广告。这个人很老实，对我也很好，我给他们的店面画了老酒香烟等商品，还有毛的手书笔迹，好像是"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这样一行字，大大的红色立体字。说实在，我没有正宗拜过师，是"野鸡路子"自学不成材。但不知为何，那段时间画得很顺手，农民都称赞我，"画得像真的一样"。
后来好多年，他们来上海玩，说我的画还在那里放着。那个负责人给了我40元人民币，还有当时紧俏的商品，如香烟等。我不知他是如何报这笔账的。现在想来，我的命运还是不错，碰到了许多好人。
我还会点乐器，也去参加过宣传队的排演，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让我逃回过上海。我就这样东混西混，不想再去自己的小队种地了，有时就去远房亲戚小孙那里坐坐。
就在那时，我中学的好朋友们得到风声，要恢复高考了，我们以前中学的老师有意让我们再回学校，帮我们补习功课，主要补数理化；至于政治和语文，我就自己在家里恶补。
当时的风气真是好，我们没有为此付过一分钱，老师都是心甘情愿的，一心要想我们为学校争光。那时帮我们补数学的老师叫石兆门，一位很好的老师，多年后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度假时，与同去的其它三位老师遇上泥石流身亡，尸首也没有捞到，这件事在当时的上海曾经轰动一时。我很怀念我的老师，他教了我们四年的数学，我的数学底子都是在他手里打下的。当时年轻不懂事，也不知去看望老师感谢他。
那时我的父亲也已解放，重新出来工作，有人拍马屁，给了他一套当时很紧俏的数理化复习资料。我就靠着做这套练习题，提高了不少水平。
这期间我还是回过自己插队的生产队的，因为我们必须在那里报名考大学。一天，我看到几个老妇站在我的门前窃窃私语，其中有一个讨好我，告诉我，队里要让我去上大学。我心里暗暗好笑，她们根本就搞不清现在的形势，还以为是从前的推荐上学啊!
我们公社先行举办了一次模拟考试，我考了第二名，我的作文审题审错了。作文考题的题目是"新生"，按照领导的意图，我们应该要写感谢邓小平，给了我们新生，可我在这方面生性愚笨，对政治不敏感，也不会紧跟形势，没有这样写，所以分数就下来了。不知为何，"瞎眼纽"没有参加考试。
后来我们领到了准考证，但是考场在松江县城里，而且要考两天，住宿成了问题。当时也不时兴住旅馆，我们根本也没往那里去想过，大约也是没有钱的原因。
我有个中学同学在公社的种子场插队，就是那个曾经让我羡慕得不得了的知青集体户，这个同学的爷爷是个名人，上海某医学院院长，母亲是上海市长的保健医生，所以她能够进入这个集体户，那里还有许多知青来自松江城里。借着这个关系，我就住进了一位松江知青的家里。
那家人对我也很好，我当时傻傻的，也没有怎么感谢人家。那天早上，我们一早就赶去考场，匆匆忙忙之中，到了考场才知道，我的准考证忘了带了，就赶紧返回。那家知青的爸爸就将他的自行车借给我，让我及时地赶上考试。
现在想想，我当年做了那么多不知感恩的事，众人都因为我的年幼无知而原谅了我，我是多么地不懂事啊！
那年的高考，是十年文革后第一次恢复的高考，考试人数很多，十二届的毕业生汇在一起挤独木桥。有人说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一，我觉得有点夸张，我记得好像是十一个人中间取一个。但不管是中专大专还是本科，只要能考上，能够离开农村就好。我记得在参加体检时，有个年纪较大的女知青查出一点问题来，她当场就变得像个疯子似的，可见那些老知青在农村真的是呆怕了。
终于等到了发榜的日子，我们公社几百个知青中，一共考上了六个。其中四个中专，一个大专，一个大学本科，本人成了其中最幸运的一位。我们中学那个班级有50多人，参加考试的我不知有多少人，却考上了四个大学，为我们的班主任脸上争了很大的光。而来叫我去学校补课的好朋友却只考上了中专师范，我考上的那个全国重点大学，偏偏是她的阿姨教书的那个学校，后来她阿姨也给我们上过课。但从此我的好朋友就开始疏远了我，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离开农村的那一天，去同我的远房亲戚小孙告别，她望着我，眼泪不停地流，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但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她。不过那时已经有风声，所有的知青都会在不久的将来离开农村，或上调，或顶替，或回城。好像小孙后来顶替了她的父亲，进了煤球厂；我在集体户的那个中学同学没有她的爷爷那样出色，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进了上海农大；我在镇上画画时认识的知青范丽丽进了松江方塔公园当园林工人，当时的人真的很单纯朴素，我经常在她家过夜。"瞎眼钮"的下落不知道；其它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进了松江照相机厂，是中国同日本合资的一个大企业。后来这个厂又关闭了，那些人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
考上大学后，我好像并没有怎么地高兴，似乎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最高兴的却是我爸爸和姐姐。我爸爸是觉得我在乡下所遭的罪，都是因了他那句话才发生的；而我姐姐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刚好生了她的女儿，她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也许她拿了工矿的名额，造成了下面的弟妹工作困难，她心存内疚。可是我从来没有为此怪罪她，天知道，她这份工作很辛苦，比插队入户好不到哪里。
回想我的一生，有时很到霉，但每次都化险为夷，这插队和上大学就是其中的一例。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聪明有本事；也不是如人说的那样，命里有贵人相帮。我今天知道，这是上帝一直在看顾我。感谢他的保守，不然，我在农村插队时就几乎遭人魔手，小命休耶。
20. 11. 2011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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