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共产国际特工苏子元的九死一生

方朔新三届 2019-08-29

原题

特工苏子元

九死一生终不悔

作者：方朔

原载《文史月刊》2017年第3期

苏子元

苏子元，著名的国际特工。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派往苏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名军事情报员，曾与博古（秦邦宪）、阎宝航、萧三、周保中、任国桢、吴丽石、韩乐然、孙乐天等著名革命志士结识、交往，并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建立了秘密地下交通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搜集了大量日军情报。

不幸的是，在1937年苏联肃反大清洗中，他被监押、判刑、劳改18年，1955年底才被苏联当局恢复党籍和名誉，1956年3月终于回到了祖国，1994年逝世，享年90岁。

苏子元是我父亲方未艾的同学、战友，两人经历了人生无数磨难，劫后余生再次重逢，都已是年逾80岁的老人了。生前两位老人互相通信，总计有60余封，推心置腹，感人至深。我每逢拜读，都是崇敬之至，爱不释手。如今，苏子元老人已逝世20余年，他一生的追求和奋斗，永远令后人敬仰和怀念。

受党委派，23岁走上国际情报员的征途

1927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借调中共党员组建情报组。5月末，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派在东北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苏子元和高清友、白希清等5人，去了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学习，成为共产国际军事情报员。党的命令，共产国际的任务，使这位23岁的东北青年，既要克服主观能力所不能，又要克服经验所不及，去做起初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军事情报工作。

情报人员在日伪的严密监控下，经常运用化装侦察、打入内部和发展情报人员等方法，搜集在华的日伪军事、经济情报，如军队的编制、番号、武器装备、驻防和调动的情况，以及哈尔滨地区的军事设施、兵营和军需工厂等，每天时刻都处在敌人跟踪、监视、逮捕、杀戮的危险之中。

1929年9月，苏子元又被苏联远东红旗军司令部第四科（情报科）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班级上同学几乎都不懂俄语，教员是苏联人，翻译是秦邦宪（博古），他同时又是班级政治指导员。同学全改用俄国式的名字，苏子元的新名字是：西比里切夫苏子元。

一次偶然的机会，苏子元在学校开会时遇到1927年在海参崴认识的萧三（萧子章）。他在莫斯科养病，苏子元到他家访问。当时，学校校长米夫登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宝座。王明派正在夺取在共产国际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大权。苏子元征求萧三对学校的看法，萧三劝他专心学习，不参加派系活动。苏子元回到学校后，埋头钻到书本中，不与任何同学交往。因为苏子元在班上学习成绩突出，秦邦宪曾多次找他个别谈话，并想让他做学习组长，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在苏共中央监委的主持下，中山大学于1929年冬季进行了清党，很多王明的反对派被清洗出党，被流放、监禁、劳动改造。苏子元由于没有派别问题，继续学习到1930年暑假。

暑假期间，苏子元参加了在莫斯科附近举办的野营军事学习。苏联军官担任指导员，野营结业后进行学习评比，苏子元被评为连长级别。

当年，由于联共中央决定关闭中山大学，继续学习的学员只好转到国际列宁学校。此时，几百人的中大学生仅剩几十人，分成两班，一班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一班是工人同志，仍利用原中大教室学习。苏子元与来自中国东北的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结为同学。

1931年，苏子元正式转为联共党员，受苏联驻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科派遣回东北，负责建立情报网。他和负责电台报务的妻子朱绍华，携带电台回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先后被俄国和日本占领，更是中华民族反抗日寇压迫的战场，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情报战空前激烈。

齐齐哈尔既是敌人的军事要地，又距国境线相对较近，在这里建站比较合适。苏子元把这些情况报告后，上级批准在齐齐哈尔建立情报站。为掩护地下工作，建立了“龙江医院”作为情报站的中心联络站。

苏子元利用各种可靠关系在齐齐哈尔、沈阳、哈尔滨等地建立了几处交通点，同时，在靠近苏联边境的扎赉诺尔、二卡及绥芬河、萝北等地建立起情报交通网，并开辟了六条护送人员去苏联的路线：一是满洲里国境线；二是扎赉诺尔、二卡国境线；三是瑗珲国境线；四是萝北国境线；五是绥芬河国境线；六是佳木斯国境线。交通员每次去苏联送情报时，都是由上级指定路线而行的。

1936年7月，苏联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科科长瓦林召苏子元去他的住宅谈工作，除瓦林外还有一位是莫斯科总参情报局的将军，宣布了由总司令伏罗希洛夫批准的情报局长的命令。命令是派苏子元去华北工作，任务是以北平为中心在华北、内蒙、东北南部等地组织情报网。首先是在北平建立无线电报站与伯力联系，然后在华北选拔工作人员送伯力培训，在上海筹建对苏联的交通站，搜集华北国民党军队及日本驻军的情报。

受命赶赴苏联，遭受大清洗身陷囚牢

1936年，斯大林在苏联以基洛夫被刺杀案件为导火线，搞了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据俄联邦安全部公布，被判刑的大约有130-150万人，几乎占苏共党员的一半。这场运动目的之一是将持不同政见的分子清除出党，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不受任何制约，完全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实行个人专制统治。

1937年7月，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下军事情报站遭到破坏，20多名情报人员先后被捕，大多数人员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没有屈服，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远东红旗军司令部的情报部门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中也遭遇重创，负责人波克拉多夫上校及其两名副手以及若干工作人员被指控为‘日本间谍’，遭到内务部人民委员会枪杀。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当时，受命苏联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科指派在中国东北、华北搞军事情报工作的苏子元，便是这次大清洗的受难者之一。

1937年7月，正当苏子元与几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时，接到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驻中国使馆武官沙赫夫的通知，命令苏子元“一个人设法回苏联”。

当时，苏子元虽然感到不正常，尤其是让他“设法”是有点奇怪的，但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军人，还是要在困难面前执行命令。

早在1937年4月，由于中共哈东宣传部负责人叛变，供出了满洲里、扎赉诺尔、博克图、密山等地交通站的情况，20多名地下工作者先后被捕，使共产国际哈尔滨交通局完全被破坏，经东北日本占领区进苏联国境秘密交通线被封锁。从上海秘密去苏联的海上交通也被断绝，经外蒙从新疆去苏联又需很多路费。为此，他只能利用“东北救亡总会”的社会关系，由阎宝航介绍为新任命的东北抗联总指挥李杜将军的随员身份前往。7月间，他在上海由李杜的工作人员董麟阁办理了国民党外交部的护照，化名袁一远，并在上海等候随李杜一行乘船去海参崴。

“8·13”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通知为避免在航行时遭到日军舰袭击，不能由海道去苏联。于是苏子元夜间乘汽车经苏州回到南京，他到驻南京的苏联大使馆接洽，适逢大使馆正准备撤退，要他之后到武汉去办手续。

后来，苏子元终于在汉口拿到了苏联大使馆的签证。他便由汉口转武昌、广州再去香港，1937年12月23日由香港登船绕道法国，再由法国巴黎直达苏联明斯克国境的火车。

1938年1月29日，在明斯克入境检查时，他登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苏军总参情报局西比里切夫苏子元。当他历经180余天的种种周折，终于到了莫斯科。下火车时，迎上前去的是两名苏联内务部人员，没有慰问也没有鲜花，只有冰冷的面孔和严格的身份核实。

苏子元随着来人，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出站台，当天被送到新莫斯科“红军之家”旅馆软禁起来。2月4日，来了两名武装警察向苏子元宣示苏联内务部部长叶若夫签署的逮捕令，遂之将他送进卢缅科监狱。一个多月后，又转送到伯力内务部监狱。在这两个地方，他看到监狱里押着很多红军陆军军官，已是人满为患了。

苏子元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 “就这样，结束了我在苏联军队10年情报工作的历史。回顾这10年的工作，应当说是有成绩的。从个人单干独闯( 1927-1929)到负责组织( 1931-1937)，在苏军总参情报局的档案中，成为有功绩的工作人员。正因为这样，才成为苏联肃反工作的对象。”

被苏联内务部判刑、劳改、流放18年

不久，法庭审讯开始。苏子元过去曾经思考过在敌人监狱中的斗争问题，可是从来没想过在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要被审讯。

第一次审讯，审判员指控苏子元在1927年与当时驻华使馆武官，现任伯力情报科副科长合谋，指挥东北军袭击使馆并逮捕了李大钊同志。

苏子元辩解道：我在1937年以前没去过北京，与那位苏联同志也是1932年在伯力才相识的。他愤怒地驳斥了这种无端的指控。

第二次审讯，审判员指控他派一位中国同志到苏联情报机关充当日本的侦探。苏子元逐年说明这位同志的历史，要求审讯员向中共、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情报局做档案调查。

第三次审讯，审判员拿出了一个曾任驻日使馆武官、后在伯力情报科工作的维申湟斯基的假供词，指控苏子元从1927年开始为日本搞情报。维申湟斯基于1930年至1931年在日本参谋本部学习期间，两人之间互相有联系。维申湟斯基在伯力曾经把很多机要情报交给了苏子元转送到日本关东军。苏子元对此一一作了据实驳诉。

1939年后，苏联内务部长叶若夫被撤职，日本从陆地出兵海参崴被远东军击退，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部改组伯力军区，苏联最早五大元帅之一的布留赫尔元帅被调往莫斯科（以后遇难），肃清运动仍在继续进行，这些消息，狱中的难友用暖气管道以收发有线电报方式互相传递着。

一天夜里，一名苏联内务部军官找苏子元谈话，用汉语说他1927年以来的10年间在苏军情报工作的业绩，谈了1929年至1931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情况，又着重问了与远东三巨头——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员布留赫尔、远东边疆党委书记拉弗鲁切夫及远东边疆内务部长吉尔巴斯的关系等。其实，最终目的是让他为三名远东巨头的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作证。

1939年4月14日，在原远东军区司令部军法处，由一名苏联检察官对苏子元及其妻朱绍华宣布起诉。这是他俩从1936年冬天分手以来的初次见面。朱绍华也是和苏子元同一天在莫斯科“红军之家”旅馆被捕的。起诉书宣称苏子元： “按1936年斯大林新宪法第58条有关人民公敌各款宣布：犯有该条第一款叛国罪，参加苏联阴谋叛国集团，密谋分割苏联远东及东部西伯利亚领土，成立远东共和国作为满州国式的日本属国。据第六款控为间谍，派遣日本特务几十人潜入苏联情报机关，并为苏联高级军官转送机密情报给日本关东军。据第九款，武装袭击苏驻北京使馆。据第十一款为历史反革命。”

宣布起诉之后，苏子元即被带回囚室。苏联内务部给他无中生有地定了“四大罪状”。

第二天上午继续开庭。先由苏子元申诉，他虽然逐条依据事实加以反驳并记录在案，但在下午，还是宣布判处苏子元死刑，判处朱绍华10年徒刑。

苏子元气愤得当场昏了过去。当被冷水泼醒后，苏子元提出要上诉，要求陪审律师按在法庭的申辩记录写上诉书。

6月11日，终于等来了上诉结果：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厅将苏子元改判为15年，将朱绍华改判为5年。苏子元心里暗自庆幸，如果1937年受命赴苏从上海出发一路成行，当年到了莫斯科，在当时混乱局势下就会按所谓“三人团”专政方式，不经任何法律手续被判成死刑立即执行。

自此之后，苏子元开始了劳改、流放生涯。先是在乾斯克木材分公司的劳改营里修筑铁路支线、集运木材，学会了瓦工手艺，也曾在木刨床上或伙房里干过活。

一天，苏子元被带到乾斯克市的内务部，一名上校说要派他去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但要先解决党组织问题，这件事以后就没有消息了。直到1949年初，苏子元被转到农业劳改营，10月又在乾斯克被内务部没收了他自1940年以来写的上诉底稿和写给毛泽东主席信的提纲，然后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卜拉斯克水电站严重罪犯苦役营。

1952年9月4日，劳改期满。他随100多名几十个国籍的“自由人”一起，被送到北叶尼塞流放区当了新移民。在一个淘金场当勤杂工，以后又在电站当锯木工。这期间，他的右手五个手指，在一次事故中被电锯锯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954年末，苏子元在同室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鼓励和帮助下，又写出了一份给当时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上诉材料。1955年元旦，在区内务部军务处得到了自1940年申诉以来的第一次回答：拒绝重新审查案件。这个打击比在法庭上判处死刑时更加沉重，苏子元绝望了！

还是那位老同志，告诉他说，如果你自认有罪，就默默无言，不然，就继续向多方面投诉。于是，苏子元开始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厅、苏共监委及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北叶尼塞区内务部写申诉书，向中国驻苏大使馆写请求回国的信……

1955年9月29日，驻苏中国使馆来信说，苏子元的回国申请已得到国内批准。12月4日，收到苏共中央监委的信，恢复苏子元的党籍，待最高法院军法厅审查原案结论，然后讨论。12月24日，收到了最高法院军法厅11月5日的通知，决定撤销原案并恢复名誉。

1956年1月10日，苏子元在乾斯克流放地的集体农庄找到了朱绍华，自1939被改判后，夫妻俩已经17年没有见面了。朱绍华是湖南武冈人，于1927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派到武汉工作。国共合作分裂后转到上海工作，秋季由王若飞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以后转到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关闭后转到列宁学校学习。1931年4月与苏子元结婚，1939年被改判5年劳役，实际上是在1947年才离开乾斯克劳改营，成了无国籍居民并在集体农庄劳动。她收养了一名东北鄂伦春族的6岁孤儿莉莉，孩子只会讲俄语。

3月中旬，苏联还是寒风凛冽，苏子元一家三口从莫斯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返回久别的祖国。

回忆往事，丝毫看不出积淀多年的磨难

晚年的苏子元，在北京的家中写了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陈年往事——八十年的流水账》，稿纸厚厚的一大摞八九万字。

在这部回忆录最后的“尾声”部分写道：

“列车驶进北京站，第一眼看到的是盛开的迎春花，使我感到春意盎然。这对我这个度过严冬的人，在心灵上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慰藉。

苏共二十大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帅盂奇同志负责给从苏联恢复名誉回国的中共党员安置工作。我去苏联的历史( 1927-1956)中央没有档案，我在中共党内工作的历史( 1923-1927)除由中国驻苏使馆转交苏联方面提供的文献外，中央也无其他资料。因此，中组部只有从我写的自传提供的名单中，找到阎宝航和刘澜波同志，经他们的证实，很快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并分配到国际电台对外部工作。

庐山会议后的反右运动中，检查右倾稿件，我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停止了工作。时间在1960年1月。

1965年4月20日，单位发给我退休证，在甘家口街道接受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9月18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我平反，撤销了原来的“右倾反党”处分，改退休为离休。”

不幸的是，当苏子元第二次恢复公民权、获得人身自由时，多年患难与共的妻子却没有等到这一天，已于1968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1990年，他因病截去了右下肢。每当有人来到他家访问时，老人总是坐在轮椅上面带笑容安详地接待访客。

他思路敏锐，甚为健谈，对往事记忆犹新，丝毫看不出他内心积淀多年的磨难和悲怆。

1994年8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令人痛心的讣告：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级离休干部、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苏东部主任苏子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4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苏子元同志1929年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又名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国际共运和中苏友好工作。1956年3月调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1979年离休。苏子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当我看到这份讣告，心中很是悲痛。他是我父亲在辽中师范的同学，又是在哈尔滨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是他派地下交通员送我父亲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苏联学习，是他在晚年从北京给我父亲写了60余封信，诉说一生的经历和感悟……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经历不同寻常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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