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子影
原载微信公号人物传记
18年于人的一生，是多么宝贵。他在这漫长晦暗的时光里，完全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纯粹高尚的品德。
上将洪学智
1960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薄雾微启中，一个瘦削的、身穿旧军装的高个子男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儿，悄然登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
洪学智受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牵连，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被下放到吉林省，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洪学智举家迁往吉林。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全家人一起吃了顿饭。洪学智家里有个明确规定，只要他在北京，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晚上和家人孩子在一起，全家人一起吃一顿饭，一般定在周六。这是全家人最开心的时候，特别是孩子们，从早上就开始盼望。因为只有这一天的晚上，他们慈爱又严厉的父亲，会从书房那一堆堆忙不完的公务中走出来，笑眯眯地站在客厅的门口，用他一贯的大嗓门说：都到了吗？孩子们由大儿子洪虎带队，从高到低阶梯般站成 一排。洪虎说：爸爸，都到了。也会有些小插曲，儿子里最小也最淘气的洪晓狮，会蹲在沙发背后说：我没到。而最小的女儿洪菁，会用小手捂着脸说：你们看不见我。洪学智弯下他高大的身体，把小女儿抱上膝头， 故意虎着脸说：小狮不到，不给他留饭。这时候，洪晓狮会一下子冒出头来：爸爸，我来了！洪学智哈哈大笑起来：好好，来了，都来了， 开饭！
夫妻二人，八个孩子，十个人，满满一桌。洪学智吃饭很快，他吃饭不说话，吃完后放下筷子并不离开，他喜欢坐在桌边，一边给大的小的夹菜，一边听孩子们说话，在一片笑闹中享受阖家团聚的欢乐。晚饭后，通常会开个小会，他和孩子们谈天，了解孩子们一周来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告诫他们应注意的事情。离别前的这顿晚饭吃得沉闷。尽管洪学智的脸上很平静，但几个大些的孩子已经懂事了，他们只低着头刨碗里的米粒。张文望着面前的孩子们，想到即将到来的分离， 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洪学智看了妻子一眼，用手轻轻拍了拍妻子的手背。张文明白丈夫的意思，把泪水咽进肚子。他们决定将还在上幼儿园的洪阳和洪菁带在身边一同去长春，小儿子洪晓狮上完这学期后再转学去长春， 其他孩子继续留在北京住校读书。洪学智说了一段话：人这一生很漫长，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你们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人生的起落。好的时候，要想到不好的情况，不好的时候也不要沮丧，人生的这个过程，有起就有落，有好就有坏。现在你们都在上学，这是很重要的阶段，不管在什么境况下，你们都要好好学习，既学习知识，也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独立生活，要能够自立。在朝鲜战场的洪学智
孩子们频频点头。父亲的平静和沉着，给了正当年轻、血气方刚的洪虎及兄弟姐妹们很大的安慰。晚上，洪学智把大儿子洪虎叫到书房。洪虎个子长得快有父亲高了。在所有的孩子中，他跟父亲的时间最长。洪虎上面还有个姐姐，战争年代因为条件艰苦，洪学智在率部转战途中不得不将大女儿送给了一户不认识的陌生穷苦人家。因此洪虎出生后，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洪学智和张文都把他带在身边。
在这个不寻常的晚上，洪学智用平静的缓慢的语调对儿子交代了几句话：第一，不要对父亲的事情评头论足。第二，做父亲的半生革命，从来没有、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第三，照顾好弟妹，好好学习。第四，认真做人，好好做事，独立生活。洪学智像以往一样，在凳子上端坐，腰板笔直，只穿件旧军装的他虽然没有戴领章帽徽，但军人风姿一览无余。洪虎当年还很年轻，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父亲的平静和深刻让做儿子的感觉到了父亲内心强大的力 量。端坐在明亮灯光下的父亲一身浩然正气，打消了他最后的一丝疑虑：父亲仍然还是一个英雄。1960年4月18日，洪学智带着张文和两个小女儿，踏上了前往长春的火车。列车开动的时候，洪学智回望了一眼身后，他的心底，漫上一层隐忧。如果说，从总后勤部长的位置上退下，仅仅只是职务上的变迁处理，那么，离开北京，就有着某种切实的放逐或者罢黜的意味。英雄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人类历史中不乏英雄，正是许许多多的英雄铸就、连接和延续了历史，也因此在我们的现实与历史之间构建了一条时空隧道。命运对于人生的意义正是它的不确定性，这种力 量超越了人本身的控制力。所以，既取决于个人对于命运的态度，更取决于个人对人生的立场。在“命运”面前，洪学智或许并不是一个先知的“智者”，但他做好了准备，要用自己风华之年的生命证明他坚守的不屈的精神，担得起不折不扣的无畏勇者。季节无关人心，大地刚刚显绿。随着洪学智的离京，一代上将，自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60年5月21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直编物字85号文件批复，将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改为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洪学智。尽管调离军队，离开北京，来到东北，降职安排工作，但洪学智心里很坦然，他把自己的前半生仔仔细细的想了又想，结论是：问心无愧。作为原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威名赫赫的六纵司令员，在这大片白山黑水间杀敌剿匪，纵横捭阖，东北三省的人民对洪学智的名字可谓是耳熟能详。一代战将被贬吉林，上上下下震动不小。洪学智却异常平静，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便径直换上旧军装，脚穿旧胶鞋，和厅里其他几位主管领导以及农机厅、农机局的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一头扎进了县、乡、村一线，展开调研。对洪学智无私坦荡的襟怀和干脆利落的工作作风， 省委书记吴德十分钦佩，他主动把自己的伏尔加小轿车让给洪学智用。洪学智也没有推辞。他走县入村，深入群众，向专家请教，与技术人员一起学习、探讨。风雨无阻。困了累了，就在行车的路上打个盹。上车睡觉，下车工作，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练就的本事。洪学智一家在长春安顿下来后，洪阳和洪菁被送到幼儿园寄宿，每周回家一次。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幼儿园的伙食很差，都是粗粮，没油水，洪阳和洪菁经常吃不饱。一天中午，准备出差的洪学智正要出门，见洪阳和洪菁躲在虚掩的院门后，想进门又不敢进的样子。“你们怎么回来了？”洪学智蹲下来，温和地问。洪阳不敢出声，最小的洪菁抬起尖瘦的小脸泪眼汪汪地说：“爸爸，我太饿了——” 洪学智默然地伸过手，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然后一手一个抱起她们，走进家门。把孩子们放下后，他挽起袖子进了厨房。洪学智在碗柜里找到午餐剩下的两块玉米窝头和半棵白菜。洪学智仔细地把窝头切成小片，白菜细细切成丝，锅铲还在锅里翻动的时候，洪学智觉得腿边有动静，他一低头，两个孩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边， 咬着小手指盯着锅里咝咝作响冒白气的食物。
洪学智心里酸了，把油瓶里本就不多的一点油都放进锅里，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一周里，他们夫妻俩只能吃清水煮菜了。饭菜端上来后，两个孩子欢呼地跳起来，扑上来大口大口地吃着。洪学智疼爱地摸着女儿们柔软的额发：“慢慢吃， 吃完饭，爸爸送你们回去。啊？”小洪菁抬起头，用求助的眼神看着父亲说：“爸爸， 这里的幼儿园不好，我要回北京！”洪学智没有说话，手捂在胸前，沉重地坐下了。女儿们的话针刺一样扎在心头，洪学智心里难受极了，尽管面对组织他内心坦荡，但作为父亲，他深深地自责——年幼的孩子因着大人们的影响而承受不应当承受的苦难。第二天下午，洪学智正在家中看调研材料，院里传来了敲门声。他走到门口，看到一个身材挺拔的人站着，尽管没有穿军装，但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军人。见到洪学智，来人一个立正，行了个军礼：“洪司令。”洪学智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他一下就亲切地叫出了来人的名字：“你好啊，任荣主任。”任荣很感动：“首长您还记得我。” 任荣认识洪学智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志愿军总部机关设在大榆洞，负责防空任务的副司令洪学智亲自检查防空工作，表扬了政治部的防空工作做得好。任荣当时是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来洪学智出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志愿军后勤提供的强有力的保障，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任荣，他对洪学智佩服有加。1960年任荣调任某部军政治委员，驻地在吉林省通化。不久前，任荣得知洪学智在庐山会议后被安排到吉林省的一个厅里工作。老领导的境况如何，他一直很担忧。终于，这次到长春开会，他找个机会，一个人悄悄地出门，专程去看望自己敬爱的老首长。这个时期，全国都在搞运动，形势很紧张，人们都不敢随便走动，特别是接近像洪学智这样被定性的人。
任荣也是冒了相当的风险，他谨慎地打听着，终于找到了洪学智在长春的家。任荣走进洪学智的家，心里一沉：房子是日本人时期的老房子，空间狭小，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任荣在洪学智家坐了很久。本来，来的路上任荣想了很多安慰的话，想说首长您要多保重，放宽心，但是坐下来后他发现所有安慰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口。坐在简陋到近乎寒酸房子里的洪学智，无悲无愤，无怨无忧，他腰板笔直，目光明亮，语调平和，神情安详，洪学智的坦荡、自恃和安然令任荣从内心生出崇高的敬意。太阳渐渐西斜，房间的光线渐渐暗淡。已经是傍晚了。任荣站起来告辞。洪学智没有挽留，起身相送出门。出门前，任荣去厨房与正在烧水的张文告别。他这才明白，一向性情热情感情真挚的首长为什么没有留自己吃晚饭——空空的厨房里没有什么封闭的柜子，任荣一览无余地看到，除了半袋高粱米，一把小葱，什么也没有。这就是一代上将的生活。回去的一路上任荣的心情都很复杂。在他眼里，老首长无论是军事素养领导才能还是品德作风，各个方面都是极优秀的，可为什么落到这种境况遭受如此境遇， 他实在想不通。“我真正了解首长，应该说是那次在家中和他见面并且谈话。”任荣后来说，“洪学智同志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他对党无限忠诚，整整一个下午，在旧部面前，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境遇，洪学智将军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纯粹的党性，他没有任何怨言。”半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洪学智家不远的柳条路口突然开来了一辆军用大卡车，车停下来后跳下两个穿军装的小战士，从车上扛下一只沉甸甸的麻袋，看清了洪学智家的门牌后，将麻袋立在院子里。洪学智伸手一摸，是一麻袋黄豆。洪学智伸手拦住了他们：“谁让你们送的？” 小兵们精干地立正：“报告首长，这是军事秘密。”洪学智笑了：“你们叫我首长，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小兵们还是昂着脖子：“报告首长，我们首长说， 这也是军事秘密。”洪学智说：“那——你们是谁？” 小兵们站得更直了：“报告首长，我们是我们首长的兵。我们首长说，我们是他的兵就是您的兵。” 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副食品不仅凭票供应且极其紧张。这些黄豆可就是奢侈品了。洪学智把它们分成许多份，分送给厅里一些孩子多、家庭困难的职工，剩余的一小部分，寄给了留在北京的几个孩子。不需要深究这些黄豆的来源，不管洪学智地位如何变化，战友或者部下们对他的爱戴不会改变，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悄然表达对他的关爱。
1962年7月，洪学智担任重工业厅厅长，上任后， 他把目光投向大中型机械。在洪学智的心目中，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战士的后勤搞不好，部队不可能有战斗力。同样的道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不解决，其他的无从谈起。在重工业厅党委会议上，洪学智提出，必须尽快生产自己国产的大型农业机械，这是发展吉林农业需要跨过的一道坎。洪学智向分管农业的周光副省长提出，找一个合适的农机厂，自主研发、生产大型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那么，选择哪一家厂子来完成这个任务呢？这一天，洪学智到四平农机厂检查工作，进了院子，感觉这个地方十分眼熟。中午，他一个人在厂区四周查看。除了办公区和生产区有几幢旧房子外，厂区大部分都是荒芜的。他从后门走出来，沿着依稀的小路走出一段，眼前出现一处大庙。洪学智一下认出来了，这所破旧的大庙，是当年打四平时，他们六纵的指挥部。正是正午，蝉鸣沸耳，洪学智的耳边，却分明有一连串此起彼伏激烈的枪声、震耳欲聋的炮声铺天而至——洪学智突然泪如雨下。
两天后，张文收到洪学智的一封信。丈夫很少写信，张文一拿到信就知道有事。她急忙打开读：
今天我到四平农机厂检查工作。没有想到，农机厂后面的大庙，就是我们打四平时六纵的指挥部——这使我又想起了当年血战四平时的情景。四平之战极其惨烈，特别是第三次战役，光六纵就伤亡了4000多人， 他们大多是从苏北一路跟随我进军东北的，好多人我还能叫得上名字。可他们牺牲了，就安葬在四平。下午，我去了一趟四平烈士陵园，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们了……
黄昏的余辉洒在寂静的陵园，看园的老张又一次蹒跚地拖着他那条伤腿爬上十数级台阶，看到下午来的那个穿着半旧白短袖的大个子中年人还蹲在烈士墓前，低头垂泪。
全国解放了，但他们却长眠在地下，我感到特别的悲痛。
让我更为难过的是，四平的经济很落后，还是像我们当年打仗时那个样子，经济没有恢复，也没有怎么建设，还是那样破破烂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多年了，老百姓连粮食都不够吃，还在饿肚子，在烈士墓前我真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一定要把吉林的农业机械化搞上去，把吉林的农业搞上去，让老百姓吃饱饭。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盛夏的一天，洪学智单车简从，又一次风尘仆仆来到农机厂。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洪学智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不是来做指示的，我是来看戏的。众人一愣，厂领导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洪学智接着说：咱们农机厂有好戏，还不是一台，是三台——他伸出三个手指。洪学智挨个屈着手指说：哪三台呢？月初唱《天女散花》，月中演《徐策跑城》，月末是《夜战马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月初大家闲得要死，稀稀拉拉的干点活，像“天女散花”，优哉游哉；到了月中着急了，为了抢进度东跑西奔，这不是“徐策跑城”吗？等到了月末最后一天更不得了，书记、厂长大小干部齐上阵，包装、出库、装车，挑灯大干大战到半夜12点，因为过了12点就算是下个月的任务了，所以我说是“夜战马超”——对不对啊？众人哄堂大笑。厂领导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洪学智正色道：能够打突击，说明咱们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厂子为什么效益上不去呢？问题就出在管理上。管理跟不上，不均衡生产，总演这三出老戏。这种干法怎能保证产品质量？质量上不去，厂子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洪学智的话，生动、形象、逼真、风趣，还很准确。在厂领导和工人师傅们听起来，亲切指点大于批评指责，在场的干部、工人笑声不断，在笑声中醒悟到了这位军人出身的厅长特殊的领导魅力。洪学智深沉地说：四平不是个普通的城市，这是 一片当年无数烈士用鲜血浸染过的土地。我们不拿出行动来改变落后贫困的面貌，对不起先烈。诺大礼堂，一片寂静。厂领导激动地上前握住洪学智的手说：“厅长批评得对，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吉林省扶余油田工作时的洪学智（左）
洪学智借势利导地说：“我把研制大型收割机的光荣任务交给你们，这是我们吉林农机事业腾飞发展的关键起步，也是厂子改变面貌、重新振兴的大好机会！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台上台下众口一词：有！洪学智满意地点头，双手一拱：好！各位师傅们，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拜托了！1963年夏，农机厂正式向农机部提出以苏联CKIIP-3型联合收割机作为样机进行仿制生产的报告。洪学智亲自奔走，千方百计引进了一台收割机，从全省农机系统抽调“精兵强将”，经过7个月的苦战，终于在1964年4月底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即东风牌ZKBD-3型联合收割机，填补了国内的空白。1965年1月，东风牌联合收割机实现了批量生产，开始走向祖国大江南北，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北京到东北，从部队到地方，洪学智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每天忙忙碌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政治处境，使重工业厅生机勃勃。除了工作，洪学智特别关心群众生活。几十年过去了，但重工业厅的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他。退休工人、原重工业厅职工吕占山逢人就会讲述这样一件事：1962年吕占山全家刚调到长春，有一段时间没有房子，住在职工单身宿舍的筒子楼。筒子楼没有厨房，家家都在走廊里生煤炉子，走廊又没有烟道，每天做饭的时候，整个楼都被烟雾笼罩着。这个现象引起了洪学智的注意。一天中午，筒子楼又冒烟了，洪学智走去看，在呛人的烟雾中，他看见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一边咳嗽着，一边在整炉子。“老大娘，怎么这么多烟啊？”洪学智弯下腰， 亲切地问。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呛了一句：煤炉子不冒烟还叫个煤炉子吗？洪学智仍旧和蔼地问：大妈，这个冒烟有多长时间了？老太太叹着气说：见天冒。这个老太太就是吕占山的母亲。洪学智找来了基建处的严处长说：老严，你们那个基建处还有没有钱？咱们单身楼里头有几户人家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炉子，做饭的时候直冒烟，有老有小的，那不把人呛坏了吗？再说也不安全。你想办法解决一下。基建处有些为难说：筒子楼是多年前修建的老楼， 没有煤气管道。洪学智就协调有关部门，找来多年前修建时的旧图纸，从离得最近的一幢楼接出来一个管道，引进筒子楼，解决了这些人家的用气问题。煤气安装好后，洪学智亲自去筒子楼检查。这一回他碰巧又遇上了吕占山的母亲。老人仍然不认识他，只顾忙着做饭。煤气很干净，点燃后无烟。洪学智满意地离开了。吕占山后来告诉母亲，那个两次弯着腰跟她说话的高个子干部就是自己的厅长。老太太懊悔地一拍大腿：那么大的领导到咱们筒子楼来，我也没好好跟人家说话。儿子啊，你这个厅长是好人，你可得好好工作。人家对我们有恩，咱们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洪学智到重工业厅后，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台车， 司机叫张守信。张守信的妻子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孩子又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张守信是个自尊的老实人，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困难。洪学智心细，在张守信开车的第一周，就把他的家庭情况了解清楚了。洪学智的工资由张守信代领，第一个月他把工资交给洪学智的时候，洪学智从中拿出20元，递给张守信， 说是补贴他的生活费。张守信吃了一惊。20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超过张守信半个月的工资。洪学智把钱塞到他手里：“拿着，这是带给你家属和孩子的。孩子们还小，用得着。”洪学智又说，以后，每个月都从我的工资里拿出20元钱来，你拿回去贴补家用。张守信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守信跟了洪学智四年多。四年多的时间里，每个月张文都会从洪学智的工资里拿出20元钱，亲自交到张守信手中。这样一直到1966年。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洪学智再次被打倒，被批斗，工资停发了。
洪学智被定为“彭德怀的黑干将”“吉林省最大的走资派”和“三反分子”，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几乎天天被造反派拉出去游街、批斗。造反派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洪学智说：“我不知道彭德怀有什么问题。跟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只看到他出生入死。”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挨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一通拳打脚踢，说他“态度不老实”“又臭又硬”。一个高个子红卫兵挥舞着带铜扣的皮带说：中央都定性了，彭德怀是反党集团！洪学智刚烈地昂着头凛然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原则， 不能靠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那是伤天害理的事。”洪学智被打倒，专车自然没有了。张守信找到“革委会”，主动要求去开批斗车。一个工人师傅能有这样的觉悟，革委会的人十分高兴，立刻同意了。“洪厅长是好人，他这样的好人受委屈我见了难受。我去开批斗车，一上路就快快地跑，沿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追不上，洪厅长就能少受点苦。”“文革”结束后，老实巴交的张守信道出了其中缘由。“如果车子被拦下了，我就假装很着急说要赶着去下一个会场，然后开车带洪厅长和车上挨批斗的领导们离开。我专钻小胡同，拣没有人或者人少的小街走， 绕圈子，拖延时间，好让他们少受点罪。”可惜，没多久，造反派发现情况不对，不允许张守信再开批斗车了。天天挨批挨整，洪学智和张文也摸出了规律，每天清晨，只要听见高音喇叭、吉普车或者卡车声一响，他们就赶快起床，张文把头一天就准备好的高粱米窝头热了，让洪学智吃上两口。洪学智把厚厚的绒衣裤穿在旧军装内，腰部和腿部专门用旧布缠裹。他用一块纸板箱做了一个特别大的牌子，上面用红笔写上“三反分子洪学智”，名字上还划个大叉，用一截麻绳穿了，挂在脖子上。每天出门，他就自己带着，晚上再带回来。在高音喇叭刺耳的喧哗声中，批斗车在长春的街头往复来去。车下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衣， 用担忧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洪学智。他是苏柏。新四军时期，苏柏曾是洪学智的警卫员，东北解放后，苏柏转业退伍留在了长春。洪学智下放吉林不久，苏柏就得到消息。有一天，洪学智下班回家，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家门口，这就是苏柏。从此他成了洪学智家中的常客。洪学智到吉林后，身边没有工作人员， 张文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总有一些事情力不从心。苏柏不擅言辞，进了门就四下转着看，劈柴、拉煤、买白菜，遇上什么事就搭把手。“文革”开始后，洪学智被打倒，苏柏很惦记自己的老首长，可上家里又去不成，怎么办呢？冬日的长春大街寒风刺骨，苏柏就站在寒风里， 眼睛盯着批斗车，车子走一段，他就跟着走一段。据苏柏的爱人贾富莲回忆说：“那时候车走得特别慢，我们老头就跟着这个车，反正就跟着车走，一直到天黑。”人群散了苏柏才回家。洪学智离开吉林回北京时，苏柏来告别。说到为什么每天跟着车子陪洪学智挨斗，憨厚的苏柏回答了一句话：“我跟着车，看着老首长回去了我才放心。”1968年6月30日深夜，漆黑一团的夜色中，洪学智的家门突然被人砰砰砸响，没等张文走过去开门，一伙人已经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张文和吓得大哭的两个女孩子赶到院子里，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抄家。凌晨5点，这伙人将抄来的各种物品装进大箱子，抬了箱子离去。抄家后不久，张文也被工学院的造反派关进一间小屋，24小时有人轮流看守。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 彼此不通消息。
洪学智在东北
黑沉沉的夜，以它特有的黑暗和沉重压迫着黑洞洞的屋顶。关押洪学智的小黑屋面积很小，屋里只有一张硬板床，一只破旧小桌上放着一碗一筷。除此之外，四壁皆空。从15岁开始参加革命以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南征北战，九死一生，从来没有退却过，而今，却蹲进了自己人给自己设置的“牢笼”里。他不怕死，更不畏生，只是，在这样黑暗沉重的夜里，他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悲凉和担忧。洪学智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和高尚气节没有丝毫受损。面对造反派的无情批斗，洪学智坚持原则，不卑不亢，始终挺直自己的脊梁。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遭到残酷批斗，精神压力很大。洪学智发现后，利用一切机会鼓励他振作精神，不要害怕。“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只要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的情况肯定只是暂时的。再说，怕也没有用，坚持住，挺得住就是胜利。”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种种不平与屈辱，洪学智终生都未吐一个字。漫天飞起的尘土中，一辆辨不出颜色的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摇晃着，在金宝屯农场破败的大门口停下， 大门左右是一排低矮的半砖半草皮的屋子，坑坑洼洼的地上散落着牲畜粪。两个穿军装的人皱着眉头下了车。随后，洪学智也下了车。1970年的10月间，洪学智被下放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此时属吉林省管辖，现属内蒙古自治区）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改造。这已是最接近中国北部的地区。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却有大片平坦丰美的土地。十月的田野一片耀眼的金黄，一望无际的大豆、玉米，在秋风中摇曳着壮硕的身姿，远近的村子错落在黄昏的金辉里，炊烟几缕中，鸡鸣狗吠声依稀可闻。洪学智的脸上出现了多日不见的笑容，他从车上取下自己简单的两件行李，一前一后扛起，带头走向场部。原金宝屯知青孙炎峰，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洪学智的情景：大约是在1970年10月底到11月初这个时候，当时我在农场加工连的豆腐坊工作。豆腐坊一共有三个人：老穆头、我，还有老郭。那天上午，我们正在忙碌着，一锅豆腐刚出锅，加工连的连长带着一个老头走了过来。行李就是一床被子和一个纸箱。我记得他当时是穿着圆口布鞋，一身蓝的褪了色的中山装。加工连连长也是民兵连长。带着洪学智走进屋后，连长说，这是老洪，到你们这儿来上班。孙炎峰不经意地看了来人一眼，这老头就像个贫下中农。孙炎峰想，来了一个贫下中农。老穆头问：你从哪儿来？他说：长春。所谓的豆腐坊也就是这间屋子，一半做豆腐，一半是一铺炕，白天做豆腐，晚上只有孙炎峰一个人住。孙炎峰找出一套工作服，让洪学智换上，又把床上没有叠好的被子向一边推推，让出块地方，把洪学智的行李搁到床上。老穆头已经把磨出来的豆浆倒在锅里煮，然后蹲在了一旁抽烟。洪学智换上工作服后走到锅跟前看了一眼，转过头对老穆头说：豆浆冒的气匀了，可以点卤了。这简单的一句话让老穆头对这个初来乍到者刮目相看了：你这也是老把式啊！也是贫下中农吧？洪学智纯朴的一点头：是啊！我家就是个贫下中农。孙炎峰兴奋地说：我说嘛，我看你就像贫下中农。老穆头抽着烟袋点点头：瞧你这腰板溜直，身子骨挺硬，一看就是个干活的出身。有五十几不？洪学智说：57。当天下午，加工连连长和指导员将孙炎峰和老穆头找去，告诉他们洪学智是吉林省“最大最大的走资派”，从今天起，和他们一起劳动。孙炎峰在农场是文艺宣传骨干，比较可靠，军管会指定洪学智与他住在一起，要求孙炎峰监督洪学智的劳动，同时还告诉加工厂的知青，不要与这个“走资派”接触。没过几天，整个农场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这里来了一个大干部。知识青年孙炎峰是宁波余姚人，中学毕业没多久就与余姚的300多名毕业生一起，离开家乡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金宝屯。他年纪轻，涉世不深，领导这样说了，他心里就警惕起来。在中学毕业生孙炎峰的眼里，他见到过的坏人，仅限于小人书连环画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全都长得凶神恶煞模样，全不像这个老头， 总是笑眯眯和蔼可亲的。孙炎峰也好，老穆头也罢，起初，农场里的人对这个“最大最大的走资派”的确是怀有几分戒心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每一个接触过洪学智的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这个高个子老头。在众人眼里，这个老洪头，实在是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的。洪学智跟大家一样，早出晚归地上工。吃饭是在统一的食堂。一人一只大碗，排队打饭。洪学智成了一个真正的农夫。从到农场的那天起，他就换下中山装，穿上统一的工作服，户外劳作的时候，头上还加了顶竹斗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正像他自己所说，回归一个农夫、一个布衣的本身，这也许正是洪学智真正的本原。回到民间的洪学智犹如回归水中的海豹那么自如，那么鲜活本真。到农场不久，洪学智被调到粮库去扛包。粮库里堆得小山一样高的麻包，每个都有一二百斤重。扛这样的麻包，连一些青壮年也望而生畏，这是农场最苦最累的活。让58岁的洪学智到这里来干活，显然是革委会的人得了某些人的指示。洪学智二话没说，拎着块垫肩布就来到了粮库。孙炎峰说：粮库这个活，我们都知道，这是年轻人和壮劳力干活的地方。一包粮食180斤重，不会多也不会少。灌好包180斤，两个人提起，往你肩上一搭，你就一步一步上跳板。在粮库干过活的都人知道，这扛包、上跳都是有技巧的，因为跳板是软的，没有干过的人肯定当时就趴下了。老洪头第一天来干活就扛包，搭肩上板，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没有假的。一个小时来回五六十包，那么多年轻人就他一个老头。知青们都看呆了，大家的眼光，一半是感动，一半是钦佩。几天下来，粮库的工人、知识青年都服气了。年轻人服气的不是洪学智的体力，而是这位半大老头强大的意志力。在刚毅的性情之外，这个老洪头还是个生动有趣的人。知青们说，这个老洪头的名堂可多了：给我们讲笑话，翻单杠，扳手腕，下棋，还跟我们比试在跳板上蹲马步。干活太累了，他还带着大家跳“哆啦叽（一种简单的朝鲜民族舞）”。他这一引导，大家都开心极了，跟着他，又唱又跳，不知不觉劳累感消退了，很快就又有精神头了。有一天，活干得特别累，终于到了休息的时候， 十几个年轻人东倒西歪地瘫着。洪学智挥了一下手，说：哎，小伙子们，我给你们出一道题，看谁能答对。
这个话题有意思，立刻有人接话，有的说，大牛的力气最大，一气能扛起两个包。另一个说，不对啊，小胡也扛过两个包。洪学智笑着摇头说：不是。都不是。年轻人们来情绪了，上来围住他说：那是谁啊？老洪头，那你说谁的力气最大？洪学智说：我说啊，咱们这个院里，小艾（化名）的力气最大！小艾是一个天津女知青，长得细细弱弱的。众人都不解了，我们那么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力气难道抵不过这个长得清秀文弱的天津女知青吗？洪学智说：你们看，只要她一出现，你们这帮小年轻脑袋都顺着她走过来、扭过去，你们十几个小伙子的脖子都让她给扭过去了，你说她的力气大不大呢？轰——众人都大笑起来，开心得不亦乐乎！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不记得革委会领导大会小会的慷慨说词，却记得在大家伙精疲力尽的时候老洪头讲的笑话。农场的生活极其艰苦，劳动量大，食堂伙食却很差。为了改善生活，加工连准备养猪，养猪的工作交给了孙炎峰和洪学智。洪学智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他对孙炎峰说：“自古至今的军事史说明，后勤保障十分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孙炎峰嘴上不说，心里不以为然，谁都知道，养猪是个十分辛苦的工作。两个人，六七十头小猪，关在猪圈里，每天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剁饲料，煮猪食，因为饲料严重不足，喂完了猪后他们就出门打猪草了。小猪们吃饱了在圈里呆不住了，挤挤挨挨地往外拱，泥巴围成的矮墙几下就被拱破了。洪学智和孙炎峰回来了，一看猪跑了丢下草捆子就去追赶。两个人都没有赶猪的经验，冲破了牢笼的小猪崽们身材虽小却个个十分矫健，东一头西一头跑得到处都是，洪学智带着小孙，追着猪崽们满世界跑，累得呼呼直喘。天黑透了，好容易才把小猪崽们捉回来，修好了围栏。可到了第二天，小猪们又故伎重演。这样搞了几天，两人都累得吃不消了。这天深夜了两人才进屋，孙炎峰嘴里喊着哎哟， 双手托着酸疼的腰把自己丢在炕上。孙炎峰说，老洪头，明天我得跟连里说，这养猪的差事实在是干不下来了，要不换人，要不再加人。洪学智躺着没吱声。孙炎峰侧过头一看，黑暗中老洪头眼睛亮亮地眨啊眨的，看着黑呼呼的屋顶。洪学智说：不用，我有办法能让猪在这个圈里老老实实吃，老老实实睡。孙炎峰不相信地问：猪又听不懂人话，能听你的？洪学智伸手拍拍他说：放心睡，我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明早我叫你你就起来。第二天天还没亮，洪学智叫醒了孙炎峰，递给他一副挑子，说了声走，就出了门。睡意朦胧的小孙也懒得多问，眯瞪着眼睛跟着。他们踏着浓重的露水到了酒厂，酒厂的大灯亮着，夜班工人正在起酒糟，热火气腾腾的酒糟散发着特别的味道。两人一人装了一满担，挑回来。他们把酒糟和猪饲料一块煮了喂猪，猪吃了以后果然呼噜、呼噜地睡了。等黄昏洪学智和小孙打了猪草回来，猪们正好才醒。他们又将拌了酒糟的饲料喂了，猪又吃，吃了又睡，这一睡，就到了第二天。孙炎峰高兴极了：老洪头，你可真是能人啊！三个月之后，加工连的猪已经胖得路都走不动了。这么快就能杀猪吃肉了，全连上下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最大最大的走资派”是用了什么“诡计”这么快就养出猪来的呢？怀着高度警惕的连干部亲自到猪圈来检查，农场的场领导也来了，一堆人围着猪圈转，查来查去也查不出问题。洪学智却完全不在意他们的动机，心无城府地把用酒糟喂猪的办法说了：“酒糟里含有酒的成份，猪吃了以后准睡觉，越睡觉越胖。酒糟要用新起来的，放久了的酒精挥发了，效果就不明显了。”洪学智解释。农场领导高兴了，这真是个好办法，不仅猪长得快了，酒厂的下脚料还成了宝贝。消息一传开来，场里的职工家家都喂猪，家家都来酒厂弄酒糟。一时间，原来没有人注意的下脚料成了抢手货。场里立刻决定，酒糟要论桶收费了，可就是这样也供不应求。因为几十里外的外村人也来了，每天都有人赶着车，天不亮就来酒厂外排队。酒厂因此还得了一笔意外的收入。这个洪老头，做豆腐，扛包，养猪，干什么都有一套啊！如果说，这时的洪学智在人们眼里，是个智慧、 亲切、能干的老头儿。几天后，另一件事的发生，让整个金宝屯连同周围的人们对他在喜爱之外，更多了敬重和佩服。
这一天，洪学智和孙炎峰吃完晚饭后遛弯，当他们走到一片刚秋收完了庄稼地时，远远地看见一个挎草筐的妇女在前面跑，后头有两个男人挥着土枪喊叫着追。妇女吓得慌不择路地跑了。洪学智马上走上前去问。小孙告诉他，一直以来农场就有个规定，不让老乡到地里捡粮食，看青要一直看到翻地为止。洪学智皱起了眉头：这不对啊！不就是到地里捡点儿剩下的粮食吗？这里的老乡口粮都是很紧张的，捡捡剩下的粮食，又不浪费，有什么不可以？你不让捡，一翻地还不都烂了。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去说说这个事情。孙炎峰是知道军管会对洪学智的态度的，就好心地劝他说：好多年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还是别去管了。洪学智的执着劲来了：为什么不管？这是关系老百姓生计的事，既然不合理我就要管。洪学智说完，也不散步了，大步往回走。刚进农场，迎面正好遇见院军管会的主任。这个主任也看见了洪学智，大约是不愿意打招呼， 扭头就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洪学智老远就大声招呼上了：“哎，张主任，别走，我找你有事。”姓张的主任站下，脸上一副不乐意的表情。洪学智大步上前，也不介意对方的表情，上来就说：“听说你们农场有规定，不让老乡去地里捡粮食。我看到老乡到地里捡粮食，后面有人拿着枪追呢。你们这规定不对呀！”张主任表情难看地说：这是场里的规定。洪学智正色道：“规定如果不对，就应该改。这里的老乡一年只有10个月的口粮，人家到地里捡一捡剩下的粮食，又不浪费，又能解决一些问题，有什么不可以？”洪学智的凛然让这个姓张的主任矮了下来，他移开了目光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洪学智伸手拦住，目光严厉地盯着他：“你不用研究，这个政策必须得改。据我所知省里是有允许小秋收这个政策的，就是第二个秋收。你们秋收完了以后，老乡再来捡秋。老百姓是捡回去当口粮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做事不能不考虑群众的利益，你们得改。”没过几天，农场果然更改了规定：农场秋收后的地，老乡们可以进去捡秋了。洪学智的仗义执言起了作用。很长一段时间里，附近村里的乡亲们见到农场的人就会说：你们那里的那个大个子老洪头，那么厉害，十几年的规定都让他给改了。真是个好人啊！洪学智到金宝屯没多久，全农场的人都认识了这位“省里下放来的大干部”，不过，没人在乎他的背景，也没人叫他名字，大家都亲切地唤他“老洪头”。尽管农场领导事先有交代，不让大家与这个“最大最大的走资派”多接触，但农场职工却人人都喜欢他。白天劳动休息时，他的身边总围满了人。到了晚上，他那间简陋的小屋更是热闹非常，炕上炕下都是人，知青、农场工人、家属、孩子，一群人。一只吊在屋顶的灯放着虽然暗淡却温暖的光芒，暖意融融的房间里，老老少少围着他，拉家常，讲故事，唠嗑，喝茶，下棋，简陋的小屋里不时有阵阵笑声传出。从古到今，历代的中国文人志士无不由衷地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民——洪学智也不例外。回首过去的许多年，当他在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岁月里，骨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种纯粹的、于天地间放浪形骸的真正本原的生活。
重新回到军队工作的洪学智
1965年秋，毛泽东在武汉接见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时，突然问道：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你见到洪学智，转告他， 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韩先楚辗转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这个消息让身处逆境中的洪学智很激动，但洪学智并没有急于辩白什么，他对韩先楚说：请你转告主席，我在吉林工作很好，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1977年8月27日，韩先楚就此事亲笔写下了证明信，此信现收藏于安徽金寨洪学智纪念馆。信中写道：1965年初秋，毛主席到武汉，我同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同志去看望毛主席，并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时，毛主席问邓华在哪里，我说在四川省，我们简要地说了邓华同志的情况。毛主席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呵。接着毛主席又问，洪学智在哪里，我说在吉林省，我们也简要地说了洪学智同志的情形。毛主席说，他是认识问题，他在总后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还做得不错嘛！这个人还可以做些工作嘛！毛主席要我们转告你。以上情况，于1965年9月在北京饭店中央开会时，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周恩来一过问，吉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赶紧让人把洪学智从农场调回省里。回调的过程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省革委会派去农场的负责人就是洪学智专案组的组长。此人带着几个人到农场后，找了二十多个人开会，有知青、农场职工、贫下中农代表等，却不让洪学智出席。这位组长开宗明义：今天的会是给洪学智做总结，大家说说，他在农场的劳动改造当中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要说。他的话一出，好长时间没有人说话。老洪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老杨是个老实人，站起来说：没有不好的地方，他对人好，特和气，参加劳动锻炼又积极，在加工连，他年纪算是大的，可是劳动最积极。老职工一开口，众人都跟着说开了。有的说， 老洪头真行，年纪虽然大这么多，干起活来不惜力，一百八十斤的粮袋子跟小伙子一样扛。有的说，全农场就是老洪头的猪养得最好，人家会动脑子，又肯下力，天不亮就去挑酒糟，每天上地里打新鲜猪草，三四个月就能杀猪。谁家分肉不欢天喜地的。组长显然不高兴了，沉着脸说：不说劳动，说思想，说学习。老穆头慢条斯理地开口了：要说学习，老洪头最爱学习，每天读书、看报，活儿不管做到多晚，都要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对啊，这老洪头学习也特别刻苦。每次连里组织学习他都参加，我们有不懂的还讲给我们听，又耐心。会场气氛热烈，众人七嘴八舌：人家还爱惜公物，地上掉洒的玉米、黄豆，他还一颗一颗拣起来放回粮库去。他说粮食是宝物，不能糟蹋。老洪头给我们讲战争故事，对我们说，解放不容易，想想那些战场上死去的人，咱们大家要好好工作。大人孩子都喜欢他呢，孩子们见了老远就喊老洪头，他也不生气，家里送来的一点吃食，饼干啊、糖果啊，都分给孩子们了。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显然不是来人所期待的，他本想再整些黑材料装档案带走的，结果“揭发会”变成了“摆功会”。这位组长终于耐不住了，站起来说：你们要注意路线，都不许再说这个人的好，必须说不好的地方！他这一吼，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啪啪啪，老穆头将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说：什么路线不路线我不懂，我只知道做人要讲良心，老洪头在这里的时光不短，大伙都看得见，他没有不好的地方。你们说要叫我们找老洪头不好的地方，我找不到。我现在就退场，就这样了。老穆头说完后，自顾自地走出了房门。金宝屯是个僻远之地，人们秉承这样一个理念：做人要讲良心。他们只相信眼里看到的和耳朵听到了。这个什么组长经常到农场来，都是坐车来，虎着个脸，也不和人打招呼，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遇到众人在汗流浃背地干活，他只背手在一边指指点点。农场人早就看不惯他这种做派了。老穆头三代贫农，根红苗正，是农场贫下中农的代表，他的话，说出了全场人的心声。老穆头一退场，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忽啦啦散了。洪学智在这近乎放逐的生活中，能够战胜恶劣环境，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全身远祸，而且身心健全如常，不能不说，是这块僻远的纯朴之地给予了意外庇护。洪学智和那些善良的民众在一起，完全自由自在地以本色示人。他从善良质朴的民众的热忱友好和衷心敬慕中，获得了生趣，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他置身于群众之中，老百姓便也接纳了他。他离开后许多年后，金宝屯的人们还时常念叨这位“老洪头”。世事纷纭，沧桑变异，外边世界走马灯般地变幻无常，“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洪学智以近花甲之年，从此活在金宝屯人民的心里，从未、也不会随时间的洪流荡然汩灭。这一方面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那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洪学智离开农场那天，头一天晚上就得到消息的群众都来为他送行，院里院外到处都是人。洪学智的眼睛湿润了，他把打好的行李又解开，把被子、棉衣等随身用品分送给了几个生活困难的老职工。众人簇拥着，一直将洪学智送到农场大门口，洪学智跟大家依依告别。孙炎峰拉着洪学智的手不愿意离开。洪学智说：好吧，你送我到火车站。那位一直跟在身旁却一直无人搭理的组长这时候插上话来说：车坐不下。“这我不管。”洪学智眼皮也没抬地说，我叫他送，我有事跟他说。洪学智拉着孙炎峰上了吉普车，孙炎峰坐在后排。路上，洪学智向孙炎峰交代了两件事：一个事，我走了以后，你问问药厂的杨大夫，他要不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工作。杨大夫名牌医科大学毕业，因为“只专不红”，被发配在农场的药厂当普通工人。洪学智说，他学的生物，而且是老大学生，他是一个人才，放在这里是浪费的。他如果愿意到长春什么地方，我给他联系。第二件事，我的东西还有今天没来得及送人的， 你看谁需要就送给他们。我放在床下的那双水靴，记得一定给小哑巴送过去。
车到火车站，洪学智拉着他的手说：“好，以后到长春上我家去，告诉咱们农场的消息，老穆头、老李头、老朱头，你都跟他们说，上我那里去，酒管饱，肉管够。记得到了长春一定来我家。”
洪学智最后挥动的手，让孙炎峰眼泪哗哗地流， 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被劳改”的半大老头让自己如此感肠动怀。
1974年8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让洪学智到省石油化工局当局长。组织找他谈话的时候，他还是那句话：到哪里都行，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了。一些老战友私下里替他抱不平，洪学智只是笑笑。一直不间断地关心着国家大事的洪学智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石油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能源，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的石油开采量严重不足。洪学智在总后勤部当部长时，他的前任李聚奎政委、余秋里政委都先后调任国家石油部任部长，发展国家的石油工业。要搞石油，搞化工，化工局工作重要性很大。洪学智一上任，就决定先从扶余油田抓起。1974年初冬，洪学智来到了扶余油田，行头是一身旧军装，一双旧军用胶鞋。行前，他跑遍了长春大大小小的书店，把凡是有关石油开采方面的书都买了回来。他把这些书打成包，带到了扶余油田。除了书之外，他还带了一大包蜡烛，因为油田照明供电受限。结果待他住下后才发现，简陋的招待所内四面透风，晚上蜡烛点燃后，烛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根本没办法看书。后来招待所的师傅给他了一只马灯，算是勉强解决了问题。来到热火朝天的油田仿佛回归硝烟弥漫的战场， 在这片贫痟却广袤的原野上，多年沙场征战培养出的激情与豪迈、生机与才干重又不可抑制地绽现、发挥。曾任扶余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赵炳辉，对洪学智在扶余时的工作十分钦佩，他后来回忆说：“我认识洪老是在1975年。当时省里组织石油大会战，在全省抽了18000名知识青年参加，我是吉林省会战指挥部合营小组的成员和副总指挥。洪老到我们油田蹲点，实际上是参与我们石油大会战的指挥、领导工作。”那是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日子，那是些热火朝天战天斗地的日子。虽然政治上的阴影远没有消除，但置身在热情纯朴的工人中的洪学智，在风雪弥漫的大油田中重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白天，他一身油泥和工人们滚在工地上。晚上，天气好的时候，他和大家围着篝火谈天说地，向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了解采油及生产的过程；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关在屋里看书。一年下来，他已经把带去的书都看了个遍，里面画满了各种记号，对石油开采的基本过程、怎样注水、怎样采油、怎样进行石油加工等等业务，都逐步熟悉了。声势浩大的石油会战开始后，成百上千的青年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这片火热的土地。但是，潜在的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油田开采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几年下来，队伍开始不稳定了。原因是一大批青年小伙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在油田这样一个长期野外工作环境中，女性员工人数稀少，小伙子找对象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某日，上级部门一领导来油田视察工作。在全体人员大会会场，站在台上的领导用当时流行的话鼓动说：“我们这个石油工人一声吼嘛——” 出乎意料，台下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喊出的是：“找个老婆没户口！” 洪学智听到这件事后，十分震动。“油田的青年人大多是高中毕业或者转业军人，论人品素质都是不差的，为啥找不着对象呢？”他问有关部门的管理干部。“因为是计划经济，姑娘们找对象都希望找着一个能够有‘红本’的——城市户口、国家干部是吃供应粮的，他们拿的粮本是红色，所以叫做‘红本’。这样一来，城市户口的姑娘们当然不愿意找没有‘红本’的石油工人。没办法，油田的青年就只能找农村户口的，可是，找农村户口的又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呢？”
管理人员向洪学智介绍了情况。要把油田搞上去，不能只靠一阵子的大会战，要把年轻人留住。洪学智找到有关方面领导。领导尚年轻，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说：不想留下的可以走，我们不愁招不到人。油田情况就是这样，户外工作男工多，女工少，找对象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我相信我们工人大多数是忠诚石油事业的。“你这想法不对。”洪学智直截了当地指出：年 轻人来到这里，靠的是党的召唤和一腔热情，如果我们的政策思想出了偏差，婚恋问题不解决，不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工人的问题，这支队伍是不能稳定的。年轻人刚到油田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经过几年的锻炼，业务技术成熟了，正是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让这些人离开，损失的是我们油田。如果这种影响传到社会上，说油田工人找不到对象，谁还会再来？难道诺大的油田，继续发展只靠几个忠诚的老光棍吗？一席话说得年轻领导哑口无言。洪学智意识到，要解决青年人的后顾之忧，根本问题不在“联谊”而在“粮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没粮本”的问题。让全体油田工人都成为国家干部的城市户口是不可能的，但是，让油田人不靠“粮本”也有粮吃却是可行的。他想到了农场——做过总后勤部长的洪学智太熟悉农场的重要性了。农场对部队的巨大作用这一做法，移植到油田来同样奏效。经过摸底寻找，他看中了洮儿河农场。这个农场位置合适，面积大，有发展空间，但因地处僻远，又缺乏人手经管，困难多，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不尽人意。洪学智亲自去现场，看到这里土地肥沃，地下水丰厚。“有了土地还怕不打粮吗？”洪学智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共产党员就是要为群众解决困难。”洮儿河农场是劳改农场，位置坐落在吉林省白城地区，却是由北京市劳改局管理的。洪学智开始了长途奔波。他先去省里找到劳改局说明情况，提交申请，再赴北京相关单位协调关系。因为归属关系复杂，洪学智在北京、吉林、农场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
正是大热的夏天，他背着个旧军用水壶，穿件短袖衫，长途转战，一次次向各方面有关人员反复陈情，言词恳切，终于把手续办了下来，北京市劳改局批准，同意将洮儿河农场划归扶余油田。消息传来，油田上下一片欢腾。根本无需动员，大伙在一周之内做好了准备。周末，数十台大卡车，装着帐篷、工具、材料、种子，还带上了行李、炊具，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着农场出发了。这又是一场大会战。帐篷支起来了，大锅烧起来了。沉寂已久的原野上红旗猎猎，歌声飞扬。年轻的油田工人们面对着黑油油的土地甩开了胳膊挥锹舞镐。他们知道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结出自己向往的幸福之花。他们不让洪学智干活。几个年轻人大声嚷嚷着， 让“老洪”“你只管在一旁坐着喝茶，有啥事指点一下，出力气这活是我们干的！”秋天到了，收获的时节是油田人盛大的节日。堆积如山的粮食垛仿佛是大地上盛开的一朵朵硕大无比的金色奇葩。令洪学智很欣慰的是，他当初组织研制生产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派上了用场。粮食有了，油田给工人们办理了矿区户口，不是红本胜似红本——农场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还能上交国家。生活好起来，环境也跟着改善，重新整修了房屋建起了生活区，洪学智把部队营房绿化美化的传统拿出来，在农场油田和生活区内外都种了树，还用白灰把生活区的墙粉刷一新。生活和环境好起来，精神面貌也要随之改观。洪学智趁热打铁，在油田展开热火朝天的“比、学、赶、帮、超”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扎根油田、建设国家”的先进典型。工地上大喇叭、报纸和宣传栏上，戴着大红花、头戴工帽身穿工装的油田工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以油田为家、以当油田工人为荣的形势迅速形成。年轻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个个你争我上，油田面貌一新。姑娘们的目光被吸引过来了。很快，一对对年轻人纷纷喜结连理。那一阵子，洪学智的口袋经常鼓鼓囊囊的——那是新人们送来的喜糖和炒豆子。
农场除了种小麦，还种大豆、黄豆、蔬菜，后来还开办加工场，吃油、吃菜等副食品生活问题也随之解决了，不仅改善了生活，也为农场家属们提供了工作岗位，形成了“油田是前线，农场做后勤”的良好机制。激情工作，幸福生活，扶余油田参加20世纪70年代石油大会战的那一代石油工人，每每谈起当年事， 都对洪学智充满感激。动力产生生产力，农场建成后不久，扶余油田的产量从往年的几十万吨猛增到年产一百万吨。石油化工成为吉林省的支柱产业。1977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全国上下欢欣鼓舞。19日上午，长春市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洪学智拎着个小铜锣，也行进在石化局员工队伍中。上午时分，他正在队伍中走着，忽然，有两个衣着整齐的人走到他面前，站定后，恭敬地问：请问您是洪学智同志吗？洪学智的手停止了敲锣，他沉静地打量来人：是我。来人立刻敬了个礼：洪学智同志您好！我们是省委组织部的。接到中组部的电话，通知您立即去北京，有新的工作。我们已经给您准备了票，中午一点飞机起飞。此时已是上午10点多，洪学智立刻赶回家。张文去上班了，家中只有回来探亲的小儿子洪晓狮。洪学智进了门就赶紧收拾衣物。他想起还需要带上粮票和钱，这些东西平时都是张文收着的，放在书桌的中间抽屉里，可抽屉上着锁，等张文下班回来显然是来不及了。洪学智正在皱着眉头拍脑袋，一旁的洪晓狮用一把小螺丝刀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洪学智看着长得结结实实的小儿子，笑着说了句：你小子！这一会儿工夫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来给他送行的。屋里站不下，院子里还站了许多。中午时分，洪学智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巨大的银鹰昂首冲上天际，洪学智俯身看着机翼下郁郁葱葱的土地，胸中涌动着一股热流。8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洪学智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不久，经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邓小平和叶剑英同志提议，洪学智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工作岗位。从1960年4月到1977年8月，洪学智在东北生活了18个年头。对于这18年的遭遇，洪学智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不仅要经得起对敌斗争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中，必须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耐得住精神上的痛苦与压力，不减革命斗志，不丧失革命信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真理，坚持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把个人利益看淡了，对职务的升降、调整都能坦然对待，身处逆境也会对革命忠心耿耿，什么时候都感到问心无愧。1980年3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洪学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洪学智彻底平反。《结论》明确指出：自1959年开始对洪学智的免职、审查、批斗都是错误的，“是一起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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