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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安小宁：我的父亲，一个没进过校门的手艺人
本文作者
安小宁，1964年出生，1982年就读于山东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专业，1986年分配至国有企业工作，先后担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车间主任、分厂厂长、管理部部长、制造部部长、副总经理，2019年内退。
我的父亲
作者 ：安小宁
今年清明不能回家给父母上坟了。不是我没有时间，春节以来，响应政府号召在家里躲避疫情，空闲的时间自然很多；也不是我不想回去，主要是考虑当前抗疫还没有完全放开，回去会给老家的人添麻烦。这段时间关注自媒体、各种公众号比较多，萌生了写点东西纪念父亲的想法。
父亲是1939年1月10日、农历冬月二十出生，属虎。父亲的童年生活在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农村大家庭里，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母跟四个儿子、十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还有儿媳妇、孙媳妇等三十几口人生活在一起，生活殷实，是村里数的着的小康人家。到了1947年胶东半岛土改运动之后，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祖父母在土改运动前相继去世，大家庭也自此分了家。
分家后，我的祖父和二伯也相继去世，1928年出生的大伯为了逃避当兵早在1946年就离家去了青岛学生意，而且后来随着从青岛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医院先是去了海南岛，之后又去了台湾，一走就是四十二年，只剩下祖母带着父亲和1941年出生的叔父，在政治的高压下生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生活的环境才得以根本改善。
父亲没读过书，用他的话说“从小没进过学校门”，但父亲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农村种地的活自不必说，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手艺人。
父亲是一个瓦匠，村里有人盖房子，放线和上梁的活一定要有他在场；瓦匠用过的錾子钝了，需要“打錾子”、淬火都需要他亲自“操刀”。胶东半岛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火炕”和做饭用的“锅头”，盘火炕和垒锅头是一个讲究技术的活。父亲在这方面有绝活，他盘的火炕热得快，烧一点柴火就热，而且火炕的四周热得均匀；他盘的锅头，柴火好烧不倒烟，省柴火，锅底受热均匀。
每年到了春天，农村人开始打旧炕、盘新炕时父亲几乎是村里最忙的人。那时给村里人帮忙干活是不收费的，这些活都要在一早一晚干，不能耽误到队里挣工分，特别是下雨天，农田里不能干活，父亲因为要干这些活也没法歇一歇。
在瓦匠活里边，父亲还有两项也是有名气的。
先是培房子，就是用麦秸在房顶上培上一层，以防雨、防晒和防冻等。父亲培的房子风刮不坏，雨淋不透，用的时间最长。
还有糊墙和糊仰蓬（胶东话念yangpang），胶东农村用于人住的房间的四周墙壁和顶子一般都用具有浓郁胶东特色的花纸糊一层，不但有冬暖夏凉的作用，而且还非常好看。特别是家里儿子结婚用的新房，一定要糊的。每到这个时候，村里人总是希望父亲有空给他们帮忙，他糊的墙，特别是糊仰蓬，快且平。
除了瓦匠活以外，父亲还会木匠，家里用的饭橱、饭桌、各种凳子、交叉子（马扎）、木箱子等等都是他自己做的，省了求人。当然他的木匠手艺不如瓦匠好，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本家中他的两个叔兄都是手艺很好的木匠的缘故吧。
瓦匠和木匠，这都是农村人比较喜欢的手艺人，在村里的人缘、口碑都会比较好。农村的小伙如果有一样手艺好，可以说找媳妇都不用愁，如果人再长得好，说媒的会“挤破门子”。
1982年我高中毕业时，父亲跟村里的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型建筑队，给莱阳农学院干建筑活，也给人家盖房子。高考结束后，父亲就跟我说，你去跟我学瓦匠吧，每天给你两块五的工资。如果你考上大学就带着你自己挣的钱去上学，考不上大学就学个手艺，将来好有口饭吃，找个媳妇也好找。有时我曾想，如果当初我考不上大学，现在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但有那么多的手艺，他似乎还有音乐方面的天赋。父亲有一把琴，用右手弹弦、左手按音符的那种，很特别，到现在我们兄妹三人也不知道叫什么琴，父亲1993年去世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找不到了。
我说父亲有天赋是因为他不识字，更不用说认识五线谱或简谱了，但是无论什么歌曲，只要有人唱，他就能用他的那把琴弹出来，很是好听。尤其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能够听到琴声，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记得我上了大学以后，学会了吹口琴和笛子，放假回家跟他合奏过几次。
父亲从小没上学，却非常鼓励我们兄妹三人上学。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还没有电灯，都是点煤油灯，大多数家庭为了省煤油都把灯芯弄得很小，灯光很弱，吃完晚饭总是早早熄灯睡觉。我父亲不是这样，鼓励我们多看书，好好做作业，总是把灯芯挑得大大的。有时母亲抱怨一句，而父亲说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母亲虽然心疼那点煤油，也就不能说什么了。
记得我上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候，刚开始学珠算，也就是打算盘，有一次在家里做作业，做那种统计方面的作业题。就是有一组数，把每行和每列的数字分别相加的和再相加的总和必须相等。可是我怎么算都不对，用橡皮把书都快擦烂了也不对。父亲看后告诉我，沉住气，别焦急，越急越算不对，先按行算，算完一遍别急着往书上填，记到一边再算一遍，对上了再填。把行算完了再算列，算完列再算行和列的和。你试试，一会儿就算出来了。按照父亲的方法，果不其然，没错！
也许是从小就生活在那种政治高压下的缘故吧，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好脾气、随和性格的人，对待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那是真正的孝而顺，对待母亲和我们也是从来不发脾气。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一对苦命人的结合，母亲的家庭出身也不好，是富农。青岛解放前夕，外祖父在青岛做木匠受伤，因为战乱耽误了治疗，导致他三十岁就失去了劳动能力，只能待在家养病。
据母亲讲，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必须帮着小脚的外祖母做一些重体力活，还要跟着村里的大一点的人，把外祖母利用晚上的时间织的“小机布”拿到离家二三十里地的集市上去卖，天不亮就走，天黑了才能回来。在那种环境下，锻炼了母亲非常刚强的性格。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火爆脾气，无论是做村里的农活，还是家里的家务活都火爆，对待孩子也火爆，特别是当她累了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对父亲、对我们就会焦急。父亲则不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忍耐，每当看到母亲上来脾气，他都会耐心地劝说，从不跟母亲拌嘴。
胶东的男人大多大男子主义，不做家务，父亲不是这样，经常帮母亲做一些家务活，直到父亲去世，两个人始终都没“打过仗”。在改革开放以前，父母都有经常牙痛的毛病，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母亲爱上火，父亲无论对什么事总是能忍耐的缘故吧。
父亲对我们兄妹三人也从来没有打骂过，每当我犯了错误，要防母亲的打骂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只要别让她在气头上抓着就行了，对待父亲却不灵。最多等到回家吃完饭，父亲就会对我实施耐心的、反复的、思前想后、引经据典的说教。这种方式有时觉得还不如被骂一通、打一顿来的舒服。可是，父亲确实是一个不会骂人的人。记忆中，父亲对我和妹妹各有一次发脾气。
对我的那次发脾气，完全是我的原因。那是我上五年级那年，学校放秋假，有一天我跟着村里的一个孙姓的哥哥去县城玩。到县城后，那个人说我们中午看完电影再回家，听说是演战斗片《八一风暴》，我就同意了。不巧的是，中午电影院停电，放映时间拖到傍晚才演。
当时我知道回家晚了家里一定会担心的，就跟那个人说了想回家，那个人说我票退不了，我领着你没事，回家我跟你父母说。因为那个时候在农村看电影，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能看一个战斗片吸引力简直太大了，我也就在恐慌之中同意了看完电影再回家。
等到看完电影往家走的路上，我就害怕了，一路老想着回家怎么办？当我到了家门口，没等敲门祖母就开门了，她捏着我的胳膊边往屋里走，边抱怨的说：你胆气真不少，这么晚才回来，不知道家里挂挂着吗？！我从小到大祖母从来没有这样用这种口气说过我，我知道母亲的这顿打是脱不了了！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跟在祖母的身后刚一进家门，就见父亲从炕上猛地跳下来，一把把我拉过去就要按到打，多亏了祖母及时挡住说：“不能打， 半宿了，要打等明天再打，别吓着孩子。”边说边把我扶起来说：“快跟你爸爸说，我改了，再也不敢了。”我赶快按照祖母的话说了一遍，爸爸头也没回到自己的炕上睡觉去了，我跟着祖母到了她的屋里，躲过了一劫。
那天晚上，火爆脾气的母亲反而异常的平静，一点也没有对我发脾气，只是一个劲地劝父亲。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我能够感受到父亲的那次发脾气和母亲的平静态度，真正体现出他们对我的那种大爱！因为父亲兄弟四个，大哥自从十六七岁去青岛学生意再无音信，二哥和四弟因病去世，只有他一个人生活在祖母身边，我是祖母身边唯一的孙子！
对妹妹的那次发脾气是在妹妹换牙的时候。妹妹牙痛，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了还是痛，痛得妹妹一个劲地哼哼。父亲和母亲先是哄，哄不管用就吓唬。不要紧不要紧，一吓唬妹妹反而哭起来了，哭得一家人睡不着觉。父亲便又吓唬道：“再哭，把你扔到院子猪圈里去！”妹妹还是哭，可能父亲真的急了，抱起妹妹就往院子里走，到了猪圈跟前父亲再一次吓唬道：“再哭就真扔啦！”妹妹还是哭。无奈，父亲只能无奈地把妹妹抱回家，改用哄的办法。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吓唬孩子了。
父亲虽然没上过学，却是一个懂得如何培养孩子的人。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写毛笔字后，过春节贴的对联父亲就鼓励我自己写。我不敢，他就将一些古人的典故鼓励我。先是选好了街门上贴“梅开富贵、竹报平安”，又找来几张一般的纸，叫我在这些纸上练一练，然后再帮我把写对联用的大红纸按照四个字折好，耐心地鼓励我、看着我来写。当我写出来，感觉不满意时，他却非常高兴地说：“挺好！我看着行，以后好好练，等明年再写得好一点！”
有了父亲的认可和鼓励下，我也就能放开了，还写了好多，比如：贴在门口树上的“出门见喜”，贴在院子里的“满园春色”，贴在父亲炕头墙上的“抬头见喜”，贴在祖母炕头墙上的“老当益壮”，贴在衣柜上的“衣锦满柜”，贴在粮缸上的“五谷丰登”，还有贴在猪圈上的“六畜兴旺”等等，这种锻炼，让我受益终生。
我上了大学以后，每一次暑假和寒假，父亲都会给我安排很多活，不会让我在家里“闲着”。比如，每到快要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就会有意识地不除猪圈里的粪了，而是留着让我回来干。几乎每一个暑假我都得除一圈粪，除完了还要用独轮小车推到地头去。每次寒假，他都会把地里种的黄烟、大葱、萝卜等让我骑自行车拿到周围的集市上去卖，有的集市离家有三十多里地呢。
大学四年，在父亲的安排下，我都没有闲着，特别是暑假，我还干过锄玉米地的活，卖过冰糕。有一年舅舅从无锡出差带回来尼龙丝袜子，都让我骑着自行车挨个村庄转着卖，只是再也没有跟着他学过瓦匠。
卖尼龙袜子的活，刚开始干的时候有两件事让我难为情，一件是每到一个村庄需要沿街叫卖；另一件是出来卖袜子的大多是一些“大闺女”和“小媳妇”。’特别是那些“小媳妇”常常跟我开玩笑，开那些让男孩子害臊的玩笑。
我上了大学后，父亲终是说，太好了，我的儿子再也不用在农村干活了！当我结了婚，我父亲又说，我的孙子将来也不用在农村干活了！记得当我带着我六个月的儿子第一次回家时，刚到家不一会就不见父亲和我儿子了，结果是父亲一大早就抱着我儿子到了大街上。我的爸耶！你这是第一时间向全村人宣布：我孙子回家来了！我有孙子了！
可惜父亲去世得太早，要不当他知道他的孙子留学澳大利亚拿到了双硕士学位和注册会计师证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他知道他的外甥留学德国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又会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不过我相信，在我带着孩子们到父亲的墓前祭奠时，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是非常的感到欣慰！
三年前，母亲去世时我就坚信，母亲一定是去了天国，一定是跟父亲相聚在了天国的百花丛中，共述分别了二十三年的思念之情！
爸、妈，安息吧！
父辈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