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
享年80岁
据澎湃新闻从上海作协获悉，著名作家叶永烈于2020年5月15日上午在长海医院去世，享年80岁。叶永烈，笔名萧勇、久远、叶杨、叶艇。1940年8月30日生，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一级作家、教授、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早年从事科普科幻创作，从11岁起发表作品，19岁写作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叶永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叶永烈创作档案”，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一批原始文献。出版180多部著作。
延伸阅读
叶永烈：我的一生，
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
方块汉字之中
惊闻叶永烈老师今天上午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作为70后，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着他的书长大，他的作品曾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回想起2015年他来北京，我曾独家专访叶老师，他对写作的热爱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叶永烈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他简直是个“多面人”：他曾是个爱好科学和写作的北大学生，他是个迷恋数码产品的“技术宅男”，他是“私家档案馆”的馆长，他是个锲而不舍的采访狂人，他是个刨根究底的“细节控”，他还曾被人误以为是便衣警察……他拥有特别精彩的人生。几年前的那次专访的情景，叶永烈老师说话的神态和语气，似乎还历历在目。
叶永烈20岁写了《十万个为什么》，21岁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22岁写了《科普掠影》、《生活科学》、《四季简史》、《知识之花》……叶永烈回忆，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校园，那时他是一名北大学生。很多人大概没想到，写出了影响一代人的作品的这位作者居然那么年轻。《十万个为什么》算是叶永烈的第一部大作，全套书900多个题目，他撰写了300个。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叶永烈科普作品的黄金时代，文革结束后，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月出一本书，一年连出10本的记录。可是1983年之后，他的科普作家生涯戛然而止，走上了另一条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的道路，文风突变给人们留下了“双面叶永烈”之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最终，还是他自己揭开了谜底。“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呼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二是在1983年底我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我决心离开科普界；三是经过考核，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首批专业作家，从上海科协调往上海作协，意味着从‘科’转‘文’。”就这样，叶永烈的目光从科学转向历史，他的人生色彩也变得更为丰富起来。
叶永烈在上海的书房
虽然我无缘参观叶永烈在上海的家，但是从他带来的照片中，我却可以一窥他书房的情景，书房里占据最大空间的是一个六层十二格的铁皮档案柜，里面是排列整齐分类标注的磁带、档案、书信，另一个从地板到屋顶的柜子里全是一摞一摞的手稿，甚至他家阳台上的游泳池也改成了档案室。有一张叶永烈在“游泳池”工作的照片，可以看到池中瓷砖都没有换，四面和顶上搭了玻璃棚子，原本下水的阶梯处加设了一个门，一溜齐腰高的书柜背对背在中间一字排开。“这个柜子是定做的。来安装的师傅一开始还以为我们家是卖鞋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有家鞋店也定做了一模一样的柜子。”叶永烈笑称他的家就是一个“私家档案馆”，而他自己就是馆长，这些档案不容小觑，里面有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叶永烈采访录音的磁带资料
“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我还是一个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我夫人说我这些年去北京的次数比去上海南京路还多。”当叶永烈笑着说起这些的时候表情很轻松，背后却是一次次艰难的采访经历。“旧闻记者”指的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这意味着叶永烈的采访对象大多数都是名人，这些人基本都住在北京，因为采访的常常是他们不愿提及的敏感事件，吃闭门羹，遭到冷遇是常事，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跑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来北京采访，都托朋友的关系住在公安部招待所，除了我以外，那里住的全是戴大檐帽的警察，可能是我住的次数太多了，后来人家都以为我是上海来的便衣。”锲而不舍的劲头和灵活多变的技巧让叶永烈成功采访到诸多名人，他三访张耀祠将军，首次把逮捕四人帮的细节公诸于世；他在中南海和陈云夫人长谈，了解了很多家庭趣事，使《陈云传》更为生动可信；他还通过采访和梁实秋夫人韩菁菁成为朋友，韩菁菁信任地把和梁实秋的全部书信给他看……
叶永烈一向以高产闻名，当我问起他这些年作品的总量，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科普作品1000万字，纪实文学1500万字，行走文学500万字，50多年总共写了3000万字的作品。”这是大多数作家都达不到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叶永烈对写作的热爱和激情，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将近一半的作品是他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使我能安安稳稳写作，这样，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
叶永烈曾经经历过两次“危机”，险些无法写作，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他被迫封笔8年，饱受煎熬，当终于有编辑找他约稿，虽然没有一分钱稿费，他仍然狂喜不已。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一家人吃完饭，妻子杨惠芬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支开，叶永烈就趴在矮矮的小饭桌上写字，写好的稿子放在菜篮子里吊起来，一摞一摞的。就是这么拼命地写，攒了一大批稿子，他文革后才能创造一个月出一本新书的奇迹。第二次危机则是失明。叶永烈的“视力衰竭”早在1991年就发作了，医院当时确诊是视网膜脱落，已经很严重了，他当即在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眼睛被纱布蒙起来了，医生嘱咐他说，一个月以内不准看书看报、不准写作，这对叶永烈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于是他就“盲写”。妻子杨惠芬解释什么叫盲写：“他眼睛不看，我拿一个木头的板子给他，上面有一张白纸，他拿着笔在上面写，写出的字，歪歪扭扭的，有时候是重重叠叠的，然后我再帮他抄。”然而，手术效果并不好，叶永烈的左眼从此就一点视力也没有了，而他的右眼又是800度的近视。视网膜脱落往往会两眼相继发作，所以医生劝叶永烈换个少用眼睛的职业，要他尽量不要再写东西了，因为发展下去别说工作，就是日常生活都将难以自理。他却说，不能换。叶永烈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电脑代笔。1992年，他就买了一台当时最新的“286”，使自己成了首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用电脑不像手写那样累，字可以放得很大，眼睛就轻松多了。用了电脑以后我就一直是50万字50万字的在写。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手稿了”。
叶永烈和本文记者合影
这次危机的一个意外结局是，叶永烈从此走上了“技术宅男”之路，叶永烈的家，常常让去过的朋友大吃一惊，除了电脑和数码相机，体积庞大的商务用复印机、一般家庭很少见的碎纸机、还有各种各样的最新电子产品让人叫不出名字。“就连我那在美国工作了多年的儿子，也称我是‘高科技老爸’。”叶永烈得意地说。由于视力问题，叶永烈曾经打算在2000年，也就是他60岁那年封笔，然而最终还是封不住，或者说舍不得封，花甲之后反而笔耕更勤，写出了20多本新书。最近，叶永烈关于上海的35万字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即将出版。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他说：“我把作品看成凝固了的时间，凝固了的生命。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之中。”
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上海这座城市如魔方般一刻不停变化了千百遍，可是叶永烈的上海故事，是从肇家浜那条泥泞、狭窄的弄堂缓慢开始的。记忆永远清晰，评弹的声音从对门原先是老虎灶的大众茶馆飘出，孩子们嘈杂嬉闹穿透了只糊了一层腻子的篱笆墙，忽然有人喊，叶老师，侬的挂号信哦。叶永烈从阁楼上弓着腰爬梯子下来，声音已经远了，窗户插销下面压着一张信封。邻居都是工人，来自周边的大中华橡胶厂等工厂车间。叶老师叶老师，他们这样恭称着这条由拆迁户私房组成的弄堂里唯一的大学生。祖籍温州的叶永烈和他的妻子，以及在这里出生的两个儿子，自自然然说着上海话，过着里弄生活。在后来的日子里，叶永烈去北京采访过无数次，也环游过全世界，但他只有回到上海才感到是回家。
采访者吴越（左），叶永烈（中），上海作协组织人事处胡斌（右）在“游泳池”书房
复苏的“小灵通”
叶永烈是一九六三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读了六年书，按苏联学制，读出来应该是“副博士”，但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副博士”没了，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机部上海电表研究所。叶永烈很熟悉上海。他的父亲解放前是温州商业银行行长，解放后成为温州市政协委员，经常提着大皮箱坐轮船出差去上海。他考上北大后，来来回回总是要从上海中转，父亲笑着叮嘱他，经过国际饭店仰头看时，要小心按住自己的帽子。与北京相比，他更亲近上海中西交融的风味，不久妻子也从温州来到了上海，可是叶永烈资历还浅，分房无望，只能赁居。偶尔一天，叶永烈和妻子在43路公共汽车站头等车，看到电线杆上贴着“卖房子”，两人正并头在看，一位中年妇女走来，引他们走进了那条弄堂，她是居委会主主任，告之，是一位老工人想卖掉私房。那时的叶永烈，恰好存有一笔钱，是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支付给他撰写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稿费。他们高高兴兴地搬进斗室，学会了用煤球炉烧饭、用筹子去取自来水，星期天和大家一样双脚踩在盆里洗床单，平时孩子放学回家就在隔壁邻居家做功课、吃饭。在艰难的岁月里，这条弄堂给了他们最大的庇佑。时轮转至1978年。这一年初夏，叶永烈十几年前就写好了的科学幻想文学《小灵通的奇遇》终于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改名《小灵通漫游未来》。那叠已经在漫长岁月中泛黄暗淡的稿纸，在“科学的春天”里大放异彩，它生动地告诉了人们什么是“四个现代化”，也复苏了了僵化已久的科学人文思维。一天，摄像机进了叶永烈的家，造成了整条弄堂的轰动。一位名叫富敏的电视台导演（她后来拍了电视连续剧《十六岁的花季》）前来采访。不久后的一天，晚饭时分，隔壁的隔壁邻居匆匆来敲门，来不及细说，把叶永烈拉走，拨开人墙，将他推到一台24吋的黑白电视机前，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放对他的专访。那时，叶永烈已经是上海科教电影厂的编导，并在科教片领域崭露头角，但这是他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形象，一时间如梦似幻。四十年来，《小灵通漫游未来》长葆青春，衍生出二三十种版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仍在不停重印，总共已经发行了400万册。叶永烈收藏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作为时代先声的三位代表人物——《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伤痕》作者卢新华和《小灵通漫游未来》作者叶永烈坐在一条长椅上，画家陈逸飞站立着为他们三个画速写。这是1978年这个年头的一份胶片记忆。1978年，画家陈逸飞(中间站立者)为宗福先（左一）、卢新华（左二）、叶永烈（左三）画速描叶永烈的“好运”在继续。1979年，《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先后在头版头条或显要位置发表文章，称赞叶永烈在逆境中坚持创作，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光明日报》在配发社论中还号召知识分子向叶永烈学习。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关心下，叶永烈获得1000元人民币的奖励，并指示有关部门给叶永烈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促使他更好地进行创作。1979年4月23日，中国科学创作协会简报上刊发的《应重视改善科普作家的工作条件》1979年7月1日，一张《租用公房凭证》和漕溪路漕溪公园旁边一间使用面积为32.7平方米的两室户的钥匙送到叶永烈手中。叶永烈首先把一本《小灵通漫游未来》放进了新屋，让“小灵通”第一个住进去。叶永烈是这条弄堂里十五年来第一个搬家的。这成了弄堂里又一次轰动事件，所有邻居都涌过来参观这间配有卫生间的新居，亲眼看到了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心，也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火热的开端。叶永烈于1979年7月1日获批入住的32.7平方米新屋的《租用公房凭证》1987年的一个早晨，叶永烈在洗漱时习惯性开着收音机，一条字数不长的新闻消息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消息说，上海作协将第一次公开招聘，引进一批专业作家。这时的叶永烈，已经被组织部门从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调到了上海科普创作协会，是副理事长，又是上海科协的专职常委，头衔一大堆 ，但他仍想回到创作中去。没有悬念地，他成为当年上海作家协会首批8位专业作家之一。其实，还在科协的时候，叶永烈就已经发表了诸多小说，包括在《收获》发表的《青黄之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腐蚀》，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在《文汇月刊》等刊物上发表的报告文学，更是“写一篇红一篇”，读者追着要看。进入作协后，在小说与报告文学这两者之间，叶永烈选择了后者，尽管他写小说也花了大力气，也开始结出果实，但他敏锐地察觉到，写小说的人很多，可是在报告文学领域里，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这片已然开禁的“禁区”还少有人涉足。他决定向高海拔地区进发。叶永烈的大学同学们恐怕要大吃一惊，这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小心谨慎的叶永烈。早年间，叶永烈因出身不好，总是独来独往、少言寡语。一早背书包去图书馆，晚上回宿舍倒头便睡，远离一切是非。现在的叶永烈完全转了180度，专写重大的文化人物和政治人物。越是别人不敢碰的，他越是敢碰。不是他吃了熊心豹子胆，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他宽阔的视野和求真的勇气。叶永烈相信，时代滚滚向前。写什么呢？叶永烈在上海已经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从心里认定自己是一名上海作家，承担着上海作家的责任。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全过程写出来，恐怕就是这份责任中首当其冲的一块。叶永烈骑自行车去一大会馆，馆长看到他说，你们怎么又来了。原来，在叶永烈之前，已经有两位老作家先后来了解过情况，但遇到绕不开的、当时又无法明确给结论的问题，皆无功而返。叶永烈说自己运气好，这一次又踩在了鼓点上，一些例如“如何看待陈独秀”、“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开始松动，叶永烈用信实的史料和当事人访谈，将上述问题一一解决，写出了《红色的起点》，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后两部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构成总字数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输出了台湾版，香港版，以及英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从此，“红色起点”——这个生动、形象而准确的概括，向全世界告知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众所周知，叶永烈在他所从事的重大政治题材传记文学中著作累累。在公众的印象中，他神通广大而又低调神秘。那么，几十年来，他在与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回忆、说辞和观点中，是如何摆正自己的立场与位置的？是如何掌握他手中这支笔的？叶永烈很早就提出了他的“两确”原则：观点要正确，事实要准确。一个是史观问题，一个是史实问题。关于史观，他用三个字作了解释：走正道。见过那么多特殊人物，写过那么多传奇人生，他有一个感悟：无论风云如何翻滚，一个人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政治判断力，选择正确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为了把握史观，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不知读过多少遍。关于史实，他的办法其实很“笨”：一有线索，立刻紧追不放；一旦采访，绝不放过一个“活口”——在世的当事人、知情人全都要采访一遍。他从来不肯东拼西凑。任何题材，如果没有第一手采访，没有自己独到的东西，他宁可不写。他深知，只有自己采访的、掌握的材料，才能让一本书变“活”，更重要是，有权威性，经得起时代淘洗。在叶永烈众多的著作中，还有一部特殊的作品，是他向1978这个特别的年份献礼、致敬与回顾之作，这就是《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这本以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题的长篇纪实文学，叶永烈早在1987年刚进入作协时就思量过，到1994年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直至1996年，他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终于写出了四十万字初稿，之后又作了大修改、大补充，几乎重改一遍，定稿时全书为六十万字。这本书初版于1998年，此后几乎每隔十年就再版一次，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时隔四十年，当全国涌起“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热潮时，曾以这样一部巨著来还原改革开放横空出世历程的叶永烈，也成为 “四十年40人”的受访人物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叶永烈：漫步在姚文元墓前
叶永烈：不服老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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