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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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作者:翟永明
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做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上山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启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积极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象,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那时,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他们对知青的态度,与梨花沟完全不一样,有着一种互利互惠的、充满民间智慧的方式。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看不到。我们需要每年挣上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盹。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了,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文革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著名的“我歌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运动之后,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直到今天,我也不太相信。
过了没多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最大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古、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高干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代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啊。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啊,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张拼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另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行李和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上海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什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两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70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两女或两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总之,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手拉手(视这两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落地配成了九对。
翟永明与好友
九对女孩配完后,总算太平无事。我后来常常想,幸亏班上女生是双数,如果是单数的话,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从那时开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双入对的。上课时的座位,也自动地调在了一起;复习时,两个女孩头挨头,窃窃私语。男生想要插句话,不是那么容易。
1986年西安第六届“青春诗会”代表,左起翟永明、于坚、韩东
上面这九对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为是我编的,是为了搞效果。但事实上,这些全都是真的,里面的故事多了,要写,可以凑成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我从来不记日记,记忆力也日渐衰退,记住的,只是这些事情的轮廓和大背景。那些轶闻趣事,全都随风消逝了。
1989年春海子去世以后,西川、骆一禾、陈东东、老木、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合影于中国美术馆前
终于,生活和学习,都翻过了七十年代这一页,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和就要离开学校之际,我们班的男女组合,突然发生了巨变。九对假凤虚凰中,起码有一半,这时公开和某位男生出双入对;公开地和他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也视这两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个饭盒里吃饭。
呵呵,禁欲时期的爱情,如同战争时期的谍战一样,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禁欲时期的恋人们不用人教,全都深谙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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