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物语丨杨莉莉：伊藤印象，感受日本传统女性的精神力量

作者简历

杨莉莉，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电视台新闻部。1987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日本大学教书至今。

原题

伊藤印象

（外一篇）

文字：杨莉莉

图片：万晓光

伊藤是一个服装店的店长，我曾有很多年在这个店买上班穿的服装，跟她算是老相识了。她不像一般的日本妇女开口闭口“主人”长“主人”短，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她的“主人”（日语“主人”就是中文“丈夫”的意思），却总说她的儿子甚至孙子如何如何。因此我无法判断她是否结过婚，也无从知晓她是伊藤太太还是伊藤女士，当然也无心过问她跟这个儿子的父亲是生离还是死别，是否曾有过一段镂骨铭心的恋情。好在我是她的老主顾，只要我一露面，总是她或其他店员来主动跟我打招呼“欢迎光临”，用不着我称呼她什么，我只要说声“你好”，或者“好久不见”就行了。

多年前我先生陪我在这个店买服装，我们用中文交换对服装的意见，伊藤听见就喜笑颜开对我们说，“你们是中国人吧？”接着她又问我们老家是中国什么地方，我先生告诉她是上海。她听了说太巧了，原来她1940年代在上海呆到战争结束才回到日本，她说看来我们跟她还真有些缘分。我问她会中文或者会上海话吗，她说可惜那时是在上海日本人学校上的学，不会中文也不会上海话。她说她的朋友去上海旅行给她带回中国的丝织台布，她非常宝贝，没舍得用。

她还告诉我们，战后回到日本，因为一切都非常混乱，她的户籍连年龄都被搞错了，少写了两岁。这样她在法律上的年龄比她实际年龄小两岁，而在日本是人越年轻越好，我们便说那太好了，别人还求之不得呢。她也说是，而且目前对她来说最大的实惠就是别人60退休，她可以干到62岁。我先生便开玩笑说，“那你等于是国立大学教授的待遇了。”她说，“是吗？那太荣幸了。”

这以后只要到店里不管买不买衣服，彼此见到总是要拉几句家常。后来那些年我一个人去的时候越来越多，伊藤会问“你的孩子们呢？”我就告诉她“两人在书店玩具店转呢”，或者“两人干脆不愿跟我上街了”。她还问“你的主人呢？”我的回答无非是“主人在电器店转呢”，“主人懒得陪我逛街，在家呆着呢。”伊藤听了总是笑，有时还说“我看你主人挺爱陪你买衣服的，你们夫妇关系一定挺Love的。”我说“哪儿啊，我主人可是个日本式‘亭主関白’（大男子主义）”，伊藤会被我的话逗得哈哈大笑。我要买衣服她会给我一些特别优惠，即使她不在的时候，店员也会同样给我多打些折，我总是开心满意而归。

有两年我去买衣服没见到伊藤，我也没在意，等有一天匆匆路过时，我看到伊藤站在店里，她显得苍老了很多，我这才发觉我跟她真是好久没见了。回到家我就告诉先生，我终于看到伊藤了，可是伊藤怎么会变得那么老。我先生说，其实别人看我们也感觉一样，伊藤也会觉得我们变老了，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而已。真是这样倒也罢了，我心里想。

有年夏天发了夏季奖金后，我先生有事不在日本，他让我自己去买些喜欢的东西，我逛到伊藤的店里，伊藤上来就叫住了我，我才说了一句“好久不见，您变得苗条了”，她就滔滔不绝跟我聊起来。她说不是苗条了，是大病了一场。按日本的习惯，我没有问她得了什么病，除非她主动告诉我病名。

伊藤非常爽快，告诉我两年前开了刀，以后就服用治癌药，可是副作用厉害得让她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她受不了，与其这么毫无意义地受罪，不如痛痛快快想干什么干什么。于是她不再服药，从副作用的折磨中解脱了出来，至今活得好好的，正常上班。

她说她工作就非要有个工作的样子，她绝对每天要提前半小时到店里，做好一切准备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她的乐观坚强和敬业的精神令人钦佩，我直称赞她了不起。她也好像忘了我是顾客，把我当做老朋友一样，接着跟我谈起她的生活。

我这才知道她住在政府公营的低租金住宅里，与独生儿子及三个孙子一起生活，不仅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还要照顾三个孙子的生活。我奇怪地说，“跟儿子一家住，您不正好可以享福吗？家里的事就放心交给儿媳做吧。”没想到伊藤说儿媳“不在了”，儿媳离开这个家庭了。我想这是生离不是死别，伊藤用的是“不在了”这一含混的表现，我不想深究是离婚还是其它，她那么忌讳用确切的词汇，这本身就包涵着他们家庭内的难与人言的隐痛。

她说儿媳３年前离开家的，大孙子当时已经考上了有名的私立男子中学。儿媳是一心要把这个长孙培养出来，私立再贵也要供。可是儿子认为没有必要供私立，上公立中学就可以了，只要努力都能成材。结果硬是让长孙退了私立中学，转入了公立中学。这下儿媳不依就离开了家。那时孙子们还小，老三还没上学，又有哮喘和皮肤过敏，伊藤只好又当奶奶又当妈妈，辛苦极了。

她早上6点就起来做全家的早饭和儿子孙子们午餐的盒饭，然后洗衣服打扫卫生，忙完家务再赶公共汽车来上班，晚上要忙到很晚才下班到家，等睡下就得11点多了。她说生病前每天晚上洗完澡喝一瓶啤酒，现在不能喝酒了，只好用天然水代替啤酒，忙完一天慰劳慰劳自己，坐在榻榻米的矮桌前喝上一口，“啊，那味道真是美极了。”伊藤说到这里，脸上洋溢出满足的神情，让我不由得猜想，喝天然水的那时刻也一定是她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算来伊藤早过了退休年龄，快奔古稀去了，我说这么忙碌这么操劳恐怕我都坚持不下来，她说连医生都为她的健康感到吃惊。她说起孙子们都说成“我家孩子”，俨然是母亲的口吻，“到我家孩子都长大为止，我不拼命努力不行。”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时间晚了，我什么也没买就匆匆告辞了。遗憾的是再过了一年多的日子那家服装店竟关门了，新开张的店一改老店风格，挂满大路货的女装，店里再也见不到伊藤的身影。尽管我不会再走进这个店，但路过这里我总会想起伊藤的面容、话语和我所知道的伊藤的片段人生，从伊藤那里我感受到传统的日本女性乃至很多日本人所有的一种精神和能量，那就是干什么都拼命努力，百折不挠，坚持到底。我相信她能拼命努力到她家孩子们都长大成人那天，并且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写于2004年7月

修改于2020年9~10月

一期一会

一期一会是日语，意思来自古代茶会的心得，大师利休的弟子宗二在《山上宗二记》里写到“一期一度之会”，就是说一生仅此一次相会。可以广义地解释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变化无常。但日语韵味又跟中文不完全一样。我的日本朋友说起她们四姐妹在闺中做姑娘的时代，当花道老师的姑母曾有一年多来家给她们教授花道，一边教插花一边讲人生的许多道理。可惜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别说跟已经上了年纪的姑母难见面，连四姐妹聚在一起都很难得，她感叹说这真是一期一会。我想这应该是很确切的实例。而让我深深感悟一期一会的是1990年代初我认识的近邻新田太太一家。

那时我留学毕业搬到我先生单位租的一幢新落成的公寓，新田太太来按门铃，我就跟她认识了。这里是郊外新开发的住宅区，她住在我家前边一幢设计得很可爱的公寓，担任着居民组织“自治会”里的儿童会的工作。她已获知我家有小孩，上门来问我是否加入儿童会。她向我介绍了儿童会的大致情况，我就答应参加了。接着她说她家下面的女儿跟我家大女儿一样大，可以一起玩儿。于是在我家孩子还没结识其他小朋友的情况下，她的女儿连同上面的儿子就常来找我家大女儿玩儿。我心里很感谢她的好意和关照。

记得那些天春寒料峭，我家订制的地毯还没到货，几个孩子在地板上玩儿很凉，我就拿了一块沙发罩铺在地板上给他们垫着。新田家的儿子那时上小学四年级，很懂事，他告诉我他爸爸工作的公司在全日本都有分公司，所以常常要因为公司内部的调动而搬家，近年好不容易才从外地搬回来，他们全家都不想再搬家了。他还把他爸爸亲手给他做的木制玩具拿给我看，我夸赞说你爸爸真了不起啊。我先生也说这位父亲一定是很顾家很爱家人的。

我们楼西边的路旁有一排樱花树，四年级的小男生从我家客厅指着窗外的那排樱花树告诉我，在日本法律规定樱花树是不许随便砍伐的。这话我是第一次听说，深感这个小男生有教养有头脑。后来我也认识了他的爸爸新田先生，见面总是要彼此鞠躬打招呼。

站在我家阳台就能看到前边他们楼和停车场，我常能看到他们家的车开进开出。这样的情景年复一年，新田家的兄妹二人渐渐长大，路旁那排樱花树终于因为土地开发造楼而获准被砍伐了，只有新田家的那辆白车依然如故。不知何时开始，他们楼的停车场里又多了一辆货车，新田先生开着去上班下班。新田太太跟我说她先生辞职自己开公司了，这样总算摆脱了日本工薪族要按公司指令在各地调来调去的宿命。

有一段时间，因为上班出门时间差不多，我常在公共汽车站碰到新田太太，我们一起等车上车，一路聊到下车分手为止。她比我大两岁，娘家不太远。她在我们市中心的一家鲜花店做零工，纯粹是为了出去换换环境，否则每天在家呆着无聊。她知道我在教书，总说我和我先生都是脑子聪明的人，小孩也一定都聪明，不用担心功课。我只能苦笑着一一否定。

到大女儿上了中学，我有次碰到她问她怎么老见不到面，她告诉我她去中学开家长会时在拐弯处被汽车把腿撞骨折了，所以鲜花店的零工也不做了，天天忙于康复锻炼，总算没什么后遗症都好利索了。我如果知道这事一定会去看望她，而日本人往往遇到什么生病住院的事儿不爱声张，想来她也是不想惊动四邻吧。何况日本在经济发达以后，近邻交往的规矩通常是不进家的，最多站到门口或门厅说话，这样不近不远，彼此都很轻松。

我当然有可以彼此进到家里玩儿的日本好友，不过，和新田太太呢是彼此不进家门的好邻居。有时在路上有时在院子门口，只要碰到我们就会说个没完。有次从外边骑车回来正好跟新田太太同路，骑到新田家的楼边，我们停下手扶自行车站着聊了很久，说到社会高龄化少子化和年金空洞化，担心晚年的养老问题。我说长寿也未必是福啊，新田太太马上说，别这么说，你肯定长寿，安心养老吧，说得我们都哈哈笑。

等我家开始在市里找房子准备搬家的时候，新田家的那个四年级小男生已经是大学生了。节假日，从他家外出回来的汽车里走下来的人，除了他们一家四口，还多了一个年轻的女生，新田太太告诉我那姑娘是儿子的女朋友。儿子大了也管不了了，连上大学考什么专业都没跟他们商量，找女朋友自然也是儿子自己做的主。

搬家的前一天我把感谢和道别之辞以及新的地址电话都写在信笺上，连同给新田太太的一点小礼物放进信封塞进了新田家的信箱。第二天大概新田太太也在她家观望我们这边搬家的动静，等东西都差不多搬完将近中午的时候，新田太太笑呵呵过来给我们送别，她特意送了一盒西点表示心意。这是她第一次进我家门，无奈已经是“家徒四壁”了，没法招待她。我日本式地对她说了一番，中文大意是：以后会寂寞了，不过我们还会在什么地方遇见，如果在路上碰到我，你一定要喊我啊。

搬家后我每隔几个月就要回到原来住处的一家美容院去理发。新田家住的公寓有个我总也记不齐全的时髦的法语名称，不过因为公寓外壁贴的是粉红色瓷砖的缘故，当初我一见到这个公寓，就随意地管它叫Pink Mansion了，并且非常羡慕新田家住的带两个阳台的大套。每次回旧地我都经过Pink Mansion新田家楼下的小路，复习公寓墙上钉着的法语名称，抬头看看二楼新田家熟悉的窗户和阳台，也远望一下我家曾经住过的公寓，看新搬来的住户晾在阳台上的衣物，猜想一下房子里住进来怎样的新房客。虽然从未碰到过新田太太，但我心里从未觉得有什么空档，因为新田一家永远地住在二楼，想见她我什么时候都有机会。

果然，有一次我在市里的大超市门口碰到了新田太太，那是初秋凉爽的傍晚，我们正面相迎，都同时认出了对方，非常高兴。新田说她那学设计的儿子在大学跟老师同学一起去上海实地考察，看到上海的繁荣发达，回来后一个劲跟家人说日本现在这么不景气，那Ｗ桑一家上海人呆在这儿不后悔吗。我笑着告诉她，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我们即使回去也跟不上形势了，还是老老实实呆在这儿吧。

后来有一次去这个大超市，我存放自行车时，忽然发现旁边的自行车上住址写着我家过去住的町，再仔细一看居然还写着新田女儿美雪的名字。我高兴得回家跟家人说，我们家跟新田家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在超市的存车处都当邻居。

几年后我又在市中心的路上碰到了新田太太，这次是我一眼先看到了正骑自行车的她，她视力不好，没注意到我，等她骑过来我就喊了她一声。她显得有些不修边幅，神情也有些憔悴。她说她先生的公司非常不景气，赤字严重，努力拼命干简直等于为了增加负债。另外儿子上的大学是私立的，学费昂贵，女儿又偏偏想考儿子上的这所大学，真是负担不起，打算让女儿去申请教育贷款。就连那个公寓的房租也成了负担，她说打算搬到边远的便宜的地方去住。

她曾经那么开朗热情，如今说着说着眼泪就在眼框里打转。她说，真是可恨啊这个世道让人伤心流泪，泡沫经济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并没尝到任何甜头，现在不景气首当其冲就是我们老百姓倒霉。她还很后悔，当时不该同意让她先生辞职办公司，办公司不仅要养自己一家还要对公司全体员工负责，眼下这么困难都得硬挺下去，不能撒手不管。而且作为主妇，她不仅要持家，还要照顾老人，她的老母亲摔坏了胳膊，生活不能自理，她和一个姐姐轮流去照料，她骑车来市里就是为了乘轻轨电车回娘家去。我对她说，现在即使在公司工作也一样人人自危，到处裁员减薪，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不会轮到自己。除此以外我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她，我让她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还让她多保重，然后我们就在初冬的寒风中告别了。

等我新年伊始回老地方去理发的时候，已是新田家搬走以后了。远远地我就看到新田家住的二楼的窗帘都卸掉了，透过一扇扇光秃秃没遮没挡的玻璃，可以看到人去屋空只剩下苍白的墙壁。这时我心里忽地有一个空洞在扩大，我意识到我以后不会再见到新田太太和她全家，也不会接到新田太太打来的电话了。我相信这就是一期一会，命中注定的。

写于2004年7月

修改于2020年9~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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