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五十四军军长
被造反的红卫兵绑架
作者：何蜀
1967年，韦统泰在重庆
（文革初期）驻重庆的陆军第五十四军兼重庆警备司令部，军长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韦统泰与军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因奉命给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俗称“思想兵”）当辅导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也遭到批判，特别是遭到“思想兵”原负责人中的刘桂兰、孟军等学生的造反，被搞得灰溜溜地说不起话，因为当时官方宣传的调子都是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初，毛泽东还没有发布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号令，所以韦统泰、梁大门对这些批判只好不表态，不作任何公开回应。可是造反的红卫兵决不罢休，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所教导的“不破不立”，必须把“反动的东西”批倒批臭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高潮。于是，便发生了堂堂军长韦统泰（取消军衔制度之前的原军衔为少将）被造反的红卫兵绑架的戏剧性事件。1967年1月8日，星期天，农历小寒节气刚过，但社会气候却热气腾腾：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造反派已经率先夺了区委和区人委的权，外地也传来上海的《文汇报》、成都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的消息。这天上午，被造反派讥称为“保皇四军”的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战斗军、文艺革命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到会人数不多，气氛压抑。这时许多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一般人带有鄙夷意味地简称为“思想兵”）的成员都已经宣布“造反”。重庆师专附中的“思想兵”大多加入了该校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八一五战斗团（该组织不久与校内另一造反派组织红旗兵团联合组成了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在1月8日前两天，一些参加了师专附中八一五战斗团的原“思想兵”成员，在一个北京航空学院学生的策动、组织下，去到五十四军军部即重庆警备司令部大门前，要求韦统泰、梁大门出来承认错误，不出来，他们就在门前静坐抗议。
参谋长耿志刚一看这些学生的来头有点不对，就对韦统泰说：“一号，还是我去见他们吧，你是军长，不能随便出去，有事我顶着。”
韦统泰摆摆手说：“他们非要见军长，我不出去不合适，难道我们还害怕群众吗？”
岂料，他刚走到营门接待室，就被围上来的十几名青年学生抬起来就走。警卫战士一看，一个个怒不可遏，不待命令，立即封住了军部大门。韦统泰担心战士们与学生代表发生冲突，就以命令的口气大声喊道：“把大门让开，谁也不许阻拦！”
他被抬上一辆大轿车，一条棉被把他捂得严严实实，开车就跑。
警卫连长气得发疯似地连哭带喊：“参谋长，你赶快下命令吧，我带人去把军长抢回来。”
耿志刚就像没有听到警卫连长的哭喊，拿起电话立即向谢政委汇报了情况。……耿志刚气愤地对谢政委说：“你给我一个连，我保证把军长找回来。”
谢家祥不急不慢地说：“我认为他们不会对老韦怎么样。如果派部队出去找，我最担心的是部队与青年学生发生冲突，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他们研究的结果，立即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电。《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同志被红卫兵带走的情况报告》连夜传到北京。①
这是后来韦统泰在国防科工委和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时的秘书逯守标大校所写韦统泰传记中转述的当时情况，因向他回忆这一事件经过时，韦统泰年事已高，可能会有某些细节的不准确清晰（比如是什么车，是否捂了棉被），但大体情节应该是清楚无误的，而且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从档案查阅到了这次绑架事件的具体日期：1967年1月8日，因当天五十四军党委即就此事向中央军委作了紧急报告。另外传记中没具体写到的情节还有：当时警卫连并未坐视军长被弄走，而是驱车紧紧跟随，一直跟到重庆市少年宫外面，看到学生们把军长簇拥进了少年宫，才向军部报告并请示下一步行动……
逯守标著《从书生到虎将——韦统泰将军》
韦统泰被学生们带到了设于重庆市少年宫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这个红卫兵司令部最初设在枇杷山公园，但因那里地势高（是市中心的制高点），上下交通不方便，市文革办公室主动提议他们搬到枇杷山下大马路边的少年宫。原负责红卫兵司令部工作的是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秦安全，搬到少年宫后，秦安全回学校去汇报，重大八一五总团正苦于总团工作人手不够，便把秦安全留下参加总团工作，让另一个喜欢在城里活动的勤务员周家瑜去管少年宫那边的事。少年宫原是国民党的最后一任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渝舍”，红卫兵司令部那幢楼房就是以前杨森一家的住所，文革以前是少年宫红少年艺术团各兴趣小组活动的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学生们安排韦统泰住进一个房间，生活上对他照顾得很好，对他就是一个要求：承认给“思想兵”担任辅导员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这个要求被韦统泰拒绝了，因为他担任“思想兵”辅导员是中共重庆市委提议后报经成都军区批准的组织决定，他是军人，执行上级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决不承认这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平时，他还跟这些学生进行交谈，讲他的战争经历，讲一些战斗故事，也听学生们讲当前文革形势和他们为什么要向市委造反的原因。这些中学生跟他的子女年龄差不多——他的两个子女分别在重庆的一中、三中上中学，这时正在外地串联还没回家。其间，他给军部打了一个电话，报告了他在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放心。一方要求认错，一方拒不认错，这样僵持下去显然不是办法。韦统泰被软禁在少年宫两三天后，红卫兵方面不知谁想出了一个下台阶的办法：将韦统泰公开批判后送回军部。一天晚上，红卫兵司令部在市中心灯火通明的解放碑下召开了“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韦统泰带到了大会上。大会安排了一些发言，特别是原“思想兵”的几个负责人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纵队孟军、刘桂兰、王桂香”的名义作了一个联合发言《老实交待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自从刘桂兰、孟军公开宣布“造反”后，她们的联合发言一般都是刘桂兰排名在前，孟军排名在后，而这次孟军排名在前，估计是身为五十四军干部之女的刘桂兰不大好当着韦统泰军长的面作这样的发言，就让孟军出面宣读了她们的发言稿。发言的主要内容马上摘录刊登到了1月15日出版的《山城红卫兵》报上，姑娘们对两位“辅导员”不再称“首长”，更不称“叔叔”，而是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
一个月以前，我们给韦统泰、梁大门写了封公开信。但至今毫无反应。甚至玩弄新的花招，想溜掉滑过去。告诉你们，这办不到！你们在刘邓的反动路线指使下，在李井泉直接指使下，违反中央军委指示，与黑市委里勾外连，扼杀革命组织，破坏文化大革命。你们借“抓革命、促生产”之名，调动军队向革命群众示威，别有用心地让军队绕过重大门前。我们质问你们，梁却说：“林彪说要突出政治，劳动第二。”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吗？你们还对抗十六条，挑动学生斗学生，利用辅导员的合法身份，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变成了重庆黑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高喊“重庆市委不是前北京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派出十员干将以《战旗报》记者身份整理“八•一五”的材料，监视“八•一五”的行动，恨不得把“八•一五”吃掉。……梁在谈话中说过：“怎么样？我们五八年从朝鲜回来就参加重庆市委，我们参加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参加黑帮的呀！”现在怎么样？韦统泰、梁大门，你们说呀！你们千方百计地保市委，结果怎样呢？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吗？韦、梁二辅导员，十五期社论、元旦社论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现在和人民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背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老实实向人民作检查，站到毛主席的人民的立场上来，改正错误，那就还是好同志，甚至还可以变为一、二类干部，如不然就会滑到与党、与人民对抗的地步。②
三位年轻姑娘的这个联合发言，现在来看也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刘桂兰本人就是军队干部之女，其父就是韦统泰的部下。她们敢于这样表示对自己曾经崇敬的“首长”、“叔叔”的决裂，显然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为了表明自己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立场，在那个“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年代，为了“革命”，亲娘亲爹都可以不认，何况什么“首长”“叔叔”！她们的发言主要批判了梁大门的一些言行，但矛头是对着韦统泰与梁大门两位“思想兵辅导员”的，韦统泰当时是否听到了这个发言，听了这样的发言有何感想，不得而知。但他的态度是明确的：不表态，不认错。双方僵持下去当然也不是办法。最后是怎样收场的？一位当年的目击者回忆了所见情况。这位目击者是一个初中女生，也是从“思想兵”中随时代大潮“反戈一击”参加造反派的，她当时正站在解放碑主席台旁边的台阶上，韦统泰被带上主席台时就从她身边走过：
那天是晚上，因为天很冷，我的印象很深，他穿的是军大衣，身材很魁梧，昂首挺胸，军人的风范很令人敬畏。那些人发言说了什么，我记不起了。我只是听到学生们发出声音，要韦统泰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韦统泰拒绝说，我没有错，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人呼口号，要求他低头认罪。他越不低头吼得越凶，当时就有人要冲上去了。
这时，韦统泰的行为让大家有些惊讶，只见他一个标准的军人向后转的姿势，对着那幅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脱了军帽低下头来。这样子下面的人看到他向毛主席认罪就罢休了。我觉得他很有个性，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很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原则，不轻易向台下人认罪。……那天他是被押去解放碑的，从我们一旁梯坎上去，被一群人押着走上台。他上去站在台上，就器宇轩昂地，站得笔挺笔挺的。那些人罗列他的罪状，他不说话。③
由于当时大形势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史无前例”的绑架事件并未导致重庆驻军与造反派之间更加尖锐的对立，反而促成了双方的沟通、了解。因韦统泰与造反派红卫兵有了多日近距离接触和对话，对这些与他儿女年龄相仿的“革命小将”有了进一步了解，进而认定这些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热情支持的“革命小将”并不是什么“反革命”、“暴徒”，而是开展文革运动应该依靠的“左派”，从而在毛泽东有关军队“支左”的指示下达后，五十四军党委便迅速确定了支持当时已经统称“八一五派”的重庆造反派的立场。
①逯守标著《从书生到虎将——韦统泰将军》，411～41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②《老实交待是可以的 想滑掉是不行的——在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摘录》，载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山城红卫兵》第十期第4版，1967年1月15日出版。
（选自何蜀著《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增补版，第四章《两大派分道扬镳》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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